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之以良心的紧迫性——读伯格《讲故事的人》

赋之以良心的紧迫性

顾文豪

刊于2009年12月5日《新京报》

苏珊·桑塔格极为推举伯格：“他为世间真正重要之事写作，而非随兴所至。在当代英语作家中，我奉他为翘楚；自劳伦斯以来，再无人像伯格这般关注感觉世界，并赋之以良心的紧迫性。”是的，“赋之以良心的紧迫性”，伯格的艺术写作已然跃出艺术的藩篱，因内心的声音与道德的魅力而使得他的评论拥有不可替代与复制的价值。

作为一个老左派，伯格始终保持着对主流的疏离与警惕；作为一个异议份子，他毫不囿于各般已成势力的习见陈规；作为一个公共知识人，他嘲笑并通过自身充满同情心、趣味、说服力的写作粉碎了象牙塔中人的小圈子意淫。我无意将伯格的艺术评论奉为唯一典范，但很可能的情况是，他的写作方式将成为一块艺术评论的试金石，让我们听听谁是真声，谁是假音。

新近推出的《讲故事的人》是伯格的随笔集。内容驳杂，议论的尺幅颇宽泛，梦想、爱情、死亡、艺术、理论等等均被阑入。有趣的是，书名袭自本雅明，伯格显然深受其影响。本雅明区别出两种传统的讲故事的人：定居的耕作者，远方来的旅者。而现居处山间的伯格自己亦是完美兼备上述两者的有故事的人。如果说《观看之道》让我们看到伯格的眼光，那《讲故事的人》则是借助文字听取伯格的声音了。看，是天赋的权利；说，则事关记忆；看而不言，有时等于未看。

举个例子，集中对戈雅的《不穿衣服的玛哈》和《穿衣服的玛哈》的独到精到的诠解，就生动而令人信服的说出了观看之道。伯格通过细读两幅画中常人难以看出的差异，诸如乳房在穿衣与未穿衣时的形状变化，胳膊与臀部的位置更动等等窥出具备“天赋的绘图员”资质的戈雅何以如此失水准——伯格的推测是戈雅在为一个穿衣服的女子作画时，脑海中其实被她可能的卸去衣裳的样子所裹挟，换言之，戈雅在想象。当单一的肉体裸裎出来，撇去附加的道德感，充溢其间的是“兴奋与愉悦”，而看与被看的关系也将延展至“吞食者与吞食者”的关系。若是伯格的话仅仅写到这里，就不是伯格了。他继续解读，作为被看者的女子其实不知她正在被“偷看”，她的衣服“不见”了。重要的就是这一点，戈雅是“第一个将裸体画成陌生人，将性与亲密分开、以性美学代替性能量的艺术家”，而这种“性的唯美主义有助于保持消费社会长期兴奋、强烈竞争和无餍欲望”。伯格照样能甩出他的讥刺。

伯格永远不止是观看，而是述说观看背后的故事。伯格也不做形式主义的技术批评，对技术的过度着迷并不会保证人，相反会妨碍人接触到真诣。而良心，这个几乎被说得俗滥的词语，缓缓给予一种常识的力量与角度，将我们脱离出种种“套话”“行话”的陷阱。老左派的伯格珍罕可贵的品质与风度告诉我们，艺术不能也不该漂浮失重，它可以不承载任何的权力律令道德禁忌，但在最终的层面，它仍然要触摸人性，并且表达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