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窗口不会永远敞开

21世纪初中国的那一轮经济腾飞，至今令人感到印象深刻。出口激增、城市化迅速推进，社会发展进入前所未有的快车道。这一切看起来可以归功于加入WTO和全球化，但更深层的原因，其实可以追溯到更早的20世纪末——那些在压力中推进的关键制度改革，包括政府、税制、银行、国企、媒体、户籍等多个方面， 为后来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基础，虽然这个基础并不牢固。

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开始显现：行政干预导致市场的不确定性，创新和创业面临制度性掣肘，一些资源分配机制逐渐偏离效率与公平的轨道，公众信任和社会活力受到影响。 在本书写成的2012年，社会处于关键转型期， 社会矛盾激化（如强拆、腐败、食物安全），民间和学术界思想活跃，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当年在天涯论坛和新浪博客上接触启蒙思潮的70后80后一代，大概对此并不陌生。

然而，受到美国次贷危机和北京奥运会影响，当时“中国模式论”甚嚣尘上，体制改革陷入停滞。“中国模式论”的核心论点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及其对社会的强力管控，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并以此为豪。该理论的支持者常常列举北京奥运会的成功、高铁网络的快速建设，以及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维持GDP高速增长等案例，作为这种模式优越性的证明。

然而，吴敬琏直指这种观点存在根本性的谬误。他反问道：如果强大的政府和统一的计划就是经济成功的秘诀，那么如何解释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在权力更为集中的“全能型政府”统治下，中国经济却陷入了长期的贫困和落后？他认为，将短期内通过大规模政府投资推动的工程（如2009年为应对金融危机而推出的4万亿投资计划）视为体制优势的体现，是极其短视的。从长远来看，这种依赖强化政府权力干预经济的做法，潜藏着巨大的风险。

吴敬琏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真正原因，并非源于国家主导的强大控制，而是恰恰相反，源于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这种增长的根本动力在于：改革为民营企业开辟了活动空间，使得中国民众被压抑了几十年的创业精神和积极性得以释放；市场的建立，使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能够从效率较低的部门流向效率较高的部门，从而提升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同时，对外开放战略使中国能够利用后发优势，大规模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与技术，学习现代管理经验，快速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这些才是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真正基础，而非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

吴敬琏在书中痛陈，中国改革的一大困境在于其不彻底性，形成了一个“半管制、半市场”的混合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政府依然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制高点”，如石油、电信、金融等关键行业，同时还拥有对土地、矿产等重要资源的支配权，以及不受有效制约的行政审批权。这种权力结构不仅使政府对经济命脉拥有压倒性的影响力，也为市场化改革设置了隐性的障碍。

更为严重的是，当不受制约的政府权力与市场经济结合时，便为“寻租”活动打开了巨大空间。由于公权力极易在市场中兑现为个人收益，导致腐败现象层出不穷，财富分配极度不均。吴敬琏引用数据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16上升至2012年的0.5，逼近社会矛盾激化的临界点。

这里笔者需要补充一点：在现代社会中，收入差距拉大往往是一种健康的信号。一个好的程序员，创造财富的能力是糟糕的程序员的成千上万倍，二者收入相同反而不正常。只要游戏规则相对公平，收入差距拉大反而是市场奖励机制起作用的表现。这个结论相当反直觉，但却是事实。一方面，我们要杜绝市场中不公平的财富掠夺，但另一方面，只要财富是凭藉正当生产经营活动得来的，那么财富差距就应当被保护甚至鼓励。

吴敬琏在书中警告的，是一种东西方共有的痼疾——权贵资本主义。它不再以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为主要动力，而是依赖于官商勾结、资源垄断和政策套利。在这样的机制中，效率受到侵蚀，社会阶层固化，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活力被边缘化。因为成功不再取决于市场竞争中的创新和效率，而是取决于与权力的亲近程度。

吴敬琏认为，如果不能下定决心深化改革，任由权贵资本主义的趋势继续恶化，中国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

首先是社会撕裂。权贵资本主义会导致社会两极分化：极少数人依靠权力积累巨额财富，而绝大多数人在不公平的恶性竞争中苦苦挣扎。这种分化将激化阶层矛盾，腐蚀公众信任，瓦解社会共识，最终可能导致社会走向结构性崩塌。

其次是极左势力的回潮。权贵资本主义的存在为极左思潮提供了绝佳口实。这些极左派人士利用民众对腐败和不公的愤怒，将所有问题归咎于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本身，进而主张“回到公有制时代”。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重新消灭私有制”，恢复国家对经济的全面控制，重拾“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吴敬琏警告，这是一条已被历史无数次证伪的死路，但却可能因现实不公而死灰复燃。

因此，他强调，“中国模式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它美化了导致腐败和不公的制度因素，为既得利益集团阻碍进一步改革提供了理论借口。他大声疾呼，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唯一的出路，是下定决心重启改革议程，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革，建立真正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从而避免滑向权贵资本主义的深渊。

其实事后看来，当时的很多问题并非中国独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刚刚迈进中等收入阶段时，都曾面临类似的挑战。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韩国面临威权治理弊端与经济结构失衡，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与司法独立，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智利在经历皮诺切特时代后，通过市场化改革与制度重建，实现了持续三十年的增长。

而印度则是一个典型的反例。印度虽然自独立以来建立了民主制度，但由于官僚体系臃肿、产权不清晰、审批制度繁复，其经济发展长期受限。特别是在1947–1991年之间，印度推行“许可证制度”，几乎所有产业活动都需政府批准，导致企业创新动力严重不足。1991年外汇危机后，印度虽然开始市场化改革，但由于利益集团的阻挠，未能同步推进司法、土地、劳动保障等制度建设，导致经济活力仍受结构性制约，增长时好时坏。

国企

进入新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吴敬琏的很多担忧都正在成为现实。其中最明显的趋势，是国有企业的再次扩张。

国企曾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战略性行业中发挥关键作用，但也曾遭遇严重的体制瓶颈。90年代后期，国企普遍面临盈利能力低下、过度冗员、产权模糊、激励机制失灵等深层困境。1997年，中央提出“抓大放小”，大批中小型国企被关停并转，国企职工下岗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痛苦记忆。与此同时，一批竞争性行业逐步向民营资本开放，国企逐步退出部分非战略领域。

这一轮国企改革虽然代价巨大，但也为此后经济腾飞扫清了制度障碍。民营经济得以发展，市场竞争日益活跃，而大型国企也在重组与上市中实现相对规范化。这一阶段的改革逻辑是明确的：让市场做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而不是让国家通过企业直接掌控经济命脉。

然而近年来，市场结构正在悄然发生改变。中国市值最高的100家上市公司中，国营企业的市值占比已从2020年的50%，重新膨胀至2024年的70%。

国有企业占据了超过60%的银行信贷资源，吸引了绝大多数高端科研人才（两院院士人数为民企的20多倍），优先享受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和监管豁免，但其产出效率却相对低下。2021年，国企纳税占比24.3%，资产利润率仅为1.27%，还不如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相比之下，民营企业贡献了59.6%的税收、超过90%的城镇新增就业岗位和70%以上的新增专利，资产利润率4.3%。

这里有人会说：国企需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不能只用盈利状况、就业岗位和技术创新能力来评价。没错，政府需要考虑不同行业的具体情况。比如高效率、创新驱动型的行业更适合民营企业，而投资大、回报低、回报慢、具有公共属性的领域更适合由国有企业承担。以美国为例，美国国有企业被称为联邦公司，仅占GDP的5%，主要集中在航天、邮政、公共设施等市场激励不足的领域，且管理严格，不能上市，也没有竞争特权。

相比之下，中国国有企业GDP占比为25%，在土地、能源、资金等要素的获取上，国企通常享有优先配置权。在烟草、石油、电信、电力、铁路、航空、金融等关键行业长期垄断，民企基本难以进入。同时，国企还经常享受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和监管豁免。即使经营效率低、债务高企，也能获得政府“兜底”保障。

好在并非所有行业都始终由国企主导。改革开放以来，在家电、汽车、物流、互联网等多个领域，国家逐步放开市场准入，引入民营与外资企业参与竞争。这一转变极大地提升了行业效率与创新能力。格力、美的、比亚迪、阿里巴巴、腾讯等民营企业正是这种竞争环境的产物，成为支撑中国现代产业体系的中坚力量。相较之下，那些仍被行政主导的垄断行业，其市场活力与资源配置效率仍有待提升。

国企的再度扩张，正在实质性地压缩民营企业本就不多的生存空间，使得效率与创新重新被权力逻辑所取代。在一个权责边界不清、缺乏独立监督的制度环境中，国企往往更容易滋生寻租、低效甚至结构性腐败，而这些代价最终究将由整个社会承担。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趋势不仅改变了企业生态，也动摇了社会信心。当民间最具活力的创新力量遭遇“看不见的门槛”时，人才、资本和技术自然会重新权衡自己的走向。2018年，有超过5万家创业公司获得风险投资，而到2024年这一数字只有400多家，不到2018年的零头。年轻人创业热情不再，考公上岸正在成为新的时尚。

外资

不仅是本土资本望而却步，国际资本也在加速流出。根据世界银行国际收支平衡表（BOP），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净流入从2021年的344亿美元锐减至2024年的18.6亿美元。直到2021年，中国还是全球FDI的最大接收国之一，随后两年却相继被印度和印尼超越。原本可能流入中国的资本，正转而流入那些制度更透明、政策更稳定的新兴市场。这其中固然有地缘政治变化的因素，但更多是对市场预期的重新评估。

事实上，过去三十年里，中国之所以能在全球FDI竞争中脱颖而出，并不仅仅靠市场规模或劳动力成本，更在于制度上的巧妙设计：地方政府为争夺外资展开激烈竞争，从出口加工区到税收减免，形成了高度灵活、资本友好的“准市场化”机制。彼时的中国，对国际资本而言，是“高增长 + 高配合度”的理想目的地。

而今天，中国资本市场的风险已不再是“看得见的管理”，而是“看不懂的政策”。监管边界模糊，政令变动频繁，从平台经济到数据出境，从环保限产到行业整顿，很多政策既没有缓冲期，也不明确解释实施标准，导致企业与投资者难以规划中长期行为，风险预期大幅上升。市场最怕的不是规则严苛，而是规则模糊，缺乏前瞻性和透明度。这也是为何即便人民币资产依然具有估值优势，国际资本仍选择用脚投票，大幅减持。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世纪90年代的以色列。早期尝试直接投资失败后，以色列政府意识到，自己既无法有效筛选投资项目，也缺乏持续投资的能力，于是转而与国际顶级风险投资机构合作，通过“政府兜底、外资优先”的机制，大幅提升了市场信心。短短几年内，不仅吸引了国际资本，更带动了以色列本土风投产业的爆发式增长，本土风投基金从20只暴增到500多只，高新技术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了名副其实的“创业之国”。

而中国近年来开始反方向的制度演化——从曾经吸引全球资本的开放宽松、积极改革，逐步转向不确定性上升、信任感下滑的保守封闭。早在2016年，以欧盟商会为代表的多国在华企业组织，就对《网络安全法》等关键法规缺乏透明程序表示担忧，此后也多次警示：“中国政策频繁变动、执行标准不一，正不断侵蚀外资企业的信心。”商会一再呼吁中国“恢复可预见、可信赖的市场环境”。商会主席伍德克更是直言不讳：“我们不是因为中国变差了才离开，而是因为我们再也看不懂它了。”

理性

和很多人看法相反，吴敬琏并非“绝对的市场自由主义者”。他认为，无论是坚定的政府干预支持者，还是绝对的市场自由主义者，都应采取更为平衡、理性的视角，不应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误区：如果强调政府主导，就赞成政府包办一切；如果主张市场主导，就全然否认市场的缺陷。这种左右对立的极端叙事，很容易让人忽视真实世界的复杂性。

他举了哈耶克和凯恩斯信件往来的例子：哈耶克在信中并不反对一切政府行为，凯恩斯也承认市场才是长期有效的解决机制。二者的真正分歧在于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应设在哪里。在哈耶克看来，政府应当“为市场提供制度框架”，而非“代替市场作决定”；在凯恩斯看来，政府应当在市场陷入“有效需求不足”时提供支持，而非日常掌控经济方向。

吴敬琏正是在这一点上强调，中国改革的难点并非在于“选边站”，而在于建立一种可持续的制度边界，让政府不缺位、不越位，真正回到“有为而有限”的角色定位。这种边界的设定，才是成熟市场经济的根本保障。

历史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19世纪末的中国也曾面临类似的抉择。清政府倡导洋务运动，科技强国，但始终停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层面，引入了许多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但由于缺乏配套的制度适配，改革始终流于表面。满清政治体制的保守陈旧、产权模糊、法治不彰，导致“督办企业”创新动力不足、资源配置低效，最终错失改革良机。

相比之下，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几乎同时发起，但日本是“真学真做”，从制度、法律、教育到思想观念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结果日本社会迅速现代化，在甲午战争中大败中国。之后满清政府迫于社会压力开始戊戌变法和君主立宪，但在保守势力阻挠下半途而废，甚至妄图重新闭关锁国，杀教士杀洋人，最终导致了八国联军进北京的闹剧。

慈嬉太后在八国联军后下了《罪己诏》，表明要痛下决心搞制度改革。后来清政府也确实颁布了一些还不错的政策，但改革的窗口已经错过。

这种“技术崇拜、制度落后”的路径，屡屡在近代历史中重演，说明任何单纯依靠技术或行政力量的改革都必将遭到反噬，陷入“看似变革，实则维稳”的困局。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步推进，经济改革的成果也可能得而复失。

历史的列车从不等待，改革窗口不会永远敞开，而信任一旦丧失，就再难修复。机会转瞬即逝，在维稳与改革之间作出更勇敢的选择，或许正是这个时代的真正命题。

参考文献：

吴敬琏，马国川，重启改革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