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学派如何诞生——《论历史》读后感

本书一共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历史学的时间，布罗代尔对于“过去二十年的史学危机”进行了回应和反思。这里的“史学危机”所指真是经历了一战、大萧条、二战之后西方学界对于兰克学派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的失望与批判。这也是布罗代尔这本书的大背景。布氏认为，在经历如此巨大的灾难之后理应产生新史学。他所反对的正是“传统史学”，即兰克学派所认为的主张——秉笔直书、英雄史观、政治军事事件中心、文献中心。而崭新的历史学应该是复杂的，多线并行的和整个世界的。这就给历史学家带来了巨大的智识挑战，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在知识爆炸的现在成为亚里士多德式学者——即便穷其一生。那么如何解决这个智识难题？布氏认为，唯有学科交叉、跨学科交流才能使这一问题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解决。这一提议现在逐渐被中国学界所接受，发展。

这一部分令人深思的一个点是历史学究竟是否是一门科学。推而广之，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为什么能够被称为“科学”，或者这两者是否能资格称得上是“科学”？至今仍有许多人认为客观是“科学”的代名词。换言之，不“客观”，就不是“科学”。布氏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即便是最精密的自然科学，也存在主观性。这一点我们不难理解，比如理论预设等。这里，布氏用了“画家”、“画作”和“原野”的比喻来说明，历史学是客观性与主观性融合的学科。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似乎自然科学也是如此。

第二部分则主要是布氏提出的解决方法和一些书评。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是年鉴学派的一个重要特征。他将历史学的时间分为“事件的历史”，即以戏剧性的“重大事件”为中心的政治史等短时段历史；“局势的历史”，即较长时期的历史，如价格涨落的周期等；“结构的历史”，即影响历史发展的内在结构，如地理条件、文化因素等。之后，作者十分推崇社会数学和列维·施特劳斯的模型思维，即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思想。从这里能看出，布氏受到了施特劳斯“无意识结构”思想的影响。实际上，这也能够与前文相勾连，因为施特劳斯从无意识的语言中能够剖析出文化的最深、最微观的因素，即布氏所谓的“结构”。最后，布氏认为历史学的“时间”与社会学的“时间”是大不相同的，不能混为一谈。

第二篇承前启后，讨论人文科学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他指出，其他学科对于历史学的误会，不是他们的错。这种现象，在每一个学科都存在。如何解决？布氏认为要摒弃自己学科的偏见，积极进行交流，创造出一种共同语言。在这方面，作者举出了政治经济学“模式化”的例子，从而使历史学摆脱对特殊性的偏见。而这种“模式”正是布氏所认为的人文学科的“共同语言”。

之后几章主要为书评，分别讨论了历史学与社会学等学科的关系。

有一点回应了前面布氏关于历史学的时间的理论。书中写道：“我们在试图重建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把所有按照相同的节奏出现、联合和存在的现实放在一起。否则，这个拼图就会走样。”（《论历史》P100）布氏在书中多次强调长时段的重要性，但是这并不代表他否定“事件的历史”的重要性。相反，布氏认为历史统一体是多个时段的历史的组合，即时段的辩证法。我们在具体的实践中，不能仅仅将一个王朝的衰败归结于一场战争或一个君主的死亡。而应该从“总体史”的角度去观察影响王朝盛衰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这让我想到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美国环境史上普遍认为现代环保运动的开端是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的成功出版。但是，近些年来有研究指出，在《寂静的春天》出版之前，全国已经有大大小小的组织进行了环保运动。如此例子不胜枚举，俯仰皆是。

第三部分则主要讨论历史学和现代的关系。作者两篇文章分别举了“用现代解释过去”和“用过去解释现在”的例子。第二篇主要叙述了关于“文明”与“文化”概念辨析的学术史，并且布氏提出了自己对于“文明”的定义与对于历史学未来的展望。

总的来说，这本书对于我有些启发，但不多。几篇书评也只是草草略过。这不怪罪于作者，这碍于时代背景，倘若我在五十年前读到这本书，必然会拍案叫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