“输血”与“造血”的政治经济学反思——兼论王安石变法与《遥远的救世主》

阅前提醒： 1.本人非专业人士，写作自娱，请轻拍。 2.此篇反思性、批判性较强，慎入。 在《遥远的救世主》中，丁元英将“农民靠自身崛起”称为“造血”，相对的商业逻辑称为“输血”。“输血”，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劫富济贫”，但这种模式发展至最极端，变成为了“零和博弈”，如结尾乐圣公司败诉，丁说“劫富济贫根本不是真正的救人之道”。 “输血”和“造血”的比喻，令我想起了王安石变法。高中时，老师对变法失败的原因总是笼统述之（“政策过于超前”等等），而当我们认真盘一盘王安石变法中具体政策的运作机制，便会发现这场以“理财”为核心、试图通过政府干预调整财富分配，实质正是“劫富济贫”，但这种模式却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我们以耳熟能详的青苗法、市易法和免役法为例： 青苗法是政府以常平仓资金为来源，在青黄不接时向农民发放低息贷款（年利20%，低于民间高利贷的100%-300%），收获后以粮抵债的政策。看上去这是贫农们的利好，但在指标摊派（“抑配”）的过程中，地方官员为完成放贷考核，强迫富户和无需贷款的贫农借贷，甚至将贷款与户籍绑定，甚至私自加息，变相恢复高利贷。这下好了，贫农们不仅款还没还上，富户们的生活质量和经济水平也因为这群“能干”的地方官吏唰唰下降，这种“劫富济贫”便成为了“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Jensen & Meckling）的注脚，即当中央与地方目标函数不一致，官僚体系就会为自身利益（政绩、寻租）扭曲政策；而当政府垄断信贷市场破坏利率的市场调节功能，也必然容易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 再来看市易法。市易法即设立市易务，以官营机构收购滞销商品，再以“平准价”出售给中小商人，意图打破大商人垄断的政策。当真正施行时，市易务官员却勾结权贵，优先收购特定商品，形成新的垄断联盟，甚至利用定价权低价强购、高价抛售，挪用公款投机。这哪里是“劫富济贫”，还不如叫“构建新型官商联盟”。 最后，免役法，即将差役（无偿劳役）改为“免役钱”，按户等征收，政府雇人服役。这是很明显的“劫富济贫”了，而既然是按照户等征收，“中产阶层”就要担起重负了：原免役的上三等户被迫缴钱，中产地主税负增加30%-50%（《宋史·食货志》）。 那么“劫富”是“劫”了，“贫”到底“济”到没有呢？根本没有，因为很多地方官都虚报了雇役成本，用差额中饱私囊，这直接导致政府理想预制的“中间选民定理”（median voter theorem）崩盘。最终，同时了损害富户与贫民利益的免役法引发了广泛抵制。 在《遥远的救世主》中，王安石变法式的“输血”被作者借丁元英之口否认，显然作者更赞成“造血”。但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丁元英贯彻其“造血”理念的“王庙村实验”真的这么无懈可击吗？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王庙村村民在格律诗公司的产业链中，本质上是作为“廉价劳动力”被整合进市场的。他们脱贫依赖的是压低自身劳动成本（如极端的工作时长、低保障的生产环境）而非通过技术升级或劳动价值提升实现收入增长。这种模式强化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剥削，使村民陷入“越努力越廉价”的恶性循环。如果从剩余价值理论的角度看，丁的这套设计实际上就是通过最大化榨取村民的剩余价值（压低工资、提高劳动强度）来实现产品价格优势，这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剥削逻辑高度相似（大胆开麦）。 由此，劳动异化加深了：村民的“自救”被简化为机械化的重复劳动（如手工打磨音响部件），其劳动成果与个人创造力、主体性完全割裂。这种生产方式剥夺了劳动者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将其异化为资本增值的工具。 接下来，我们来推敲推敲丁元英击垮乐圣公司的策略：丁利用低价倾销和资本运作（如依托德国品牌背书）建立新的市场垄断，也就是说，格律诗的成功并非源于技术创新或生产效率提升，而是通过破坏性竞争攫取市场份额。这种“以垄断反垄断”的手段，最终可能导致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高，形成新的寡头格局，以“造血”的形式重蹈王安石变法式“输血”的悲剧（从“旧垄断”变成“新垄断”）。实质即为自由竞争市场的理想状态被“丛林法则”取代，市场权力从传统巨头转移到更具投机性的资本操盘者手中，但并未改变资本垄断的本质。 此外，丁的启蒙依赖于“自上而下”的文化路径，王庙村的脱贫仅限于个体经济状况的改善，但未改变村民在生产关系中的底层地位。农民仍是产业链末端的代工者，缺乏对生产资料（如核心技术、销售渠道）的控制权。这种模式可能掩盖阶级矛盾的实质，让弱势群体误以为“努力劳动即可改变命运”，却忽视结构性压迫的存在。当乐圣公司通过资本和技术垄断占据产业链上游，王庙村村民仅获得产业链末端的微薄利润，这也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心-边缘”分工体系的缩影。 还有一个被作者忽略（甚至作为正面榜样树立）的问题，就是资本逻辑对社会伦理的侵蚀。丁元英将一切社会关系（包括扶贫）简化为市场交易和竞争，这种逻辑可能导致公共责任向私人资本的转移。尖锐一点说，丁元英的“扶贫”实则是将社会问题私有化，逃避对系统性不平等的制度性改革。 随之而来便是社会风险的转嫁：丁元英将市场竞争的风险（如法律诉讼、价格战）转嫁给村民，而自身作为资本和智力资源的掌控者却无需承担实际后果。这种风险分配的不对称性实际上就是在加剧社会不公。 丁元英在王庙村的“造血”实践本质上是一种精英主义的技术官僚方案——通过个人智慧设计一套市场游戏规则，迫使弱势群体在资本逻辑中“自救”。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看，这种方案无法解决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的冲突等等问题。 说到底，丁元英的“造血”可能终究是作者的“天道”，而非“我们”的“天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