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心影，千秋家国

学问人生，背后总有各种牵扯与关怀，从来不限于书斋。大半个二十世纪，不仅中国社会，乃至世界政局，都是动荡不安的岁月，一路走来，许倬云先生的生命经验几经跌宕，始终不变的，是对自我精神家园的不懈坚守，对文明价值的孜孜探索。出生先天残障，少时遭遇战乱，避难中国内地，许先生说：“我幸运地看到了中国最深入内地的农村，看见最没有被外面触及的原始原貌，不但是山川胜景，还有人民的生活。”由于行动不便，这个小孩子常常被安置在一个小板凳上，对周围人的工作，他总是细细地观察每一个细节。少时于生活，他是旁观者，长大后于历史，依旧是旁边者，他明白旁观的意义。

母亲是许倬云先生生命中最为重要的角色之一。1957年许先生留学美国，入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在此后的几年中，他每个礼拜都给母亲写封信，他回忆说：“我晓得他老人家盼我的信……我五年没有缺过一个礼拜，因为她对这个孩子出国，是很不放心的。”作者曾经有一篇专门回忆母亲的文章，专门提到过母亲对孩子们的影响：“表面上看去，她似乎不大过问我们的功课，也从不过问我们该学什么进什么系。事实上，她主张让我们各尽自己的能力，在兴趣范围内发展。她的方针是在密切注意下自由发展。大纲大目不差，小节是不计较的。这些大纲目中有最不能侵犯的一条——诚实；最必须注意培养的一条——对别人宽厚。至于馋一点，脏一点，都在容忍之列。为此，我们家的兄弟姊妹都有胖胖的体型，几分邋遢，爱躺着看书，但是快快活活，笑口常开，不大会发愁，更不会善感。我一直认为狂狷比乡愿可取，然而天幸我没有转变到浇薄的极端，大概还仰仗母教中‘宽厚’二字的恕道。另一方面，我不肯说迁就现实的昧心话，也还仰赖母教中‘诚实’二字的忠道。”许倬云先生始终在践行“宽厚”与“诚实”，从这本《谈话录》的记述中即可看出。

“宽厚”源于丰饶的生命经验。童年经历抗战，随家人辗转于内地各处，目睹了战争的残酷，体会过生活的艰辛，得以理解中国最大多数劳苦大众的生存状态，“抗战是我非常重要的记忆，看见人家流离失所，看见死亡，看见战火，知道什么叫饥饿，什么叫恐惧，这是无法代替的经验”；高中回到无锡，得江南人文气息浸润，学到大量新知识，“辅仁中学使我从不成系统的学习，变成一套系统，只有自由制的中学才可以这样”；后到台湾，入台大，得傅斯年先生建议，由外文系转入历史系，结识“中研院”的众多名师，得到他们的言传身教，“我一辈子感激的是不同风格、途径的老师，每个人都给我一些东西，每个人都给一个楷模让我去仰慕，我也没有走任何老师的路，我走我自己的路”；1957年留学美国，入芝加哥大学，不仅读书、接受手术治疗，还参与美国民运事业，“我在芝加哥读了五年的美国社会，不是全在书上读的”。许先生从来不止于读书，求学时如此，毕业后更如是，学术研究之余，他还是台湾民主化进程中重要的推手，被当时同伴说成是“顶起天花板”的人。许先生自言道：“我读书之外，做人，处事，关心社会，关心世界，找自己的路。”

除追忆人生经历和读书感悟之外，作者也提到了许多生命中的友人，更多的是感激，却也不乏严厉的批评。提到台大的老师，许先生直言，“我不喜欢姚从吾先生，也许有一点偏见，因为我知道他在西南联大时忠于国民党，闻一多的牺牲，他要负一点责任。我一直对他不喜欢，他对我也不高兴，因为我看不起他。我觉得他品格有问题，学者不能依附政治力量来做这些事情”；说起对两岸影响巨大的自由主义者李敖，许先生也毫无避讳，“李敖聪明有余，没有章法，我跟李敖之间很不愉快，因为他说谎，偷书”；对于《自由中国》与殷海光，书里说道：“殷海光一辈子标榜自由思想、自由主义，到了晚年，他受捧之余，不免自负是大师，这是与自由主义矛盾的，他相信一个学说，就相信到崇拜的地步，这也不是学术应该有的态度。”只有了解知识人应有的担当与道义，才可能有这些是非分明的剖白，而这份直言，即“诚实的忠道”，即“不肯说迁就现实的昧心话”。

在讲到与钱穆错失师生缘一事时，许先生专门提到，“《国史大纲》是民族史观，我的《万古江河》是从他那里完全离开了，是世界史观”。如今，许先生以八十高龄，仍每年奔走于美国、台湾、大陆之间，希望在文化危机、价值崩坏的今天，以微薄之力惠及更多的青年人，致力于价值重建事业，而有关未来，许先生认为，中国的定位，世界的定位，在世界定位中找到中国文化的位置，才是最为首要的大事。为此思考与实践，他始终不懈。在美国读书时，有一回许先生在邻室书架上取了一本加缪的作品，一夜工夫便读完了，这次与西西弗斯的偶然遭遇，竟解决了他心理上的巨大矛盾，从此他便不时提醒自己，凡事不能松一口劲，——“石头不经推动得永远留在山脚下，纵然石头每次仍要碌碌地滚下去，我们仍不得不走下去继续刚刚失败的努力。我不知道哪一天石头还屹立山顶，但是我知道石头不会自己爬上山”。在矢志不移背后，正是这份西西弗斯式的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