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左傳》整理的新高度——讀趙生群《春秋左傳詳注》
《左傳》整理的新高度
——讀趙生群《春秋左傳詳注》
郭帥
摘要：趙生群教授的《春秋左傳詳注》疏解周詳，注釋簡明，該書在典章、名物、義理、史實、文字校勘、標點、訓詁等諸多方面作了全面深入探索，尤其重視常用字詞、虛詞的釋讀，新見迭出，精彩紛呈，是當代整理《左傳》的典範之作，爲閱讀《春秋》《左傳》提供了一個精善的注本。
關鍵詞：《左傳》；注釋；經學；常用字詞
《左傳》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典籍之一，是研究我國古代經學、史學、文學、語言學等必讀的原典。《左傳》加上《春秋》，將近二十萬字，內容涉及春秋歷史文化的諸多方面，雖經歷代學者研究，依然存在不少疑難之處，要想完全讀通，並非易事。新世紀以來，學界在《左傳》研究方面積累了豐碩成果，社會及學界亟需一部既能反映當代學術水平，又能方便閱讀普及的《左傳》注本。2008年，趙生群教授的《春秋左傳新注》（下簡稱《新注》）在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廣受好評，影響海外。近期，趙先生的《春秋左傳詳注》（下簡稱《詳注》）又在中華書局出版，是作者積十餘年之力，對《新注》修訂的成果。此次修訂，刪去了《新注》所附的《導論》，增加出注條目，修改注釋，可謂精益求精。《詳注》簡約詳明，創見迭出，無疑是當代《春秋》《左傳》注釋的翹楚之作，具有極高的學術水準。該書的建樹及特色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開宗明義，回歸經典
《春秋》是否爲孔子所作，是經還是史？《左傳》是《春秋》之傳，還是一部獨立的史書？這都是在研讀《左傳》時無法迴避的基本問題，也是歷史上長期聚訟的學術公案。
西漢時，今文經學博士抨擊《左傳》不傳《春秋》，劉歆篤信《左傳》，他作《移書讓太常博士》，指責今文家“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1]清代劉逢祿撰《左氏春秋考證》，質疑《左傳》解經之語皆爲劉歆竄入，劉歆改《左傳》爲傳《春秋》之書。康有爲又撰《新學僞經考》，認爲所有的古文經皆出自劉歆僞造。民國間疑古思潮興起，錢玄同指出，《春秋》非孔子所作，它不過是一部魯國的“斷爛朝報”，不但沒有所謂的“微言大義”等等，並且是沒有組織，沒有體例，不成東西的史料而已。[2]上世紀80年代，楊伯峻在《春秋左傳注·前言》中表達了類似觀點，認爲“孔丘實未嘗修《春秋》，更不曾作《春秋》”，“《春秋》是魯國的一部自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後人又續至十六年）共二百四十四年間的不完備而可信的編年史”。[3]
《春秋》是經是史、《左傳》是否爲解經而作，牽涉到《春秋》《左傳》兩書的關係、《左傳》真僞等諸多重要問題，也直接影響到《左傳》文本的解讀。因此，必須釐清是非，還《左傳》原本面目。
《詳注·前言》開篇便說：“孔子作《春秋》，敘魯國十二公（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之間各國大事，時歷二百四十二年，筆削舊史，以爲褒貶。魯太史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依經立傳，以史解經。”[4]趙先生認爲，《春秋》爲孔子所作，左丘明撰《左傳》專爲解《春秋》經，它不是一部獨立的史書。
趙先生著有《春秋經傳研究》，該書立足《春秋》經傳，循史官記事之例，挖掘大量內證，證明《春秋》是經、《左傳》是傳，二者皆非史書。其中對《左傳》有經無傳、無經之傳的解釋，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如該書指出，隱、莊、閔、僖四君即位，《春秋》皆未記載；《左傳》不載四君即位，而釋《春秋》不書其即位之原因，且對文、宣、成、襄、昭、哀六君即位，也隻字未提，證明《春秋》《左傳》絕非史書。《詳注·前言》再次強調，左丘明撰《左傳》的目的不在述史，而是專爲解經，《春秋》《左傳》兩書，合之雙美，離則兩傷。如果用史書的標準去衡量《左傳》記事（如君舉必書、諸侯會盟、行人往來、祭祀與軍事等），會發現漏洞百出，不可窮詰。
趙先生注《左傳》，十分關注經傳的義例與文例，闡發《春秋》微言，明確《左傳》傳經的事實。如隱公元年《經》：“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赗。”[5]《傳》云：“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赗。緩，且子氏未薨，故名。”[6]《詳注》於“故名”出注：“《春秋》常例，天子之卿大夫不書名。宰咺使魯，惠公已經下葬；而仲子未薨，不應預贈助喪之禮。此二事皆不合禮，故書其名。”[7]《詳注》補述《傳》文，進一步闡明《經》書“宰咺”之名的原因。再如桓公十二年《經》：“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8]《傳》云：“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9]《詳注》：“盟于曲池：魯君與杞侯、莒子盟。《傳》蒙經文省略會盟之人。”[10]
《左傳》行文，多蒙經文而省略，如果不明這一文例，就可能出現校勘失誤。如桓公三年《經》：“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11]《傳》云：“齊侯送姜氏，非禮也。”[12]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下簡稱《校勘記》）曰：“《釋文》云：本或作‘送姜氏于灌’。《水經注·汶水》篇引《傳》文作‘齊侯送姜氏于下讙’。”[13]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據此增補“于讙”二字，[14]《詳注》未從。趙先生認爲：“‘于讙’二字不當補。……《傳》言‘齊侯送姜氏’非禮，非‘送姜氏于讙’非禮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翬迎女，齊侯送女，君子譏之。’即其意。石經、宋本倶無‘于讙’二字，亦其證也。”[15]《左傳》意在強調“齊侯送姜氏”非禮，故蒙經省略“于讙”二字。
《詳注》特別注意《春秋》與《左傳》的對應關係，對杜預分經附傳之失誤、《左傳》解說《春秋》書法之文字多有闡發。趙先生以翔實的證據，嚴謹的邏輯，從多角度論證《左傳》的經學屬性，糾正了近代以來受疑古思潮影響而漸入歧途的《春秋》學。應該明確，經學是《左傳》的本質屬性，閱讀《左傳》，不能脫離經學背景。《詳注·前言》開宗明義，重申作者二十多年前的研究成果，引領讀者從經學角度閱讀理解《春秋》《左傳》，在今天越發突顯其重要的學術價值及時代意義。
二、注釋細緻，簡約詳明
閱讀《詳注》，最直接的感受是出注細密，行文簡潔，作者在明瞭的基礎上，不作過多徵引。如桓公二年《傳》：“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16]這句話雖無冷僻字詞，但“制”“出”“體”“正”這四個字並不好理解。《詳注》分別注云，“名以制義：名當從其義。制：從”；“義以出禮：謂禮由義生。《國語·周語上》：‘夫義所以生利也。’出：生”；“禮以體政：行政以禮。體：行”；“正：治”。[17]再如昭公九年《傳》：“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18]《詳注》云，“服：物。指器物禮儀。旌：表”；“物：職，官”；“容：貌，儀容”。[19]《詳注》對可能影響理解的字詞解釋直截精準，文意豁然通暢。
趙先生注釋《左傳》的初衷是爲選修《左傳》導讀的學生提供一部合適的《左傳》讀本，因此注釋頗爲細緻。以《左傳》中的著名戰役爲例，城濮之戰集中出注154條，邲之戰集中出注275條，鞌之戰集中出注140條，鄢陵之戰集中出注174條。《左傳》對大戰的描寫非常精彩，詳細揭示戰爭的起因、過程、結果，涉及人物眾多，關係複雜，《詳注》的疏解極爲周祥。此次修訂，《詳注》繼續增加出注條目，書的題名也將“新”字改爲“詳”字。以昭公十三年《經》《傳》注釋爲例，《新注》共出注286條，《詳注》共出注297條。從數量上看，《詳注》增加11條注釋，但實際情況更多。如昭公十三年《傳》第一段注釋，《詳注》刪去“敗焉”，增加“囚俘”“乏困”“‘將焉’句”三處注釋；[20]再如《傳》文“君不可忍，惠不可弃”，[21]《新注》出注云“弃：忘”，[22]《詳注》出注云“惠：恩。弃：忘”，[23]同一條目內增加注釋。
《詳注》沒有在句中分散出注，而是在一段完整敘事之後，集中出注，這樣可以快速、連貫地閱讀正文，避免枝蔓過多。如果大量詳細、複雜的討論夾注在正文之中，不僅影響整體閱讀效果，而且易使初學者產生畏懼心理。無論是出注的形式，還是注釋的內容，《詳注》都十分方便初學者閱讀。需要強調的是，《詳注》雖是一部普及性的《左傳》注本，實則有著極高的學術品位。趙先生另外著有《〈左傳〉疑義新證》（下簡稱《新證》），收錄《左傳》札記600餘條，實際討論的問題上千處。近年來，趙先生又陸續撰寫了十餘萬字的《左傳》札記，部分成果已經發表，未來計劃出版《〈左傳〉疑義續證》。這些札記成果均已收入《詳注》。《新證》及後續的札記論文，或補證舊說，或創立新解，詳細羅列訓詁資料，交代論證過程，解决了大部分疑难问题，因此《詳注》具有很高的學術含金量，欲深研《左傳》的讀者可以參看。
三、考辨嚴謹，求是創新
《左傳》歷經兩千年研究，積累了豐富的成果，要想推陳出新，有所發明，其難度可想而知。《詳注》對前人解釋有誤的、不清楚的、忽略的問題作了全面深入考察，在文字訓詁、天文地理、史實義理、禮制名物等方面均有精彩論述，疏難解疑，多發前人之所未發。如《詳注》前言強調，要讀懂常用字詞。常見詞有不常見義，有些詞義連辭書都不曾收錄，受思維慣性的影響，很容易理解錯誤，且不易察覺。《詳注》的許多創獲就體現在常用字詞考釋方面，糾正了長期以來理解的錯誤。茲舉數例如下：
莊公三十年《傳》：“鬭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24]
前人解釋“毀”爲“破損”義。如桂馥曰：“毁謂破家。《蒼頡篇》：‘毁，破也。’”[25]楊伯峻注引此說。據《左傳》文意，令尹鬭穀於菟散去家財，以紓緩楚國災難，前人注解“毀”字未允。《詳注》：“毀其家：指分施其家財。毀：捨。家：家產。”[26]《新證》指出，“毀”有“捨棄”、“放棄”之義，《左傳》多有內證，皆不可理解爲“毀掉”、“毀壞”。如文公十八年《傳》：“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毀”與“廢”同義；[27]襄公十一年《傳》：“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前用“毀”，後用“舍”，意思相同；[28]昭公元年《傳》：“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開戰之前不可能自己毀壞戰車，“毀車以爲行”謂捨棄車乘，改編爲步兵；[29]昭公五年《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舍中軍”與“毀中軍”同義。[30]
宣公二年《傳》：“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31]
“熟”字前人多不出注，今天理解“不熟”就是生的意思。楊伯峻注曰：“熊蹯即《孟子·告子上》之熊掌，其味甚美，然難熟。”[32]宰夫專職國君飲食，若將未煮熟的食物呈給國君，因此被殺，似不能突顯晉靈公之“不君”。《詳注》：“熟：爛。”[33]《說文》：“爛，孰也。”[34]《方言》：“自河以北，趙、魏之間火熟曰爛。”[35]《玉篇》：“熟，爛也。”[36]食物煨爛稱熟。“熟”與“爛”字意義相通，《詳注》的注解精準簡潔。文公元年《傳》：“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37]《詳注》出注云：“熊掌難以煮爛，王請食之，欲拖以待變。”[38]熊掌不易煨爛，故成王爲此緩兵之計。
莊公二十七年《傳》：“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39]
“非事也”，杜預注曰：“非諸侯之事。”[40]楊伯峻注曰：“會杞伯姬，與女相會也，與民事無關。”[41]諸家解釋“事”爲“事情”之義。《詳注》：“非事：非國君之本職。事：職。”[42]趙先生指出，“事”用作“職”義，《左傳》多見，如莊公十四年《傳》：“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閔公二年《傳》：“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閔公二年《傳》：“違命不孝，弃事不忠”；成公九年《傳》：“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哀公十一年《傳》：“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哀公十六年《傳》：“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爲令尹，使寬爲司馬，而老於葉。”以上諸例，“事”字皆當訓作“職”義。[43]
哀公七年《傳》：“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44]
杜預注曰：“上物，天子之牢。”[45]楊伯峻注曰：“據《周禮·秋官·掌客》‘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鄭玄注謂‘饗諸侯而用王禮之數’。”[46]諸家注解“物”字訓詁未明。《詳注》：“物：數。”[47]“物”有“數”義，“上物”與下文“大數”同義。《新證》舉例：定公十年《傳》：“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有物”即“有數”；《國語·周語上》：“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韋昭注：“物，數也。”[48]
成公九年《傳》：“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49]
前人於“則”字多不出注，習慣理解爲“已經”義。如沈玉成《左傳譯文》譯作：“德行已經不行，重溫舊盟做什麼？”[50]《詳注》：“則，若。”[51]“則”可表假設義。如僖公七年《傳》“心則不競，何憚於病”，[52]漢應劭《風俗通義》卷五引作“心苟不競，何憚於病”。[53]僖公二十三年《傳》：“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54]“德則不競”與“心則不競”、“己則不明”句法相類，“則”皆爲“若”義。由此可見，趙先生對《左傳》虛詞的注釋也下了極大功夫。
此外，《詳注》融入了作者最新的研究成果。如《史記》《漢書》等文獻都認爲周平王東遷在幽王被殺之次年，《詳注》綜合《左傳》《竹書紀年》及清華簡《繫年》，確定平王東遷的時間在幽王被殺之後二十四年（前747年）；幽王、平王之間尚有攜王，周攜王在位二十一年，晉文侯殺攜王而立平王，三年後東遷洛邑。[55]
趙先生精熟《左傳》《國語》《史記》等先秦兩漢文獻，具有敏銳的學術視野和嫻熟的文獻考釋功夫，嚴謹細緻，勤於思考，且善於突破思維定式，故常能言人所未言，解千年之疑。《詳注》精妙之論不勝枚舉，以上所舉個例僅爲管中窺豹，欲見宗廟之美，尚祈讀者親自品讀。
四、探求奧義，修正標點
我國古代就已經出現標有句讀的《左傳》版本，如國家圖書館藏宋鶴林于氏家塾棲雲閣刻本《春秋經傳集解》、元相臺岳氏刻本《春秋經傳集解》、清武英殿刻《春秋左傳注疏》等，但這與現代意義的標點還有一定距離。當代通行的《左傳》點校本如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陳戍國《春秋左傳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的《春秋經傳集解》等。這些點校本通行多年，有的經過數次修訂，但依然存在一些標點問題。標點直接反映古籍整理者的學識，因爲遇到疑難的字詞尚可跳過不注，但標點卻不能迴避。《詳注》闡幽發微，啟人耳目，修改標點往往有觸手生春之效。試將《詳注》與楊伯俊《春秋左傳注》（下簡稱楊注）的標點作幾處對比：
《詳注》宣公十二年《傳》：“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56]
楊注點作：“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57]楊注以“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爲直接引語。趙先生認爲，“曰”與上文“于”“以”同義。《新證》舉例：哀公十五年《傳》：“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曰死而棄之”，謂以其死而棄之；俞樾曰：“《爾雅·釋詁》：‘粵、于、爰，曰也。’而爰、粵、于三字，又訓‘於’，是‘曰’‘於’義同。《禮記·禮運篇》：‘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言其降於教命者，皆其法於天者也。上句用‘曰’字，下句用‘於’字，亦虛字變換之例。”[58]《傳》文“儆之于……”；“訓之以……”；“箴之曰……”，是三個句式相同的分句，“箴之曰”之後依然是述其意，非直接引語。
《詳注》成公二年《傳》：“（石成子）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眾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眾。”[59]
楊注點作：“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眾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眾。”[60]“我此乃止”四字，不易理解。杜預注曰：“我於此止禦齊師。”[61]王引之曰：“乃，猶‘是’也。成二年《左傳》：‘衛石稷謂孫良夫曰：子以眾退，我此乃止。’言我於此是止也。”[62]楊伯峻注曰：“我止於此以禦齊師。我此乃止，我乃止此之變句。”[63]章太炎曰：“下云‘且告車來甚眾’，爲敘事之辭，則‘乃止’亦當爲敘事，當讀‘我此’斷。《說文》云：‘此，止也。’……我此，言我止以禦敵也。乃止，語訖而遂止于其地也。”[64]趙先生讚成章太炎的意見，認爲“此”“止”同義，當訓作“禦”。《新證》舉例：成公十六年《傳》：“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我請止”之“止”與成公二年《傳》“我此”之“此”同義，文法亦相類。[65]
《詳注》昭公十三年《傳》：“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66]
楊注點作：“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67]鄭爲伯爵，爲何云“鄭伯，男也”？此句頗爲費解，歷來眾說紛紜，皆難自恰。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理解“男”字。《詳注》云：“鄭，伯男也：言鄭應承擔伯爵之貢職。男：任。《釋名·釋長幼》：‘男，任也，任王事。’《國語·周語中》云：‘夫狄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南’亦有‘任’義。《廣雅·釋言》：‘南、壬，任也。’”[68]古書“男”“南”二字相通，皆可訓“任”。昭公十三年《春秋左傳正義》引《國語·周語中》“鄭，伯南也”，“南”即作“男”字。[69]“鄭，伯男也”與“鄭，伯南也”意思相同，“男”爲“擔任”之義。
詞義、文意理解不準確，標點也會隨之出錯。趙先生注《左傳》不迴避疑難，不輕易放過常見詞彙，細心縝密，論斷精嚴，進而修正標點，一掃千年氛霧。
五、慎定底本，精校異文
今傳《左傳》版本甚多，清嘉慶年間阮元校刻的《十三經注疏》本後出轉精，爲學界公認的善本。《詳注》以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的阮刻《十三經注疏》本爲底本，廣泛吸收前人校勘成果，又參校敦煌卷子本、蜀石經本、宋龍山書院刻纂圖本、《四部叢刊》影宋本，以及《宋本冊府元龜》《太平御覽》《文選》等，精心校勘，審慎取捨，凡文字改動之處，皆隨文出注。然限於體例，許多校勘成果及詳細的校勘過程不能體現在《詳注》之中，我們可以通過《新證》窺探作者在校勘方面所用的功力。
《詳注》隱公元年《傳》：“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 [70]
有學者將此句點作“曰‘爲魯夫人’”，或認爲“曰”字爲衍文。俞樾《群經平議》云：“傳文‘曰’字，衍文也。《閔二年傳》：‘有文在其手曰友。’《昭元年傳》：‘有文在其手曰虞。’彼傳無‘爲’字，故有‘曰’字。此傳有‘爲’字，則不必有‘曰’字。”[71]《詳注》云：“曰爲：爲。曰、爲同義。”[72]趙先生指出，“曰”有“爲”義，“曰爲”同義連用，“曰”字並非衍文。《新證》舉例：《左傳》閔公二年云“有文在其手曰友”，昭公元年云‘有文在其手曰虞’，昭公三十二年云‘有文在其手曰友’，文例一貫，則知“曰”非衍字；《論衡·雷虛》：“魯惠公夫人仲子，宋武公女也，生而有文在掌，曰爲魯夫人。”又《自然》《紀妖》二篇敘其事，皆云“曰爲魯夫人”。知王充所見之本亦有“曰”字無疑。[73]
《詳注》桓公二年《傳》：“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74]
楊伯峻校曰：“此句無動詞，‘將’或‘器’下應有‘寘’字。”[75]趙先生則不讚成此處理校。《新證》曰：“‘將’下之‘昭’字，即此句動詞，不必增字。若加‘寘’字，‘寘’、‘昭’並列，於義難通。《爾雅·釋詁》：‘顯、昭、覲、釗、覿，見也。’郝懿行《義疏》：‘顯、昭皆觀示之義。’‘觀示’即‘示’、‘昭示’之義。……《國語·周語中》：‘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韋昭注：‘大物，大器也。’‘昭大物’與‘昭違亂之賂器’同一詞法。”[76]
《詳注》哀公二十六年《傳》：“《詩》曰：‘無兢惟人，四方其順之。’”[77]
阮元《校勘記》曰：“閩本、監本、毛本‘順’誤‘訓’。顧炎武云‘石經訓誤作順’，非也。錢大昕云：‘《左傳》古本作“順”。’”[78]洪亮吉曰：“此則當作‘順’甚明。顧氏，《石經》作‘訓’，反云‘順’非，失於詳審。”[79]阮元、洪亮吉等認爲“訓”爲“順”字之訛。《新證》指出，“訓”、“順”義通，《廣雅·釋詁上》“訓，順也”，《左傳》作“訓”者，蓋爲古字。 [80]
儒家經典經過歷代学者校勘，訛誤相對較少，各版本之間的異文前人亦多有討論。趙先生以現代科學的校勘理念、扎實的小學功底，重新審視前人的校勘意見，撥雲見日，還《左傳》文本之真。
六、結 語
趙先生學殖深厚，剛毅儒雅，對弘揚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始終抱有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敢於挑戰重大的、疑難的學術課題，修訂《史記》、爬疏《左傳》，皆为無量之功。從《春秋經傳研究》，到《春秋左傳新注》《〈左傳〉疑義新證》，再到《春秋左傳詳注》，可以看出，趙先生對《左傳》的研究既宏大又精微，兼顧考據與義理，更無門戶派別之見，每考釋問題，必充分發掘內證，通貫經傳，排比歸納，竭澤而漁，展現出嚴謹質樸、求是創新的治學精神。趙先生長期講授《左傳》，非常樂於跟學生探討問題，對《左傳》的注釋不斷精進。如定公九年《傳》：“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絶而後下。’”[81]“讓”字用常見的義項解釋，如“禮讓”“責讓”等，文意皆不可通。趙先生在《新注》中解釋“讓”爲“喧呼”義。[82]這次修訂，《詳注》改爲：“讓：同‘攘’。推，前。”[83]筆者認爲，“讓”與“襄”字古相通，“襄”有“上”義，“讓登”、“讓而左”、“讓而右”之“讓”字，解作“上”義更加明瞭。此說得到趙先生認可。經典常讀常新。《詳注》是作者沉潛《左傳》四十餘年的結晶，簡約詳明，極富創見，是當代《左傳》整理的新高度，足以代表當今的學術水平，更無愧“《左氏》功臣，樸學佳作”的讚譽。[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