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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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十年，指的是从1993年到2003年。曾经的十年，对于中国电视新闻人意味着探索、改革、发现；对于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人来说，则意味着辉煌和荣誉。
1993年，《东方时空》开播；1994年，《焦点访谈》开播；1995年，《新闻调查》开播；1996年，《实话实说》开播；1997年，香港回归直播；1998年，突发事件报道（’98抗洪）……
在网上流传的“2002年央视新闻评论部内部年会”里，我们看到的著名主持人颠覆了惯常的形象。敬一丹是内部晚会主持人，穿着绿军装带着红袖章激动地说到：“开播了，开播了，开播了！”，一连三个“开播”说的正是那个中国电视新闻史上激动人心的时期。白岩松用RAP音乐玩起说唱“80年代的电视没有办法看，80年代的记者没啥事情干，大会小会开不完，电视要玩完……”，敬一丹接着说到“残酷啊！现实，这正是中国人不堪忍受的所谓文化生活。这样的夜晚，除了创造人类，我们还有什么追求”。 2003年第一次看到这个“流出版”时，惊讶，却也感受到央视评论部人的朝气蓬勃和不拘一格。
1993年初，时任央视新闻采访部主任的孙玉胜（后任央视新闻评论部主任，现任央视副台长）领着一帮“临时工”开始《东方时空》的创业，这些年轻人，“背井离乡在北京重新开始了集体生活。早期《东方时空》组在一个地下室开辟了集体宿舍。因为要赶时效，《焦点时刻》的记者夜里加班，经常睡在走廊里，地下室机房的灯光常常与朝阳相辉映……”时隔十年，在“新闻评论部内部年会”上，白岩松指着大屏幕上第一次出境时“尖嘴猴腮”的自己说：“那时候的白岩松瘦，但是有本事，能把别人的肚子搞大；现在的白岩松胖，但是没本事，只能把自己的肚子搞大。”在大众眼中，他们已然“功成名就”。可创业阶段“理想者部落”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却鲜为人知，他们把当时的《东方时空》栏目组视为中国电视界的“延安”和“深圳”。“尽管创业的过程中充满了艰辛和无奈，我的这些同事们却用激情和意志在中国电视界矗立起了一座理想的山峦。他们用自己年轻的感受、独特的视角、开放的理念，全新地阐释着这个时代的精神追求，宣扬着他们对生命意义和人文精神的理解与感悟。这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为了追求一种不平凡的生活，为了给自己的青春和理想一个有分量的交代，义无反顾地走进了一个他们认为能够放置自己生命中最好年华的地方。”孙玉胜在《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这样写道。
《十年》成书的2003年，我还看了网上流传的一部片子——《分家在十月》。这部小片是央视新闻评论部的杰作，他们用革命影片《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年》的画面配上我们所熟悉的崔永元、白岩松、水均益等的名字后缀以“司机”和“诺夫”或者“波波娃”加之以声音“恶搞”。这部网络影片恶搞鼻祖也启发到胡戈，才有了后来一时轰动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当然，小片最直接的影响是让我初识央视新闻评论部的一些幕后英雄，比如梁建增（现任央视新闻评论部主任）、李挺（现任央视副总编辑）、袁正明（现任央视副总编辑）。从此，我开始关注《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央视名牌新闻栏目的幕后推手。孙玉胜，则是当时幕后推手的直接领导者和组织者。
《分家在十月》制作于2001年左右，小片一开始，陈耀文·司机（焦点访谈记者，博客http://chenyaowen.blshe.com/）当众演说：七年前，中国电视是一潭死水，是谁拯救了中国电视？是东方时空！
拯救也好，改变也罢，从决策者的角度来看， 93年电视改革发端于什么？从技术操作的层面上讲，改革参与者又是如何在中国语境下“摸着石头过河”的呢？孙玉胜用十章内容代表十年，平和沉静的分析了电视新闻的变迁和作者思考的逐步深入。
92年春，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向纵深方向发展。那句“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不断激励着中国人民改革的脚步。电视传媒作为反映时代变迁的工具也需要改革和进一步发展，中央电视台时任台长杨伟光启动了早间节目计划，而在此前，中国人是没有早上起来看电视的习惯的。这个对于中国电视人来讲“前无古人”的计划能不能成功？这是一个未知数。台里之所以把一个带着实验性的新节目放在早间，还有一层意味，就是如果节目不成功，影响会小一点。而这个任务落到了孙玉胜的肩上。孙玉胜和他的团队对于早间节目的认识和思考也经历了波折：从最初定位在服务性栏目上到要做一个别人无法替代的突破性栏目——“电视杂志”类型的《东方时空》（尽管当时中国还没有引进“电视杂志”这个概念）。《东方时空》作为央视的特区，实行了“承包制”，央视不提供任何经费，节目经费和人员工资从广告费里出：从初期五分钟的广告时间填不满，到一年间行情水涨船高，广告价格增加了十倍。当时有报道称：《东方时空》改变了中国人早晨不开电视机的习惯。
《东方时空》的成功在于改造了电视人的语态，把长期以来高高在上、不容置疑的话语方式变为真诚亲切、聊天拉家常的话语方式。有观众评论说：“看完《东方时空》就像刚从南方的早市上拎回的一条扑腾着的活鱼、一捆绿油油的青菜”。与内容上的突破相比，孙玉胜认为，《东方时空》话语的亲切和传播方式的鲜活才是让观众惊喜的真正原因。我们总记得《东方时空》子版块《生活空间》片后那句意味悠长的话“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正是由于对于电视表达和叙述方式“真诚和平民化”的追求，才有了后来的《实话实说》。崔永元，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改变了中国主持人传统的话语方式才获得大众的一致好评。
但是，在中国新闻史上，对于话语方式改造的追求却不是“前无古人”。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就明确提出反对“空话连篇、装腔作势、无的放矢、语言无味”的“党八股”。“我们远不是随时都善于简单地、具体地、用群众所熟悉和懂得的形象来讲话。我们还没有能够抛弃背得烂熟的抽象的公式。”遗憾的是，这个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大白话来说新闻、讲道理的传统却在十年浩劫中被丢弃的一干二净。
趁着“时空”的东风，央视决定移师晚间，在《新闻联播》之后开辟一个新闻综述性栏目，这个栏目就是《焦点访谈》。尽管有人统计过，批评监督类节目在《焦点访谈》最多的年份和季节，比例也没有超过节目总量的22%，但是《焦点访谈》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也最为群众津津乐道的仍是它的社会监督类节目。老百姓觉得《焦点访谈》“敢说”、“说的让观众服气”，“焦青天”的名声曾经在老百姓中流传。时至今日，《焦点访谈》监督的范围和力度，监督的级别和敏感程度远远超过了当初栏目策划者的预期。不过，未变的是栏目的态度和原则，后来归结为五个字——“用事实说话”。新闻学者经常提到一个词语“调查深度”，那么什么才是“调查深度”？从媒介特点上来看，和纸媒相比，电视有着先天不足。纸媒由于用文字表达，适合理性分析和线性深入。而电视长于形象和感染力，对于思想层面发掘不大。这也是为何《百家讲坛》流于学术娱乐化的原因之一，电视由于自身特点的制约，本身就不适合把艰深的学术搬到荧屏上。而《焦点访谈》的节目却会得到学者和群众这样的评价：“揭开盖子的事实让人触目惊心，这是《焦点访谈》历史上最有深度的调查”。孙玉胜认为，对于电视媒体，“深度不是艰深的话语和生涩的表达，而是最终由观众来感受的深刻。”“所谓深度就是对事实的占有，作为记者，你获得事实越多，你离深度越近。”
孙玉胜的这本《十年——从改变电视语态开始》写的如此扎实，很难想象作者竟然是没有学过电视却干电视的人。刚入电视台的时候，“广播学院、电影学院分配来的同事们喜欢津津乐道地扎堆说‘蒙太奇’，我一度以为是哪个外国记者的名字”。操作层面上，“至今没有亲手拍摄过一部纪实节目”。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从实践中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的电视新闻改革之路，并用专业的笔法写出了一部有分量的中国电视改革之书。
《十年》于2003年成书，距今已有6年了。不过，正如作者所言，“电视的语态仍然需要我们继续改造，电视新闻改革仍在路上。”
1993年，《东方时空》开播；1994年，《焦点访谈》开播；1995年，《新闻调查》开播；1996年，《实话实说》开播；1997年，香港回归直播；1998年，突发事件报道（’98抗洪）……
在网上流传的“2002年央视新闻评论部内部年会”里，我们看到的著名主持人颠覆了惯常的形象。敬一丹是内部晚会主持人，穿着绿军装带着红袖章激动地说到：“开播了，开播了，开播了！”，一连三个“开播”说的正是那个中国电视新闻史上激动人心的时期。白岩松用RAP音乐玩起说唱“80年代的电视没有办法看，80年代的记者没啥事情干，大会小会开不完，电视要玩完……”，敬一丹接着说到“残酷啊！现实，这正是中国人不堪忍受的所谓文化生活。这样的夜晚，除了创造人类，我们还有什么追求”。 2003年第一次看到这个“流出版”时，惊讶，却也感受到央视评论部人的朝气蓬勃和不拘一格。
1993年初，时任央视新闻采访部主任的孙玉胜（后任央视新闻评论部主任，现任央视副台长）领着一帮“临时工”开始《东方时空》的创业，这些年轻人，“背井离乡在北京重新开始了集体生活。早期《东方时空》组在一个地下室开辟了集体宿舍。因为要赶时效，《焦点时刻》的记者夜里加班，经常睡在走廊里，地下室机房的灯光常常与朝阳相辉映……”时隔十年，在“新闻评论部内部年会”上，白岩松指着大屏幕上第一次出境时“尖嘴猴腮”的自己说：“那时候的白岩松瘦，但是有本事，能把别人的肚子搞大；现在的白岩松胖，但是没本事，只能把自己的肚子搞大。”在大众眼中，他们已然“功成名就”。可创业阶段“理想者部落”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却鲜为人知，他们把当时的《东方时空》栏目组视为中国电视界的“延安”和“深圳”。“尽管创业的过程中充满了艰辛和无奈，我的这些同事们却用激情和意志在中国电视界矗立起了一座理想的山峦。他们用自己年轻的感受、独特的视角、开放的理念，全新地阐释着这个时代的精神追求，宣扬着他们对生命意义和人文精神的理解与感悟。这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为了追求一种不平凡的生活，为了给自己的青春和理想一个有分量的交代，义无反顾地走进了一个他们认为能够放置自己生命中最好年华的地方。”孙玉胜在《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这样写道。
《十年》成书的2003年，我还看了网上流传的一部片子——《分家在十月》。这部小片是央视新闻评论部的杰作，他们用革命影片《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年》的画面配上我们所熟悉的崔永元、白岩松、水均益等的名字后缀以“司机”和“诺夫”或者“波波娃”加之以声音“恶搞”。这部网络影片恶搞鼻祖也启发到胡戈，才有了后来一时轰动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当然，小片最直接的影响是让我初识央视新闻评论部的一些幕后英雄，比如梁建增（现任央视新闻评论部主任）、李挺（现任央视副总编辑）、袁正明（现任央视副总编辑）。从此，我开始关注《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央视名牌新闻栏目的幕后推手。孙玉胜，则是当时幕后推手的直接领导者和组织者。
《分家在十月》制作于2001年左右，小片一开始，陈耀文·司机（焦点访谈记者，博客http://chenyaowen.blshe.com/）当众演说：七年前，中国电视是一潭死水，是谁拯救了中国电视？是东方时空！
拯救也好，改变也罢，从决策者的角度来看， 93年电视改革发端于什么？从技术操作的层面上讲，改革参与者又是如何在中国语境下“摸着石头过河”的呢？孙玉胜用十章内容代表十年，平和沉静的分析了电视新闻的变迁和作者思考的逐步深入。
92年春，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向纵深方向发展。那句“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不断激励着中国人民改革的脚步。电视传媒作为反映时代变迁的工具也需要改革和进一步发展，中央电视台时任台长杨伟光启动了早间节目计划，而在此前，中国人是没有早上起来看电视的习惯的。这个对于中国电视人来讲“前无古人”的计划能不能成功？这是一个未知数。台里之所以把一个带着实验性的新节目放在早间，还有一层意味，就是如果节目不成功，影响会小一点。而这个任务落到了孙玉胜的肩上。孙玉胜和他的团队对于早间节目的认识和思考也经历了波折：从最初定位在服务性栏目上到要做一个别人无法替代的突破性栏目——“电视杂志”类型的《东方时空》（尽管当时中国还没有引进“电视杂志”这个概念）。《东方时空》作为央视的特区，实行了“承包制”，央视不提供任何经费，节目经费和人员工资从广告费里出：从初期五分钟的广告时间填不满，到一年间行情水涨船高，广告价格增加了十倍。当时有报道称：《东方时空》改变了中国人早晨不开电视机的习惯。
《东方时空》的成功在于改造了电视人的语态，把长期以来高高在上、不容置疑的话语方式变为真诚亲切、聊天拉家常的话语方式。有观众评论说：“看完《东方时空》就像刚从南方的早市上拎回的一条扑腾着的活鱼、一捆绿油油的青菜”。与内容上的突破相比，孙玉胜认为，《东方时空》话语的亲切和传播方式的鲜活才是让观众惊喜的真正原因。我们总记得《东方时空》子版块《生活空间》片后那句意味悠长的话“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正是由于对于电视表达和叙述方式“真诚和平民化”的追求，才有了后来的《实话实说》。崔永元，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改变了中国主持人传统的话语方式才获得大众的一致好评。
但是，在中国新闻史上，对于话语方式改造的追求却不是“前无古人”。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就明确提出反对“空话连篇、装腔作势、无的放矢、语言无味”的“党八股”。“我们远不是随时都善于简单地、具体地、用群众所熟悉和懂得的形象来讲话。我们还没有能够抛弃背得烂熟的抽象的公式。”遗憾的是，这个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大白话来说新闻、讲道理的传统却在十年浩劫中被丢弃的一干二净。
趁着“时空”的东风，央视决定移师晚间，在《新闻联播》之后开辟一个新闻综述性栏目，这个栏目就是《焦点访谈》。尽管有人统计过，批评监督类节目在《焦点访谈》最多的年份和季节，比例也没有超过节目总量的22%，但是《焦点访谈》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也最为群众津津乐道的仍是它的社会监督类节目。老百姓觉得《焦点访谈》“敢说”、“说的让观众服气”，“焦青天”的名声曾经在老百姓中流传。时至今日，《焦点访谈》监督的范围和力度，监督的级别和敏感程度远远超过了当初栏目策划者的预期。不过，未变的是栏目的态度和原则，后来归结为五个字——“用事实说话”。新闻学者经常提到一个词语“调查深度”，那么什么才是“调查深度”？从媒介特点上来看，和纸媒相比，电视有着先天不足。纸媒由于用文字表达，适合理性分析和线性深入。而电视长于形象和感染力，对于思想层面发掘不大。这也是为何《百家讲坛》流于学术娱乐化的原因之一，电视由于自身特点的制约，本身就不适合把艰深的学术搬到荧屏上。而《焦点访谈》的节目却会得到学者和群众这样的评价：“揭开盖子的事实让人触目惊心，这是《焦点访谈》历史上最有深度的调查”。孙玉胜认为，对于电视媒体，“深度不是艰深的话语和生涩的表达，而是最终由观众来感受的深刻。”“所谓深度就是对事实的占有，作为记者，你获得事实越多，你离深度越近。”
孙玉胜的这本《十年——从改变电视语态开始》写的如此扎实，很难想象作者竟然是没有学过电视却干电视的人。刚入电视台的时候，“广播学院、电影学院分配来的同事们喜欢津津乐道地扎堆说‘蒙太奇’，我一度以为是哪个外国记者的名字”。操作层面上，“至今没有亲手拍摄过一部纪实节目”。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从实践中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的电视新闻改革之路，并用专业的笔法写出了一部有分量的中国电视改革之书。
《十年》于2003年成书，距今已有6年了。不过，正如作者所言，“电视的语态仍然需要我们继续改造，电视新闻改革仍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