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争气，但莫争意气
鲁迅诗云：“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迅翁此诗的真意，愚钝如我，不敢强作解人。暂且“盗用”其表面字义，加以改窜，用作中苏关系史的总结，曰：历尽劫波，兄弟不再；相逢一笑，能泯恩仇？
由沈志华来主编这部大书，再恰当不过了。数百万白花花的银子，换来无价之宝的苏联历史档案，使这一段历史，在中方档案仍然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时候，能够有比较坚实的原始资料依据，沈先生无愧史家称号。该书分成四卷，沈志华执笔的是第二卷“同志加兄弟（1949-1959）”，李丹慧执笔第三卷“从分裂到对抗”（1960-1978），为主体部分，也是最为出彩的部分。杨奎松写的第一卷也不差，限于篇幅，有些细节没有展开。最后一卷则几乎是《人民日报》《真理报》之类表面文献的整理摘抄，时代太近，想写好本来也不可能。
沈志华分析中苏从蜜月到冲突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国际共运中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冲突，以及中苏争当社会主义阵营领袖的角力，确是正路，但也有未尽之处。
中国的民族主义，有着比东南亚、拉美、非洲更为特殊的地方，即：作为有四千年文明的东方大国，中国长期以来可以说是东亚大陆这片“天下”的文化、技术主要输出国，在“朝贡体系”之下，天子威加海内外，虽有军事上受挫折、被少数民族征服的时候，毕竟尚能保有文化上的自信或者说优越感。西方之来，完全改变了历史上形成的格局，不但迫使你在军事上服输，还要迫使你在文化上服输。从天上直接坠落到地狱，反差之大，非其他国家、民族所能想象。从自骄自傲，到承认人家的船坚炮利大搞洋务，到效仿日、英预备立宪，一直到“五四运动”的毁师灭祖，自轻自贱，不知何所底止。在清末民初一盘散沙的时候，只能任人宰割，而参与宰割的国度里，沙皇俄国扮演的是差不多是最凶残的角色。庚子拳乱，俄国并无受到多少损失；《辛丑条约》赔款，却是沙俄拿得最多，不止是金钱，还有在东北的各种利权。策动蒙古独立，更是插在中国志士心中的一把刀，伤口一直无法愈合。
苏俄为中共的助产士，并一直加以抚养，但却忽视了它总有成人自立的时候。之所以那些听从莫斯科指挥棒的人最终无法领导这个集团，关键在于：中国之现代转型，没有先例，无法套用别人的模版，只有这些能在中国各阶层中游走自如的本土人物，才能把握住自己的脉搏。大革命的失败，中央根据地的丧失，在毛的眼里，恐怕主要责任在于共产国际及其爪牙的瞎指挥。大军即将渡江，美国大使馆仍然留在南京迎接“解放”，苏联大使馆却跟着“国民政府”搬到广州，斯大林关于“划江而治”的设想，着实让毛万分恼怒，又不敢公开顶撞，只能用斯大林看不懂的诗词来发泄怒火，曰：“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早在1919 年，列宁领导下的苏俄政府，已明确承诺“沙皇政府独立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给中国人民”，而在195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谈判中，毛泽东心中着实期待着斯大林能信守列宁的承诺，回去好向人民交代，没想到在莫斯科左等右等，斯大林毫无表示，不得已闭门不出以示抗议。如果说，此前的一切可以不再计较，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始，双方即出现如许裂痕，预示着以后进一步的冲突不可避免。这一点，号称能干的美国情报部门完全摸不着北。1958年苏联关于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的提议，在军事同盟惯例中本来无可厚非，之所以引起毛泽东的过激反应，与中国长期受列强欺侮、宰制的屈辱感关系最大。联想到蒋介石在中美联合抗日的蜜月期，依然与美国派到中国战区的史迪威发生激烈冲突，由此应该能看清楚一点：国、共都是民族主义政党，只不过要打鬼（洋鬼子、日本鬼子），不得不借助钟馗（苏俄）。
回首毛泽东一生的历程，平情而论，应该说，这是一个为中国、也为他自己“争气”的过程。早年他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受不了大牌教授的气，从此就看不惯“大知识分子”，反右派一方面是维护政权稳定，另一方面未尝不是要报当年的一箭之仇。当国二十多年，“争气”的目的基本上做到了，如出兵朝鲜，与苏联决裂，但付出的代价确实惨重。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为民族利益据理力争是应该的，但争了面子实际吃亏，却应该加以冷静检讨。毛泽东思想中理想主义、过激主义的成分太浓，战争年代严酷的环境把他拉回到现实，因而能够脚踏实地，扎实推进；但解放战争进行的顺利简直出乎意料，以为天下事不过如此，少了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谨慎，穷过渡、大跃进、与苏联决裂、文化大革命，无不从藐视困难而来。自卑和自以为是，往往只是一纸之隔。
但民族主义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不只是毛泽东一人之事。刚刚打完内战、国内千疮百孔的困难当口，踊跃参加志愿军的青年如潮似海，民族资本家、知识界人士也自愿捐款捐物捐飞机。为国家民族争气，是当时多数人的共同愿望。如果中俄之间在历史上不存在恩怨，50年代末以后双方的冲突或许不至于如此决绝。非常有意思的是，在中国与苏联、印度的两次边界争端中，中国的立场都是：要认定当年帝国主义所划定的边界为“不平等条约”所造成，但在实际操作上仍然尊重既成事实。中方口口声声沙俄侵占了我国15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没有说要收回；中方不承认英国人所划定的“麦克马洪线”，但在中印战争取胜之后，仍将军队撤回到“麦克马洪线”以北。这种心态，是赫鲁晓夫、尼赫鲁他们无法领会的。中国争的是名义，不能忍受历史上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东西，但在边界划分的技术层面，采取的是现实主义的态度。
中、苏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当然也有意识形态见解不同的因素，但追根究底，仍与“争气”有关。一方面，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加速过渡、人民公社化、大跃进，是毛泽东希望在落后国家创造社会发展的奇迹，但这种不顾现实条件的穷过渡实际上遭到失败，在国内、党内受到质疑，造成骑虎难下的局面。只有猛烈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才能堵住国内潜在反对派之口，将注意力引向国际领域，让民族主义与激进主义合流，才能稳住国内局面。另一方面，斯大林一死，赫鲁晓夫资格尚浅，放眼天下，也只有毛一个人具有亲手缔造一个共产大国的经历，要他听命于后辈小赫，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国际共运到了这个阶段，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这些国家都与中国一样有过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毛泽东也自然而然地想把中国经验作为新的世界革命的榜样加以推广，由此树立起新的权威。自大的背后，仍然有早年的自卑心理作怪。庚子拳乱以后，国人面对外人，自卑心理可以说是普遍存在的，这个伤痕，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抹平。，在完成心理调整之前，国人在自卑与自大之间反复跳跃，是不可避免的。近几年，韩国人喜欢往自己脸上贴金，甚至将一些源自中国的文化遗产当作自己家的发明，可以说是心理调整未完成的表现，不值得大惊小怪，国人需要以宽容之心待之。从历史上看，朝鲜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最深，近似之处甚多，也是未来发展睦邻关系的深厚基础。争意气，痛快于一时，贻祸于万世，可不慎欤？
由沈志华来主编这部大书，再恰当不过了。数百万白花花的银子，换来无价之宝的苏联历史档案，使这一段历史，在中方档案仍然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时候，能够有比较坚实的原始资料依据，沈先生无愧史家称号。该书分成四卷，沈志华执笔的是第二卷“同志加兄弟（1949-1959）”，李丹慧执笔第三卷“从分裂到对抗”（1960-1978），为主体部分，也是最为出彩的部分。杨奎松写的第一卷也不差，限于篇幅，有些细节没有展开。最后一卷则几乎是《人民日报》《真理报》之类表面文献的整理摘抄，时代太近，想写好本来也不可能。
沈志华分析中苏从蜜月到冲突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国际共运中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冲突，以及中苏争当社会主义阵营领袖的角力，确是正路，但也有未尽之处。
中国的民族主义，有着比东南亚、拉美、非洲更为特殊的地方，即：作为有四千年文明的东方大国，中国长期以来可以说是东亚大陆这片“天下”的文化、技术主要输出国，在“朝贡体系”之下，天子威加海内外，虽有军事上受挫折、被少数民族征服的时候，毕竟尚能保有文化上的自信或者说优越感。西方之来，完全改变了历史上形成的格局，不但迫使你在军事上服输，还要迫使你在文化上服输。从天上直接坠落到地狱，反差之大，非其他国家、民族所能想象。从自骄自傲，到承认人家的船坚炮利大搞洋务，到效仿日、英预备立宪，一直到“五四运动”的毁师灭祖，自轻自贱，不知何所底止。在清末民初一盘散沙的时候，只能任人宰割，而参与宰割的国度里，沙皇俄国扮演的是差不多是最凶残的角色。庚子拳乱，俄国并无受到多少损失；《辛丑条约》赔款，却是沙俄拿得最多，不止是金钱，还有在东北的各种利权。策动蒙古独立，更是插在中国志士心中的一把刀，伤口一直无法愈合。
苏俄为中共的助产士，并一直加以抚养，但却忽视了它总有成人自立的时候。之所以那些听从莫斯科指挥棒的人最终无法领导这个集团，关键在于：中国之现代转型，没有先例，无法套用别人的模版，只有这些能在中国各阶层中游走自如的本土人物，才能把握住自己的脉搏。大革命的失败，中央根据地的丧失，在毛的眼里，恐怕主要责任在于共产国际及其爪牙的瞎指挥。大军即将渡江，美国大使馆仍然留在南京迎接“解放”，苏联大使馆却跟着“国民政府”搬到广州，斯大林关于“划江而治”的设想，着实让毛万分恼怒，又不敢公开顶撞，只能用斯大林看不懂的诗词来发泄怒火，曰：“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早在1919 年，列宁领导下的苏俄政府，已明确承诺“沙皇政府独立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给中国人民”，而在195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谈判中，毛泽东心中着实期待着斯大林能信守列宁的承诺，回去好向人民交代，没想到在莫斯科左等右等，斯大林毫无表示，不得已闭门不出以示抗议。如果说，此前的一切可以不再计较，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始，双方即出现如许裂痕，预示着以后进一步的冲突不可避免。这一点，号称能干的美国情报部门完全摸不着北。1958年苏联关于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的提议，在军事同盟惯例中本来无可厚非，之所以引起毛泽东的过激反应，与中国长期受列强欺侮、宰制的屈辱感关系最大。联想到蒋介石在中美联合抗日的蜜月期，依然与美国派到中国战区的史迪威发生激烈冲突，由此应该能看清楚一点：国、共都是民族主义政党，只不过要打鬼（洋鬼子、日本鬼子），不得不借助钟馗（苏俄）。
回首毛泽东一生的历程，平情而论，应该说，这是一个为中国、也为他自己“争气”的过程。早年他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受不了大牌教授的气，从此就看不惯“大知识分子”，反右派一方面是维护政权稳定，另一方面未尝不是要报当年的一箭之仇。当国二十多年，“争气”的目的基本上做到了，如出兵朝鲜，与苏联决裂，但付出的代价确实惨重。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为民族利益据理力争是应该的，但争了面子实际吃亏，却应该加以冷静检讨。毛泽东思想中理想主义、过激主义的成分太浓，战争年代严酷的环境把他拉回到现实，因而能够脚踏实地，扎实推进；但解放战争进行的顺利简直出乎意料，以为天下事不过如此，少了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谨慎，穷过渡、大跃进、与苏联决裂、文化大革命，无不从藐视困难而来。自卑和自以为是，往往只是一纸之隔。
但民族主义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不只是毛泽东一人之事。刚刚打完内战、国内千疮百孔的困难当口，踊跃参加志愿军的青年如潮似海，民族资本家、知识界人士也自愿捐款捐物捐飞机。为国家民族争气，是当时多数人的共同愿望。如果中俄之间在历史上不存在恩怨，50年代末以后双方的冲突或许不至于如此决绝。非常有意思的是，在中国与苏联、印度的两次边界争端中，中国的立场都是：要认定当年帝国主义所划定的边界为“不平等条约”所造成，但在实际操作上仍然尊重既成事实。中方口口声声沙俄侵占了我国15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没有说要收回；中方不承认英国人所划定的“麦克马洪线”，但在中印战争取胜之后，仍将军队撤回到“麦克马洪线”以北。这种心态，是赫鲁晓夫、尼赫鲁他们无法领会的。中国争的是名义，不能忍受历史上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东西，但在边界划分的技术层面，采取的是现实主义的态度。
中、苏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当然也有意识形态见解不同的因素，但追根究底，仍与“争气”有关。一方面，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加速过渡、人民公社化、大跃进，是毛泽东希望在落后国家创造社会发展的奇迹，但这种不顾现实条件的穷过渡实际上遭到失败，在国内、党内受到质疑，造成骑虎难下的局面。只有猛烈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才能堵住国内潜在反对派之口，将注意力引向国际领域，让民族主义与激进主义合流，才能稳住国内局面。另一方面，斯大林一死，赫鲁晓夫资格尚浅，放眼天下，也只有毛一个人具有亲手缔造一个共产大国的经历，要他听命于后辈小赫，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国际共运到了这个阶段，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这些国家都与中国一样有过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毛泽东也自然而然地想把中国经验作为新的世界革命的榜样加以推广，由此树立起新的权威。自大的背后，仍然有早年的自卑心理作怪。庚子拳乱以后，国人面对外人，自卑心理可以说是普遍存在的，这个伤痕，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抹平。，在完成心理调整之前，国人在自卑与自大之间反复跳跃，是不可避免的。近几年，韩国人喜欢往自己脸上贴金，甚至将一些源自中国的文化遗产当作自己家的发明，可以说是心理调整未完成的表现，不值得大惊小怪，国人需要以宽容之心待之。从历史上看，朝鲜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最深，近似之处甚多，也是未来发展睦邻关系的深厚基础。争意气，痛快于一时，贻祸于万世，可不慎欤？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