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人院：研究处在极端之境的人
疯狂！你这大脑的混乱
你是什么，既给予欢乐，也引起痛苦？
幻想统治之暴政！
机械的幻想！它能大肆建造巨大的迷宫，
粗糙，脱节，全无形状，
充满恐怖，充满欢乐！
恐怖的形状，甚至让上苍的仁慈显得可疑；
欢乐的形状，只要看见它，就会劈开脾脏颤动的边缘。
“啊，岁月虚空！瞧这，天堂的印记已被你抹去！”
青春这般任性的胡为
这亲爱的儿子，又带给你怎样的慰藉？
惊惧地听到他啷当的锁链声
看到死亡与绝望缠斗！
看见他被你出卖给毁灭，
诅咒你自己吧，诅咒你的金钱！
威廉·霍加斯的组画《浪子的历程》终结于（第8张画）伦敦的伯利恒精神病院（Bedlam）。主人公托马斯·瑞克维尔（Thomas Rakewell，姓名中的“rake”即“浪子”“登徒子”，“to rake”意即“贪婪地攫取”）先是在上流社会、接着又在酒馆和赌场将他那吝啬父亲留下的遗产挥霍一空。无论是他忠贞的情侣萨拉·杨，还是他与一位富裕老女人的假结婚，都没能让这位浪子免于负债入狱及沦落至疯人院的下场。在这幅图上我们看到他——带着可能是自己捅的刀伤——颓然地躺在地上。围着他的是萨拉、一名牧师和一个看守，后者正在摆弄他的脚链。在背景处可见形形色色的被关押者，包括一名宗教狂热分子，一名政治空想家，还有一位忙得不亦乐乎的伪学者。身着白色衣裙的高贵女士们是来猎奇的游客，因为伯利恒精神病院在当时是极具吸引力的景点。她们代表着观察者好奇的目光，可能是出于偷窥、抑或是心理学研究的兴趣。
伦敦的伯利恒以及巴黎的比赛特尔这样的精神病院，它们标志着已过渡到对疯癫的新理解：疯癫不再被视为是一种魔鬼附体的现象而是值得研究的病症。作为学科的心理学与此同步诞生。对于18 世纪的人类学而言，疯人院就是观察人内心活动最重要的场所。在这里，就像在法庭、监狱与刑场一样，可以从极端的角度来探究人性。这些“恐怖之地”不仅是对自然科学家的挑战，同时也激发画家和文学家们创作出不同寻常的艺术作品。疯人院成为艺术与文学的热门主题。譬如霍加斯就凭借他的组画大获成功，甚至有人在画作还未完成时就悄悄潜入他的画室，然后凭记忆将它们复制下来。伯利恒精神病院的这一幕后来以铜版画的形式广为流传，启蒙主义者利希滕贝格曾对此作了详尽的阐释。在本章中，我们将从两种不同的体裁着手，来探讨这一主题：一是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1800 年的一篇书信报道，二是马蒂亚斯·克劳迪乌斯（Matthias Claudius）1782 年的一则文学改编。
“恐怖之地”与利希滕贝格对画的解读
迷人的地方［locus amoenus］是恋人们田园诗般的庇护所，与此相反，疯人院则被人们称为极端之所［locus extremus］，甚至是恐怖之地［locus terribilis］。当时的人们在这惊悚之地寻求一种异样临界体验带来的精神刺激。就像是山峦的陡峭峡谷和未设保护的台阶诱人去与危险游戏，使关于崇高的美学从仅是表演的悲剧舞台移到了自然的真实舞台一样，疯人院也受到了持久的追捧。在绘画与文学中，它被花样迭出地演绎，成为一种类型和模式（Topos，在希腊语中该词意为“地点”）。在 1913 年的《日记》中，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记录了他在罗马游历此类场所的经历，还在《没有个性的人》（1933）中对这一经历再次做了文学改编。另外，穆齐尔使用的也是“疯人院”这一概念，它在研究中早已作为类型史根深蒂固（参见Bennholdt-Thomsen/Guzzoni 1982; Košenina 2007）。在启蒙时代，绝大部分这种具有多功能的机构都叫“看守所及疯人院”。1805年，拜罗伊特建立了“精神病人心理诊疗所”，这不仅是在命名上的人道化，它也是德国第一所心理诊疗医院。
在去伦敦的大批游客中，几乎没有人会错过去伯利恒医院一游的机会。只需付极少的门票钱，就可以享受到形形色色的服务。许多迹象甚至表明，病人们的举止的疯狂远超他们的真实病情，只为获得更多的小费（参见Hattori 1995）。利希滕贝格借用了自己在1775 年的亲身经历，十年之后写成了《霍加斯铜版画详解》（Aus führliche Erklärung der Hogarthischen Kupferstiche）。霍加斯对伯利恒医院的描绘只是艺术史长河中的一例而已（参见Kromm 2002）。类似的场景描绘还出现在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讽刺小说《一只桶的故事》（A Tale of a Tub,5. Auft.,1710；德语译名Märchen von der Tonne，1729）、托马斯·罗兰森（Thomas Rowland son）的政治漫画《疯人院》（The Hospital of Lunatics，1789）或是戈雅的油画《疯人院》（Casa de locos，1808年前后）中。
利希滕贝格在解读画时遵循的修辞结构在其他体裁中也找得到：一般是跟随着一名看守的指引，他常会以亲切友善的谈话形式，开始带领大家游历参观，访客、更确切地说是观察者的目光，会从一个房间移到另一个，从一个个案转向下一个。对于被观察病人的简短评述给人以一种井然有序的印象。事实上，当时人们已经开始根据特定的病症来区分不同的心理疾病，并在分类系统中对它们加以整理描述（即“疾病分类学”）。这种一一道来的全景式叙述依照悬念递增的修辞原则，往往以对一个尤为严重、悲惨、惹人怜悯的病例的思考而告终。
利希滕贝格也是以漫游者式的目光跟随着霍加斯。但他并未将一件耸人听闻的事件作为焦点，而是注重许多分散的小效果。他的观察方法是具有革命性的，因为他将所描述的现象调整或转至所有可能的方向，斟酌角度，小心翼翼地去触碰那隐藏的意义关联。旅行家格奥尔格·福斯特在民族研究中运用到的理解式的观察，利希滕贝格也在他谨慎的评画过程中做到了（阐释学）。他对霍加斯的解读可谓名副其实地让人对其绘画开了眼，即使对文学研究者而言，它也是极上乘的阐释艺术。
《霍加斯铜版画详解》（1794—1799）最初是由哥廷根 Taschen Calender 出版社发行的，在它的首版前言中，利希滕贝格总结出了这一方法。他不愿用“短促而干瘪的词汇”来平庸无味地说明“事物的含义”，而想用画家的眼睛及作家的手段，来理解与诗意地呈现所表现的内容：
艺术家画出来的东西，也一定可以照样把它说出来，即如果艺术家能像运用刻刀一样来运用笔锋，那么他会如何将画的东西用语言表达出来。（Lichtenberg 1968ff.,Bd. 3,S.660f.）。
在描绘瞬间的绘画与描写完整情节的诗意语言之间，利希滕贝格不仅在考虑它们在媒介上的差异，他还在思索一个现代的评论者该有的自信。有人认为他可能违背了霍加斯的原意，对于这样的指责，他并不买账，“只要我没有把画上原有的东西想没了或解释没了就行”（Lichtenberg 1968ff.,Bd.3,S.665）。
利希滕贝格觉得霍加斯是个“捣蛋鬼”，在“暗中埋伏下套，使阐释变得扑朔迷离”（Lichtenberg 1968ff.,Bd.3,S.827）。他的阐释者也效仿他，从来都只是小心假设，绝不把话说死。他不断询问：“那么我们这样理解对吗？真是如此吗？”（Lichtenberg 1968ff., Bd.3,S.909）。到处都充斥着“顾虑的信号”，如“我觉得”“我担心”“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我倾向于”这样的字眼，辅以像“估计”“也许”“可能”等相应的副词（参见Wieckenberg 1992,S.46）。利希滕贝格寻求的是阐释的多义性，所以会邀请观察者主动去参与理解霍加斯字谜画的过程。对《浪子的历程》第 8 幅与最后一幅画的解读也是如此，它依循的是下面的人类学前提：“应该可以从伯利恒精神病院人们的疯癫状态中更好地推断出，何以为人，在这点上超越前人”（Lichtenberg 1968ff.,Bd.2,S.143）。认为霍加斯运用他的“刻刀”，就像戏剧心理学家莎士比亚和表现艺术家大卫·加里克一样，提升了“所有阶级人的直观认知”，这样的评价也是同一个意思（Lichtenberg 1968ff.,Bd.1,S.466）。
利希滕贝格敏锐地觉察到，那些重病号都被关在编了号的牢房里（Lichtenberg 1968ff., Bd.3,S.901–910）：左边的第 54 号房内，住着是一位迷信的宗教狂热分子；他的上方有三张圣徒像、一个十字架，还有透过窗户射进来的启蒙的耀眼之光，他却保持着祈祷的僵硬姿势；在第55号房内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头戴草冠、手持节杖的政治空想家，正在当着女士们的面朝空中小便；在大门紧闭的第56号房内可能掩埋着一段不幸的爱情。门前有一些出来放风的病人在吵吵嚷嚷，都是清一色的光头，因为当时人们认为，这样可以让脑子里的那些古怪念头更方便出去。在画中央的三人组是测量艺术家们：其中一人正将他的计算结果写到墙上，上方有“经度”的字样，也许是为了获得 1614 年确定经度方法比赛的大奖，奖金优厚。站在他前方的助手，将一张星图卷成筒状，在观察天花板—抑或在偷窥那两位女士？裁缝则头戴描样、手拿量尺，貌似在讥讽她们。右边的“三套车”利希滕贝格解释为是信—望—爱：上方是关于教皇的漫画像（因为教皇拿着一个简陋的十字架，戴着三重冕）；他前面是一位维特式的、正在恋爱中的忧郁症患者，脖子上套着一个类似花环或是绳子的东西，身旁还有一个拉小提琴的人，头上顶着乐谱，脸上是疯癫的空洞笑容。
比所有这些精彩的细节观察更为重要的是利希滕贝格的洞见，认为这方寸之地（直至右边高高的铁栏杆）的“微观宇宙”与“广阔的宏观之伯利恒 ，即世界本身”之间是类似的（Lichtenberg 1968ff., Bd.3,S.902）。在浪漫派将疯癫视为灵感源泉之前，利希滕贝格就已提升了它的地位：
曾有人激动地对着一个疯子嚷嚷道：“但你知不知道，你是在疯人院住着呢？”想让他迷途知返，结果疯子却无比淡定地看着他，反问道：“那你就确定你没有住在疯人院里吗？”（Lichtenberg 1968ff.,Bd.3,S.906）
正是由于极度地不确定，疯癫起于何处又终于何处，该如何来解释这类现象，经验心理学的先驱者卡尔·菲利普·莫里茨才会焦急地为他的《经验心理学杂志》（1783—1793）寻找证据。作为心理学家的席勒在 1786 年时也曾宣称，“验尸、医院和疯人院”是人类学研究的绝佳源泉（Schiller 1992ff.,Bd.7,S.562）。
（节选自本书第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