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不确定性中寻找锚点：评《天使的精确性》

我所能取得的知识，总是以一个无条件的整体为其前提条件，我必须假定这个整体的存在，但它总是不可知的。

——威廉·埃金顿

爱能跨越所有维度

1859年，在面对盛行于维多利亚文化中 “信”与“不信” 的讨论时，J. S. 穆勒在《论自由》中如是回应道：这个时代“‘缺乏信仰，又被怀疑主义吓破了胆’——人们无法确认自身的观点是否为真，同时觉得，若没有这些观点，行动则毫无可能。”（第233页）穆勒在这里讨论的远非宗教信仰，而是随着现代性的推进而愈发明显的怀疑主义与不确定性——“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为了回应这种精神危机，莫里斯在剑桥大学哲学课程的导论中宣称：“一个人的思想，如果是真正属于他的，便会唤起另一个人的思想，或与之对抗，或与之共鸣，或使之完善。”（第7页）换言之，人可以通过回应榜样式的人物，超越日常的生活、抵达现实的本质、实现完美的自我。可是，这种对道德完美的追求，不仅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意志薄弱、忧郁症、在虚无与欲望之间的摇摆），也根本无力招架二十世纪的社会动乱和虚无主义，更别提后现代主义的狂轰乱炸了，以至于在将近一百年后，福柯的“人之死”判言已成了时代的幽灵，萦绕在每个处于后工业社会的个体心中。

从上述十分简略的思想史脉络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两个推断：第一，当人越迫近某个本质性或极端性的东西时，越容易滑向它的对立面，历史的真相仿佛钟摆一般在时间中晃荡。第二，人受制于不可调和的二律背反，完美和永恒是一种值得为之奋斗的幻想，而追问的意义则生发于缺陷、有限性和非理性的间隙。那么，这种二律背反到底是如何产生的？我们有可能超越它抵达现实的终极本质，而不受到“物极必反”的影响吗？在解构主义反宏大叙事大行其道的年代，这些追问是否有必要？如果有，那么人该如何寻找真相、明确自身的自由与责任呢？威廉·埃金顿的这本跨学科著作《天使的精准性：博尔赫斯、海森堡、康德与现实的终极本质》正是对上述问题的直接回应。本文将沿着“哲学的启蒙—物理学的挑战—文学的答案”的脉络，“重走”三位思想巨擘的道路，对上述问题作出简要的回应。

哲学的启蒙：理性之神与二律背反的产生

康德的哲学探索起点，一边是经验主义者与怀疑论者，一边是唯理论者。在诸如休谟的经验主义者看来，人并无笛卡尔所宣称的坚实主体性，且受困于自身的感官和知觉，永远挣扎于偶然与不确定的旋涡，时刻要准备好消化爱与恨、悲伤与愤怒、冷与热、明亮与黑暗等具体的情绪与体验，自我意识只是一种幻觉。这必然会让个体陷入“可想象的最悲惨境界，笼罩在最深的黑暗之中”（第34页）。经验主义者的知识论多使用以归纳为中心的综合判断，它固然可以提供对世界的新知识，却永远无法提供可靠且必然的知识。而在另一哲学支流唯理论的世界观中，存在着永恒且不受制约的终极法则，人可以通过理性认识和掌握它，并借此通过演绎法做出分析判断、了解世界。但唯理论的核心问题在于，它不仅多多少少带有着宿命论和目的论的味道，且无法提供新的知识。

在18世纪后半叶，摆在康德面前的，便是如何调和唯理论与经验论之间的鸿沟，超越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的分野，找到所谓的“先天综合判断”——一种始于经验、终于理性，既能包含人类经验又能产生必然性与普遍性的知识论。康德的答案可以用一句话简单概括：人为自然立法。换言之，我们内嵌于知识体系之中，观察者的位置是必不可少的，人通过理性可以综合分散的、零碎的经验，从中找到普遍性，是自然符合了人的认识形式，而非反之。换言之，“我们对事物的感知来源于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把混乱的感官信息转化为了空间和时间上排布有序的、具有客观因果性的事件”（第226页）。作为“认识论的哥白尼式革命”，这一启蒙主义思想彻底改变了欧洲哲学史的轨迹。在此之前，人要么是神创有机世界秩序中的被动接受者，要么是过于理性、试图掌控客体的征服者；康德的哲学则提出，现实是一种主体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当人带着不同的认知框架和知识体系去观察，便会得到不同的答案。

正是在此基础上，自由意志有了意义：观察本身便将自由嵌入了自然，虽然世界无法被完全认知，但人不仅可以主动自由地参与宇宙，更具有建构多重现实的能力。康德当然也明白，理性并非万能，总有事物的存在超越人的理解能力。若是人造之物能够展现出自然而然的无目的性，而恰好观察者能够从中识别出一些结构与精确性，审美的愉悦便会从这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中诞生；而当存在完全超越了理性的边界，阐释和认知的冲动消退，人便会产生恐惧、臣服与敬畏等复杂交织的情感，此所谓“崇高”。

康德对人的理性的推崇可谓开天辟地，它不仅确证了人的主体性与尊严，更表明现实的本质与答案寄寓在人类自身之中。“我们在世界中发现自己，也在自己身上发现世界。”（第237页）但康德同时意识到，若想要上诉的理论体系成立，就必须有一些不言自明的、永恒的存在作为人类认知的基本框架，这个框架便是时空。广延的空间是一切存在的坐标系，而连续的时间则帮助观察者对微小的差异视而不见，如此，人方能形成自己的叙事，编织个体意识，穿越极端怀疑论和唯理论的迷雾，最终创立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完成认知过程。

一个二律背反就此诞生了：“虽然理性所追求的统一性，对于在时空中获得有关世界的经验是必要的，但这种能力却并不了解自身的力量。理性有一种惊人的能力，能把有限存在物的各种差异感知统一起来，形成连贯的叙事，但这种能力往往会冲破有限性的限制。”（第135页）这样的话语所描述的事实看似弯弯绕绕，实则可以用十分简单清晰的话语描述：时空不是经验的对象，而是经验的条件，是人的理性的宏大叙事基础，我们所取得的知识，都必须以一个无条件的整体为前提，若是理性迫近这个整体/现实的终极本质，不仅会发现其根本不可知，而且会遇到更为本质的问题——是谁创造了时空？时间真的是连续的吗？空间的界限在哪里？康德选择将这些问题纳入不可认知的先验领域，即“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越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康德不仅假定了永远无法完全认知的自足宇宙，也假定了永远无法完全实践的道德律令，这将成为20世纪解构主义哲学攻击他的集中火力点）。

总的来说，启蒙运动的核心“并非要用自然取代超自然，而是将一个残暴、愚昧的信仰替换成一个理智、文明的信仰，”伊格尔顿在《上帝与文化之死》中略带嘲讽地评论道，“某些启蒙思想家嘲笑关于创世的圣经教义，却相信宇宙显露出了美丽的有组织的设计，从而证明了至高存在的在场。”（第16页、第21页）历史总是容易滑向庸俗，启蒙主义虽然摧毁了旧秩序，树立了人的尊严，但也摧毁了基督文明的崇高典范，引入了物质主义、机械主义和一个荒谬的先验上帝——不可解释的时空与资产阶级道德律令。世界相应分化出了两种模式，一种是精明务实的物理世界，可以被解释却无法提供指引，一种是超越人类的本质世界，它提供了知识的基本框架与道德的目的却无法被理解。而这一难题将会被20世纪的量子物理学重新定义。

物理学的挑战：不确定性的阴霾

发端于康德的启蒙主义理性极大推动了现代科学的发展，到了19世纪末，牛顿力学、热力学和统计力学、电磁场理论似乎已经撑起了经典物理学的大厦。然而，这一经典物理学理论体系却无法解释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为什么光速能够不受参考系的影响始终保持不变？第二，万有引力定律虽然解释了物体运动的规律，但引力本身从何而来？ 或者说，既然引力无时无刻不在提供加速度，惯性参考系（物体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何以可能？

爱因斯坦用相对论对这两个问题作出了回应。他认为，在经典力学中，时间和空间是独立的、固定不变的背景，即康德所言的先验存在，而要解决光速不变的问题，“我们就不能把时间当作我们所观察事件的背景，而是要把时间看作事件的一个方面，会随着我们相对于其他观察者的速度之变化而变化”（第200页）。只要物体运动，时间的流逝便会发生改变，速度越快，时间流逝越慢，当物体的速度等于光速时，时间便会停止。不同的观察者处于不同的坐标系，对时间流逝的感觉不同，便会以不同的时间秩序见证同一事件（此处为光速不变）。而对于引力是否存在的问题，爱因斯坦认为，任何有质量的物体都必然会引起时空的弯曲，质量越大，时空的弯曲越明显，路程也就越长，若速度不变，所需要的时间也就越长（这解释了《星际穿越》中大质量天体上时间流逝缓慢的现象）。如果物体存在一个初始速度，它便会做匀速直线运动，但由于地球的质量弯曲了时空，物体便会被“拖拽”着朝向地球运动（原本的惯性运动在弯曲的时空中成了非惯性运动，产生了朝向地球的“加速度”），这便是“万有引力”的本质。换言之，引力本身并不存在，我们之所以感受到了“引力”，是因为头部时间流逝得要比脚步的时间快——人似乎被“引”向了时间流速更慢的那一端。用爱因斯坦的话说：“惯性只是质量之间的相互作用，空间独立于作为测量对象的质量，惯性也就和‘空间’本身无关。”（第200页）换言之，引力和加速度都是时空曲率的表现，而空间并非“一成不变的空荡荡的背景”，而是“把观察到的事件和运动关联起来的方式”。

相对论的提出，打破了经典物理学中的先验时空观，它们都不再绝对，而是受到了观察者参考系的影响，因果律也被打破了，不确定性和相对性粉墨登场。可以这么说，不是物理学失效了，而是经典物理学本质上是光速远小于光速时的一种特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告诉我们：其一，时空是紧密相连的四维时空结构的组成部分，运动总是会同时牵扯到这四个维度，且时空会相互转换。作为三维生物，人无法理解作为第四维度的时间的终极本质，更无法想象时间，只能将空间中的运动和事件比作时间的流逝。如果我们能站在更高维的角度去看世界，便可能遭遇库伯在方阵中遇到的现象：所有的事件都在同一时刻、同一地点（库伯所处之处）发生和展开，过去、现在和未来也因此都是人类意识建构的幻觉。因此，其二，观察者的位置至关重要，他以某时某地为锚点去观察时空，一切事件才得以在时间和空间上形成线形三维的排布，而他本身（墨菲的书房、库伯离去的时刻）也成为时空的起源，简而言之，“宇宙的边界不在时间和空间中，而是内在于空间与时间本身”，“在向外遥望宇宙的同时，我们也在向内窥视一切时空的起源”。

如果说，爱因斯坦从宏观上解释了时空的相对性，确认了观察者的中心地位，但他的观点依然是绝对论的，时空之网再弯曲，依然是平滑的，有迹可循的，而以海森堡为代表的量子力学家则进一步从微观原子的世界打破了这个“幻觉”。随着光电效应和干涉实验证实了光的波粒二象性，海森堡进一步发现，经典力学在微观世界里彻底失效了：主导这里的的是测不准原理，观察者无法同时确定粒子的动量和位置，一旦对象位置固定，即对对象进行了控制，它就会破坏对对象速度的测量。或者说，由于在微物之神的世界里一切都以宇宙极限速度光速运动，时间和空间变得毫无意义。“这意味着如果你对自然的观察足够细致入微，物质运动的平滑连续性就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剧烈的量子波动。此外，在在受到观测之前，电子等粒子没有确定的轨迹，轨迹只有在被观测之后才会产生。”（第179页）换言之，在微观领域，一切都是不确定、不连续且毫无意义的。人把有限的自我引入了无限且杂乱的巨物之神和微物之神宇宙，时空才得以以具体可感的形式被理解。但是随着观测位置或使用工具的不同，我们能得出的结论也不同，正如不同方法可以得出光的波粒二象性，当我们越是迫近现实的终极本质，越会发现答案的多元或无解。由此，我们得以理解海森堡常说的两句话：“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所观察到的并不是自然本身，而是暴露在我们探究方法之下的自然。”“人的理解能力是无限的。终极之物却是不可言说的。”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遗产是复杂的，它一方面重新定义了人类对时空和现实本质的认识，一方面给启蒙主义以来的人之主体性留下了巨大的阴霾。人的理性并不是上帝那般全能的视角，总有无法被理解的问题，既然一切都是人类的建构，那这些建构也都能被完全拆解，虚无主义成了20世纪的主流思潮。随之涌现的，不仅是一个有关于“真相”的认识论问题，更是一个有关“何为对错”的伦理学问题，换言之，当任何标准都变得相对，个体要如何找到自由、明确义务、锚定人生的坐标系，从而实现加缪笔下的“将色彩赋予虚无”呢？

文学的答案：将色彩赋予虚无

一场失恋，让博尔赫斯彻底陷入了抑郁的深渊。在被诺拉·朗厄背叛后，博尔赫斯用爱与激情构建起的世界崩塌了。沉浸在爱的氛围中，他将自己变成了一株摇摆的芦草，随着感觉飞升到了极乐之地，可失去爱情后，这个世界便立即恢复了他漠不关心、冰冷无情的本貌，海市蜃楼消散了，恋爱脑的他感受到了延续性自我的崩塌，试图在生活的洪流中抓取记忆的碎片，收获的只有无尽的伤悲与痛苦的回忆。在“地狱”般的失恋期中，博尔赫斯开启了自己对自我意识、语言和存在意义的探索。

失恋的感觉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失去方向感、迷茫、对自身的探索、回忆的反复上演、内心的冲撞、回到孤独的原点、心有不甘的纠缠、愚蠢而迷惘的痛苦……博尔赫斯最先意识到，我们之所以能够建立起自我意识，正是因为对某个人或某件事物的依恋关系，这种关系的延续让我们建立起了时间体验，感受到了真实的内心情感流动和鲜活的生命释放。热爱是平庸日子的一抹亮色，它让我们感到身体放松、内心澄澈，照亮了被无聊和混沌困住的个体。但爱的延续必然暗示着爱的结束。“这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形成的、包含了依恋的存在和不存在的连贯性，就是我们所说的自我。”（第28页）而在抑郁症中，丧失感剥夺了个体建构自我和感知时间的能力，痛苦的画面来回播放，时间缓慢到只剩下单独的某一帧画面，存在的瞬间被定格成纯粹的现在，而这种对过去某一时刻的固执和占有，会破坏个体对现在的把握。因此，对他而言，“时间是失去。时间是心碎。时间是对永久的渴望”（第156页）。

带着这份失恋的伤痛，博尔赫斯开启了自己对语言本质的探索，彼时的他尚未在文学界站稳脚跟，只是一味较真、籍籍无名的图书馆管理员，每日做着重复而无聊的工作。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文学思潮的影响下，《阿莱夫》产生了，这是一篇情节简单但文体不明晰的元小说。其中，博尔赫斯探讨了叙事的本质：由于生活的细节是无限且不可穷尽的，小说何以可能再现生活的真相？过多的枚举会让故事成为对生活的剽窃，正如那个处于黑色金字塔中间的阿莱夫一般，其中蕴含着五彩缤纷的情感，甚至是整个宇宙的真相。顺着这个思路，博尔赫斯继续探究着后来被克里斯蒂娃称为“互文性”的概念——世界上的一切文章都不过是字母随机排列组合而成、“妙手偶得”的产物，并不存在着所谓创作者的权威和原创性的概念。换言之，“在看时无穷无尽的时间里，有限的材料已经被组合完了，或许在这样的世界里创造不出任何新的东西”（第177页）。在《通天的图书馆》中，博尔赫斯将这一概念进一步具像化：世界本身是一座荒诞的、充满绝望的、无穷无尽的图书馆，一切都是文本，一切都是语言编制的产物。这可以说是一个被剥夺了爱和救赎的“悲伤又遭遗弃的男人”的反叛。

在《正午之魔：抑郁是你我共有的秘密》中，安德鲁·所罗门写道：“抑郁是一种孤独的疾病，身处其中时，你的孤独无法突破。想安慰你的人如果无法提供任何真正的慰藉，就很容易陷入痛苦。你会因为让他们经历了这些痛苦而感到内疚，尽管被人离弃的话，状况还会更糟。”（第453页）身处失恋中的博尔赫斯所经历的，可能正是这种感觉：一种与一切失去联系、直逼现实本质的解离状态，意识和身体分离了，在一片无限接近于不存在的时间切片中，人面对的只有冰冷的事实，而不具有任何具体的情感流动和理性判断。

然而，博尔赫斯绝非那么轻易就被生活击败的人。面对着毫无秩序的后现代主义文本世界，他大可选择走向一条虚无主义的道路，但文学上逐渐的成功将其拉回了现实，而晚年的爱情体验更让他意识到，不能随意盲从，更不可走上一条绝望的道路。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不断分岔的小径，通向不同的方向，我们有太多无缘认识的人、无从体验的生活、未曾了解到故事。但正是因为这种不完美性，个体的选择才具有了意义：“小径的分岔”固然可以通向无数的选择，这是人之自由的体现，但我们必须选择其中的一条，寻找到自己的叙事，建构出自己的人生。固然，“我们被囚禁于此时、此地，被不断缩小的选择范围所束缚。但我们会把经历串联起来，创造一个属于我们的故事，编织一条人生的时间性。与此同时，我们也在想象未曾经历过的人生故事，潜在的无限分裂的宇宙，和只有凭借想象力才能领会的意义。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我们封死了那些未被选择的路，将其变成了幽灵，变成了出没于梦中花园的幻影”（第285页）。换言之，在想象和做选择之前，我们具有自由意志，且我们随时可以去重新选择，但自身本身和不确定性相伴相生，选择一旦做下，责任便会随之而来，锚定的感觉便会在确定性中产生，意义感和安定感也会在负责任的行动中自然浮现。

科学与人文的分野可谓是19世纪以来人类思想史的最明显特征，界限混淆的情况更是常有发生。人会用物理学机械论的方式去理解属于人文领域的义务论和终极目的，也会从目的论和价值理性的角度去理解自然，许多谬误由此产生。其实不论是哲学、物理学，它们所给予的答案都是和博尔赫斯相似的：宇宙是无限且不可全知的，它的边界取决于人的主体性，在质询和探索现实终极本质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可以将色彩赋予虚无，更能够明晰自由和责任的边界，最终能在不确定中锚定自己的人生轨迹与目标。

结语：在关系中上下求索

十九世纪是历史上一个过渡而迷人的时期，它在科学与人文、信仰与无神论、基督道德与自由主义、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分野中上下求索，反复挣扎。当时的一批作家，如狄更斯、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都在对日益兴起的占有式个人主义进行反思，他们得出的答案也很简单：我们需要一种社会性（sociality），或者说，人在关系中实现自我。这和现实的本质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博尔赫斯、康德、海森堡对现实的探索本质上都是一种超越式的形而上学偏见，我们终究有限，既不可能获得无限和永恒，也无法抵达现实的终极本质：“我们只能在关系中，在有限的视角下理解事物。理性把我们抬升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让我们可以理解物质的基本构成和宇宙的运行规律，窥知宇宙的边界和时间的起点。但同时，理性也把我们引人了不复的歧途，因为我们拥有的这种探索世界、在黑暗中前行的能力，让我们把头脑中的世界错当成了世界本身，为我们已然开明的眼界蒙上了一层新的薄纱。”（第315页）质言之，一味的解构就会碰上终极的不确定性，而一味的建构则会导致刚愎自用，在一个不确定性远远超过确定性的年代，我们能做的，只有在关系中上下求索，寻找到自己在时间河流中的众多锚定点。我想，这正是知识探索应有的态度：人的探索始于不完美，锚定于对自身价值体系的确认和关系的建立，终于一颗敬畏与包容的心灵。

参考文献

（按照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

Maurice, Frederick Denison. The Conscience: Lectures on Casuistry, Delivered in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nd ed. London: Macmillan, 1872.

Mill, John Stuart. On Liberty.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 Ed. John M. Robson. 1859. Vol. 18.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7. 213–310.

威廉·埃金顿：《天使的精确性：博尔赫斯、海森堡、康德与现实的终极本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5年。

特里·伊格尔顿：《上帝与文化之死》，宋政超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

安德鲁·所罗门：《正午之魔：抑郁是你我共有的秘密》，屠彬、张哲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