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这座城市贡献的一颗中国良心
这座城市贡献的一颗中国良心
□ 刘洪波
《长江日报》5月29日“长江评论”
这座城市贡献的
一颗中国良心
刘绪贻先生的口述自传《箫声剑影》这个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这件事情要放在“城市观察”的专栏里面来说，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武汉这座城市给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的一个贡献。
刘绪贻先生以美国史研究而著名，长期供职于武汉大学历史系，今年已经97岁了，身体健朗，笔耕不辍。
以我的年龄，自然无法完全体味一个世纪老人的感怀；以我的学识，更加无法对刘绪贻先生的学术贡献进行评价。然而，即使完全忽略先生的年龄，即使对先生的专业研究缺乏了解，仅仅从一个知识人的角度，我也能够感受他生活的坦诚、思考的激情与表达的勇气。
《箫声剑影》这部回忆录，我读的是先期印行的海外版。书里有先生对家人、亲友以及包括西南联大诸多老师同学在内的人物直言不讳的讲述，无论声名显赫还是默默无闻的人物，都给以真诚的注视和直率的评说。
这部书里更有先生对自己人生经历的解剖。对别人的事情和盘托出易，对自己的人生和盘托出难。刘先生在口述自传中，对自己的一切无所避讳，对自己的解剖与反省甚至苛刻。卢梭的《忏悔录》传之久远，是因为其真诚；先生这部回忆录，具有同样的品格。
我不知道如果有幸像先生一样长寿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只知道现在我无法做到这一点。仅此，先生是我仰望的人，这与学问无关，只与做人达到的境界有关。
我与先生的交往不算多。虽然先生是我母校的老师，但我直到上世纪90年代在《长江日报》工作，才在一次报纸开办国际评论的座谈会上见到先生。先生说，国家和社会治理，有些必然是共通的，不能说你不熟悉或者嫌麻烦就不搞，例如对权力进行制衡。
在这以后的十多年里，与先生通过几次电话，也有几次登门拜访，每次都是请他写稿。这些年里，先生一方面完成《美国通史》的鸿篇巨制，一方面对民命国瘼深为关切。虽然身在书斋，但先生绝非书斋里的学者，而是乐于以一个公共知识人的身份致力于社会进步。
先生跨越了一个巨变的世纪。这个巨变的世纪，对一个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的学术生涯的展开，是不幸还是大幸，真是难以判断；但对一个以社会学与历史学专业的公共知识人来说，无疑提供了触及灵肉的社会与历史思考背景。
先生的思想和评论文章，其历史反思的深度、触及现实的锐度、文化批判的力度，经常令我拍案叫好，畅意何如。如果不知道先生，很难相信那些文章，作者是一位年近百岁有过多般曲折的老人。先生也偶然给我赐稿，引为遗憾的是，我并不是总能使他的文章见报，虽然他论说有力而且逻辑严密。
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留学芝加哥大学，回国后任教于武大。先生早年在芝加哥大学的硕士论文《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近年被译为中文出版。既得利益对社会变革的抵制，这是历史研究，应该也是先生百年人生亲见的实景。先生自青年时代至今，学术必以有助于现实，学术之外始终乐于公共发言，大概正是以社会进步为毕生所期。
无须讲先生如何德高望重，先生在武大的存在，在武汉的存在，在中国的存在，是我们的福分。先生是这座城市的一道人文景致，更是这座城市贡献的一颗中国良心。
□ 刘洪波
《长江日报》5月29日“长江评论”
这座城市贡献的
一颗中国良心
刘绪贻先生的口述自传《箫声剑影》这个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这件事情要放在“城市观察”的专栏里面来说，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武汉这座城市给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的一个贡献。
刘绪贻先生以美国史研究而著名，长期供职于武汉大学历史系，今年已经97岁了，身体健朗，笔耕不辍。
以我的年龄，自然无法完全体味一个世纪老人的感怀；以我的学识，更加无法对刘绪贻先生的学术贡献进行评价。然而，即使完全忽略先生的年龄，即使对先生的专业研究缺乏了解，仅仅从一个知识人的角度，我也能够感受他生活的坦诚、思考的激情与表达的勇气。
《箫声剑影》这部回忆录，我读的是先期印行的海外版。书里有先生对家人、亲友以及包括西南联大诸多老师同学在内的人物直言不讳的讲述，无论声名显赫还是默默无闻的人物，都给以真诚的注视和直率的评说。
这部书里更有先生对自己人生经历的解剖。对别人的事情和盘托出易，对自己的人生和盘托出难。刘先生在口述自传中，对自己的一切无所避讳，对自己的解剖与反省甚至苛刻。卢梭的《忏悔录》传之久远，是因为其真诚；先生这部回忆录，具有同样的品格。
我不知道如果有幸像先生一样长寿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只知道现在我无法做到这一点。仅此，先生是我仰望的人，这与学问无关，只与做人达到的境界有关。
我与先生的交往不算多。虽然先生是我母校的老师，但我直到上世纪90年代在《长江日报》工作，才在一次报纸开办国际评论的座谈会上见到先生。先生说，国家和社会治理，有些必然是共通的，不能说你不熟悉或者嫌麻烦就不搞，例如对权力进行制衡。
在这以后的十多年里，与先生通过几次电话，也有几次登门拜访，每次都是请他写稿。这些年里，先生一方面完成《美国通史》的鸿篇巨制，一方面对民命国瘼深为关切。虽然身在书斋，但先生绝非书斋里的学者，而是乐于以一个公共知识人的身份致力于社会进步。
先生跨越了一个巨变的世纪。这个巨变的世纪，对一个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的学术生涯的展开，是不幸还是大幸，真是难以判断；但对一个以社会学与历史学专业的公共知识人来说，无疑提供了触及灵肉的社会与历史思考背景。
先生的思想和评论文章，其历史反思的深度、触及现实的锐度、文化批判的力度，经常令我拍案叫好，畅意何如。如果不知道先生，很难相信那些文章，作者是一位年近百岁有过多般曲折的老人。先生也偶然给我赐稿，引为遗憾的是，我并不是总能使他的文章见报，虽然他论说有力而且逻辑严密。
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留学芝加哥大学，回国后任教于武大。先生早年在芝加哥大学的硕士论文《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近年被译为中文出版。既得利益对社会变革的抵制，这是历史研究，应该也是先生百年人生亲见的实景。先生自青年时代至今，学术必以有助于现实，学术之外始终乐于公共发言，大概正是以社会进步为毕生所期。
无须讲先生如何德高望重，先生在武大的存在，在武汉的存在，在中国的存在，是我们的福分。先生是这座城市的一道人文景致，更是这座城市贡献的一颗中国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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