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

    弗里德曼的这本书，是《资本主义与自由》，我想写的这篇书评，索性改一下，变成了“自由主义”。个人认为，通篇下来，这个名词更反映了这本书想表达的主题。正如书中所言，“在过去几十年里，政府所从事的较大部分新的事业，没有达到他们的目标。美国继续在进步，它的公民吃得更好，穿得更好，住得更好而且交通也更好，阶级和社会阶层的区别已经缩小；少数人的集体变为在较少程度上处于不利地位；一般文化水平飞越前进。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自由市场进行合作的个人积极性和动力的产品。政府措施阻碍了而不是帮助这种发展。我们一直能负担和克服这些措施，原因仅在于市场的极不平凡的生产能力。”，最终作者认为“那只看不见的手对进步的有效作用大于那只看得见的手对退化的作用”。
    这个时候为什么又要提到弗里德曼？为什么在去年经济危机的时刻，他的那本传世之作《美国货币史，1867-1960年》第一次出齐了中文译本？为什么奥地利学派和货币主义学派的声音又一次响了起来？也许只有我们认为政府束手无策的时候，才会去想到那些市场的倡导者，那些一直信奉着“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的人；在风调雨顺的年景，我们安心的、以过分赞成的态度去看待政府干预，正如迪赛所言“国家干预的有利影响，特别是立法形式这一方面，是直接的、即刻的和可以说是看得见的；而它的坏的影响是逐步的和间接的，并且为人们所不能看到”；我们放心的放手、放权，只有到危机蔓延到身边的时候，才会慌乱、去指责政府的无能，以回避自己之前犯下的错误，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天赋人权，不仅仅是生而平等，而且是享有自由的权利。自由当然是要在一定的框架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被迫或者被要求拿走本应属于自己的权利；与自由对应的集权，集权的危害，当然是权力的滥用——无论在那一个朝代，一旦权力集中，正面的和负面的危害都很大并且是以一种“加速”的形式扩大其影响面。权力需要分散，需要制衡，制衡者的权力显然更大，与其这样，不如分散，到极端情形，当然就是惠及个人。
    无论是明朝开始的资本主义萌芽，还是1640年拉开序幕的工业革命，资本的诞生，意味着更大规模的私有制；在纸币出现之后，这种私有制的形式更多反映为货币的存量，或者潜在转化的货币存量，如房契、地契、债券、股权等等。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关系，按照作者在第一章的论述，是政治自由推进了经济自由，并且资本主义是政治自由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言下之意，在政治自由的推动下，为经济自由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营造了空间。以至于即便是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如沙皇俄国和纳粹德国，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的存在给国家的集中权力提供了某种限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之后，究竟是什么让政府权力进一步放大？让拥有投票权的人甘心放弃自己的自由权利、选择让国家拿走这一部分权力？作者认为，是国家的家长主义宣传，以及虚构出的“美好愿景”。正如前文所说，国家干预的危害，是渐进的、逐步积累的，只有到危机爆发的那一刻，我们才会醒悟；在此之前，大部分人满意的躺在国家预制的各种政策工具面前，全然依赖着国家赋予的福利、保险、教育，依赖着工会（一种垄断组织）带来的“不合时宜”的工资合同，并产生着“货币幻觉”，听信经济处于“稳步运行的状态”，全然不去关注那些从自己身上被拿走的权力。
    资本的运行，有长短期之分：一般理解长期的情形如同自由主义的分析，处于均衡状态；短期的情形，由于经济周期和波动的存在，往往有起伏，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解，需要“干预”。但是弗里德曼给我们另一种视角，那就是不当的干预是把经济往更危险的边缘去推，而不是拉回到正确的轨道上。1933年的大萧条，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理解，这方便的文字已经很多了，在此不想论述。只是从中我发现，货币主义学派与古典主义的不同在于，它承认了“干预”，只是通过揭示干预的路径和得利不当，来表达减少干预的思想；古典主义则干脆要取消干预，完全依靠市场的作用推进经济的发展。这大概也算是“改良”或者对时代的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