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成为一个内部分裂、界限模糊、充满焦虑的社会空间
深入剖析了全球化时代韩国中产阶级的变迁，其核心理论意义之一，便在于揭示了在经济两极分化加剧的背景下，阶级斗争的焦点发生了显著的转移。传统上，阶级斗争关注的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或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界限与冲突；而当前，斗争的核心已转移，即富裕特权群体与普通中产阶级之间的激烈地位竞争和阶级区隔。
阶级斗争焦点的理论转移
作者指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大多数工业社会不平等加剧，但研究多由经济学家主导，侧重于不平等程度或其成因。本书则试图整合社会学的关注点，探讨经济不平等如何转化为社会和文化不平等，并进一步促进中产阶级内部对地位和特权的竞争。
核心论点：阶级区隔（class distinction）的斗争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而是更多地出现在富裕特权中产阶级与普通中产阶级之间。
- 传统界限的模糊与新界限的凸显：在韩国，劳动力市场分化（如正规工人和非正规工人之间、大型企业员工和中小型企业员工之间的差距）跨越了行业和职业类别，模糊了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的传统界限。相比之下，中产阶级内部——即新兴富裕群体（收入最高的 10%~20% 的群体）的崛起与普通中产阶级的相对衰落——所形成的分界线，比体力劳动者与非体力劳动者之间，或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之间的传统分界线更为重要。
- 阶级区隔的主导性：这种斗争的转移体现了新兴富裕少数群体在经济不稳定时代渴望与其“不那么幸运”的同辈群体区分开来，以确立自己的特权地位。他们通过高端消费、居住隔离（如江南地区）和教育实践来寻求阶级区隔。
内部竞争的社会影响与机制
这种内部阶级斗争的转移，对整个韩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尤其体现在社会焦虑的加剧和阶级认同的困惑之上。
- 阶级再生产的斗争：在教育领域，阶级斗争集中于“阶级再生产”的努力。富裕家庭试图通过私立教育、全球教育策略（如早期留学）以及积累各种“规格”（spec）来确保子女继承或维持其社会地位。这种斗争的关键在于，金钱和信息等阶级资源成为决定教育成功的关键因素。普通中产阶级试图追赶这种不断升级的教育标准，导致私人教育产业的异常扩张和家庭教育成本的激增。
- 普遍的焦虑和相对剥夺感：由于富裕特权阶级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流动策略逐渐成为衡量中产阶级成员身份的标准，大多数中等收入者深感沮丧，怀疑自己是否仍属于中产阶级。这种由内部分化驱动的地位竞争，使全球经济变革中的赢家和输家都深受焦虑和挫败感的困扰，因为维持地位的成本不断上升，且回报具有高度不确定性。
- 社会共识的瓦解：这种内部斗争的结果是中产阶级的定义变得模糊不清和虚无缥缈。那些在客观上符合中产阶级收入标准的人，由于无法达到富裕群体所设定的高标准（例如，要求月收入达到中位数两倍），而主观上认为自己属于低收入群体，这表明多数民众心中的中产阶级标准已被不切实际地抬高。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的不平等加剧，不仅使中产阶级规模萎缩，更重要的是，它将阶级斗争的焦点从宏大的阶级对立转移到了中产阶级内部——一场围绕特权、地位和下一代社会流动机会的激烈竞争。这使中产阶级成为一个内部分裂、界限模糊、充满焦虑的社会空间。
本书超越了对中产阶级经济衰落的单纯统计，而深入剖析了在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背景下，中产阶级内部结构、阶级动态乃至社会心理所发生的根本性转变。
阶级研究视角的革新
这部著作的核心理论价值在于对传统阶级分析方法的拓展与重塑，尤其是在理解经济不平等如何转化为社会与文化动态方面。1. 阶级斗争焦点的转移本书的核心论旨在于指出，经济两极分化使得阶级区隔的竞争焦点发生了显著的转移。传统的阶级斗争关注的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或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之间的界限；而如今，斗争更多地出现在富裕特权中产阶级与普通中产阶级之间。这种转移源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改革在社会中间地带制造了少数“赢家”和大多数“输家”。因此，分析阶级区隔的斗争，不再是宏大的阶级对立，而是聚焦于富裕少数群体如何通过消费、居住隔离和教育实践来确立并维持其特权地位，并与不那么幸运的同辈群体划清界限。2. 整合经济与社会学分析在以往关于不平等的研究多由经济学家主导，侧重于不平等程度或其成因之际，本书试图整合社会学的关注点，深入研究经济不平等如何转化为社会和文化不平等，并进一步促进中产阶级内部对地位和特权的竞争。作者利用布尔迪厄的阶级区隔理论框架，重点分析经济资本如何被转化为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例如，全球教育和社交网络），从而巩固新兴上层中产阶级的地位。
结构性焦虑与身份认同的瓦解
这种由内部两极分化和地位竞争所驱动的社会进程，对韩国社会产生了普遍且深刻的社会影响，其中最显著的便是普遍焦虑的蔓延和阶级认同的模糊。1. 普遍焦虑的蔓延焦虑不再是经济弱势群体的独有感受，而是贯穿中产阶级所有成员的一种结构性困境。
- 输家群体的相对剥夺感： 大多数中产阶级（即经济变革中的“输家”）为了不被落下，被迫参与不断升级的竞争性消费和高成本的私人教育，导致家庭经济负担加重，感到强烈的相对剥夺感、沮丧和怨恨。
- 赢家群体的地位不确定性： 即使是新兴富裕特权群体（“赢家”），也深受焦虑困扰。他们的焦虑源于维持地位的成本不断攀升，以及在就业极不稳定的时代，无法确定对子女教育的大量投资是否能成功保证下一代的阶级再生产。
2. 中产阶级身份认同的模糊与瓦解由于富裕特权阶级崛起并分离，他们所体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流动策略逐渐成为衡量中产阶级成员身份的标准。这种不切实际的高标准导致中产阶级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且虚无缥缈。许多在客观上收入合格的人，因无法达到富裕群体设定的高标准（例如，月收入需达到中位数两倍以上、拥有昂贵房产、海外旅行等），而主观上认为自己属于低收入群体，这表明多数民众心中的中产阶级标准已被不切实际地抬高，造成身份认同的困惑。3. 消费、居住与教育的阶级化这部著作通过对消费、居住和教育三个领域的细致考察，展示了经济不平等如何转化为具体的社会后果：
- 消费与居住的区隔： 新兴富裕群体通过高端消费（如奢侈品和“健康生活”文化）和居住隔离（以“江南风格”为代表）来确立自己的特权地位，并将其居住地（如江南）打造为财富、精英教育和全球影响力的象征，使得阶级界限在地理空间上日益明显。
- 教育作为再生产的战场： 教育实践从传统的向上流动阶梯，转变为精英进行阶级再生产和地位竞争的激烈战场。富裕家庭通过私人教育、全球教育（如早期留学）和积累“规格”（spec）来确保子女的优势，使教育成功越来越依赖于父母的阶级资源（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系统性地剥夺了普通中产阶级子女的平等机会。
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窗口，让我们观察到在全球化时代，新兴富裕特权阶层如何在经济分化中崛起，并以其新的阶级实践将整个社会，特别是中产阶级，推入普遍焦虑和激烈竞争的结构性困境之中。韩国的经验为我们反思中国或其他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中产阶层未来前景，提供了宝贵的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