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五四，别样解读
张鸣教授的《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在2010年的五四前后面世，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味的事情。与其说这是对五四91周年的纪念，不若是一种基于学术的重新发掘与审视。捧读该书，一经拿起，便很难放下。不仅仅是由于他那独有的以优美文笔解剖历史的叙述魔力，更源于他“老树开新花”的别样视角。
关于五四的研究，自民国以来，充斥坊间，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不说以往，仅本世纪出版的各类五四的著述便是满可盈筐。在一个长期作为显学存在的研究领域，要想作出自己的一家之言殊为不易，更何况别样的解读，重新的阐述。张鸣教授的《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不仅好读好看，更是引人深思，发人深省，在回到现场的审视中，我们不仅看到历史面向的重新组合、迷雾剥除、真相凸显，更能感受到历史之于当代的意义，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再一次得到验证，这种验证，似乎充满了喜剧色彩，而喜剧背后的悲剧才是值得一切有历史感的人警醒。
在我看来，该著的新意至少体现为两方面：其一，与既往集中于
思想史、文化史或意识形态的注解明显不同的是，该著是在北洋集团
外交困局的背景下呈现五四与军阀的铰接与关联，是一次别开生面的政治史的解读；其二，与既往传统历史学方法的解读不同，该著运用了政治社会学的新视角，将五四作为一种群体性政治运动来进行理性审视，对其政治动员、社会表演进行充分呈现，其发掘出来的历史意蕴，颇足玩味。
如在第二幕《悲情制造》一节中，张鸣先生从群体性抗议运动的角度解读这场运动，以运动中一个因病去世的郭钦光为个案，分析了其中的权力技术、仪式煽情和谣言动员，继而深刻的指出：“运动只要一起来，动员更多的人参加，就是所有参加者自觉或者说无意识的一种冲动，为了动员更多的人，什么手段，似乎都是合理的。这就是群体性政治运动自身的逻辑，尽管这种逻辑有点让那些对这些运动满怀道德期望的人感到失望，但只要在类似的场合发生类似的事件，这个逻辑就会重演，除非中国真正进入了成熟的民主体制。”“处在群体性运动的人，运动起来的时候，运动，往往意味着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讲，义和团和五四运动之间，并没有一条可以截然分开的鸿沟。”只问目的，不计手段，这样的场景，不仅在五四中可以看到，在五四以后的各种群体性运动中，也随处可见，而这样造成的后果，也一次次在历史的悲剧中重演，抽打者我们民族的灵魂，镂刻下沉重的烙印。这种基于政治社会学的解读，不仅呈现了群体性政治运动的历史吊诡本质，也让人获得了深思历史上一切重大的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的病灶所在的眼光。如果说读史使人明智的话，这样的解读确实能够使人获得洞悉历史的智慧。
诚如吴思所言，张鸣读史，总是能读出新意。这在该著中比比皆是。如在《洋人下的魔咒》一节中，作者论述道：“一场文明的民族主义运动，只要需要表达对列强的抗议，只要动员波及了社会的下层，对抗对象的敌视，很容易转换成最古老的巫术魔咒。因为只有这种魔咒，才会真正激起下层社会的恐慌和敌意。”在《抵货运动的是是非非》一节中，作者对由于生计不愿参加抵货运动的商人评价道：“他们的‘过错’，从道理上讲，是不顾民族利益的大局，从当时的情势来说，则是不服从集体行动，但是，这种集体行动，实际上并未争得他们的同意。”对于习惯了民族利益至上，将五四与爱国运动划等号这类宏大叙事的国人来说，这样的历史解读是新鲜的，然而放置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这样的解读显然更加理性客观，更符合历史的真相。
这样的持平之论，在该著中对几位长期被贴上了白花脸标签的重大历史人物如袁世凯、段祺瑞的评价上最为凸显。如在开篇分析袁世凯的帝制自为的行为逻辑时论述道：“而袁世凯经此事变，也的确中招，合法性受到很大的质疑，以至于后来的帝制自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恢复权威。结果却触犯到了近代以来最流行的意识形态，体现在制度层面上的进化论，被视为开历史的倒车，身败名裂。”“当时的中国政局便是如此奇怪，一方面是代议制的合法权力，一方面是实权在握的武人团体，两下两层皮。两层皮，哪个都有实在的意义。代议制有来自西方成功经验的制度迷信的支持，而这个迷信的背后，则是风靡一时的进化论思维，这是近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可是，真正控制局面的，却是那些枪杆子在手的军阀，只有他们才具有操纵政局的实力。进化论的意识形态虽然强大，但它还是形而上的，真正操作层面的工具价值，还是中国的阴谋权术。”袁世凯无法破解这两张皮，段祺瑞亦如是。怀揣武力统一梦想的段祺瑞，企图在日本人的西原大借款的扶持下底定中原，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武力统一，是令他他沉迷的政治海洛因，但事实上也是段祺瑞的自己给自己挖的陷阱”，由此一头栽在民族主义的泥沼里，引爆了五四运动的紧压阀——这些曾叱诧风云的历史枭雄们，仿佛都是历史老人手中可笑的棋子，无论如何机关算计、费力穷智，终究无法逃脱历史的无情摆弄。让人不得不感叹历史逻辑的强悍无比。
该著对五四运动中被目为汉奸的三个卖国贼“曹、章、陆”的解读更是如此，张鸣教授通过大料的史料分析指出：他们本来为当时不错的技术官僚，却“不幸地赶上了那个时代”“作为具体的操作者，这三位政府中的亲日派官员，当然负有责任。但是，他们的行为，是否构成了卖国之罪？如果是的话，我们是否可以从法律上追究他们的叛国之罪？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显然，这不是刻意为之的翻案文章，而是基于历史理性作出的持平之论，历史的黑锅总是要落在某些人的脊背上，今人读史，总要多一份“了解之同情”，万不可挥舞审判的大棒，以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姿态肆意挥舞，这不仅有违历史的公正，也妨碍了我们从历史中汲取必要的智慧。
该著的结构颇堪玩味，以四幕的方式统摄全书。五四仿佛一台四幕大戏，《第一幕：斑驳的武人背影》，仿佛为检场，幕布大开，大戏欲演，《第二幕：被遗忘的角落》和《第三幕：五四运动好玩的零碎》，便是戏的高潮，情节跌宕，各色人等浓墨重彩，你方唱罢我登场，《第四幕：被五四引爆的北洋裂变》，五四运动的历史后果，戏的煞尾。一本书就像一曲完整的大戏，故事生动，人物鲜明，情节曲折，大开大合，在一个众人仿佛都熟悉的历史节点上进行聚焦，不仅产生了足够的戏剧性，取得了陌生化的效果，更为一段尘封的历史空间注入了新鲜的元素，老五四获得了新观照。
读这本著作，我们还可以获得这样的启发：对于任何一块历史研究领域，无论它是否经过过度的开发耕耘，只要你独具慧眼，有足够的耐心和睿智，你总能获得别样的收获，捞到一些鱼。诚如张鸣教授在该著自序所言：“我们赶上这样一个时代，即使是学者，大家都喜欢做前人做过的事情，在前人的题目下，添加一点东西。因此，留下的大块空地，在哪个事件上都很多。只要有水，大鱼没有小鱼还是会有的。下功夫捞，总能捞到什么。”读完此书，我确信张鸣教授捞到了一条大鱼。
关于五四的研究，自民国以来，充斥坊间，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不说以往，仅本世纪出版的各类五四的著述便是满可盈筐。在一个长期作为显学存在的研究领域，要想作出自己的一家之言殊为不易，更何况别样的解读，重新的阐述。张鸣教授的《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不仅好读好看，更是引人深思，发人深省，在回到现场的审视中，我们不仅看到历史面向的重新组合、迷雾剥除、真相凸显，更能感受到历史之于当代的意义，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再一次得到验证，这种验证，似乎充满了喜剧色彩，而喜剧背后的悲剧才是值得一切有历史感的人警醒。
在我看来，该著的新意至少体现为两方面：其一，与既往集中于
思想史、文化史或意识形态的注解明显不同的是，该著是在北洋集团
外交困局的背景下呈现五四与军阀的铰接与关联，是一次别开生面的政治史的解读；其二，与既往传统历史学方法的解读不同，该著运用了政治社会学的新视角，将五四作为一种群体性政治运动来进行理性审视，对其政治动员、社会表演进行充分呈现，其发掘出来的历史意蕴，颇足玩味。
如在第二幕《悲情制造》一节中，张鸣先生从群体性抗议运动的角度解读这场运动，以运动中一个因病去世的郭钦光为个案，分析了其中的权力技术、仪式煽情和谣言动员，继而深刻的指出：“运动只要一起来，动员更多的人参加，就是所有参加者自觉或者说无意识的一种冲动，为了动员更多的人，什么手段，似乎都是合理的。这就是群体性政治运动自身的逻辑，尽管这种逻辑有点让那些对这些运动满怀道德期望的人感到失望，但只要在类似的场合发生类似的事件，这个逻辑就会重演，除非中国真正进入了成熟的民主体制。”“处在群体性运动的人，运动起来的时候，运动，往往意味着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讲，义和团和五四运动之间，并没有一条可以截然分开的鸿沟。”只问目的，不计手段，这样的场景，不仅在五四中可以看到，在五四以后的各种群体性运动中，也随处可见，而这样造成的后果，也一次次在历史的悲剧中重演，抽打者我们民族的灵魂，镂刻下沉重的烙印。这种基于政治社会学的解读，不仅呈现了群体性政治运动的历史吊诡本质，也让人获得了深思历史上一切重大的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的病灶所在的眼光。如果说读史使人明智的话，这样的解读确实能够使人获得洞悉历史的智慧。
诚如吴思所言，张鸣读史，总是能读出新意。这在该著中比比皆是。如在《洋人下的魔咒》一节中，作者论述道：“一场文明的民族主义运动，只要需要表达对列强的抗议，只要动员波及了社会的下层，对抗对象的敌视，很容易转换成最古老的巫术魔咒。因为只有这种魔咒，才会真正激起下层社会的恐慌和敌意。”在《抵货运动的是是非非》一节中，作者对由于生计不愿参加抵货运动的商人评价道：“他们的‘过错’，从道理上讲，是不顾民族利益的大局，从当时的情势来说，则是不服从集体行动，但是，这种集体行动，实际上并未争得他们的同意。”对于习惯了民族利益至上，将五四与爱国运动划等号这类宏大叙事的国人来说，这样的历史解读是新鲜的，然而放置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这样的解读显然更加理性客观，更符合历史的真相。
这样的持平之论，在该著中对几位长期被贴上了白花脸标签的重大历史人物如袁世凯、段祺瑞的评价上最为凸显。如在开篇分析袁世凯的帝制自为的行为逻辑时论述道：“而袁世凯经此事变，也的确中招，合法性受到很大的质疑，以至于后来的帝制自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恢复权威。结果却触犯到了近代以来最流行的意识形态，体现在制度层面上的进化论，被视为开历史的倒车，身败名裂。”“当时的中国政局便是如此奇怪，一方面是代议制的合法权力，一方面是实权在握的武人团体，两下两层皮。两层皮，哪个都有实在的意义。代议制有来自西方成功经验的制度迷信的支持，而这个迷信的背后，则是风靡一时的进化论思维，这是近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可是，真正控制局面的，却是那些枪杆子在手的军阀，只有他们才具有操纵政局的实力。进化论的意识形态虽然强大，但它还是形而上的，真正操作层面的工具价值，还是中国的阴谋权术。”袁世凯无法破解这两张皮，段祺瑞亦如是。怀揣武力统一梦想的段祺瑞，企图在日本人的西原大借款的扶持下底定中原，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武力统一，是令他他沉迷的政治海洛因，但事实上也是段祺瑞的自己给自己挖的陷阱”，由此一头栽在民族主义的泥沼里，引爆了五四运动的紧压阀——这些曾叱诧风云的历史枭雄们，仿佛都是历史老人手中可笑的棋子，无论如何机关算计、费力穷智，终究无法逃脱历史的无情摆弄。让人不得不感叹历史逻辑的强悍无比。
该著对五四运动中被目为汉奸的三个卖国贼“曹、章、陆”的解读更是如此，张鸣教授通过大料的史料分析指出：他们本来为当时不错的技术官僚，却“不幸地赶上了那个时代”“作为具体的操作者，这三位政府中的亲日派官员，当然负有责任。但是，他们的行为，是否构成了卖国之罪？如果是的话，我们是否可以从法律上追究他们的叛国之罪？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显然，这不是刻意为之的翻案文章，而是基于历史理性作出的持平之论，历史的黑锅总是要落在某些人的脊背上，今人读史，总要多一份“了解之同情”，万不可挥舞审判的大棒，以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姿态肆意挥舞，这不仅有违历史的公正，也妨碍了我们从历史中汲取必要的智慧。
该著的结构颇堪玩味，以四幕的方式统摄全书。五四仿佛一台四幕大戏，《第一幕：斑驳的武人背影》，仿佛为检场，幕布大开，大戏欲演，《第二幕：被遗忘的角落》和《第三幕：五四运动好玩的零碎》，便是戏的高潮，情节跌宕，各色人等浓墨重彩，你方唱罢我登场，《第四幕：被五四引爆的北洋裂变》，五四运动的历史后果，戏的煞尾。一本书就像一曲完整的大戏，故事生动，人物鲜明，情节曲折，大开大合，在一个众人仿佛都熟悉的历史节点上进行聚焦，不仅产生了足够的戏剧性，取得了陌生化的效果，更为一段尘封的历史空间注入了新鲜的元素，老五四获得了新观照。
读这本著作，我们还可以获得这样的启发：对于任何一块历史研究领域，无论它是否经过过度的开发耕耘，只要你独具慧眼，有足够的耐心和睿智，你总能获得别样的收获，捞到一些鱼。诚如张鸣教授在该著自序所言：“我们赶上这样一个时代，即使是学者，大家都喜欢做前人做过的事情，在前人的题目下，添加一点东西。因此，留下的大块空地，在哪个事件上都很多。只要有水，大鱼没有小鱼还是会有的。下功夫捞，总能捞到什么。”读完此书，我确信张鸣教授捞到了一条大鱼。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