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写老百姓的“万古江河”
——读《许倬云谈话录》
以前读许倬云先生另一本书《问学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08月版）时，对许倬云先生的身世和经过的时代有过浮光掠影的了解，那时给人印象格外深刻的就是他对上个世纪那场中日战争刻骨铭心的记忆。对于许倬云先生他们这一代人来说，战争对他们的伤害很大，特别是内心的伤害，因为那时他们正处于开始有记忆、有自我感受而又不能完全解释外部世界和时代的年纪。人对于在这个时期的遭遇记忆最深，基本上无法磨灭。而这时他们赶上了战乱年代，亲眼看到生命在战火中的脆弱，正常人的生活没有了，千里逃难，流离失所，长期心惊动魄于亲人的失散；也感觉到国家有事，民众的疾苦都藏在心里，藏在奔波的路上，想要“少年不沉默”，不产生对敌仇恨，都是不可能的事情。许先生曾经多次说过他对战争的看法，多次说道：“我要到五十岁才能够静下心来说，日本人的罪状不是日本民族的罪过，是一批日本军阀的罪过。要到五十岁才能摆开这个仇恨，你想想看，多难啊！”（参见本书35页）仅从字面上都能看出这种历史的烙印之深。可以原谅，但绝不遗忘，或许是中国人的最深沉的性格之一。
从许倬云先生的经历来看，如果他当年没有选择成为学界中人，长期过一种学院生活，并且赶上了历史的机遇，遇到一生不能忘怀的很多师长，我们很难想象会怎样。命运打击他，时代却厚赠他。许先生在书中曾经回忆他当年在台大研究所，时在海外的胡适先生受台大校长钱思亮先生委托，曾经四次下乡访问住在纽约郊区的华侨徐铭信先生，劝他在捐给华美协进社的留美奖学金中拨一个人文奖学金名额，后来这个名额就由许倬云先生获得，开始了他在海外的留学生涯。（参见本书54页）这样的故事叙述起来何其简单，我觉得如果不是中国的文人或者说书生，就很难感觉其中包含着什么，无法体会这种感情。从外文转向历史，许倬云遇到了傅斯年先生，可以说奠定下一生治学的方向。傅斯年当年在台大校长任内突然离世，而且是倒在省议会的质询会上，曾经引起台大学生的极大情绪。这本书里记载了事发时傅先生接受质询和某议员的对答：对方问，你要这么多经费干什么？他说，我要给盖房子给学生住。对方又问：为什么一个房间里只能住六个人？为什么课堂不能白天晚上分两班教？傅先生回答说，你们能不能把学生当人看？言毕，就发病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关于当时情况的记载，细节可能会有谬误，但却像是傅斯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人，有的很渺小普通，有的成为开风气的大师，普通人遇到大师的机遇个人无法选择，可以选择的只有朝着自己的志趣掘进不已。人最难得的是在早年便能发现和决定自己一生的事业在哪里。胡适、傅斯年是这样的人，许倬云也是这样的人。
许倬云先生讲：历史的研究，不能人人局限在研究小专题上，一辈子研究小专题，会导致思想的僵化。从大题目看历史，由此可以看到长期和广阔的变化。理想的情况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我对许倬云先生的专研完全是门外汉，而且就个人读史的偏好来说也是更注重细节和叙事的顺序，喜欢以小见大，在角落里看待时代；对于从宏观到宏观而且跨越多个学科来谈论历史文化——特别是中国历史和文化，完全没有感觉。这是造成我对许先生一系列著作认知困难的原因，但是大致可以看出他超越民族史观，用世界史观研究历史问题的视角。许先生谈他写《万古江河》时自己定下的原则，不写政治、战争、制度、帝王将相，只写老百姓。我觉得这个原则就是跳脱出以往人们写通史时的藩篱，即历史是在民众、世俗社会中演进的，中外文化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借鉴，互相影响，输入输出一直在发生，政治，战争，制度等这些会影响历史的进程，但是不会永远写历史。从长期来看，还是文化间的互相影响在写历史。研究中国历史，不能自己孤立自己。也或许就是许先生的世界史观。对于很多人来说，具备世界史观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往往不能置身事外，“旁观者”这样的身份或许和历史学家有契合之处，但这并不表明，选择做历史学家这样的事业，就能获得“旁观者”的视角。
许倬云先生在总结这次谈话时还说，他到五十岁才把自己的爱国思想放在一边，他觉得不能盲目地爱国，他发愿关怀全世界的人类跟个别人的尊严。只有人类社会全体和个别的个人，具有真实的存在意义，国和族，及各种共同体，都是经常变动的，不是真实的存在。到五十岁他才理解，在抗战中被日本人打出来的爱国思想，固然是不容怀疑的情绪，但是到五十岁以后，他理解到人间多少罪恶是以国家之名在进行。（参见本书159页）可以看出，许先生对民族主义十分警惕，基本上是否定的。把宏观的概念和对个人的尊重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这在今天来说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现代人是幸福的，因为很多观念上的弯路有前人已经替我们走过了，要经过多久对历史的审视，才能重新找回久久淹没在家国、民族这些宏大叙事中的“个人”呢。许倬云先生他们这代历史学家或许是此中历程的见证人了。
这本《谈话录》遗憾的地方是没能做成像《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那种意义上的“谈话录”， 停留在口述，访谈之间，不过这是苛求了，像胡颂平先生当年那样的历史际遇实在是时代的馈赠，个人争取不来的。从口述和记录的忠实性来说，这本书还是保留了口述的现场感和语气，李怀宇先生个人的叙事功底和对材料的整理能力人们都是知道的，对于前一部分的口述没有过多修整或许正是为了保证这种现场谈话的感觉。我觉得这是对的，像许倬云先生这样走过很多个不同时代的知识人，不要去打断他的谈话，他思考的太久。
2010-3-10
《许倬云谈话录》许倬云口述 李怀宇撰写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1月版
以前读许倬云先生另一本书《问学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08月版）时，对许倬云先生的身世和经过的时代有过浮光掠影的了解，那时给人印象格外深刻的就是他对上个世纪那场中日战争刻骨铭心的记忆。对于许倬云先生他们这一代人来说，战争对他们的伤害很大，特别是内心的伤害，因为那时他们正处于开始有记忆、有自我感受而又不能完全解释外部世界和时代的年纪。人对于在这个时期的遭遇记忆最深，基本上无法磨灭。而这时他们赶上了战乱年代，亲眼看到生命在战火中的脆弱，正常人的生活没有了，千里逃难，流离失所，长期心惊动魄于亲人的失散；也感觉到国家有事，民众的疾苦都藏在心里，藏在奔波的路上，想要“少年不沉默”，不产生对敌仇恨，都是不可能的事情。许先生曾经多次说过他对战争的看法，多次说道：“我要到五十岁才能够静下心来说，日本人的罪状不是日本民族的罪过，是一批日本军阀的罪过。要到五十岁才能摆开这个仇恨，你想想看，多难啊！”（参见本书35页）仅从字面上都能看出这种历史的烙印之深。可以原谅，但绝不遗忘，或许是中国人的最深沉的性格之一。
从许倬云先生的经历来看，如果他当年没有选择成为学界中人，长期过一种学院生活，并且赶上了历史的机遇，遇到一生不能忘怀的很多师长，我们很难想象会怎样。命运打击他，时代却厚赠他。许先生在书中曾经回忆他当年在台大研究所，时在海外的胡适先生受台大校长钱思亮先生委托，曾经四次下乡访问住在纽约郊区的华侨徐铭信先生，劝他在捐给华美协进社的留美奖学金中拨一个人文奖学金名额，后来这个名额就由许倬云先生获得，开始了他在海外的留学生涯。（参见本书54页）这样的故事叙述起来何其简单，我觉得如果不是中国的文人或者说书生，就很难感觉其中包含着什么，无法体会这种感情。从外文转向历史，许倬云遇到了傅斯年先生，可以说奠定下一生治学的方向。傅斯年当年在台大校长任内突然离世，而且是倒在省议会的质询会上，曾经引起台大学生的极大情绪。这本书里记载了事发时傅先生接受质询和某议员的对答：对方问，你要这么多经费干什么？他说，我要给盖房子给学生住。对方又问：为什么一个房间里只能住六个人？为什么课堂不能白天晚上分两班教？傅先生回答说，你们能不能把学生当人看？言毕，就发病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关于当时情况的记载，细节可能会有谬误，但却像是傅斯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人，有的很渺小普通，有的成为开风气的大师，普通人遇到大师的机遇个人无法选择，可以选择的只有朝着自己的志趣掘进不已。人最难得的是在早年便能发现和决定自己一生的事业在哪里。胡适、傅斯年是这样的人，许倬云也是这样的人。
许倬云先生讲：历史的研究，不能人人局限在研究小专题上，一辈子研究小专题，会导致思想的僵化。从大题目看历史，由此可以看到长期和广阔的变化。理想的情况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我对许倬云先生的专研完全是门外汉，而且就个人读史的偏好来说也是更注重细节和叙事的顺序，喜欢以小见大，在角落里看待时代；对于从宏观到宏观而且跨越多个学科来谈论历史文化——特别是中国历史和文化，完全没有感觉。这是造成我对许先生一系列著作认知困难的原因，但是大致可以看出他超越民族史观，用世界史观研究历史问题的视角。许先生谈他写《万古江河》时自己定下的原则，不写政治、战争、制度、帝王将相，只写老百姓。我觉得这个原则就是跳脱出以往人们写通史时的藩篱，即历史是在民众、世俗社会中演进的，中外文化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借鉴，互相影响，输入输出一直在发生，政治，战争，制度等这些会影响历史的进程，但是不会永远写历史。从长期来看，还是文化间的互相影响在写历史。研究中国历史，不能自己孤立自己。也或许就是许先生的世界史观。对于很多人来说，具备世界史观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往往不能置身事外，“旁观者”这样的身份或许和历史学家有契合之处，但这并不表明，选择做历史学家这样的事业，就能获得“旁观者”的视角。
许倬云先生在总结这次谈话时还说，他到五十岁才把自己的爱国思想放在一边，他觉得不能盲目地爱国，他发愿关怀全世界的人类跟个别人的尊严。只有人类社会全体和个别的个人，具有真实的存在意义，国和族，及各种共同体，都是经常变动的，不是真实的存在。到五十岁他才理解，在抗战中被日本人打出来的爱国思想，固然是不容怀疑的情绪，但是到五十岁以后，他理解到人间多少罪恶是以国家之名在进行。（参见本书159页）可以看出，许先生对民族主义十分警惕，基本上是否定的。把宏观的概念和对个人的尊重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这在今天来说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现代人是幸福的，因为很多观念上的弯路有前人已经替我们走过了，要经过多久对历史的审视，才能重新找回久久淹没在家国、民族这些宏大叙事中的“个人”呢。许倬云先生他们这代历史学家或许是此中历程的见证人了。
这本《谈话录》遗憾的地方是没能做成像《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那种意义上的“谈话录”， 停留在口述，访谈之间，不过这是苛求了，像胡颂平先生当年那样的历史际遇实在是时代的馈赠，个人争取不来的。从口述和记录的忠实性来说，这本书还是保留了口述的现场感和语气，李怀宇先生个人的叙事功底和对材料的整理能力人们都是知道的，对于前一部分的口述没有过多修整或许正是为了保证这种现场谈话的感觉。我觉得这是对的，像许倬云先生这样走过很多个不同时代的知识人，不要去打断他的谈话，他思考的太久。
2010-3-10
《许倬云谈话录》许倬云口述 李怀宇撰写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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