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冷光与文字的凿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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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欧洲文学版图中,芙洛儿·雅埃吉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她生于苏黎世,长于瑞士与罗马的寄宿学校,定居米兰,以意大利语写作却深植德语文化的精神内核,其作品既不属于纯粹的瑞士文学,也难被归入意大利文学的传统谱系。苏珊·桑塔格曾称她为“激进的世界主义作家”,其创作以“情感的强度、惊人的张力与极致的凝练”超越地域与语言的局限,而约瑟夫·布罗茨基则将她的文字比作“雕塑家的凿子”,以精准的刻痕剥离表象,触及存在的核心。雅埃吉的文学世界,植根于中欧的历史肌理与个人的跨语言体验,自1968年发表首部作品以来,她以三阶段的创作演进打破文学体裁的固有界限,用简洁如冰雕的语言、碎片化的叙事与冷峻的主题,构建了一个围绕“生命-观察-死亡”循环的独特宇宙,而《管教的甜蜜岁月》作为其成熟时期的代表作,更凝练呈现了权力压抑、完美与疯狂的边界、女性情谊等核心命题,成为理解其创作诗学的关键密钥。
雅埃吉的创作基因,早已植根于其跨文化的成长轨迹与多重语言的浸润之中。1940年生于苏黎世的她,前五年在故乡度过,随后至1950年与祖母同住,那段时光在她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记,祖母精心照料的花园如今已“如自杀般枯萎”,而她在那里初次发现“美丽、孤独与事物的衰败”。青春期的她辗转于瑞士的女子寄宿学校(其中阿彭策尔的寄宿学校最为重要,成为日后多部作品的背景)与罗马的科尔乔·瓦莱奥雷利亚学院,不断迁移的经历使其自幼便体会到疏离与边界的意味。1958年,18岁的她前往巴黎,后在罗马结识知识界精英,与奥地利作家英格博格·巴赫曼结为挚友,又与作家、出版商罗伯托·卡拉索结缘,1968年成婚并定居米兰,至今仍居于这座城市的中心公寓。家庭背景赋予她双重的文化与宗教底色:母亲是意大利裔天主教徒,为钢琴教师;父亲是瑞士德语区人,信奉加尔文-茨温利主义,这种宗教的混合并非冲突的源头,而是成为其作品中隐性的文化基因,新教的禁欲与天主教的仪式感交织,塑造了其人物对秩序与罪恶的复杂感知。语言方面,意大利语是她的母语,但德语作为父亲的语言与童年环境的一部分,成为“失落的语言”,时常在其写作中“造访打字机的按键”;法语则因家庭环境的影响,成为其生活与创作中的另一重声音,三种语言的浸润并非负担,而是构成其跨文化书写的核心资源,意大利语的精准为文字奠定基础,德语的冷峻强化情感张力,法语的优雅则为部分表达增添诗意,使她的作品天然具备跨越边界的特质。关键的人际联结深刻影响了雅埃吉的创作路径:巴赫曼是其文学道路的重要推手,正是在后者的鼓励下,她才将首部作品《嘴里的手指》交付出版,而巴赫曼对这部作品的评价——“将涣散的轻盈与权威的智慧融为一体,诞生出具有魔鬼般智慧的对话与令人卸下防备的简洁描写”——也精准预见了其日后的创作风格;与卡拉索的婚姻不仅是生活的伴侣关系,更带来了文学视野的拓展,卡拉索执掌的阿德尔菲出版社始终出版她的作品,而该出版社对中欧文学的关注,也与雅埃吉的创作倾向不谋而合;瑞士作家罗伯特·瓦尔泽则是她重要的精神偶像,其叙事技巧、对孤独的书写与在雪中离世的结局,都成为雅埃吉作品中反复回响的元素,她甚至在《管教的甜蜜岁月》中直接提及瓦尔泽在Herisau精神病院附近的散步,将其纳入叙事的肌理。雅埃吉的创作心境始终与孤独相伴,她性格内敛,极少接受采访,远离文学圈的喧嚣,将更多精力投入写作本身,曾描述自己的写作过程:“修改页面,更换一个词、一个形容词,删减多余的部分——而多余的部分几乎总是存在。删减、修改、冷却、裁剪”,这种对文字的极致苛求,使其作品呈现出“冰雕般的精致与冷冽”。定居米兰后,她始终与瑞士保持着一种“刻意的距离”,这种距离使其能够以更客观的视角回望故乡的文化与记忆,正如她所言:“与瑞士的关系越是疏离,其重要性反而越是凸显”,这种疏离感转化为创作的张力,使其作品中的瑞士既是具体的地理空间,又是抽象的精神符号。
雅埃吉的创作生涯跨越四十余年,虽作品数量不算丰厚,却呈现出清晰的演进轨迹,三阶段的创作既各有侧重,又被统一的主题线索串联。1968至1980年间,她以《嘴里的手指》《守护天使》与《水雕像》三部作品撕开体裁的边界,这些作品难以被归入任何传统文学类别,既具备戏剧的结构——对话与场景设置极具舞台感——却并非为演出而作,因“时间等戏剧元素未被遵守”,且需改编才能搬上舞台,同时又融合了小说的叙事与日记的私密感,形成独特的“小说-戏剧”混合体。《嘴里的手指》以碎片化的结构展开,核心故事分裂为五个部分,每个部分又细分为微小的瞬间,叙事线索不断跳跃,无固定逻辑,主人公Lung有吮指的癖好,身处封闭的诊所,以疏离的视角观察世界,父母的缺席使其与外部世界隔绝;《守护天使》中,两位年龄不明的孤儿姐妹在四壁之内进行成人般的对话,探讨存在、死亡与世界的问题,她们的交流更像是独白的交织,缺乏真正的互动;《水雕像》则将视角赋予地下室中的雕像,它们沉默地观察着充满痛苦与不幸的人类世界,唯有死亡能带来平静。这一阶段的主题已初露端倪:家庭缺位(孤儿、父母疏离)、封闭空间(诊所、房间、地下室)、孤独与冷漠、生与死的对话,叙事上采用多视角交织、时间跳跃、语义重复等手法,打破传统叙事的连贯性,语言则开始呈现简洁的特质,短句与直接的表达成为主导,避免冗余的修辞。经过九年的沉寂,雅埃吉于1989年推出《管教的甜蜜岁月》,标志着其创作进入成熟阶段,随后相继出版的《天堂的恐惧》与《普罗莱特卡》,三部作品均聚焦短篇(或中篇),主题更为集中,风格更为凝练,成为其创作生涯的巅峰之作,斩获多项文学大奖。这一阶段的核心主题可概括为“生命-观察-死亡”的循环,《天堂的恐惧》包含七个故事(七这个数字暗合圣经意象),每个故事都围绕恐惧、死亡、家庭缺位展开:厌恶亲生女儿的母亲拒绝将其送养,导致养母自杀;女杀手谋杀屠夫;孤儿双胞胎濒临自杀边缘……这些故事中,寒冷、沉默、暴力成为常态,人物的情感往往呈现“怪诞”的特质,却又根植于现实的土壤;《普罗莱特卡》以一艘名为“普罗莱特卡”的船为背景,讲述少女与父亲的最后旅程,父亲的死亡与少女的孤独形成呼应,船上的贵族世界虚伪而冷漠,而死亡成为解开存在困境的最终出口。与第一阶段相比,这一阶段的作品体裁更为清晰, 而叙事的实验性并未减弱,碎片化的情节、开放式的结局、独白式的对话依然是主要手法,语言则更为精准有力,每一个词都经过精心挑选,无一字多余,人物塑造也更为鲜明,多为女性(少女、孤儿、孤独的成年女性),她们冷漠、疏离,却又暗藏内心的风暴,形成独特的“雅埃吉式人物”谱系——“无菌的、冰冷的、精于算计的”,情感时常显得“怪诞而不正常”,却又真实反映了人性的某一面。2009年出版的《推测的生活》,标志着其创作进入元文学阶段,这部作品包含三个短篇,分别聚焦托马斯·德·昆西、约翰·济慈与马塞尔·施沃布三位作家的生平,是其长期以来对其他作家关注的集中呈现。事实上,她早已有丰富的翻译与评论实践,曾翻译施沃布的《想象的生活》与德·昆西的《伊曼努尔·康德的最后日子》,还为罗伯特·瓦尔泽、英格博格·巴赫曼等作家撰写文章。《推测的生活》并非传统的传记作品,而是以雅埃吉独特的视角重构作家的生命片段,融入其自身的创作理念与情感体验,延续了简洁的风格,却在主题上更为聚焦“文学与生命的关系”,探讨作家的创作与痛苦、孤独的内在联结,成为一种“关于文学的文学”。这一转向并非脱离其核心主题,而是将“观察”的对象从普通人物转向作家,将“生命与死亡”的命题与文学创作的本质相结合,深化了作品的思想厚度。贯穿三个阶段的核心主题,除了“生命-观察-死亡”的循环,还有身份认同的困惑、家庭的缺位与关系的疏离、宗教的隐性影响、封闭空间的象征意义等,这些主题相互交织,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身份的困惑源于跨文化的背景与家庭的疏离;封闭空间既是物理环境,也是人物内心孤独的外化;宗教元素则为人物的道德感知与罪恶感提供隐性的文化语境,这些主题的一致性,使雅埃吉的作品虽跨越数十年,却始终保持着鲜明的辨识度。
雅埃吉的文本仿若阿尔卑斯山的冰川,冷冽、坚硬,却暗藏深邃的纹理,她以独特的叙事技巧与语言运用,构建了一个既疏离又引人沉浸的文学世界。碎片化是其叙事的核心特征,作品极少遵循线性的时间顺序与因果逻辑,情节往往由一个个独立的“微瞬间”构成,线索不断跳跃,读者需在碎片中拼接意义,如《嘴里的手指》将核心故事分裂为五个部分,每个部分又细分为若干片段,主线不断跳跃,没有固定的逻辑,《管教的甜蜜岁月》中叙述者的回忆也时常跳跃,从寄宿学校的日常到与弗雷德丽卡的互动,再到成年后的回访,时间线的模糊增强了作品的疏离感与怀旧感,这种碎片化并非混乱,而是源于其对“真实体验”的理解——生活本身并非连贯的叙事,而是由无数孤立的瞬间构成,文学的使命便是捕捉这些瞬间的本质。体裁的融合是其另一重要叙事策略,第一阶段的作品直接打破小说与戏剧的界限,即使在成熟阶段的作品中,这种融合依然存在,小说的叙事框架中嵌入大量的独白与对话,人物的语言往往“如判决般直接”,兼具小说的叙事性与戏剧的张力,此外,她的作品还时常融入日记的私密感与散文的凝练,形成“跨体裁”的独特气质。视角的运用上,雅埃吉多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且叙述者多为无名者,《管教的甜蜜岁月》《普罗莱特卡》等作品的叙述者均无明确姓名,这种匿名性增强了叙述的普遍性,使读者更容易代入人物的疏离感与身份困惑,同时,叙述者的视角往往是有限而不可靠的,她们只能呈现自己的感知与记忆,无法窥见全局,这种有限性为作品留下了丰富的解读空间,而开放式或反转式的结局,“要么反转,要么未完成”,则让读者品味主题的反转或情节的延续,强化了作品的余味。人物塑造上,雅埃吉的人物呈现出鲜明的“家族相似性”,织就一张独特的“冷漠谱系”,这些人物以女性为主,她们外表冷漠、疏离,情感表达克制甚至怪诞,缺乏家庭的关爱,多为孤儿、父母缺席或关系疏远,有独特的怪癖或执念,在封闭空间中寻求庇护,却又被空间所禁锢。这些人物并非简单的“负面形象”,而是承载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她们是“人性暗面的化身”,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个体的孤独与异化,其冷漠是对家庭缺位、环境压抑的一种防御,怪癖则是内心欲望与痛苦的外化,且往往呈现“双重性”——完美与疯狂、秩序与混乱、顺从与反抗的对立统一,这种双重性使人物更为立体,也深化了作品对人性复杂性的探讨。值得注意的是,雅埃吉的人物往往没有名字或名字具有象征意义,无名的叙述者增强了普遍性,而有名字的人物,其名字往往暗示其性格或命运,这种命名方式,体现了雅埃吉对细节的极致关注,也使人物与主题更为契合。语言风格上,雅埃吉的文字被布罗茨基誉为“凿子般的刻痕”,核心特质是简洁、精准、直接,无一字多余,她偏爱短句,避免复杂的修辞与冗长的描写,句子往往“如人类的判决,结局不确定”,这种简洁并非贫乏,而是源于其对“本质”的追求,写作应“删减多余的部分”,只保留最核心的表达,使语言具备“冰雕般的硬度”。多语言的交织是其语言风格的另一重要特征,意大利语作为基础保证表达的精准,德语词汇的穿插增强情感的张力与文化的厚度,法语词汇则为表达增添优雅与诗意,这些外语词汇与语境高度契合,德语词汇多与压抑、强迫、冷漠相关,法语词汇则多与情感、优雅相关,反映了雅埃吉的语言背景,也使语言与主题更为契合。语义场的重复是其语言的另一显著特点,死亡、寒冷、雪、沉默、孤独、封闭空间等语义场在作品中反复出现,形成独特的语言标识,雪与寒冷既指物理环境,也象征人物的冷漠与内心的冰封,沉默是人物的常态,反映了情感的疏离与沟通的匮乏,封闭空间则是物理与心理的双重禁锢,这些语义场的重复,强化了作品的主题,使整个文学世界呈现出统一的冷冽气质。
《管教的甜蜜岁月》出版于1989年,是雅埃吉成熟阶段的开篇之作,也是其创作诗学的集中体现。这部仅百余页的中篇小说,以瑞士阿彭策尔的鲍斯勒学院为背景,通过无名叙述者的回忆,讲述了她与同学弗雷德丽卡之间复杂的友谊,阿彭策尔的雪终年覆盖,鲍斯勒学院的墙壁如同凝固的沉默,晨间检查时敞开的衣柜里,折叠整齐的衣物透着无形的规训,“Teufen”(当地地名)在德语中与“魔鬼”(Teufel)相近,暗示了这个空间的黑暗本质。学校的秩序森严,宗教仪式是日常的一部分,学生需遵守无数规则,校长霍夫施泰特夫人是权威的化身,她的丈夫沦为其附庸,这种权力结构反映了父权制下的性别关系,而封闭空间不仅是物理环境,更是权力压抑的象征,学校的规则如同“无形的枷锁”,控制着学生的言行与思想,这种压抑并非显性的暴力,而是隐性的规训,通过秩序的强化、情感的抑制将学生塑造成“顺从的主体”。学生们来自富裕家庭,却大多被父母遗弃在这所学校,“家庭”对她们而言是遥远而陌生的存在:叙述者的母亲远在巴西,通过信件下达指令(如要求她与德国同学同住以学习德语),父亲则居于酒店,极少探望,家庭的缺位使学校成为她们唯一的“家”,却又是一个缺乏温暖的“监狱”,这种矛盾使学生们陷入更深的孤独与异化。情节以叙述者的回忆展开,缺乏线性的因果逻辑,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14岁的叙述者进入鲍斯勒学院,对新来的弗雷德丽卡产生强烈的迷恋,弗雷德丽卡以极致的整洁、自律与钢琴才华著称,成为学校的“完美典范”,叙述者模仿她的整洁与书法,渴望获得她的认可,两人逐渐建立起复杂的友谊,一起散步、分享秘密,却又始终保持着距离,弗雷德丽卡的冷漠与疏离让叙述者难以真正靠近。期间,新学生米歇琳的到来短暂打破了这种关系,叙述者的情感发生动摇,但很快又回归对弗雷德丽卡的迷恋,弗雷德丽卡的父亲去世后,她突然离开学校,不久后传来她纵火焚烧母亲房子并住进精神病院的消息,多年后,叙述者回访学校,发现它已变为盲人院,昔日的压抑空间如今成为“视觉的监狱”,暗示着真相的不可见与记忆的模糊。小说的核心人物是无名叙述者与弗雷德丽卡,两人构成互补又对立的关系,叙述者是典型的“雅埃吉式人物”,孤独、缺乏身份认同,依赖与他人的关系确立自我,她对弗雷德丽卡的迷恋,本质上是对“完美身份”的追求,这种身份的建构是脆弱的,依赖于他人的存在,而当弗雷德丽卡离开后,她的身份再次陷入模糊,成年后的回访,使她最终接受了身份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这种接受并非妥协,而是一种成熟的和解,她意识到身份并非源于他人的投射,而是源于自身的体验与记忆。弗雷德丽卡是完美与疯狂的化身,她的“完美”是显性的,衣柜整理得“没有一厘米的偏差”,书法“如同印刷般工整”,遵守学校的所有规则,成为老师眼中的典范,这种完美并非源于内心的平静,而是一种“防御机制”,她以极致的秩序对抗内心的混乱,以冷漠疏离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其内心深处是对家庭缺位的痛苦与对自由的渴望,父亲的去世成为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纵火行为则是她对压抑秩序的极端反抗,“她烧毁的不仅是母亲的房子,更是束缚她的完美形象与压抑环境”,弗雷德丽卡的名字意为“和平”,却以暴力的方式寻求自由,这种反差揭示了完美的虚幻与疯狂的必然性,也深化了作品对压抑与反抗的探讨。霍夫施泰特夫人作为次要人物,是权力与压抑的象征,她严格、冷漠,以规则控制学生的言行,其丈夫的从属地位反映了父权制下的性别权力关系,表面上女性掌权,实则仍是以男性的规则体系为基础,她对弗雷德丽卡的赞赏,本质上是对“顺从的完美”的肯定,而当弗雷德丽卡打破这种完美时,便被视为“疯狂”,这一设定揭示了制度对人性的异化。《管教的甜蜜岁月》将雅埃吉的核心主题凝练到极致,最突出的是“压抑与反抗”,寄宿学校的规则体系构成了显性的压抑,家庭的缺位、情感的抑制则构成了隐性的压抑,双重压抑之下,叙述者的反抗是隐性的,通过模仿弗雷德丽卡的完美,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寻求身份的确认,弗雷德丽卡的反抗则是显性的,以纵火的极端行为,打破完美的假象与压抑的秩序,两种反抗方式的对比,揭示了压抑对人性的不同塑造,也探讨了反抗的可能性与代价。身份认同是小说的另一核心主题,叙述者的身份困惑源于家庭的缺位与环境的压抑,她通过与弗雷德丽卡的关系,试图确立自我的位置——“我通过她,看到自己的缺失”。女性情谊的复杂性也是小说的重要命题,叙述者与弗雷德丽卡的关系并非单纯的友谊,而是包含迷恋、依赖、嫉妒、竞争等多重情感,她们相互吸引却又相互疏离,相互模仿却又相互对立,这种复杂的情谊,反映了女性之间关系的真实状态,既有亲密的联结,也有权力的博弈,雅埃吉并未将这种情谊浪漫化,而是呈现其原始与复杂的本质,打破了传统文学中女性情谊的刻板印象。小说的叙事与语言,是雅埃吉风格的集中体现,第一人称的回忆视角,使叙事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与怀旧感,叙述者的记忆跳跃、碎片化,既符合记忆的真实状态,也强化了作品的疏离感,开放式的结局让读者参与到意义的建构之中。语言方面,小说达到了“简洁的极致”,短句为主,避免冗余的修饰,多语言的交织依然存在,德语词汇“freilich”(当然、自由地)反复出现,既体现了学校的德语文化背景,也暗示了人物对自由的渴望,法语词汇则出现在弗雷德丽卡的对话中,增强了其优雅与疏离的气质,雪、寒冷、沉默、秩序等语义贯穿全文,强化了作品的冷冽气质与核心主题。
雅埃吉的文学成就在于她以独特的跨文化视角、创新的叙事风格与深刻的主题探索,打破了国家、体裁与性别的边界,成为当代中欧文学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声音。她的作品被翻译成三十余种语言,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认可,桑塔格、布罗茨基等文学大家对其高度赞誉,多位学者将其纳入“中欧文学传统”,与罗伯特·瓦尔泽、英格博格·巴赫曼、托马斯·曼等作家相提并论。作为跨文化书写的代表,雅埃吉的作品天然具备“边界性”,她以意大利语写作,却深植德语文化的精神内核,聚焦瑞士的背景,却探讨普遍的人性命题,融合多种语言的特质,却形成统一的文学风格,这种边界性使她的作品能够跨越地域与文化的限制,引发不同读者的共鸣,也为当代跨文化书写提供了重要的范例:跨文化并非简单的文化混合,而是以自身的独特体验为基础,提炼出普遍的人性主题,同时保持语言与风格的独特性。在体裁创新方面,雅埃吉打破了小说、戏剧、日记等体裁的固有界限,开创了“跨体裁”的书写方式,其碎片化的叙事、简洁的语言、开放式的结局,也影响了当代欧洲文学的创作趋势,多位作家借鉴其“冷美学”的风格,以简洁的语言与疏离的叙事,探讨现代社会的孤独与异化。而她对女性人物的塑造,也突破了传统女性写作的刻板印象,她的女性人物并非“受害者”或“天使”,而是复杂、冷漠、有缺陷的个体,反映了女性的真实状态,为女性叙事提供了新的可能。此外,雅埃吉的元文学创作与翻译实践,也为文学的跨文本对话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她通过翻译与重构其他作家的生命与作品,构建了文学与生命的内在联结,深化了对文学创作本质的探讨,这种“关于文学的文学”,既丰富了其自身的创作谱系,也为元文学的写作提供了独特的范例。雅埃吉的文学如同阿尔卑斯山的冷光,不耀眼,却能穿透表象,照亮人性的本质,以简洁如凿刻的语言、碎片化的叙事、冷冽的主题,构建了一个独特的文学世界,这个世界既植根于中欧的文化土壤,又超越地域与语言的界限,探讨着普遍的存在命题。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雅埃吉的作品如同一剂冷静的良药,以其冷冽的光芒照亮现代社会中个体的孤独与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