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与美好生活
按:前一阵看了吴飞的《浮生取义》,后来还跟某位同学在网上聊天来的,他说他在吴飞导师Kleinman的课上也在讨论类似的问题,但当天我这边有所谓新年聚餐,我们关于此的谈话还没有正式开始就不得不结束了,直到最近我看醉钢琴的博客,看到她那些寡居的高龄邻里,顿时又生感慨,想起了这本书,于是忍不忍唠叨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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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与美好生活
虽说讲的是自杀,但这本书看着并不累,因为有很多家长里短的故事,所谓清官也难断的“家务事”:儿媳妇没给留饭,婆婆就喝农药死了;不会干活遭到了父亲的数落,儿子就上吊了;儿媳不给吃荷包蛋,公公就自杀了;和老公发生口角,妻子就割腕了;儿子打游戏机,母亲就卧轨了……基本上都是因为亲人之间的争执、生气而走绝路的例子,自杀形式也不外乎以上种种,但更为常见的,当然是喝农药,故事里,很多主人公往往是因为一点点小事,抄起农药来就喝了,要么没送到医院就不行了,要么送到医院却没救过来,而那些医生,也见惯不怪了。
一家人原本应该是相亲相爱的,为什么却有那么多迈不过去的“坎”,让人源此丧命?往往是因为委屈,因为赌气,因为期望落空——因为家庭之爱,需要有权利关系的平衡来保证。在醉钢琴的博客说,我曾经看到一段话:“在英国,一般中青年人喜欢住独门独院的房子,老年人才喜欢住公寓楼。因此我的邻居们情况是这样的:Daffny,86岁,寡居;Michael,78岁,寡居;楼下,Dorothy,93,寡居;Beth,96,寡居……”虽然平均年龄在75以上,但这些寡居老人依旧“每天都愿意起床、穿戴整齐、拄着拐杖出门买新鲜牛奶”。看到这些的时候,我想到了这本书里,那些因为子无能、媳不孝的父母与舅姑,多么强烈的对比,而这对比的背后是对生活和人性截然不同的理解。
“正如希腊人一定要在城邦中理解生活和人性,基督徒一定要在上帝之下理解生活和人性一样,中国人也一定要在家庭中理解生活和人性。”在家庭中,我们出生、成长,进而有了个性,学会“做人”,过上自己的“日子”——成家、立业、生子、教子、年老、寿终……这样的一辈子是中国对人的理解,人是家庭中的一分子,始于斯,终于斯,安顿好家,才谈得上安顿了自己。然而既然是家,就不止一人,有人便有变数,儿媳的秉性、公婆的脾气、丈夫的性格、儿女的想法,都不确定,有变数,就有政治,政治就是充满变数的人际关系,复杂、微妙、不可预期。于是,过日子也成了与他人的博弈与斗争,然而与公共政治领域不同的是,这份博弈与斗争不为你死我活,只是互相较较劲,目的还是让家人、家庭更幸福,或许这份幸福建立在财富上,或许建立在更为融洽的感情上。
然而,如果我们回到本书所聚焦的“华北孟陬”, 往往因为日常生活中的赌气、丢面子、想不开或者没有活头了,人便选择“豁出去”了,来对抗这些来自家庭内部的“委屈”。无论是夫妻之爱还是父母之情,原本应当是一种不计回报无所谓得失的亲密关系,但在中国进入现代以来,个人的“独立性”被空前张扬,每个人对个体价值都格外敏感,于是在抛弃了传统伦理观的现代家庭内部,爱、慈、孝不再像过去那样约束人的行为,家庭虽为一体,毕竟是不同个体的结合,其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旧秩序不再,新规矩又未形成,在亲密关系之外,人与人还进行着基于道德资本的权力游戏,你退我进,你得我失。虽然这层关系并非以前没有,但在那个人人角色都有归宿的时代里,至少人们没有那么多“非分之想”,往往或忍或让,能迈就迈过去了。但这本书所提供的案例里,自杀往往成为许多人的证明委屈、惩罚对方、挣回尊严的决绝手段——“看我死了你怎么办”——,只为了在游戏中取胜,却忘了,这样我死你活的胜利毫无意义,已背离了家庭原本的目的——爱。
而爱源于坚定、自持,这取决于每个人的性格,无论如何,真正明白爱己,才有能力爱人。道理常青,却不能保证世界上人人时时刻刻都明白,恰恰相反,绝大多数人并不真正明白,而且纵然明白,也无法落实在平凡普通的日常岁月中。这时,需要国家从外部保证个体基本的安全感,当“礼义廉耻”的纲常伦理被打倒后,新的“××主义”理想短暂替代后却遭遇了破产,人们在精神上失去了依托,物质上遭到了抛弃,基本公平正义得不到保障,当一个人无法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个体时,他唯一的依托便落在了家庭里,然而家庭与社会是互相呼应的,一个人如果无法在公共社会中赢得人格尊严,便一样在家庭内部抬不起头来,而“面子”几乎从自古到今如果不是中国人活着的全部支柱与意义,至少也是其中之一。独立性被空前提倡,然而保障独立性的外部环境却没有建立起来,我们不能将罪责全部归结于外部,一个人的独立终究需要自身不懈的努力,真正明白自己的想法,而不是依靠他人或者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这一点我们从本书中作者外婆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到,我相信那份闪亮的人格魅力在许许多多普通的中国男女身上存在,他们在不测的命运风云中默默地安顿自己,在琐碎的生活中朴实地对待他人,不求回报,却终有回报,最终求仁得仁,这是所谓“浮生取义”,是真正的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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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与美好生活
虽说讲的是自杀,但这本书看着并不累,因为有很多家长里短的故事,所谓清官也难断的“家务事”:儿媳妇没给留饭,婆婆就喝农药死了;不会干活遭到了父亲的数落,儿子就上吊了;儿媳不给吃荷包蛋,公公就自杀了;和老公发生口角,妻子就割腕了;儿子打游戏机,母亲就卧轨了……基本上都是因为亲人之间的争执、生气而走绝路的例子,自杀形式也不外乎以上种种,但更为常见的,当然是喝农药,故事里,很多主人公往往是因为一点点小事,抄起农药来就喝了,要么没送到医院就不行了,要么送到医院却没救过来,而那些医生,也见惯不怪了。
一家人原本应该是相亲相爱的,为什么却有那么多迈不过去的“坎”,让人源此丧命?往往是因为委屈,因为赌气,因为期望落空——因为家庭之爱,需要有权利关系的平衡来保证。在醉钢琴的博客说,我曾经看到一段话:“在英国,一般中青年人喜欢住独门独院的房子,老年人才喜欢住公寓楼。因此我的邻居们情况是这样的:Daffny,86岁,寡居;Michael,78岁,寡居;楼下,Dorothy,93,寡居;Beth,96,寡居……”虽然平均年龄在75以上,但这些寡居老人依旧“每天都愿意起床、穿戴整齐、拄着拐杖出门买新鲜牛奶”。看到这些的时候,我想到了这本书里,那些因为子无能、媳不孝的父母与舅姑,多么强烈的对比,而这对比的背后是对生活和人性截然不同的理解。
“正如希腊人一定要在城邦中理解生活和人性,基督徒一定要在上帝之下理解生活和人性一样,中国人也一定要在家庭中理解生活和人性。”在家庭中,我们出生、成长,进而有了个性,学会“做人”,过上自己的“日子”——成家、立业、生子、教子、年老、寿终……这样的一辈子是中国对人的理解,人是家庭中的一分子,始于斯,终于斯,安顿好家,才谈得上安顿了自己。然而既然是家,就不止一人,有人便有变数,儿媳的秉性、公婆的脾气、丈夫的性格、儿女的想法,都不确定,有变数,就有政治,政治就是充满变数的人际关系,复杂、微妙、不可预期。于是,过日子也成了与他人的博弈与斗争,然而与公共政治领域不同的是,这份博弈与斗争不为你死我活,只是互相较较劲,目的还是让家人、家庭更幸福,或许这份幸福建立在财富上,或许建立在更为融洽的感情上。
然而,如果我们回到本书所聚焦的“华北孟陬”, 往往因为日常生活中的赌气、丢面子、想不开或者没有活头了,人便选择“豁出去”了,来对抗这些来自家庭内部的“委屈”。无论是夫妻之爱还是父母之情,原本应当是一种不计回报无所谓得失的亲密关系,但在中国进入现代以来,个人的“独立性”被空前张扬,每个人对个体价值都格外敏感,于是在抛弃了传统伦理观的现代家庭内部,爱、慈、孝不再像过去那样约束人的行为,家庭虽为一体,毕竟是不同个体的结合,其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旧秩序不再,新规矩又未形成,在亲密关系之外,人与人还进行着基于道德资本的权力游戏,你退我进,你得我失。虽然这层关系并非以前没有,但在那个人人角色都有归宿的时代里,至少人们没有那么多“非分之想”,往往或忍或让,能迈就迈过去了。但这本书所提供的案例里,自杀往往成为许多人的证明委屈、惩罚对方、挣回尊严的决绝手段——“看我死了你怎么办”——,只为了在游戏中取胜,却忘了,这样我死你活的胜利毫无意义,已背离了家庭原本的目的——爱。
而爱源于坚定、自持,这取决于每个人的性格,无论如何,真正明白爱己,才有能力爱人。道理常青,却不能保证世界上人人时时刻刻都明白,恰恰相反,绝大多数人并不真正明白,而且纵然明白,也无法落实在平凡普通的日常岁月中。这时,需要国家从外部保证个体基本的安全感,当“礼义廉耻”的纲常伦理被打倒后,新的“××主义”理想短暂替代后却遭遇了破产,人们在精神上失去了依托,物质上遭到了抛弃,基本公平正义得不到保障,当一个人无法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个体时,他唯一的依托便落在了家庭里,然而家庭与社会是互相呼应的,一个人如果无法在公共社会中赢得人格尊严,便一样在家庭内部抬不起头来,而“面子”几乎从自古到今如果不是中国人活着的全部支柱与意义,至少也是其中之一。独立性被空前提倡,然而保障独立性的外部环境却没有建立起来,我们不能将罪责全部归结于外部,一个人的独立终究需要自身不懈的努力,真正明白自己的想法,而不是依靠他人或者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这一点我们从本书中作者外婆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到,我相信那份闪亮的人格魅力在许许多多普通的中国男女身上存在,他们在不测的命运风云中默默地安顿自己,在琐碎的生活中朴实地对待他人,不求回报,却终有回报,最终求仁得仁,这是所谓“浮生取义”,是真正的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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