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义：政治与哲学》2025年新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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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首次发表于1995年。不过，本书是一个始于1980年代的思考过程的产物。彼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日益没落，而自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的东方世界尚未崩溃，这激起了人们对政治思想的传统概念的新的兴趣，但这些兴趣是由截然不同的视角所驱动的。对一些人来说，东欧异议人士的斗争，为自由、平等以及人权等相关概念注入了全新的活力，而这些概念，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曾经仅仅被视为掩饰资产阶级利益的面具。而我对工人解放的研究让我意识到，在统治的整一性面前，马克思主义所预设的经济“现实”与政治“表象”之间的对立是多么的脆弱。我还意识到，人权、自由与平等这些概念，并不仅仅是一些欺骗性的词汇：我们可以通过创造一些全新的应用形式，来将其变成现实。我首次直接就政治主题发表演讲，是1986年在智利的圣地亚哥举办的一场有关民主的研讨会上，在那时，我反对著名的对“形式民主”之批判：我将民主视为一种生活与行动方式，而这种方式本身就能将写于书面上的自由与平等成为现实。然而，显而易见的是，那些现行统治秩序的拥护者并不是想要呼吁恢复政治思想的纯洁性。恰恰相反，他们想要消灭所有超出代议制体系与经济和社会生活形式中体现的平等的那些民主行动理念。对他们来说，“政治的回归”，意味着政治必须回到国家机构与代议制形式当中。而这种限制，必须经由伟大的哲学传统的庄严应允才能够实现。就这样，这种哲学传统中的一些伟大人物被召唤而来，服务于一种出自平等而不染的纯净政治：如亚里士多德，他将“善的生活”与普通的生活加以对立；汉娜·阿伦特，用那种光荣的自由之人的“共同生活”来对抗经济和社会奴役的侵蚀；列奥·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学家们以“共同善”为指向，对抗现代人的功利主义政治。再到后来，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被视作民主讨论的基础，也被纳入这个名单之中。 不过这些曾经风光无限的理论后来迅速贬值了。随着苏联的解体，民主所具有的对抗极权暴政的利用价值也一并失去了。民主，仅仅成为了西方国家的一种存在状态，这种状态的核心本质，被称为“自由市场”——或简而言之，“资本主义”。同时，这种状态也没有给选择的自由留下任何可以讨论的空间，就更不用说被剥削者以斗争对抗剥削势力的自由了。如今，政治智慧要求我们放弃那种人民为自由、平等和正义而斗争的宏大修辞。政治，逐渐演变成为让国家去适应全球市场之强制力的艺术。这是一门独属于专家的艺术：只有他们，才被认为有能力明确什么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和这个问题可能的答案；这是一门精于治理之人的艺术：他们善于召集所需的合作伙伴进行讨论，并引导他们找到最佳解决方案，也即这个问题本身所指定的那唯一的解决方案。我们如今称之为民主的，正是这种东西：它是一种实践，它以问题、一套工序、一些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相关方共同运作的客观化评估，取代了过去的种种冲突。这种被削弱的民主，如今人们给它起了另一个名字：共识（consensus）。它远不只是抹去了左派政党与右派政党之间的分界线：从根本上说，它让所谓“民主”讨论的各方达成了一致，共同确认：讨论其实并不必要，因为现实局势本身就已决定了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案。因此，这种摆脱了社会现实之侵蚀的著名的“政治回归”，却变成了其对立面：政治被宣告业已消失，它被社会共同利益的合理而平和的经营管理所取代，但这一切，本身又与统治阶级的利益混杂在一起。然而这种现实主义和“现代化”的共同利益管理方式，远未实现它所承诺的和平。相反，它见证了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狂潮的卷土重来，而人们曾以为这些现象早已消失在历史之中。 我认为有必要将这一不可理喻的政治形势的所有要素——它们在伟大哲学传统的庇佑下复活，并迅速沦为简单的行政管理——进行梳理汇总，以揭示其内在逻辑。借受邀前往卢布尔雅（Ljubljana）的哲学研究所之机，我针对这一问题做了三场讲座：其中两场，致力于以两种相互补充的视角分析当今社会这种去政治化的政治：富人民主的统治被扭曲成为其对立面——共识；以及这种封闭的领地所界定的外部世界，即我们称之为“人道主义”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人性被排除在财富与权利的共识性和谐之外，它因此也被迫去往其对立面，即非人性。这两场讲座构成了本书最后两章的框架。但我觉得，仅仅将去政治化政治的普遍现实与政治哲学的大理论对立起来，未免太过简单。或许，表面上的对立，掩盖了二者更深层的共谋关系，而“政治哲学”之所以能如此轻而易举地为共识秩序提供正当性，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压抑政治冲突核心的手段。在我看来，这一假设值得探问下去，因此，在致力于讨论当今社会的“共识”及其“人道主义”之残余的两场讲座之前，有一场导论性质的讲座，这场讲座颇具挑衅意味的标题也后来也成为了本书的第一句话：“政治哲学是否存在？”读者会注意到，这一“导论”，后来扩展成了4个章节，已成为全书的核心。 事实上，重新阅读一些广为传颂却又迅速被遗忘的古老文本，让我意识到，上述共识政治哲学的思想图景，其实与真正的政治哲学的虔诚思想相去甚远。西方哲学思想与政治的首次相遇，从一开始就呈现为哲学与一种无法被同化的对象的对抗。而与古代哲人的现代信徒所理解的不同，现代信徒以政治共同体的纯粹观念来对抗社会斗争的现代理论，但所谓的古代哲人们，从一开始就在直面政治对象的混杂性。自古以来，哲学的政治理想——即实现有序分配，让社会各个部分各司其职，各占其份（la part）——就总是面临着障碍。从这开始，政治就已经存在了，但也正因如此，政治是以“错误计算”的形式存在的：有一个被称为“人民”（démos）的主体，尽管这个主体只是共同体的一部分，但它却将自己等同于整个共同体，即穷人们的派别。社会对政治的“侵蚀”并非仅是现代社会的问题。它从一开始就存在，它并非桎梏政治之物，而是恰好相反，我们可以说它构成了政治本身。因为，说到底，人民，穷人们，并不能被简单归结为一个限定性的社会群体，即经济上弱势的群体。它更像是一些无资格存在者之集合。政治，首先便以一种事物的“自然”秩序之例外的形式呈现在哲学面前，在这种“自然”秩序中，行使权力，仅仅是在行使一种被公认的优越地位：年长者统治年轻人，贵族统治平民，富人统治穷人，学者统治无知者。政治因此是一个充满悖论的世界：那些真正掌握权力之人，那些能够掌管共同体命运之人，恰恰是那些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资格去做这些事的人：他们并非某一特定阶级的代表，而是一些拥有着去阶级化的力量的操作者，我称其为“无分者之分”和“未被计算者”。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曾揭示过这种政治例外，但前者试图消灭它，后者试图纠正它。这种例外，显然与那种追求共同利益的共识性田园牧歌的陈词滥调相去甚远。它相应地与我在《无产者之夜》中所论述的工人解放的形式有许多共同点，而这项研究使我意识到，这种解放，并非仅仅是某个阶级宣示其集体利益与美德。它更像是一种拒绝：拒绝被强行安置到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工人只需关注自身利益，只需发挥与自身状况相符的能力。工人的解放，因此就是从统治的秩序所规定的工人身份类型中摆脱出来。阶级斗争，实际上是针对阶级秩序本身的斗争。它是一种去阶级化的工作，或者从本质上说，是去同一化的工作。而这就是布朗基那句著名宣言的要义所在：他在法官面前宣称自己名为“无产者”，这个名字显然并不来自于职业活动，也不源于社会出身，它是所有因出身和职业而被剥夺参与公共事务权利之人的名字，他们正在为摆脱被归类为下等阶层的命运而斗争。所谓“社会问题”，就是政治问题本身：即一个共同的世界——人们被纳入其中，或是被排斥或边缘化的世界。这就是治安与政治之间的对立，而人们总是对这种对立有所误解。人们以为我所说的治安是指权力的一般行使，而政治是反抗这种权力之行使的活动。但其实我所说的那种对立，是两种不同的共同世界之对立：一种共同世界，建基在社会群体按其地位、职业、能力或无能以及由此被指定的份额而进行的分配之上；而另一种共同世界，则通过那些无分者之分，以任何人都具备的主体行动的能力，扰乱了这种组成分子与份额、地位与能力的秩序。 在这里，现代的解放思想再次以自己的方式印证了古代哲学的教诲：政治的核心，首先并不是“如何建立一种能够确保个体之间和平的制度”的问题。而是我们身处其中的感性世界的问题，以及这个世界赋予人们何种能力的问题。柏拉图曾用神话草率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说神将黄金置于立法者的灵魂中，而将铁置于那些适合在作坊里工作的凡人的灵魂中。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共同体，则建立在对人类语言与动物声音加以区分的基础之上。但解放斗争已经充分展示了，绝大多数人的话语，只被视为动物发出的痛苦或愤怒的噪音。这就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的那种区分，被一种典型的解放时代的叙事所重新阐释——即罗马平民在阿文庭山上的起义这一故事。在1830年革命爆发前的一年，巴隆舍为这一古代故事提供了一种富有决定性意义的变体：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冲突，并不关乎他们各自的利益。他专注于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平民口中发出的声音是人类语言还是动物的噪音？这些解放场景有能力对“政治哲学”的诸多关键概念进行评论和批判，而在分析1833年纺织工人罢工实践并与当年风靡一时的“交往理性”论题形成的鲜明对比，则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这些昔日的纺织工人对尤尔根·哈贝马斯的理论提出异议，认为他口中的理性交往有失偏颇：因为该理论有一个预定的前提，即假设讨论的场景、讨论的对象及参与者已然构成。与之相反，工人们所面对的谈判者，也就是雇主、法官和政客们，并不承认工人们是谈判对话方，也看不到有任何讨论的必要。这些自学之人，因此让政治哲学家们学到了政治对话的独特本质——即政治对话面对的是那些不承认自己为对话对象的人，因此必须自行创造一个舞台，让本无“理由”相遇的世界能够在此相遇。这就是政治主体化的含义：政治主体化的越界活动之所以能够在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构建出一种论争的共同世界，不仅因为它涉及到各方相互对立的利益，还因为对统治者而言，这个世界并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 我们有必要在高高在上的政治思想与平民或工人的斗争史之间组织一场有失体统的相遇，以便于理解政治活动的悖论性质。一种“社会”斗争，恰恰是通过打断社会统治的惯常秩序，从而在其中创造一种在该秩序看来堪称“荒谬”的预设前提：即预设任何人与任何人之间皆为平等。由此，我们便能理解，为何那种所谓回到“纯粹”政治、使其摆脱社会斗争之牵连的企图，实际上意味着消灭无分者之分，意味着将政治简单等同于对共同利益的治安式管理——而所谓共同利益本身又等同于资本主义机器之运作。政治的诞生正是对事物之“正常”演变过程的中断，即从出身的权力通向财富的权力的演变之路的中断。政治原本消散在对一种客观必然性之顺服当中，这种所谓客观必然性，实际上是财富的唯一权力，它使人民失去了位置，使将穷人与整个共同体同一的那种计算错误消失。从此只剩下一个整体：这是由顺服于必然性的权力的那些个体与群体所构成的共同体，而这一必然性的权力则由专家和他们负责任的合作对话者所管理。各种满意或不满意调查没完没了地对这些个体和群体进行无例外剩余地计算，他们因此被纳入到一种不断将权利调整为他们的生活方式的事物秩序当中，而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这些民主主体的行动被排除掉了——这些主体行动，本该以自己的方式处理事实与权利之间的差距，从而将未被计算之人纳入其中。这种共识的圆环，毫无剩余地将某种社会状态与某种国家机构形式捆绑在一起，从此不再为民主的人民形象所做出的象征性排斥留有空间。换句话说，它只为一种并不具有象征性的排斥留下了空间：一方面，它断然排斥所有无法进入利益、权利和意见之和谐圈子的人；另一方面，是那些执着于彻底排除这些威胁性被排斥者的狂热分子，这种狂热，在那因民主而分裂的人民本来占据位置上，又形成了一个以对他者的仇恨为纽带而凝聚起来的身份认同群体并占据了这个位置。排斥的现实与狂热，因此被证实是共识性“和平”的愈发蔓延且暴力的残余。而这种互补性，在它所界定的外部表现得更加粗暴：这就是穷人的人道主义，既被赤裸裸的独裁暴力所震动，也被种族与宗教战争以及人口迁移所动摇。这种人道主义通过一个根本特征而呈现于人们眼前：它无力掌控那些人们所剩无几的、可以用来形成政治力量、作为他们最后拥有的资源的人权。于是，人道主义的场景被一分为二：一方面是饥饿的人群，他们只能做富裕国家救济的受益者；但另一方面还有那些受压迫的人民，同一批富裕国家却以武力为手段，通过轰炸贝尔格莱德而非保护波斯尼亚民众、或以入侵伊拉克的形式，来彰显自己对那已然被弃置的人权的维系。如此一来，无论是在内部还是在外部，共识秩序都显露出其内含的暴力。但是，它却仍以“人权”和“伟大而崇高的人道主义原则”为借口，来为这种暴力披上合法性的外衣。 显然，我们如今已不再处于过去那种状况。随着大批单纯因为贫困，或因独裁、民族战争、宗教战争而被驱逐的移民与难民涌入西方，共识世界及其人道主义残余如今已经合二为一。同时，在富裕国家，即使不把恐怖分子包括在内，这些被排斥者，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是入侵者。而针对这些被排斥者，一些身份认同主义政党悄然崛起，其中一些甚至已经掌权，而另外一些则在权力的大门前徘徊，不过无论如何，他们都已经完全融入到议会和政府体系当中，原因很简单：那些在过去被视为摆不上台面的一些理念，如今却已成为主流思想。驱逐不受欢迎者，如今已成为所有共识国家的官方纲领。因此，那种先进社会中法律与生活方式处于和谐状态的田园牧歌遭遇了双重动摇：它首先被一系列迅速发展的法律所动摇，这些法律要么意在驱逐不受欢迎者，要么旨在向其申明，只有一种生活方式才符合良好公民的身份；另一方面，它也被这样一种状况所动摇：我们的统治者们，在面对那些牵制着驱逐不受欢迎者的法律法规之时，他们的不耐烦正与日俱增。而正是这一共识体系本身的核心，揭示了它的本来面目。这一核心，是被视作一种无法避免的客观必然性的市场法则。而这种“必然性”的学名，就是“新自由主义”。这一称谓，暗示了经济系统法则与个体自由之间的自然联姻。它正推销着这样一种观念：在个体自由地协商自己的生活方式，与恭敬地尊重这一自由的资本主义逻辑之间注定能够和谐，而资本也能从这种个体自由当中获益。正是这种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亲切可人的形象，如今已经悄然消逝。人们在今天比在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可不只是一种满足于追求利润的经济逻辑。它是一种对身体和思想进行全方位统治的形式，其统治愈发依赖于通信和信息工具这一事实能够证明这一点。绝对资本主义，如今已不再满足于利润最大化——它正着手于全面塑造世界，支配舆论，并发展完全效忠于它的政治运动和媒体帝国。当今世界的科技巨头们所传递的信息，早已不再是歌颂自由消费的快乐，而是颂扬秩序与等级制度的功效和德行。而他们最终所灌输的道德准则，不过是强者为尊的丛林法则。这一点在我们所谓的“民主国家”同样成立。而在国际舞台上，这一点更加明显。本世纪初，美帝国主义势力大言不惭地声称自己派遣军队到伊拉克是在为受压迫的伊拉克人民送去“自由”，以代替人民去行使身为受害者不可侵犯的权利；如今他们直接丢掉了人权与人道主义关切，甚至提议通过强占加沙地带并集体驱逐巴勒斯坦人，来协助以色列政府实施种族灭绝行动，从而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改造成富人独享的旅游天堂。当今的共识秩序，对自己全球统治的暴力计划供认不讳且毫不掩饰，因此，我们有必要尽快摆脱其温和表象的蒙蔽，摆脱我们长期被麻木的状态，重新审视被冠以“共识”之名的这一整个毁灭性进程，并重新发现它试图抹去的政治行动的意义：即平等者之能力的异识性实践。 雅克·朗西埃 202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