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疯癫与非理性

福柯于1961年发表的博士论文《疯癫和文明》是他的第一部著作，由此开始他关于理性与系谱学的探索。在这部书中他向我们指出：我们现有的关于疯癫的知识都是理性的噪音，真正的疯癫在缄默。本文是该书的学习笔记，旨在综述福柯关于理性、非理性与疯癫的关系、疯癫的话语与权力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时间维度上的展开。 一 、问题的提出 在《疯癫与文明》的序言中，福柯指出：“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它纯粹是理性与非理性、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相结合产生的效应。”那么，通过辨析疯癫的结构及其变化，有助于人们理解：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对立是如何产生的，理性居于非理性之上的统制地位是如何获得的？ 福柯回答问题的方式是通过历史材料，讲述不同时期人们对疯癫的观念和作为，包括艺术作品中的表现、医治方式，甚至包括政治经济结构。因此，待回答的问题就展开成了一部疯癫史。同后来的著作《词与物》一样，《癫狂与文明》中论述的历史时期主要划分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大约指17到18世纪）、现代三个时代。这部历史中的两个意味深长的标志性事件：1656年，“总医院”在法国建立，对穷人、流浪者、罪犯和疯人实行大禁闭；1794年，比赛特尔收容院的部分带镣囚禁者被解放是划分这3个时代的依据。在这部历史中，我们看到的是被理性敬畏、扭曲、展现、审判的疯癫。 二、文艺复兴时期的疯癫史：疯癫是被禁止的知识 无论福柯所述的“愚人船”意象是否真实存在过，他想表达给我们的是：中世纪结束前，癫狂意味着某种边缘地位。水域和漂流充满了象征意味：带走、漂流、净化。愚人船被放逐的同时又是寻求理性的工具，具有朝圣意味。 就像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中象征的那样，疯癫是“无法接近的真理”。中世纪意义过多的自我繁衍、事物本身背负起过多的属性、标志、隐喻，超过了人直观理解的能力，使得编织的细密精神意义之网瓦解，哥特象征主义衰落，因此为梦幻开辟了天地。疯癫意象、野兽、怪异形象这时具有独特的魅力，它是关于人本性的难以把握的一面。在文艺复兴之初，野兽摆脱人类的牢笼，却反过来抓住了人，向人揭示自身的真理。疯癫就是知识，被禁止的知识，难以接近的真理。可见，古典时期的疯癫是非理性的一部分、一种表现，而理性和非理性不是对立的，而是平行的。 理性不具有凌驾于非理性之上的权威，也没有解释非理性的能力。 三、古典时期的疯癫史：疯癫是谵妄与虚无 由于隔离有效，麻风病在欧洲突然消失，大量麻风病院闲置，管理成为重要的经济问题；同时城市内有许多流浪、乞讨者。这是1656年在法国成立“总医院”的背景。它并非一个医疗机构，而是半司法机构，囚禁违反习惯法者、家庭浪子、无业游民、疯人等。若干年后，一个由医院、拘留所、监狱组成的庞大囚禁体系建立起来，用于相同的目的。用治安手段进行禁闭，是出于劳动的需要，反对游手好闲和行乞。国家不再像之前那样驱逐疯人，而是为他们的基本生活负责，但要以他们的自由为代价。正像《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早期，劳动具有某种道德魅力：劳动意味着苦修和赎罪，而混乱的游手好闲的生活既是贫困的根源，又“意味着这个创造物对上帝的第二次背叛”。因此总医院还承担起道德责任，使被禁闭者不再无业、游手好闲，强制他们劳动，虽然这样未必有好的经济效果。于是在这个时期国家法律和心灵法律和二为一，道德义务和民法被捆绑在一起。而疯人和其他被禁闭的罪犯、流浪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仅贫困，而且无工作能力，也无与群体融合的能力，禁闭的意义也在于将一种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形象从社会秩序中清除。——这是这个时期疯人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位置，已经不同于文艺复兴以及更早时代的边缘化，而是在社会中的虚无。 古典疯癫的一个简单意义是谵妄（delire），其词源为lira（犁沟），指“偏离正确的理性轨道”。语言是癫狂的首要和最终结构。疯癫者的推理往往严格符合形式逻辑，但其内容是错误的。疯癫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层是与幻觉交流的不健全理性，一层是依存于无懈可击的话语的严谨的结构。 “偏离理性却坚定地相信自己追随理性”就是发疯了，疯人的头脑受到心象的梦幻任意性的引导，一方面用错误的意识循环论证来束缚自己，这是自欺。谵妄是用梦一般的语法系统表达的假命题系统。疯癫在梦幻、谬误的接触面上纵横移动。“梦幻”指心象与幻觉，而“谬误”指疯癫的非真理性和肯定/否定的任意性。用心象填补谬误的空白，用肯定假象把幻觉联系。疯癫具有光明的形式和黑暗的内容，白昼的力量和夜晚的影像。它在视觉上是盲目的，对心象的判断是错误的，把各种否定因素结合，形成极度的空虚。它与理性最贴近又最疏远，是理性的眩惑。非理性和理性的关系，就如同眩惑与日光的关系。白昼与黑夜交替是古典主义世界必然、简洁的规律，但既然有对立，就有混乱、冒犯的可能性。古典时期的疯癫，已经不再是另一个世界的符号，而是非存在物的荒谬表现。 激情本性被认为是疯癫妄想的基础，疯癫中的狂暴和平静都是激情所致（平静往往是十分强烈的激情导致的强直性昏厥），都市、宫廷、沙龙生活的恐惧和希望的刺激、宗教想象都容易导致癫狂。癫狂的起源可能与某种恐惧的印象有关，恐惧引起“髓纤维的肿胀和被压迫”感，局部肿胀使灵魂注意它，使它孤立、偏离，更强化了恐惧。灵魂将一些关键附加在思想上，从而使恐惧的力量最终压倒意志。 古典时期是以非理性为背景认识疯癫，癫狂者直达狂乱的最低点，并揭露出隐匿的非理性王国。这个时期，尊重疯癫就是承认它是人类生命在动物性范畴内的极限，它说明了“上帝的恩惠能够广播多远。”这个范畴里，人与自然紧密相连，人彻底堕落到兽性的范畴，但又在道德上彻底天真无邪。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让非理性的形式暴露于公众场合，那时人们认为只有让罪行公开化然后才能镇压。但从古典时期起人们认为罪恶公开化只会推波助澜，惟有遗 忘可以抑制罪恶，而禁闭就起到了避免人们毁誉的作用，因此对一般罪恶不再公开展示，但唯独对疯癫的展示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初。因为疯癫已经在理性/非理性界线的另一侧，受到理性的监视和观赏。 禁闭院中的疯人被关在囚笼中，他们不再是心智错乱的人类，而是被本性狂乱折磨的野兽。癫狂的动物性使他们没有一般人的脆弱感、危机感，能够忍受饥饿和寒暑，因此不被当作病人；对待他们的方法，例如纪律，目的不在于使兽性变成人性，而是使他们恢复到纯兽性状态，这时成为驮兽的人顺从于智慧，脱离狂暴，回到仁慈。 古典时期除禁闭外，治疗疯人的最主要手段是长期物理疗法——用铁剂强固神经、用海浪翻滚等方式进行运动调节、用水进行浸泡（其中含有宗教的“净化”意味）、用苦药、肥皂、醋等清洗体液，等等。其目的和人们对疯癫的理解紧密相连：癫狂的一面是不洁、邪恶和谬误，它是非存在的可见形式，用空虚、谵妄的感情表达非存在，另一面是脱离现世、真实，由此表达出绝对的纯洁性，它是主体的消失点。因此，针对疯癫的不洁一面，使用净化和浸泡疗法，以治疗“体液腐败”；针对“虚无”一面，使用纪律、规律运动的疗法，其中隐含着“世界力图控制精神错乱者”的观念，用“齐步走”的口令使其回到现实、回到自己的位置、忘记疯癫、把自己托付给现世理智。古典时期的医治方法还包括唤醒法，由医生（外在的“我思”）闯入和打断病人的梦幻，或者用突然而强烈的情感唤醒疯人，或者让理智循序渐进但又一往直前地穿过疯癫领域。从治疗方法上来看，古典时期的理性已经完全取得了凌驾于非理性之上的地位。 四、现代时期的疯癫史：疯癫变成罪愆 古典时期人们往往用体液的性质、“元气”的动力学等方式来解释躁狂症、忧郁症等具体的疯癫疾病，然而19世纪人们开始在人体的固液成分中探寻精神疾病的秘密。神经疾病被认为与肉体较低部位的器官运动有联系，于是疾病也就代表了肉体的报复：人发疯是由于情绪过于炽热，与周围的一切过于紧密。于是，在19世纪的门槛上，疯癫有了新的内涵：罪孽、道德制裁。新建立起来的疯癫意识将古典时期疯癫结构中的一切原因——从物质原因到精神谵妄全部瓦解，新建立的精神病学散落在心理学和伦理领域表面。 从古典时期起，罪犯和疯人被囚禁在一起。这使得疯癫不仅成了禁闭的主体，还成了折磨犯人的手段；因为许多住进教养院的正常人也被折磨致疯，所以使人发疯某种意义上也成了禁闭的目标。甚至疯癫成为了混合禁闭的象征，是犯人最恐惧的东西。18世纪起，人们已经开始呼吁分开犯人和疯人，当时的理由是不应该如此不人道地折磨罪犯；而19世纪，有人发出同样的呼吁，人们的义愤却在于疯人受到的待遇并不比罪犯更好。 这个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新兴工业的发展使人们对“贫困”有了新的认识:贫困不再意味着懒惰，因为经济危机可能造成大量的失业；穷人也不仅意味着国家的经济负担，因为贫困者意味着多劳动和少消费，没有庞大的穷人阶层，国家就无法积累财富；穷人的劳动能够创造财富，这点并不受财富波动的支配，所以人口不应当仅被视为负担，而应该被视为资源和财富。由此，人们认为大量禁闭穷人是错误的经济措施。1790年后，禁闭仅限于服刑人员和疯人，禁闭时代结束了。由于疯人的特殊性，按法令，疯人应该被送至医院。但这次对待疯人政策的改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几十年。当人道被重估时，在一个重建的社会里安放一个被重新进行价值判断的群体，可以想见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19世纪初精神病院初建时期留下了许多被神话的故事，例如皮内尔医生解放比赛特尔收容院，而其背后是一系列的运作。19世纪的精神病院中仅有少量强制措施，因为这个时代理性和非理性在特定环境下相遇时，非理性已经预定了失败。疯癫不再是一种抗争形式，而是代表了未成年人的地位：没有自治权，只有依靠理性世界才能存活。法律也将精神病人规定为没有完全行为责任能力的人，与孩童地位类似。 图克建立的精神病院中引入了类似于公谊会教友社区的环境，使得休养院成为道德和宗教隔离的工具。它将精神错乱者单独置于道德环境中，宗教发挥自然本性和外界制约的双重作用，使精神错乱者不断受“戒律”或“越轨”的困扰，因自己的被孤立而产生深刻的内在恐惧。疯人一旦认识到自己的客体地位和自己的罪过，病人就会恢复对自我的意识，成为自由又负责的主题，从而恢复理性。这种治疗结构中，疯人需要承担体力劳动，通过这种途径回到上帝规定的秩序中去。另外，疯癫者纯粹是被理性世界观察的对象，理性人对其进行“谴责”和“审判”。实际上，这使得疯人越来越远离理性人的世界，因为理性世界中他们是迟到者、“陌生人”。 由于精神病人被认定为没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儿童”，休养院十分强调模拟的家庭的概念，在“家庭”结构中组织对精神病人的看护，这实际上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图克的问题是：如何建造最纯净、最有人情味、最自然、古老、与社会反差大的家庭？他选择在精神病院中重构了资产阶级家庭的模式，并任其存在、自由演变。 皮内尔认为宗教不应当成为生活的道德基础，因为宗教想象导致的精神病发作非常常见。应当“过滤”宗教，对宗教的图像形式和社会主题加以拒绝，反对宗教中那种让人感觉到“统一教派中的兄弟姐妹”的狂热，而保持宗教的道德内容，尤其是安慰和信任、对大自然的顺从，就能起到够驱散意象，安定情绪的作用。 在皮内尔的主持下，疯人院的治疗或教育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首先是缄默。文艺复兴时期，理性和疯癫不断展开对话；古典时期的拘留是对语言的压制，而压制本身促成了一种无声的对话；而19世纪后，缄默笼罩了一切，谵妄的语言不被认为是语言，只是越轨，语言被慢慢磨损成了道德规定之下的独白。后来，当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谨慎地恢复了语言交流时，听到的疯人的话中有很多是这种道德压制之下的习惯性独白。第二种治疗手段是审判，使疯人认识到自己受监视、审判、谴责，越轨行为必定导致惩罚。在疯人院中，根据生活美德，一切过失都成了社会罪行，病人不断悔悟——疯癫被禁锢在一个道德世界之中。第三种治疗手段是镜像认识，治疗者通过引导使病人陷入不断的自我对照的观察中，从而意识到自己发疯了。 在精神病院里，仅有少数病人仍然遭到了禁闭，例如某些宗教狂人不为纪律所动，认为自己“服从上帝不服从世人”。而宗教狂热导致的不服从、拒不工作、偷窃正式对抗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三大重罪，疯癫所致也不能宽宥，必须禁闭。皮内尔式医院存在的理由是道德和社会一律化，这种罪行对这种一律化造成了威胁。 18世纪末，疯人院因医疗人员的引入而成为一个医疗空间。实际上这个空间并没有引入实证科学，而是引入了一种以科学为面具的人格，医生的角色实际上是法官和父亲，他们具有一种包含着家庭、权威、惩罚的威信。病人认为医生既有神圣力量又有魔鬼的力量。 19世纪初，人们开始使用道德疗法医治精神病人，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疗法，因为它脱离了古典时期物理疗法的灵与肉的象征意义。心理疗法以惩罚为中心构建：按照道德要求制造痛苦，不安慰、说理，不同悲同喜，只能使用强大的理性力量，因为疯人“身上只有痛苦的弦还振动，要勇于拨动。” 五、总结 通过梳理福柯在《癫狂和文明》中所论述的历史，可以看到生动地看到力量/身体/知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政府、强制部门、医疗、大众言论、艺术、形而上学之间交错的运动。文艺复兴前，疯癫是未知、神秘的知识的象征；古典时期，随着疯癫者的被禁闭，他们逐渐被解释为虚无谵妄，是理性的眩惑；随着现代精神病院的诞生，疯癫陷入彻底沉默，在理性话语系统的统治中完全失语。这样的讨论告诉我们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对立不是必然的，而事实上理性未必具有完全解释非理性的能力。后来当弗洛伊德把病人从疯人院的状态中解救出来时，并没有根本上改变疯癫的沉默状态，而只是重组了疯人院的各种权力，集中到医生手中，并扩展到极限。精神分析能够消除某些形式的疯癫，但始终无法进入非理性的统治领域。18世纪以来，尼采、 荷尔德林等人的作品是非理性偶尔划破夜空，它们绝不可能被归为可治愈的精神错乱，它们凭借自己的力量对抗着巨大的道德桎梏。 但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本身不也是一种理性话语，一种有组织的语言、秩序、句法或工作吗？用这种话语去讨论疯癫，是否含有某种内在矛盾？也许疯癫本身就是一种虚无，只有用理性化语言说它的时候，这部原本不存在的历史才被构建出来，它的意义是作为一面镜子，让人们理解理性时代。 参考文献 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 疯癫与文明 北京：三联书店 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