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土地者近神明

这条街的树木在盛夏的半空连接成道道拱门，两边一层房子临街的窗户统统被凿开，粗拙的铁艺围栏勉强圈出了庭院，灰空间的过渡在这里丝毫不起作用，商品将生活汹涌地带上街头。它暗示着这必定是条暮年的街道：血糖仪、血压计、无糖食品……人们把蔬菜、水果、成箱的牛奶、卤味和糕饼的香味散播到人行道上，他们坐在其间，用锃亮的不锈钢盆装着可以从早上吃到傍晚的菜，嘴里含着咀嚼的饭菜招呼买东西的客人，也咒骂自己的孩子。老人们把日子过得很长，他们早起，把所有延时的动作都暴露到日光下，所以晚上的时候这条街道就剩下昏黄的灯光。当然，有些房子的营生属于夜晚，她们通常在早市初开之时结束工作，然后向街坊买一天里最新鲜的食物。

方言和街巷有种天然的亲密，样本的不可复制性来自于这些顽强存在于城市夹层中的街道。一天早上，一个戴老花眼镜的老人拎着刚买的一捆芹菜回到摊位前，固执地要退了它，因为他发现再走几步的另一家比这家便宜。老板娘是南方人，强壮精干，黝黑的脸膛，沙哑的嗓门瞬间嚷嚷得一条街都听到：“笑话！八毛钱的物什你也有面孔来退！你活到这么大岁数饭都白吃了嘎！”那老人一遍遍地重复着“我想退了它”，就这样僵持。摊位边的那只杂毛狗瞎了一只眼睛，看起来好像时刻对你眨眼，四仰八叉地吐着舌头，不吠不跑。各种方言再夹杂进来，有劝说老板娘退给他的，有劝说老人算了吧的。我经过，知道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1962年，约翰•伯格离开英国，足迹遍布世界各地；1970年代中期，他选择定居于法国上萨瓦省一个叫昆西的小村庄。这本随笔的大多数文章都写于他定居昆西之后，但也留着那十数年漂泊的印记。伯格与英国某种意义上的“决裂”，是他自省地对从前自己的背离，至少，他之后终于从“不得不以艺术批评的方式表达对任何事物的想法或感觉”的境地逃脱。感谢逃脱，我看到行走的旅人书写于土地之上的文字，理性的爱亦能生发柔情。

我不明了这种情感由何而来，我离西西里采牡蛎的天主教徒很远，也同博斯普鲁斯海峡渡船上的卖针人没有交集，更和阿尔卑斯讲山地法语的牧牛人无缘，但那些故事却在我心中回荡，渗入我观看的意识，我日常的情感。伯格致力的事业，是希望的宗教，感动总来得神秘而不可知，但希望这种状态，关于相信，因相信而行走，因相信而观看，因相信而记录，因相信而书写。

这片土地上，每天都有人或平淡或离奇地生老病死，当漠视遭谴责的同时，更需要当心的是怜悯。伯格曾经称好的小说作家是“死亡的秘书”，其实他本人亦是一位好秘书，他记录观看，而从不随便发表观点，“这就是我看到的世界”，它生猛而直接。他将自己的行走付诸笔端，我们将他的文字反转为观看，在辽阔的幅员上，到处是和我们一样普通的人们，不管他们肮脏而狡黠，只要相信，就能变为力量。这种乐观亦根源自马克思，人们不再相信乌托邦，退一步，1968年之后的左派，“去战斗”转变成“去希望”，虽谁都知道遥不可及，却鼓鼓在心头。

所以，伯格将希望归还给土地，如果这也算一种信仰，那么神明就在观看的同时被我们接近，这更像是一个原始的神话，人们被泥土捏造出来，人本主义的柔情就是关于创世的神话，神明在观看中，上帝之眼，为希望而开启。这也解释了为何本书的书名原文为“THE SENSE OF SIGHT”，不管伯格在谈论的是莫迪里阿尼的爱情还是土耳其庭院与自然的关系，他们最后都是“观看”统摄下的某种对土地，以及生长于土地之上的人们的崇敬，而它不至于跌入民粹主义漩涡的原因也正在于此，没有人会诟病一位摄影师或者一位画家是“民粹主义的”，如果真有龃龉，那么首先需要反省的反而是诟病者本人。

“有时候，我在夜里看到星星，特别是当我们出去抓鳗鱼的时候，我就在脑子里开始想，“这个世界，它真的是真的么？”我，我可不信。要是静下来的话，我会相信耶稣。坏嘴巴的耶稣基督，我会杀了你。不过，有时候我甚至不相信上帝：“要是上帝真的存在，他为什么不让我休息一下，不给我个活干？”

然后我记得我有了孩子，不能松懈了。可是，有些时候……找不到活干的时候，我的头就痛啊……

给青蛙蜕皮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挺可怜的。可是我能怎么着呢，只能杀了它们。我可怜它们，但是它们得死。那青蛙瞪着我，知道死期到了。我把它抓在手里，跟它说，它没错。我怎么晓得咧？抓住它的两条腿，还没下剪刀，它就在你的手里撒下一泡尿——就像我们要碰上这样的事，也会这么做——还不止一泡。我就是这么知道它是怎么想的。”

我想伯格在观看和倾听的同时，内心还有“保佑”二字，保佑，不好不坏，它跟希望一样，没有即时降临，但也令人盈然。那天突兀地哼起张楚的老歌《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暗自思忖，其实这希望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