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抄
一、真诚的起源与兴起
Sincerity主要指公开表示的感情和实际的感情之间的一致性。
不主张将忠实于自我当作目的，而是将它当作手段。如果一个人是为了避免对别人欺诈而对自我忠实的，他会真的忠实于他自己吗？对道德目的的考虑意味着对公众目的的考虑，这说明，正确履行一个公共角色就会获得遵守尊重和美誉。
在所有这些角色之下的某个地方有一个我，那是可怜的、最终的、真实的我，当所有角色扮演结束时，他会喃喃说道：“脱下来，你们这些身外之物！”然后他与自己原来的真实的自我安然相处下来。
真诚的观念，自我的观念，认识并展示自我之艰难的观念，开始在戏剧突然昌盛的时代兴起并困扰人类，绝非偶然。当代一部闻名遐迩的社会学著作被冠以这样的标题——“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展现”，我们能够设想，当代哈姆雷特会说：“我的心事是无法展现出来的。”
我们扮演着我们所是的角色，结果就会出现对我们真诚进行判断的情况，说真诚是不真实的。
真实（authenticity），要求更繁重的道德经验，更苛刻的自我认识，对“忠实于它”是指什么有更严格的理解，它更关注外部世界和人在其中的位置，但不会轻易地屈服于社会生活环境。按照真实的标准，过去被认为是文化组织肌理之构成的许多东西现在似乎就变得无足轻重了，它们只不过是幻想或仪式，或者干脆就是彻头彻尾的弄虚作假。相反，由于真实自身的要求，许多过去的文化所谴责并试图加以排斥的东西则被赋予了相当多的道德真实性，比如无序、暴力、非理性。真是意味着向下运动，穿过所有文化的上层建筑。
尽管如此，在真实开始意味着真诚有许多缺陷之前，在真实开始盗取我们的尊重之前，真诚在文化的天空中高高耸立，它主宰着人们对他们应该是怎样的想象。
“真诚”在16c30s进入英语，1475就在法语出现。它来自拉丁文sincerus，最初与拉丁文字面意义上的意思完全吻合“干净、完好，或纯粹。”最初指物，包括实体和非实体的物。在16c早期，当它涉及人时，该词基本上是比喻性的。但不久它就开始指没有伪装。
16c对伪装非常着迷。但丁将那些“行为不像狮子而像狐狸”的人打入了倒数第二层地狱，但马基雅维利督促君主要像狐狸一样，就这样蛊惑了伊丽莎白时代的文人学士，成为了那个戏剧时代的主角。
虽然天真无邪的冒充有很大的好处，伪饰却是恶人的伎俩，因而备受道德关注。戏剧中的“坏人”一词不一定具有掩盖的意思，一个坏人的邪恶可以不搀欺骗，他作恶的意图可以是公然的。但在第一对开本的剧中人物表中，坏人就像伊阿古这个会伪饰的人一样，他的邪恶本性对观众来说昭然若揭，但那些被他利用的人却浑然不知。
这种坏人观念一直延续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维多利亚时代以后，坏人形象并非“忠实于生活”，人们形成了人是“好坏混合物”的观念，大都数的坏都可以根据“环境”来解释。我们无法通过实际的数字来表明，某个时代的坏人比另一个时代多，但是，在某个时代坏人运用掩饰伎俩要比另一个时代有更多的理由和更实际的好处。
在社会流动有很大局限的社会，要求顺从的社会制度怂恿人们谄媚逢迎以满足私利、谋求晋升。“坏人”一词最初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决定了它后来的道德意义，这个语含轻蔑的词过去是指封建社会身份低贱的人，而戏剧和小说中的坏人就是企图超越他的出身的人。坏人不是他所是的人：他有意否认并背弃他的社会身份，也因为他唯有通过不可告人的行为、奸诈才能实现他的反常企图。
19世纪的观众会觉得，坦白A卑劣的奸诈意图是很吸引人的，我们最好奇的则是B在优异下隐藏了什么，在英雄面具下面是什么。喜剧的可笑之处就在于每个可笑的人都有他值得夸耀之处。
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工业、民主、阶级、艺术、文化等词是在18c最后几十年以及19c前半叶开始出现的。社会一词是在16c出现的。社会实际上有它自己的生命而不是人的生命，这导致人们渴望它能够与人性协调一致。
欧洲文化史学家基本上一致认为，在16c末17c初，某种类似于人性变化的东西发生了。新型人格的形成随自传突然繁荣的现象指出“英国人思维习惯的某种深刻变化”。与这些心理变化相关的、渐次展开的社会事件（这既是因也是果）则是封建秩序的解体和教会权威的衰落。
马克思认为，愚昧的人不是智力有缺陷的人，也不是粗野无知的人，而是一个孤陋寡闻，“没有担任公职”的人，一个没有参与到社会之中的人，而历史进程的发展，只能发生在城市。
当然，英国的统治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加尔文教的权威既来自神圣的道，也来自人。
内在的约束是无法证明的，但其可能性却可以实现。如果一个人就一些重大事件公开发表他个人的看法，那他唯一权威就是自身经验的真实性和他对启蒙信念的坚定程度，这些都是清晰可辨的。因此自传在这个时期的英国，是新教徒最主要的文类。最早是宗教经验的零散记录，后来开始执著于内心生活的检讨。
自传的前提是人开始成为个体，他开始想象自己有多个角色置于他自身人格之外或之上。它能够成为同伴的关切对象，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成绩，也不是因为他是重大事件的见证者，而只是因为他是一个个体。只有当个人成为个体时，他才越来越多地生活中私人空间里。自传决意证明他的真诚。他认识到自己的个性是独特的，他有揭示自我的冲动，他要证明自我有值得崇敬、信赖的东西。我们认为，这就是个体在面对新近出现的观众意识时的一种反应，是他面对社会所创造的大众时的一种反应。
二、诚实的灵魂与分裂的意识
知识分子以审视国家政体为己任，检查社会以改善社会，由真诚来进行评价，涉及三个问题：1.进行评价的人是否真诚 2.一个社会所宣称的准绳与其实际形态相对应的程度 3.一个社会培育或败坏其公民之真诚的程度。
狄德罗《拉摩的侄儿》（18c）歌德翻译1805出版，黑格尔赞扬。1869马克思寄给恩格斯。弗洛伊德建立俄狄浦斯理论。我们很容易认为年轻的拉摩代表着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本我，是一个冲动的动物，完全屈从于享乐。但拉摩的行为并不是本我驱动的，而是在自我ego的控制下。他最关心的是自我保存。出于这样的关心，他关注着社会，渴望社会地位与权力。可是尽管他强迫自己接受残酷的自我训练，但他却必须承受一个现代人的痛苦，即认识到自己不是个天才。虽然它致力于自我的目标，但他却几乎不能设法管束自身。社会本应提供某些东西让他的热情得到满足，但拉摩却无法得到，于是他就有了一种冷嘲热讽的虚无主义倾向，这压倒了任何审慎的考虑。他渴望得到尊敬，但更喜欢在公众面前自轻自贱。
《拉摩的侄儿》揭露了作为社会之基础的伪善原则，证明装模做样的社会的存在必将导致人的正直尊严的丧失。其次，道德评价不是终极评价，不应局限于善恶来理解人的本性与命运。
黑格尔认为道德评价是倒退，是正确认识人类精神的障碍。高贵本身并不取决于对他人有所裨益的意图，而完全在于自身，它在风度举止上表现的是有特权的、神通广大的社会身份，由此而具有的道德的善只是附带产生的。同样，卑贱也是一种社会处境的表现。从黑格尔的历史人类学出发，真诚是退步的，喜欢留恋于昔日的自我身份，而自我要发展进步的自由，分裂就是必要的。
三、生存的意义与艺术的意义
卢梭对戏剧可以促进道德启蒙之类的说法很不耐烦并持怀疑的态度。戏剧的目标是取悦，它所作出的道德判断之所以能够被人接受，是因为它让人觉得惬意，它肯定并迎合观众的那些已经根深蒂固的看法。在他看来，一个人要活得好，紧要的就是心地单纯，品行端正。戏剧把单纯变得世故，用自我欺骗和道德敏感代替品行的端正。
我们可以说，观众传染上了演员那种特别的疾病，即由于扮演而导致的自我身份的削弱。
阿伦特指出，大革命十分重视公共性，并将无所遮蔽、一览无遗的公共生活与矛盾麻烦的个人生活，与隐蔽幽暗而不可知的心灵彻底对立起来。私人的、不可知的东西被认为是对公共的善的颠覆，这个假想导致对真诚的迷恋，并要在公共面前表达并保证这种真诚，通过雄辩、姿态来证明，这就是角色扮演，而在角色扮演中卢梭看到了个人以及最终社会的腐败本质。安德烈纪德说：“一个人不能既是真诚的，又像是真诚的。”
莫里哀的某些看法与纪德相近。阿尔赛斯特骄傲的主张绝对真诚，这是对隐秘幽暗而不可知的心灵的侵犯。他绝对真实地对待所有人，从而导致他所决意忠实的大部分自我的消灭。
四、英雄的、美的、真实的
在古代文学对英雄的理解中，勇气只是一个要素，并不是决定性的。那时英雄理应得到终身的恩宠，拥有某种遗传的神性。它所赋予的高贵尊严就表现在言行举止、体格风度方面，它自己昭示自己。英雄就是看上去像英雄的人，英雄是一个演员，他表演他自身的高贵感。
英雄观念的萌芽就在喜剧之中，当人们认识到自己滑稽可笑的时候，他们就孕育了尊严的观念。
顿悟基于人类生活的单调乏味平庸琐碎，习惯和需要使得存在变得衰弱或瘫痪，偶尔精神的显现即是神性的。
艺术不再试图“取悦”了，但取悦从来就不是引诱的唯一手段，艺术仍然能够引导我们将自己的生存意义依附于他人的意见。为了获得肯定，某种文化或某种文化之部分的协同努力生成了自己的陈规、自己的一般性、自己的陈词滥调、格言警句，萨特从海德格尔那里借了一个词，就是“饶舌”gabble
五、社会与真实
1856英国特性，真诚是指他们与事情、双方、自身的专一关系
英国人的真诚依赖于英国的阶级结构。这是19c英国小说家们心照不宣的信仰，他们同意一个人只要承认他的阶级状况是他生活的一个特定的、必然的环境，那么他就是真诚的。因为真实，所以真诚。接受了英国圣公会《教理问答》用“地位与责任”对他的召唤，一定就拥有了完整自我的性质。放弃原先阶级则导致真实性削弱，那叫做势利和庸俗。
弗洛伊德说，关于世界是有目的的假定是“与宗教制度一起兴废的”。
王尔德与尼采有一个地方很相似，他们都原则性地反对真诚，赞美面具。
王尔德的意思是，直接地、有意识地去直面经验，又直接地、公开地把它表达出来，这样做不一定就能得到真理，反而有可能会歪曲真理。他说“人在亲自说话时，他几乎不是他自己。给他一个面具，他就会跟你说实话。”
从词源学来看，反讽与面具的观念直接相关，它来自希腊文，表示掩盖者。
马克思认为钱颠倒了人的是非观，货币是人存在中一切不真实的本原。
如果我没有供旅行使用的货币，那我也就没有旅行的需要，没有现实的和可以实现的旅行的需要。如果我有进行研究的本领，而没有进行研究的钱，那么我也就没有进行研究的本领，即没有进行研究的有效的、真正的本领。相反，如果我没有进行研究的本领，但我有愿望和钱，那么我也就有进行研究的有效的本领。《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货币部分的论述是这样结束的：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么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你同人和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你的现实的个人生活的、与你的意志的对象相符合的特定表现。
19c存在这样一种焦虑，存在正受到占有的威胁。
在创造意志中存在着多么强的暴力，而在一个强调责任、顺从不容置辩的、绝对的戒律的文化里，要坚持断言自主，需要多么无情的行动；要战胜那种非生存的意义，需要多么坚定的个人意志。
六、真实的无意识
理查德吉尔曼说：“正是小说的这个要素迫使小说降格为只是生活的一个替代物，像生活，当然稍好一点，一个梦（或一个还算顶用的噩梦）、一条出路、一种补偿、一张蓝图、一个教训。”叙述之虚假性主要在于，它假定生活是容易理解的因而是能控制的。结束是意义，或起码是对意义或明或暗的允诺。
叙述性历史表现的是必然与变迁，它让人保持着足够的重量，让双脚依然能够感到下面那块坚实的大地，让它们明白要追寻规定的、正确的道路。
系统地研究欺骗和自我欺骗，揭露隐藏的真相来源于17c的法国道德主义者。”撕下面具“在法国大革命精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有力的揭示人表象下的不同的真实，我们将获得知识、实践和（特别是）道德的优势地位。
guilt悔恨，是对感情的否定，是焦虑与沮丧，是个体力量的缩减，是他意识的自我之意图的歪曲，是对满足、快乐甚至欲望之可能性的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