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文化交流的历史语境

中国与欧洲都有着悠久的文本传统，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关注历史的记录中，就很容易会落到记史者的群体上。而有好的历史记录者，必然也会有坏的。他们由于各自所处的立场与境地不同，对于史料与史实的增减删改都有着不同时期的判别与结果。然而正是如此，那些勇于把事实真相还原于史书的记录者则显得尤其伟大与珍贵。

在世界范围中，由于中国的历史漫长久远，史实记录可勘查的也是可以回溯到远古中国，这样的情况非常明显的改变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关于这一点，欧洲方面有广泛的记录。野蛮与文明的进程催生了一方向另一方进行学习与文化的迁移。如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十七十八世界欧洲所写的“中国来信”一样的文本互动中，就有借着中国文化来讽刺本国文明落后的景观。

扩张，贸易，生存迁移，都会带来文明的迁移与群落，社会的重构。宋明两朝的史料编攥也成为历代的顶峰时期，而清朝在文字狱之下乾隆皇帝亲自参与的《四库全书》同样也是一个高潮。然而其背后的毁书亦是令人惋惜与无奈。

卫匡国，何大化，柏应理，德维诺，门采尔关于中国纪年历史，亦是对的西方呈现文本互动的侧重与推介。十八世纪的法国耶稣会士的纪年历史撰写更进一步升级了历史意识与复杂性见解。传教士对于多种版本多位注疏作者的文本参考下，也有着不同的解读。

其实在许多的西方作家的传世名著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诸多中国智慧的解读与领悟。西方传教士对于中国传统经文的传播也起到不小的功劳。如翻译项目中的《孔子》，《诗经》，《书经》，《易经》。伏尔泰就对中国的历史记载表示了充份的赞扬，并且欧洲也最终调整了它的纪年方法。

历史的文本交互是一场复杂传播影响的事件，疏离这样的影响有助于理解世界的进程，世界中心论其实亦是在消涨的文明拉扯中有了认知的改变。漫漫的时间长河中，交流与互动的途径中，谁又是谁的老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