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启蒙
本书最大的主题其实就是“启蒙”和“救亡”最终，现代性的“启蒙”无奈地臣服于时代性的“救亡”之中，因此中国现在诸多的社会问题依然与这个未完成的现代性“启蒙”息息相关。李泽厚认为现代性的未完成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悲剧，此话确实很有道理。虽然有这么一个大主题，却已经失去了《中国古代史论》的森然而立的理论大厦的厚实感，各章之间的联系也相对零散多了，质量也不尽相同。里面提到了毛泽东，却只能是欲言又止，对于鲁迅的评论颇有见解，尤其是关于鲁迅作品所表现的现代性的孤独和悲凉，对于新儒学的论述也是张弛有度，有理有据。摘抄了一些本书的精华。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5
P9 以专注于文化批判始，仍然复归到政治斗争终。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又一次与救亡、爱国的主题相碰撞、纠缠、同步。中国近代历史总是这样。
P13 以致列文森认为他们理智上面向未来（西方），情感上回归传统（中国）。
P14 “既可同板凳而坐，安不可同床而觉？什么是男女同校，明明是送子娘娘庙。”……
P19-20 个体反抗并无出路，群体理想的现实构建又失败，那么出路究竟何在？……绕了一个圈，从新文化运动的着重启蒙开始，又回到进行具体、激烈的政治改革终。
P26 在这个历尽艰难的胜利斗争中，从建党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延安整风，都不断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否定了自由主义所倡导所追求的种种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等属于资本主义启蒙思想体系中的许多东西。而这些否定和批判主题都是救亡—革命—战争的现实要求，而非真正学理上的选择。总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接受、传播和发展，主要是当时中国现实斗争的需要，而不是书斋中透彻分析研究了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学术所得的结果。这是因为在建党以后，面临的便是十分紧迫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和革命战争，使人们来不及做任何理论思想上的深入研究，便走上行动舞台，反对帝国运动和大军阀的长期的革命战争，把其他一切都挤在非常次要和从属的地位；更不用说从理论上和实际上对个体自由个性解放之类问题的研究和宣传了。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
P29-30 但是，就在当时，当以社会发展史的必然规律和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的世界观和行为规范来取代传统的旧意识形态时，封建主义的“集体主义”却又已经在改头换面地悄悄地开始渗入。否定差异、泯灭个性的平均主义，权限不清、一切都管的家长制，发号施令、唯我独尊的“一言堂”，严格注意尊卑秩序的等级制，对现代科技教育的忽视和低估，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排拒，随着这场“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的巨大胜利，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集体主义名义下，被自觉不自觉地在整个社会及知识者之间漫延开来，统治了人们的生活和意识。以“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特征之一的整风运动或思想改造运动，在革命时期曾大收实效；在和平建设时期的一再进行，就反而阻碍和放松了对资本主义更落后的封建主义的警惕和反对。特别是五十年代中后期到“文化大革命”，封建主义越来越凶猛地假借着社会主义的名义来大反资本主义，高扬虚伪的道德旗帜，大讲牺牲精神，宣称“个人主义乃万恶之源”，要求人人“斗私批修”做尧舜，这便终于把中国意识推到封建全面复活的绝境。
P39 至少有两个层面的转换和创造。一个层面是社会体制结构方面的。
P40 第二层面是文化心理结构方面。
P67 从中国现代革命思想看，五四涌动后期，陈独秀、蔡和森提出建立共产党高扬救亡行动与思想启蒙之上，是第一个思想史的重要契机；而这次论战明确社会性质革命任务则是这一契机的继续发展，是纳启蒙于救亡轨道的现代思想史的第二个里程。如果说，科学论战是号召人们建立“科学的人生观”以指导生活和有益于社会，那么这次论战却把这“人生观”更加具体化、革命化，即人们应为土地革命、为反帝反封建而生活而斗争了。“救亡”、“革命”的主题音响在这里更加急切强大了。它将支配、主宰一切。
P81 历史就是这样的残酷无情，总要以牺牲换取前进。中国革命的道路既然是农民为主体的土地革命，一切就得服从于它，并为此服从而付出代价。值得注意的倒是，传统实用理性的文化心理架构使广大知识群安然地接受了和付出了这一代价。
P94 自由主义的民主派不是向左就是向右。他们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甚至某种学术舞台上）始终没能扮演一个独立的角色，作出自己的独立演出。这是中国现代的特点，也是它的悲剧。
P107 然而，鲁迅却始终是那样独特地闪烁着光辉，至今仍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原因在哪里呢？除了他对旧中国和传统文化的鞭挞入里沁人心脾外，我以为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一贯具有的孤独和悲凉所展示的现代内涵和人生意义。
P111 鲁迅虽悲观却仍然愤激，所无所希冀却仍奋力前行。正因为有这种深刻的形上人生感受，使鲁迅的爱爱憎憎，使鲁迅的现实战斗便具有格外的深沉力量。
P121 山河大地，一无所据，而可恃唯我（贵我）。（《讲堂录》）
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若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合集，而成宇宙。而各我有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各我哉！是故，宇宙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也。（同上）
P122 贵我，勇斗，“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以不断运动、顽强奋斗、克服“抵抗”、实现自我为人生快乐，是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的主要特征。
P163 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地对我追”的游击作战方针，并以土地革命作为发动群众的根本基础。
266 熊十力扭转了哲学和政治的直接关联，改变了近代中国哲学上述“内圣外王”一锅煮并以“外王”为主的基本倾向，集全力建设纯粹的哲学。这个哲学是以“内圣”——“求心”为方向的。
P273 他着重发挥《易》的生生不息的动态过程，把它与刚健的人生态度，融为一体来作为心性本体。在他这里，宇宙论本体论不再是程朱那种僵硬的外在框架，而是活生生的生面力量，这种生命力量又不是陆王那种否认外物的纯粹心灵，而是具有某种感性物质性能，这就是他超越程朱陆王处。熊十力将感性世界的儒学基本立场赋予了新的论证，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本”、“动态”、“感性”这三者，我以为便是熊继承和发展了儒学基本惊声之所在。在这三种特征或三个方面上，例如在动态的感性万象乃实在的而非虚幻，以动不以静作为本体的基本性格，便都超过了宋明理学。同时也超过了近代的谭嗣同和章太炎等人。谭嗣同重动反镜，不主故常，但因接受佛宗，视世界为空幻，缺乏熊十力这种经过仔细思辨后返佛老重感性的自觉的人本精神。
P280 这也就是梁所谓的：“（一）西洋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智的；（二）中国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的；（三）印度生活是理智运用现象的。
P296 解“仁”（良知）为“智”，以“理”的客观性代替“心”的主观性，以不变的、公共的、超越的“理”和“理世界”来君临、主宰、对应变化、流动、活泼的实际世界，冯很明显不同于熊、梁。
P302 所以牟宗山恰好是冯友兰的对立面。牟强调，绝对不是静态的、存在的、客观的“理”，而是活动的、存在的、主观的“理”即“心”，才是具体而真实的本体，才是自律道德的根源。这个“心体”也就是“性体”。所以“宇宙秩序即是道的秩序。道德秩序即是宇宙秩序”，这个道德秩序和宇宙秩序是发自本心——道德主体的活生生的自律实践。这也就是“圣者仁心无外之‘天地气象’”。
P305 总之，不是任何具有客观性的认知或审美，而只有道德实践才是人的主体性，也才是宇宙、本体、秩序，是真善美的主干。牟宗三极大地高扬了道德主体性，以之为本体，不但公开反对冯友兰的“理世界”，实际也并不满意熊十力的宇宙论的本体观。他认为道德本体（性体心体）呈现在个人中便足够了，不再需要更多余的东西。它既可以“消化生命中一切非理性成分，不让感性的力量支配我们”，又同时能使我们的自然生命更为光彩，甚至做到“四肢百体为性体所润”，如此等等。
P310 不少指出，西学东渐或“向西方学习”经历了科技——政治——文化三个阶段，亦即洋务运动——戊戌、辛亥——五四三个时期。
P317 个体的存在、行为，是被规定在、束缚在纲常秩序的社会关系中。这里难得有个体的自主、自由、平等与独立。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5
P9 以专注于文化批判始，仍然复归到政治斗争终。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又一次与救亡、爱国的主题相碰撞、纠缠、同步。中国近代历史总是这样。
P13 以致列文森认为他们理智上面向未来（西方），情感上回归传统（中国）。
P14 “既可同板凳而坐，安不可同床而觉？什么是男女同校，明明是送子娘娘庙。”……
P19-20 个体反抗并无出路，群体理想的现实构建又失败，那么出路究竟何在？……绕了一个圈，从新文化运动的着重启蒙开始，又回到进行具体、激烈的政治改革终。
P26 在这个历尽艰难的胜利斗争中，从建党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延安整风，都不断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否定了自由主义所倡导所追求的种种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等属于资本主义启蒙思想体系中的许多东西。而这些否定和批判主题都是救亡—革命—战争的现实要求，而非真正学理上的选择。总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接受、传播和发展，主要是当时中国现实斗争的需要，而不是书斋中透彻分析研究了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学术所得的结果。这是因为在建党以后，面临的便是十分紧迫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和革命战争，使人们来不及做任何理论思想上的深入研究，便走上行动舞台，反对帝国运动和大军阀的长期的革命战争，把其他一切都挤在非常次要和从属的地位；更不用说从理论上和实际上对个体自由个性解放之类问题的研究和宣传了。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
P29-30 但是，就在当时，当以社会发展史的必然规律和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的世界观和行为规范来取代传统的旧意识形态时，封建主义的“集体主义”却又已经在改头换面地悄悄地开始渗入。否定差异、泯灭个性的平均主义，权限不清、一切都管的家长制，发号施令、唯我独尊的“一言堂”，严格注意尊卑秩序的等级制，对现代科技教育的忽视和低估，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排拒，随着这场“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的巨大胜利，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集体主义名义下，被自觉不自觉地在整个社会及知识者之间漫延开来，统治了人们的生活和意识。以“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特征之一的整风运动或思想改造运动，在革命时期曾大收实效；在和平建设时期的一再进行，就反而阻碍和放松了对资本主义更落后的封建主义的警惕和反对。特别是五十年代中后期到“文化大革命”，封建主义越来越凶猛地假借着社会主义的名义来大反资本主义，高扬虚伪的道德旗帜，大讲牺牲精神，宣称“个人主义乃万恶之源”，要求人人“斗私批修”做尧舜，这便终于把中国意识推到封建全面复活的绝境。
P39 至少有两个层面的转换和创造。一个层面是社会体制结构方面的。
P40 第二层面是文化心理结构方面。
P67 从中国现代革命思想看，五四涌动后期，陈独秀、蔡和森提出建立共产党高扬救亡行动与思想启蒙之上，是第一个思想史的重要契机；而这次论战明确社会性质革命任务则是这一契机的继续发展，是纳启蒙于救亡轨道的现代思想史的第二个里程。如果说，科学论战是号召人们建立“科学的人生观”以指导生活和有益于社会，那么这次论战却把这“人生观”更加具体化、革命化，即人们应为土地革命、为反帝反封建而生活而斗争了。“救亡”、“革命”的主题音响在这里更加急切强大了。它将支配、主宰一切。
P81 历史就是这样的残酷无情，总要以牺牲换取前进。中国革命的道路既然是农民为主体的土地革命，一切就得服从于它，并为此服从而付出代价。值得注意的倒是，传统实用理性的文化心理架构使广大知识群安然地接受了和付出了这一代价。
P94 自由主义的民主派不是向左就是向右。他们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甚至某种学术舞台上）始终没能扮演一个独立的角色，作出自己的独立演出。这是中国现代的特点，也是它的悲剧。
P107 然而，鲁迅却始终是那样独特地闪烁着光辉，至今仍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原因在哪里呢？除了他对旧中国和传统文化的鞭挞入里沁人心脾外，我以为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一贯具有的孤独和悲凉所展示的现代内涵和人生意义。
P111 鲁迅虽悲观却仍然愤激，所无所希冀却仍奋力前行。正因为有这种深刻的形上人生感受，使鲁迅的爱爱憎憎，使鲁迅的现实战斗便具有格外的深沉力量。
P121 山河大地，一无所据，而可恃唯我（贵我）。（《讲堂录》）
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若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合集，而成宇宙。而各我有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各我哉！是故，宇宙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也。（同上）
P122 贵我，勇斗，“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以不断运动、顽强奋斗、克服“抵抗”、实现自我为人生快乐，是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的主要特征。
P163 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地对我追”的游击作战方针，并以土地革命作为发动群众的根本基础。
266 熊十力扭转了哲学和政治的直接关联，改变了近代中国哲学上述“内圣外王”一锅煮并以“外王”为主的基本倾向，集全力建设纯粹的哲学。这个哲学是以“内圣”——“求心”为方向的。
P273 他着重发挥《易》的生生不息的动态过程，把它与刚健的人生态度，融为一体来作为心性本体。在他这里，宇宙论本体论不再是程朱那种僵硬的外在框架，而是活生生的生面力量，这种生命力量又不是陆王那种否认外物的纯粹心灵，而是具有某种感性物质性能，这就是他超越程朱陆王处。熊十力将感性世界的儒学基本立场赋予了新的论证，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本”、“动态”、“感性”这三者，我以为便是熊继承和发展了儒学基本惊声之所在。在这三种特征或三个方面上，例如在动态的感性万象乃实在的而非虚幻，以动不以静作为本体的基本性格，便都超过了宋明理学。同时也超过了近代的谭嗣同和章太炎等人。谭嗣同重动反镜，不主故常，但因接受佛宗，视世界为空幻，缺乏熊十力这种经过仔细思辨后返佛老重感性的自觉的人本精神。
P280 这也就是梁所谓的：“（一）西洋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智的；（二）中国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的；（三）印度生活是理智运用现象的。
P296 解“仁”（良知）为“智”，以“理”的客观性代替“心”的主观性，以不变的、公共的、超越的“理”和“理世界”来君临、主宰、对应变化、流动、活泼的实际世界，冯很明显不同于熊、梁。
P302 所以牟宗山恰好是冯友兰的对立面。牟强调，绝对不是静态的、存在的、客观的“理”，而是活动的、存在的、主观的“理”即“心”，才是具体而真实的本体，才是自律道德的根源。这个“心体”也就是“性体”。所以“宇宙秩序即是道的秩序。道德秩序即是宇宙秩序”，这个道德秩序和宇宙秩序是发自本心——道德主体的活生生的自律实践。这也就是“圣者仁心无外之‘天地气象’”。
P305 总之，不是任何具有客观性的认知或审美，而只有道德实践才是人的主体性，也才是宇宙、本体、秩序，是真善美的主干。牟宗三极大地高扬了道德主体性，以之为本体，不但公开反对冯友兰的“理世界”，实际也并不满意熊十力的宇宙论的本体观。他认为道德本体（性体心体）呈现在个人中便足够了，不再需要更多余的东西。它既可以“消化生命中一切非理性成分，不让感性的力量支配我们”，又同时能使我们的自然生命更为光彩，甚至做到“四肢百体为性体所润”，如此等等。
P310 不少指出，西学东渐或“向西方学习”经历了科技——政治——文化三个阶段，亦即洋务运动——戊戌、辛亥——五四三个时期。
P317 个体的存在、行为，是被规定在、束缚在纲常秩序的社会关系中。这里难得有个体的自主、自由、平等与独立。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