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盐商传奇：查氏家族两度判死却能逆天改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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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问新书《亦官亦商：明清时期天津的盐商与社会》，揭秘了明清盐商的生存法则，全景展现了盐商与国家、社会的动态博弈。
作为明清天津盐商的缩影，查氏家族的兴衰史可谓就是一部浓缩的 “亦官亦商” 启示录。
从江西临川迁徙至津，查氏凭借盐业崛起，在官商交织的漩涡中两度涉险判死却奇迹重生；他们构筑的水西庄，既是文人雅集的文化地标，亦是权力周旋的社交舞台，连乾隆帝都曾在此驻足。
家族五代绵延，或科举入仕，或联姻权贵，“阔查” 之名一度成为财富的代名词，却终因经营失当、挥霍无度与官场倾轧，从鼎盛走向衰落。
这段跌宕起伏的往事，道尽了盐商群体在权力与资本间的挣扎与博弈。
查氏家族：盛极一时的水西庄
文 | 关文斌
张氏和安氏败落之后，查氏继起，成为天津盐商社会文化网络的领袖。
查氏在天津的两个主要支派可追溯至江西临川。
1590年，以查聿和查秀为首的一支迁徙到今天的北京郊区宛平。
这个家族经历了明清之际的改朝换代，以“义不可辱身于贼”，一门“七烈女”自杀，被文人称颂。
查秀的孙子查如鑑曾任扬州府江都典史，他去世时，其子查天行（1667—1747）才3岁。
自此以后，这个家庭尽管陷入了贫困之地，却拥有相当多的社会关系。查天行由其任仪征知县的姐夫抚养成人，在他父亲诸多朋友的帮助下，事业迅速发展。
他定居天津，先供职于工部关。这是一个虽地位低但有油水的世袭职位，缺份可以随意买卖。
但是，在查天行看来，长芦似乎更有诱惑力。于是，他成为张霖的合作者之一，牵涉入案，亦被查参，只有125 081两银的资产，却向内务府称贷21万两。
他被投入了监狱，并被判死罪。但是，查天行不像张霖，他与亲家金大中清偿了所欠的117 500两银。
察察为明的康熙甚至批评办理此案的官僚，因为贷款时议定分八年本利清还，而查、张案发时并未满八年，户部本利一并全追，康熙认为这样做“于理不合”，命令户部解释。
大学士马齐为户部辩护，“恩出皇上，部中何敢议免”。这复奏让康熙阐释他对法律的看法：
“虽朕之恩，亦据理断之而已。若无理，岂可断乎？”
查获得了赦免，1709年被释放。
可是，此次教训似乎并没有抑制查天行的野心。
三年后，他再次身陷囹圄，罪名更为严重：为他的儿子在科举考试中串通作弊。
据赵申乔的奏折：
“本生（查为仁）卷面大兴与册内开宛平不符，榜发十日本生尚未赴顺天府声明籍贯，有无情弊，难以悬定，据实题明，乞敕部查究。”
《清实录·康熙朝》1711年10月31日。
后来查明查天行雇举人邵坡冒名为他的长子查为仁（1694？—1749），参加1711年顺天府乡试。
这一舞弊行为的暴露，原因倒不是枪手失败，而恰恰相反，是枪手考了第一名。在市井传言中，作为解元的查为仁目不识丁，因而舆论哗然。
朝廷准备再次调查，父子二人仓皇逃往南方，躲在浙江绍兴一个亲戚家里。
1713年，两人被捕受审并被判处死刑。
但是，蒋良骐惊异地发现，查氏父子最终竟得到赦免，不像其他的盐商，也不像1711年江南和福建的相同科场案犯——他们都被立即处死。
关于查氏父子是如何化险为夷的，现存史料只有零星的载录。
查为仁在刑部西曹的难友张照为查为仁的诗集《花影庵集》（花影庵是查给自己的监牢取的斋号）所作的序言里提供了一条线索。
张照的同年进士赵熊诏告诉他，他的父亲赵申乔作为1711年顺天府乡试的主考官，自感对查氏的处境负有责任。
步军统领陶和气（托合齐）也介入了此案，目的是报复赵申乔建议参革铜商金、王两姓。
陶（托）氏四处散布言论，说这科榜首与取中者多是富人子，是因为他们有行贿勾当，借以打击赵申乔。
赵跟托是否有其他过节、赵对查的赦免是否真的起了作用还不清楚，但是，银子能使他们化险为夷。据说，查天行的妻子用2万两银子赎罪，查氏父子分别于1718年和1720年被释放。
无论如何，查为仁成为一位传奇人物，被载入史册和乡土教材。
文人雅士们视他为天才，为他能在恶劣的环境下，从目不识丁成长为诗人中的翘楚，为天津文学增光而感到自豪。
这些传奇式的说法，自然真假混杂。
假如查为仁1713年入狱时目不识丁的话，那么他在创作《花影庵集》（集中最早的诗作于1714年）之前，仅有一年的时间学习诗作的格律与技巧。
这是一件有可能却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当然，这亦不排除枪手代笔的可能。
不论是否目不识丁，查天行父子继承张氏和安氏余绪，成为天津盐商文化网络的领袖。
他们在城西三里购买了一百多亩地，建成“水西庄”，这里便成了查氏网络的大本营。
水西庄位于运河南岸，庄里绿树成荫，假山奇石遍布，歌台舞榭等大小建筑掩映其间，房中罗列书籍、画卷、古玩。陈元龙与查昇是总角之交，二人曾同在南书房共事，陈还在各部及内阁担任过要职，如文渊阁大学士兼管礼部，致仕后旅次水西庄作《坐揽翠轩与天行述旧》一文，回忆两人总角之时，又作《水西庄记》，称“斯园乃尘世之丹邱”。
陈的侄子、当时任户部侍郎的陈世倌称查天行为叔叔，在查氏七十寿辰的时候，敬献祝寿词一篇。
另一位高官、湖南人陈鹏年，经查慎行和查浦的引介，亦作客水西庄，为查为仁的诗集题写序言。
地方官也是查氏网络的成员。首任天津直隶州（设于1725年）知州宋晶，1725年到任的长芦盐运使张璨，都常到水西庄酬唱。
1726年任长芦盐运使的陈时夏撰文赞颂查天行的继室，言及他与查之间近二十年的友谊。
英廉在担任天津河防同知时，曾频繁与查氏交往，与这里的诗人唱和。水利专家陈仪（第一章已述及）不无骄傲地宣称，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查天行了。
陈宏谋任职天津河道期间，亦与查氏论交，为查日乾侧室王氏撰写八十寿序。查为义（为仁弟）故后，陈宏谋应查礼（为仁三弟）的请求，作《集堂府君小传》为纪念，“以俟后世之采风者”。
来到水西庄的更多是文人骚客。
查氏海宁支系（南查）的查慎行（曾任职南书房，前已述及）视查为仁如同亲子，教他作诗。
慎行的弟弟查浦在1700年成进士之后的两年时间中旅食水西庄，与查天行以兄弟相称，视水西庄为“隐逸之所”。
厉鹗、杭世骏、万光泰、汪沆和符曾等来到水西庄时无不感到宾至如归。
由查为仁命名的水西庄诗集《沽上题襟集》刻印后，一纸风行。
查为仁笺注《绝妙好词》，厉鹗将查的笺注与他的笺注相比较，认为查氏堪称第一。
这样，查作为诗人和学者日益声名远扬。
然而，当乾隆皇帝驾幸水西庄时，所有这些达官贵人和文人雅士都黯然失色。
乾隆皇帝于1748年首次到水西庄，他认为这是一个惬意之所。随后他几次来到天津，也都下榻水西庄。
只是这一特殊的荣耀，也使查氏付出一定的代价。
既然皇帝如此厚爱此园，查氏便深感责任重大，于是将庄园的一部分修缮一新，专门奉献给皇帝。
1771年，乾隆皇帝将此园御笔命名为“芥园”，从此这里成为皇帝亲临的圣地，其他人无论拥有多大权势、多少财富，也不能僭越了。
然而，这样的代价并不算大，查氏因此实现了他们追求的梦想——获得社会的尊重。
尽管地方志编纂者对查氏是“流寓”抑或“乡贤”持有争议，但查氏宣称他们自参加科举考试起就入籍天津。
他们的姓名甚至进入了本地方言，“阔查”成为富有的同义词。
查为仁的二弟查为义曾任安徽太平府通判，致仕返回天津后成为一名盐商、诗人和业余画家。查为仁三弟查礼，1748年在户部任职，外放后领兵参与大小金川之役，最终于1782年任湖南巡抚（未到任）。
查礼之子查淳，官至湖北布政使。
确实，自查天行之后的查氏五代人，代代至少有一人中举人或成为进士。
他们与海宁陈氏（本姓高）源远流长的关系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查为仁次子查善和是陈邦彦的女婿。
陈邦彦进士出身，是一位造诣颇深的书法家，曾入值南书房，官至礼部侍郎。
但是北查到了善和这一代，家道已经开始衰落。
科场无论得意还是失意，候补或捐官，都耗资巨万。加上族人“花时载酒，累月流连”，不事生产，所托非人，连年涉讼，“遗赀几荡然矣”。
查昇的后代作为查氏的另一族支（南查），也曾在长芦兴盛一时。
查昇供职南书房时虽然经济不无拮据，但因为有天津的北查支持而生活稍得舒缓。
他的儿子查昌洵蒙父荫当上了广东长宁县知县，孙子查懋也依附北查从事盐业。懋子查莹是1766年进士，其弟查世倓（1750—1821）四年后成举人；他的孙子查堂也中了举人。
与曾祖父相比，查莹作为监察御史，仕途平平，也没有在文学上取得卓著的成就。
但是，他继承了家族巨大的财富。他的女儿查有蕙嫁给伯爵孙均，据陈文述的《孙古云传》，孙在故乡和北京俱无恒产，但因为“厚于故旧不能节缩……恒惧不继”，幸亏“外舅给谏查君映山（查莹），世业长芦鹾务，饶于财。病卒无子，以犹子有圻为子。
君配查夫人，给谏爱女也。
外姑祝恭人以给谏遗言，分质库四，得二十五万金。查夫人贤明知大体，尽以所分属君”。
孙在爵位被革后退隐，“不意司事者耗费十七八，岁入不给”，富贵有如过眼云烟，身后萧条。
查氏的这一族支到了查有圻的时候，无论财富还是名声都达到了巅峰，以“江公源”的引名，成为芦纲公所的纲总之一，引地遍布河北和山东。
“计产三千万……中外大寮困乏，无不资之，如陶文毅（澍）、百文敏（龄）每贷银率以万计。”
跟张霖一样，他最终的目标还是在仕途上飞黄腾达。
可是当1807年朝廷考虑任命他为户部郎中时，他应否回避的问题被提了出来。
那时在京城的官员中还没有回避制度，但是当时主管户部的戴衢亨（1755—1811）是查有圻的姻亲，吏部感到应该实施京官回避制度，对不同的品级和关系予以规定。
皇帝终于了解到这两个家族是儿女亲家，关系非同一般，极有可能在共事中串通一气，于是同意以后出现类似情况时应当采用回避制度。
查于是转到刑部待缺。
次年，查就以“仰沐主恩……身家赡给之资悉荷高厚生成之德”，又恭逢御驾贲临天津，敬进银10万两，以备赏需。
然而，对都察院给事中花杰来说，这种关系不仅会导致失职。1809年，花氏提出了一连串对查氏、戴氏、户部和长芦盐运使的弹劾。
他声称，其时正值南运河工程展开，国用浩繁，唯是长芦连年缓征，积欠至700多万两，而查有圻“任性挥霍，骄奢淫佚，京城人谓之为查三僄子”，与他的同族查庆余、查世兴等虽然坐拥厚资，却置国用课币于不顾，承办官引地后既不交窝价，亦不付官租，建议严催积欠“以惩奸商”。
他更指控查氏凭借姻亲的庇护，图谋扣压应上缴户部的窝价。
另外，在母亲的丧礼上，查有圻让三位大学士当知宾，这虽然算不上罪行，但也是滥用名器，有损朝廷尊严。
对戴衢亨及其同党的指控更为严重，花杰称他们阴谋操纵会试，广植门生，在户部滥用权力，又企图把他的门生和党羽塞进南书房。
朝廷的调查似乎没有得到多少证据，花杰亦因弹劾失实而被降职。
但是，戴衢亨也遇到了麻烦，他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被揭露了。
由于戴的叔父戴均元时任仓场侍郎，所以，潜在的利益冲突使戴衢亨降职调至工部。
尽管查有圻在这事件中相对而言未受太大冲击，但是他作为与官僚政治密切相关的盐商，树大招风，成为一个极其方便的攻击目标。
据传御史李仲昭曾向查索取贿赂，查拒不顺从，李对此怀恨在心。
后来，李重新挑起事端，参奏长芦盐商串谋倒换户部颁发的称盐的砝码。
后来的调查虽然找不到查氏直接勾结户部官员和工匠的证据，而且查本人事发时远在苏州，但是查仍然被认定是主犯，因为他作为长芦纲总，是通纲“造谋之首”，玩忽职守，对业务不闻不问，纵容内司冯昶（前文提到的“亦政堂”冯家）、外司樊宗澄牟取暴利75 620余两银，被判追加五倍罚款，共计455 652两，严加追比，查封北京、天津、苏州等地的家产以备罪罚。
长芦众商总共应罚银1 478 134两（后修正为1 479 486两），所有职衔顶戴全部革斥。
查虽然在限期内提前两个月把罚款交清，但仍得发遣。其母查祝氏（查莹遗孀）以次房独子有圻过继兼祧，“母子相依”，若有圻被戍远行，恐无相见之期，因此愿比照四品官赎军流罪银3000两之例，以十倍即3万两为儿子赎罪。
嘉庆以查氏在限前清缴罪赔，加恩宥过，才避免了查有圻的流放之苦。
现存史料尚不能证实曹振镛（亦是查的儿女亲家，继戴衢亨为户部尚书，任期至1813年9月）在处理此案中的作用，但1813年，有圻（已革四品卿衔）随同长芦通纲恭进13万两银以备赏需，觉得还未尽“捆忱”，次年又连同查世俨各捐银3万两抗洪救灾，开复了六品官衔。
但是经过这一番挫折，南查这一支已经元气大伤，有圻终于1824年告退，次年更因为尚拖欠正杂币利官租27万多两，所呈房产家什作抵不敷而被参革，余项严追。
查昇后代的另一支传至查世倓，绝意科场，协助父亲查懋（引名“江公源”）经营长芦盐业，主持有圻兼祧两房，经理其家后退隐嘉兴。
其子元偁（1772—1855，1808年进士）分家，南方产业传与长子绍篯（号玉彭，1804—1854，1846年举人），长芦盐业交予次子彦钧（1806—1861，兵部候补郎中，引名“查庆余”），行办长芦引地十九处（不计京引）。
可是彦钧重蹈有圻覆辙，不事生产，“托名在京当差，一切假手商伙冯相桂，任其贻误课运……恃系职官，置若罔闻”而被参革。
绍篯虽然已经与彦钧分家，但仍然驰赴天津，倾其所有协助而不济，北京、天津、海宁、苏州等地的产业，尽行查封备抵。
其后人虽然继续以“查庆余”引名从事盐业直至民国时期，但仅限于大兴、宛平京引。
本书是一部讲述天津盐商群体与城市发展的社会史著作，通过盐商的视角，揭示了明清国家、社会与经济的复杂互动。全书以盐商为核心，立体剖析其在经济发展、家族治理、社会文化网络构建中“亦官亦商”的矛盾性：一方面努力经营社会网络，向朝廷捐输，与士人交游，通过联姻等方式与其他家族互通有无；另一方面服务桑梓，用心于地方慈善事业，积极参与地方自治、教育改革等事业。书中，作者考索了天津大盐商家族的命运沉浮，系统梳理其从兴起、鼎盛到衰落，从积极参与政治到退步抽身的数百年历史，还原清代盐税征收、引岸制度运作、民商纠纷等细节，呈现了一段别样的天津明清社会生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