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与美好生活
按：前一阵看了吴飞的《浮生取义》，后来还跟某位同学在网上聊天来的，他说他在吴飞导师Kleinman的课上也在讨论类似的问题，但当天我这边有所谓新年聚餐，我们关于此的谈话还没有正式开始就不得不结束了，直到最近我看醉钢琴的博客，看到她那些寡居的高龄邻里，顿时又生感慨，想起了这本书，于是忍不忍唠叨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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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与美好生活
虽说讲的是自杀，但这本书看着并不累，因为有很多家长里短的故事，所谓清官也难断的“家务事”：儿媳妇没给留饭，婆婆就喝农药死了；不会干活遭到了父亲的数落，儿子就上吊了；儿媳不给吃荷包蛋，公公就自杀了；和老公发生口角，妻子就割腕了；儿子打游戏机，母亲就卧轨了……基本上都是因为亲人之间的争执、生气而走绝路的例子，自杀形式也不外乎以上种种，但更为常见的，当然是喝农药，故事里，很多主人公往往是因为一点点小事，抄起农药来就喝了，要么没送到医院就不行了，要么送到医院却没救过来，而那些医生，也见惯不怪了。
一家人原本应该是相亲相爱的，为什么却有那么多迈不过去的“坎”，让人源此丧命？往往是因为委屈，因为赌气，因为期望落空——因为家庭之爱，需要有权利关系的平衡来保证。在醉钢琴的博客说，我曾经看到一段话：“在英国，一般中青年人喜欢住独门独院的房子，老年人才喜欢住公寓楼。因此我的邻居们情况是这样的：Daffny，86岁，寡居；Michael，78岁，寡居；楼下，Dorothy，93，寡居；Beth，96，寡居……”虽然平均年龄在75以上，但这些寡居老人依旧“每天都愿意起床、穿戴整齐、拄着拐杖出门买新鲜牛奶”。看到这些的时候，我想到了这本书里，那些因为子无能、媳不孝的父母与舅姑，多么强烈的对比，而这对比的背后是对生活和人性截然不同的理解。
“正如希腊人一定要在城邦中理解生活和人性，基督徒一定要在上帝之下理解生活和人性一样，中国人也一定要在家庭中理解生活和人性。”在家庭中，我们出生、成长，进而有了个性，学会“做人”，过上自己的“日子”——成家、立业、生子、教子、年老、寿终……这样的一辈子是中国对人的理解，人是家庭中的一分子，始于斯，终于斯，安顿好家，才谈得上安顿了自己。然而既然是家，就不止一人，有人便有变数，儿媳的秉性、公婆的脾气、丈夫的性格、儿女的想法，都不确定，有变数，就有政治，政治就是充满变数的人际关系，复杂、微妙、不可预期。于是，过日子也成了与他人的博弈与斗争，然而与公共政治领域不同的是，这份博弈与斗争不为你死我活，只是互相较较劲，目的还是让家人、家庭更幸福，或许这份幸福建立在财富上，或许建立在更为融洽的感情上。
然而，如果我们回到本书所聚焦的“华北孟陬”， 往往因为日常生活中的赌气、丢面子、想不开或者没有活头了，人便选择“豁出去”了，来对抗这些来自家庭内部的“委屈”。无论是夫妻之爱还是父母之情，原本应当是一种不计回报无所谓得失的亲密关系，但在中国进入现代以来，个人的“独立性”被空前张扬，每个人对个体价值都格外敏感，于是在抛弃了传统伦理观的现代家庭内部，爱、慈、孝不再像过去那样约束人的行为，家庭虽为一体，毕竟是不同个体的结合，其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旧秩序不再，新规矩又未形成，在亲密关系之外，人与人还进行着基于道德资本的权力游戏，你退我进，你得我失。虽然这层关系并非以前没有，但在那个人人角色都有归宿的时代里，至少人们没有那么多“非分之想”，往往或忍或让，能迈就迈过去了。但这本书所提供的案例里，自杀往往成为许多人的证明委屈、惩罚对方、挣回尊严的决绝手段——“看我死了你怎么办”——，只为了在游戏中取胜，却忘了，这样我死你活的胜利毫无意义，已背离了家庭原本的目的——爱。
而爱源于坚定、自持，这取决于每个人的性格，无论如何，真正明白爱己，才有能力爱人。道理常青，却不能保证世界上人人时时刻刻都明白，恰恰相反，绝大多数人并不真正明白，而且纵然明白，也无法落实在平凡普通的日常岁月中。这时，需要国家从外部保证个体基本的安全感，当“礼义廉耻”的纲常伦理被打倒后，新的“××主义”理想短暂替代后却遭遇了破产，人们在精神上失去了依托，物质上遭到了抛弃，基本公平正义得不到保障，当一个人无法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个体时，他唯一的依托便落在了家庭里，然而家庭与社会是互相呼应的，一个人如果无法在公共社会中赢得人格尊严，便一样在家庭内部抬不起头来，而“面子”几乎从自古到今如果不是中国人活着的全部支柱与意义，至少也是其中之一。独立性被空前提倡，然而保障独立性的外部环境却没有建立起来，我们不能将罪责全部归结于外部，一个人的独立终究需要自身不懈的努力，真正明白自己的想法，而不是依靠他人或者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这一点我们从本书中作者外婆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到，我相信那份闪亮的人格魅力在许许多多普通的中国男女身上存在，他们在不测的命运风云中默默地安顿自己，在琐碎的生活中朴实地对待他人，不求回报，却终有回报，最终求仁得仁，这是所谓“浮生取义”，是真正的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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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与美好生活
虽说讲的是自杀，但这本书看着并不累，因为有很多家长里短的故事，所谓清官也难断的“家务事”：儿媳妇没给留饭，婆婆就喝农药死了；不会干活遭到了父亲的数落，儿子就上吊了；儿媳不给吃荷包蛋，公公就自杀了；和老公发生口角，妻子就割腕了；儿子打游戏机，母亲就卧轨了……基本上都是因为亲人之间的争执、生气而走绝路的例子，自杀形式也不外乎以上种种，但更为常见的，当然是喝农药，故事里，很多主人公往往是因为一点点小事，抄起农药来就喝了，要么没送到医院就不行了，要么送到医院却没救过来，而那些医生，也见惯不怪了。
一家人原本应该是相亲相爱的，为什么却有那么多迈不过去的“坎”，让人源此丧命？往往是因为委屈，因为赌气，因为期望落空——因为家庭之爱，需要有权利关系的平衡来保证。在醉钢琴的博客说，我曾经看到一段话：“在英国，一般中青年人喜欢住独门独院的房子，老年人才喜欢住公寓楼。因此我的邻居们情况是这样的：Daffny，86岁，寡居；Michael，78岁，寡居；楼下，Dorothy，93，寡居；Beth，96，寡居……”虽然平均年龄在75以上，但这些寡居老人依旧“每天都愿意起床、穿戴整齐、拄着拐杖出门买新鲜牛奶”。看到这些的时候，我想到了这本书里，那些因为子无能、媳不孝的父母与舅姑，多么强烈的对比，而这对比的背后是对生活和人性截然不同的理解。
“正如希腊人一定要在城邦中理解生活和人性，基督徒一定要在上帝之下理解生活和人性一样，中国人也一定要在家庭中理解生活和人性。”在家庭中，我们出生、成长，进而有了个性，学会“做人”，过上自己的“日子”——成家、立业、生子、教子、年老、寿终……这样的一辈子是中国对人的理解，人是家庭中的一分子，始于斯，终于斯，安顿好家，才谈得上安顿了自己。然而既然是家，就不止一人，有人便有变数，儿媳的秉性、公婆的脾气、丈夫的性格、儿女的想法，都不确定，有变数，就有政治，政治就是充满变数的人际关系，复杂、微妙、不可预期。于是，过日子也成了与他人的博弈与斗争，然而与公共政治领域不同的是，这份博弈与斗争不为你死我活，只是互相较较劲，目的还是让家人、家庭更幸福，或许这份幸福建立在财富上，或许建立在更为融洽的感情上。
然而，如果我们回到本书所聚焦的“华北孟陬”， 往往因为日常生活中的赌气、丢面子、想不开或者没有活头了，人便选择“豁出去”了，来对抗这些来自家庭内部的“委屈”。无论是夫妻之爱还是父母之情，原本应当是一种不计回报无所谓得失的亲密关系，但在中国进入现代以来，个人的“独立性”被空前张扬，每个人对个体价值都格外敏感，于是在抛弃了传统伦理观的现代家庭内部，爱、慈、孝不再像过去那样约束人的行为，家庭虽为一体，毕竟是不同个体的结合，其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旧秩序不再，新规矩又未形成，在亲密关系之外，人与人还进行着基于道德资本的权力游戏，你退我进，你得我失。虽然这层关系并非以前没有，但在那个人人角色都有归宿的时代里，至少人们没有那么多“非分之想”，往往或忍或让，能迈就迈过去了。但这本书所提供的案例里，自杀往往成为许多人的证明委屈、惩罚对方、挣回尊严的决绝手段——“看我死了你怎么办”——，只为了在游戏中取胜，却忘了，这样我死你活的胜利毫无意义，已背离了家庭原本的目的——爱。
而爱源于坚定、自持，这取决于每个人的性格，无论如何，真正明白爱己，才有能力爱人。道理常青，却不能保证世界上人人时时刻刻都明白，恰恰相反，绝大多数人并不真正明白，而且纵然明白，也无法落实在平凡普通的日常岁月中。这时，需要国家从外部保证个体基本的安全感，当“礼义廉耻”的纲常伦理被打倒后，新的“××主义”理想短暂替代后却遭遇了破产，人们在精神上失去了依托，物质上遭到了抛弃，基本公平正义得不到保障，当一个人无法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个体时，他唯一的依托便落在了家庭里，然而家庭与社会是互相呼应的，一个人如果无法在公共社会中赢得人格尊严，便一样在家庭内部抬不起头来，而“面子”几乎从自古到今如果不是中国人活着的全部支柱与意义，至少也是其中之一。独立性被空前提倡，然而保障独立性的外部环境却没有建立起来，我们不能将罪责全部归结于外部，一个人的独立终究需要自身不懈的努力，真正明白自己的想法，而不是依靠他人或者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这一点我们从本书中作者外婆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到，我相信那份闪亮的人格魅力在许许多多普通的中国男女身上存在，他们在不测的命运风云中默默地安顿自己，在琐碎的生活中朴实地对待他人，不求回报，却终有回报，最终求仁得仁，这是所谓“浮生取义”，是真正的儒家。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