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化的小说建构(姚建新)
空间化的小说建构
——赵松小说集《空隙》的叙事特征研究
姚建新
阅读《空隙》需要足够的耐心,当读者头脑中具有一种被故事情节拖曳着不停追问的阅读定势时,这种缓慢的小说常使人产生疑惑。即便有足够耐心读完,也会发现潜意识中对小说结局的预期往往是落空的,因为作者从没在小说中设置兴奋点,更不用说那个可能会是高潮的结尾。这样的缓慢使得许多细节被放大,那些放大了的局部特征清晰到极点,甚至到了与我们在现实中从整体角度观看所得到的印象有很大不同,所有的现实构件在小说里都变成构筑另一个现实的材料,故事、时间、人物、场景,所有这些可能导致阅读兴奋的爆破点都没有被引爆,而是相互渗透产生化合反应,这样,新的化合物产生了,它呈现出的是一种立体化的空间效果,这个空间的缝隙和外观时常出现梦幻般的奇异色彩。
一、空间与小说
空间的概念很难用明晰的定义加以说明,对于空间的理解,从不同角度可以分出许多类别,如内空间、外空间、想象空间、物理空间、虚拟空间、现实空间、社会空间等。我们所说的“空间”是指人置身其间所见所感的那个空间,它呈现的是物质化的外观,但其中蕴含着人的活动、意识和情感。现代小说之所以对空间有更多侧重,就在于“空间在一定意义上是时间的自然参照物”, 而现代时间所呈现于人的是一种复杂乃至怪异的感受,一方面纷繁的物象和人自身相互矛盾的行动对传统的时间观念进行了干扰,人对时间的感受不再是清晰连贯的线性时间脉络,而是瞬间化的时间片断的堆积,这些琐碎的片断中大量蓄积着人的瞬时记忆,而人在瞬间中几乎是难以感受到时间的长度的,也无所谓始终,这些拼贴起来的瞬间凌乱杂陈,很难具有纵向的历史感;另一方面,时间的确又是有长度的,它的纵向线索始终存在,而对于这一形式的真正觉察不在于表盘上的精确刻度,而是在于时间线索在一个人的记忆中长期隐匿着,直到突然显现。时间的直线性的不可逆转的特性与复杂而多向的瞬时性特征相互混杂相互抵触,使人在面对时间的时候感到茫然迷惑,也就难免生出无措感和无力感,那么,在碎裂的时间片断中唯一可以即时把握的只有此时此刻的物与象。大量的瞬间物象增加了空间的容量和厚度,或者说瞬时化的印象与记忆强化了小说空间化的特征。
赵松小说的空间化形态有两个特点:一是作为小说场景的一重空间,与沉思和想象的另一重空间共同构筑的立体化空间形式;二是小说叙事的多视角多层次所形成的多重时间维度的空间化特征。也就是说,时间与空间在他的小说中是不可分割的,这两个元素是相互缠绕构成了赵松小说的独特性。在《空隙》中,关于空间和时间的叙述或者直接出现,或者穿插在人物的独语之中,或者间接地通过描述场景透露出来。当我们力图仔细辨认时间的准确性和清晰度的时候才发现,所谓的时间是那样的模糊和破碎,让人无从把握,惟有空间内的可辨物象,成为了暂时测算时间之流的参照物。
二、空间定位
(1)身在何处
在《失踪的人》的开篇,出现了这样的文字:“……你在哪里呢?仍然是同样的询问在重复着,人人都想确定对方的方位,如果这种感觉是确实的,那么身在何处又有什么区别呢?然而询问几乎每时每刻在浮现。” 马戈从睡梦中醒来,显然是被手机铃声惊醒的,他的下意识反应就是身在何处,电话中的询问是“你在哪里呢”。定位,这在现实世界中近乎无意识的询问,传达出的是人力图控制此刻的下意识愿望。杰姆逊认为,在后现代的这种新空间里,我们丧失了给自己定位的能力,丧失了从认识上描绘这个空间的能力。 越是纷繁复杂的空间,越使人生出不知身在何处的错觉。这种错觉带来的疑惑,恰是人对自身和他者无从深入了解的困顿。那个失踪的男人,其失踪的原因是小说推进的一个动力,在第一人称叙述的那些段落里,这个在现实生活中毫不起眼的人的自言自语,在凌乱和含混中隐约透出一种终极思索的意味。而对于他周围的人来说,他想什么似乎不重要,他具有的只是某种身份:丈夫和父亲,以某种职业谋生。对于他个人情况的了解,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失踪之前,那个人没有什么反常的迹象,没带走家里的现金和存折,没留下任何文字,没有婚外情。”一个叙述线索在迷雾中艰难推进的时候,另一个叙述线索则在不断地、反复地暗示着可能的原因和结局,而这两个线索所串联起来的人物,仿佛生活在毫不相干的两个世界当中,一方是永远难以理解另一方究竟身在何处的,也就是说,无论是习惯性地还是探寻性地对某个人所在位置的追问,都难以消弭彼此想法的无法通约,即便是具有最为密切关系的人之间也不例外。
这篇小说穿插有这样一个细节,马戈与女朋友之间的矛盾产生于一个微小到近乎于无的事情:“他的女友已经一个礼拜没找他了,没来电话,也不开机。那天的事情真叫人没办法,她就是这个样子。她注视着他的眼睛,忽然想到让他抱她。他说不行。她就走了。”这个小插曲可以看作是与前面所述的一个对应。这些琐碎的无趣的微小情绪,堆积、发酵乃至膨胀,充塞了人的情感和意识的空间,随时可能爆裂,将人一次一次浸入虚空的状态。在《约会的苍蝇》中,两个将要约会的情侣还在一次次通过电话确定具体方位,猜测着对方的状态, 当女人打电话过来的时候,男人却在观察苍蝇,进而徒劳地想要消灭它们。这种不太安定的心情之中,有着某种难以言明的心态和处境。在最后一次通话中,出现了这样的对话:“我怕自己不想你。”“这不重要。”“什么重要?”“现在我感觉不到你了。”情感借由看似无聊的举动和废话般的交谈进入晦暗忧伤的地带,似乎这个还没开始的爱情故事注定将要有一个毫无结果的结局。
(2)视点转换
通常篇幅有限的小说,总会采用较为固定的叙述视角,这样可以保持叙述较为明晰的连贯性。而在赵松的小说中,视点的频繁转换已经成为他小说的一个显著特征。《失踪的人》中本来是以第三人称叙述开始的,失踪者作为一个待解的谜,是制造悬念的最好的情节因素,但是这个人物突然出现了,以第一人称的内心独白的形式突然穿插进入,将完整的情节不断分割,这样就形成了两种视点的频繁转换,内视和外察相互交替的面貌,这样就呈现出一种组合式的繁复空间效果,这自然使人联想到现代绘画的技法形式。保罗•C•韦茨在论及“现代绘画的时间与空间”问题时以马奈和塞尚为例,说明这种不同视点组合后形成的“破碎空间”。“几个世纪以来,欧洲艺术家一直使用固定的有深度的欧几里得空间。这种理想化的视觉经验容器千篇一律地提供了一个绘画得以在其中营构的框架。在艺术家探索着自己最终的构图时——偶尔也使用一些不常见的视角——人和物体也许会移动;但是,空间本身却不变,也不受置于其中的物体的影响。” 而在塞尚等现代绘画大师的画作中,物体的空间构成是以不同视点下物体的形态组合而成的,这就使得画作给人以“围绕着物体看的幻觉”,现代艺术对于单一的艺术技法加以突破,把印象、细察和意象、思绪、幻觉等混合在一起,显现出艺术作品丰富的叠印式的特征。
当然,这样的视点转换方式有出于艺术形式的考虑,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就很可能导致炫技性的写作效果,可以看到,小说中不同人称视角的交叉,形成两种声音的相互辩驳,它们时而接近,时而转向各自的一极,这两种声音的对立与纠缠,几乎是小说中每个主要人物都在面对的内心矛盾的显现。也就是说,这样的叙述视角与小说主题始终是密不可分的。小说中第一人称内心独白的断续穿插,将失踪者的内心世界细致而真实地呈现于外,使得这个故事脱离了简单的失踪事件,将猎奇的花边新闻的素材导向不可测知的内心深度。
在赵松的小说中还经常出现第二人称叙述视角的插入,这也常常予人猝不及防的感觉,令人不免产生这样的疑问:这个叙述者是谁?他所对话的“你”又会是谁呢?由于叙述者与第二人称的“你”处于一个面对面的直视性位置,难免会出现各种直接的情绪反应,而且很有可能是过度化的情绪,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夸张效果,因此,这是一个不容易把握恰当尺度的视角。但是仔细阅读和辨别会发现,这个“你”不是别人,恰恰是叙述者自己,一个不断处于审视中的“独语者”。一个采取行动的人是通过外部描述使人感知的,但这个行动的人内心的细微变化又通过这种“独语”与行动形成某种对应、映照、甚至矛盾、干扰和否定,这不仅使小说在结构和叙述上变得有厚重和凝固感,也使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更加生动和立体。
这部中短篇小说集中经常会出现一个名叫马戈的人物,他既是小说中的人物,又充当着叙述者。这似乎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征,同时也使并不相干的各篇小说之间具有某种联系。然而事实上,这种联系性所带来的确定感时常被这个人物自身的矛盾性,也被小说中不断出现的人物瓦解掉。在《失踪的人》中,作为警察的马戈对一起失踪案展开常规性的调查,对调查结果还一无所知的马戈费尽心力寻找线索的同时,失踪者却以内心独白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所见所思,小说的结局早有暗示,但是马戈还在迷局之中。谜底和谜面的并置,这个贯穿性的人物,从技术上讲是如此,但从深层意义角度看并非如此,各个人物的意识空间仍然是不可通约的。
(3)地点:确定与不确定
通过对小说集的阅读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很多故事的发生地是北方一个工业城市,这个城市由于常年受到粉尘的污染,空气里弥漫着煤烟味和灰蒙蒙的底色,在这个城市中,日据时期的建筑和建国后建造的方盒子简陋楼房分布在被街道割据的广阔地带。这是一个不具备鲜明特色的城市,是可以在中国任何区域找到类似的千篇一律布局的城市。但是这个没有明显特征的城市在小说中却具有一种特别的奇异色彩。那种灰蒙蒙的城市底色会由于朦胧的灯影、昏黄的阳光、微红的烛火、红色的衣服、玻璃的反光等的介入,而异于那个司空常见很难产生新鲜感的空间,它就是真实的生存世界,但又笼罩着一层使人产生梦幻感的光晕。在这里,真实、梦幻和想象共同投射在这个空间里,所有的界限相互渗透,模糊难辨。不确定性是后现代小说的一个显著特征,它在某种意义上准确说出了世界的本质,那种不辩自明的明确的性质,一再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赵松的小说也具有这样的特点,但他并非故意要读者猜谜,而是更加深刻地表达了小说人物的困惑和思索。马戈有三处房子,他称之为“狡兔三窟”,在查询失踪者的过程中,他的想法有了变化。“实际上,他觉得现在回哪个地方去住下并没有什么区别,都一样,而过去在他心中,不同的房子就是不同的世界,他可以过不同的生活,有不同的秘密。如今想来,这种想法本身就十分可笑。世界上有秘密的事么?可笑的秘密……”马戈的想法具有某种代表性,那种地理位置上的移动只是表面化的改变,因为现实生活并非它所呈现出的那种缤纷多彩的面貌,透过纷乱的表象,人所看到的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它以单调的节奏吸噬了人的时间和精力,却常使人不断对所做的一切产生怀疑。小说里的人物是平常甚至卑微的,他们在挣扎,有的以极端方式付诸行动,更多的则是沉陷在生活之中,内心总有着不为人知的剧烈动荡,他们有时天真得可笑,有时又世故得可鄙,但这些在生存和欲望的漩涡中挣扎的人,内心总是有一些黯淡的希望的微光。
有这样一些地点词语的相互对应可以充分说明这个问题。《虚构的生活》中由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女孩米兰联想到意大利的著名城市米兰,由海城街联想到海和海城,在《空隙》中一再出现的对于重庆的回忆和想象,与电影《重庆的森林》构成的互文关系,在《失踪的人》中一再提到的“江南”和与之相关的古诗《采莲曲》,《属于糖的年代》里被误认为是“大盐境”的“大眼镜”。这里提及的城市和地域基本都在人物的想象中发生了变化,变成了想象之物,而非现实存在。地点和城市的名称既有想象中被美化的成分,又与他们的真实面貌截然不同。词语与物象,字音与画面,互相纠结又相互抵消,构成了一种繁复的奇特景观。
马戈见到了失踪者,那个男人说到他今后的打算是研究满语,理由显得奇怪而不合常理:“我喜欢的是那些散落的单词……是地名,很多地方都有。”纯粹沉溺于地名之中,而不再关心这种濒临消亡的语言是否还有现实功用,这不禁使人想到“距离”这个词语,从现实到想象,中间那段永远难以逾越的距离。
“书里说:江南。我没去过江南,只在电视里见过那里的景色,和想象的不同,人多,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北方也有莲池,池子很小,拥挤不堪的叶子下面粘稠的池水散发着腐烂的气味,夏天,有时会有的鲤鱼缓慢地探出头来,吐着气,缓慢呼吸。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南方应该是这样的。”
小说中多是这种在想象和现实之间不断摇摆的人物。为什么这些人身处人群,心总是隐秘地“生活在别处”? 这些人物的状态,也许借用赵松在小说集序言中的一段话来表达比较恰当:“对这一现实境况的注视与回忆,使我误以为自己可以通过默认距离的存在,获得一种置身世外的旁观者角度,然而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一种多少有些天真的错觉,诸多的迹象正在不断地提醒或暗示我:这种想法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我自己就是距离本身,我的现实生活就是我与世界之间的那道不可逾越、无法填平的空隙,而你早已深陷其中。在诸多为求脱身所进行的跳跃冲撞之后,在落回原地的瞬间寂静中,我忽然间意识到,这种逃脱的企图是幼稚而盲目的,这个所谓的空隙,实际上就是我通向这个世界的唯一的门,我需要面对它,更深地沉浸其中,而不是背离。”
在这段距离和空隙之间,有的如同这个失踪者所采取极端的跨越方式,彻底地从这种摇摆状态中引退。更多的人物没有这么决绝,表面上也很平静,但是那种沉潜过久过深的困惑和绝望还是从叙述中缓慢地渗出。所以,距离仍然存在,无论是背对还是面向,距离本身就是生活本身,就是生命状态本身。
因此,当另一对相关词语——“空间”与“世界”出现的时候,这种不断的内心冲突和摇摆也更具有一种深切的思辨色彩。“世界在这里,从我这儿向四面伸展到虚无的地方,我敢说我就是世界,以前我那么怕它,担心它忽然毁了我,现在才知道只有我能毁了它,因为它就是我。”叙述者所说的“空间”带有一种看似客观的角度,而失踪的男人所说的“世界”蕴含着情感的温度和精神的向度。似乎只有在彻底脱离了这个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人才敢说掌握着自己的世界,否则就只有在忽明忽暗的路途上一直摸索下去。
三、流动不居的空间
在单调而有规律的乡村生活中,生活空间是聚集型的。除非出远门,通常的出行方式依赖步行便已足够。而在城市中, 空间是分割开来的,工作、生活、会友、消遣、购物……这些要在不同区域完成的事情需要依赖通讯工具、交通工具和各种媒介。于是流动性与虚拟性就成为都市空间不可避免的特性。
(1)流动的空间:看与被看构成的风景
小说中的部分情节是在公共汽车、火车、轿车中发生的。在公共空间里,聚拢的人群是有各自目的或者是漫无目的的,仅仅是一种物理距离的靠近,而在意识和心理上依然是陌生人。汽车是流动着的,穿越一个又一个地段和街区,城市街景在乘车者的眼中是移动和变化的,但汽车内部又是一个相对封闭的静止空间,相对的动与静,浏览式与细察式的观看,这些成为都市生活内容的组成部分,这交错连绵的流动空间也构成都市特有的景观。
“在行驶的车里看这座城市要比静止时看有意思些。那种缺少变化的沉闷滞重的感觉被景物单调的流动逐渐冲淡了。” 汽车的行驶所引起的观看角度的变化,也带来心理感受的变化。对于生活在都市中的人而言,汽车不仅是方便的代步工具,同时它也给以人视野和活动范围的扩大。在素不相识的人群中间,对于周围人们行动的观看,更多地具有超然的态度。汽车速度或快或慢的速度调整,司机面无表情的驾驶动作,被公共汽车吸入又吐出的乘客,这些司空见惯的情景却被叙述者带入冥思的状态,如由人们对于座位的选择想到的是人潜意识层面对于在公共空间人际距离尺度的敏感,把这当作是人与人之间心理距离的隐喻也未尝不可。公共汽车空间的狭窄,不免使人走神儿联想到死后的停尸的房间。意识总是跳脱逼仄空间的限制,俯瞰世间的琐碎和常规。当他不是只停留在平视的视角观看,而是交替着代入另一个更高的视角时,我们就会理解,世界是大于空间,或者说比空间更有意味的,这是一种既有对现实的某种认同,又不断进行审视和质疑的角度。
在《虚构的生活》中,公共汽车也反复出现。使曾经擦肩而过的乘车者之间经历产生重叠和交叉的,是一段过去的记忆。在一条固定的公交线路上,马戈总是见到一个女孩,他们从未有过对话,但是十年后马戈再次见到了她,通过交谈甚至书信,所有关于过去的记忆复活了,其中充满了有趣的片段和细节。这简直如虚构般具有梦幻感,当他们共同回忆一些细节的时候,同时可以发现,在其他没有交集的生活内容中,他们依然是陌生人。她是谁?她的生活,她的职业,她过去十年的经历,马戈都一无所知。所以,当女孩哭泣的时候,马戈感到困惑:“为什么要哭呢?”他可以把握的只不过是记忆中她少女时代的身姿、话语和笑容,对于现时的她,怎么可能有更多了解。这个看似有些戏剧性的情节到此也就中断了,女孩没有在故事中重新出现,一如马戈对于生活的真实性的一再追问和疑惑还要继续存在着。
《吸烟者》中的火车车厢由于空间的限制,人几乎被固定在座位上,因此“看”就成了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而“看”必然伴随着有意无意的心理活动。起初对于景物和环境的观看所引起的散乱的联想,由于三个中年男人的出现而变得集中并且有了一些紧张感。四十五六岁的年纪,西装,板寸头,结实的身体,粗大的金项链,方正的金戒指,眼角不明显的疤痕,举止和说话方式,这些外在特征都透露出这几个人浓厚的江湖色彩和可以推想出的“狠”角色。叙述者的观看是出于某种好奇心理,是为了打发火车上这段行动受到限制的时光。“观看”在最初处于隐秘的状态,对于他们行为和断断续续谈话的猜测和想象,使这种观看变得有意思了。其间出于警觉和敏感,三个男人中的一个注意到这个观看者,先是相互观看与揣度,后来变成了直接的试探和对话。在这个过程中,手机短信作为虚拟空间的一种表现形式,时不时地穿插进来。 叙述者的短信内容似乎只是在叙述他对这三个男人身份的猜测,而事实上所有一切都与他对自我的审视和个人境遇的现状密切相关。叙述者借由这几个符号化的人物,呈现他自身面临的困惑。“要是能跟这人走一遭,也不失为一种有意思的选择,他想。这是些目的明确的家伙,对于他们,没什么是不清不楚的。”对于这个习惯于形而上思考的哲学教师来说,感到的是思考与现实境遇中永难调和的矛盾,永难缩短的距离,对自我的怀疑使得他试图抓住身边的东西,比如这些与他生活在两个世界中的人,作为垃圾食物的洋快餐,滥俗的轻松音乐,曾经在内心被拒绝的东西,在这个时刻趁隙而入,又使得他重新思考和调整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他在手机短信中写道:“这有什么意义呢?我在下坠。停不下来了。”随后他又删掉这句话。电话那端的对话者,从小说结尾处隐约可以猜出是一个与叙述者有情感关联的女性,他写下又删除这段话,以及后来不再看发来的短信,使人联想到他的这种困惑和孤寂状态其实是不被任何人理解的,而他试图以搁置和静待的方式,以对这种困惑的慢慢接受来调整近乎分裂的内心状态。
同样是火车车厢,在《破碎或朦胧》里则不是作为人在其中活动的空间的,它的出现显得有些突兀,某一天它在学校附近的铁道上停留下来,既不是搭载工具,也没有成为临时住所,没有人知道它停靠的原因。它的车身反射出太阳的金色光亮,在车厢下面是蜿蜒而去的铁轨。突然死去的陈盈本是要乘坐火车到远方去开始她的新人生的,在马戈心中,火车是一个象征之物,是每一个渴望成长的少年想象外界时可以凭依的媒介。这种幻想总是要遭遇一系列打击的过程,再从碎裂的状态中重新拼贴。这篇小说不可避免地带有成长小说的色彩,然而它以隐晦的、间接的和极为冷静的方式,透露出人物内心的动荡。
(2)追踪与探寻:时间与空间的交接
城市迷宫似的构造和彼此陌生的人群,是最适宜用来构建侦探小说的悬疑情节的。一起凶杀案的发生以及对于真相的追踪和案情的水落石出,是此类小说的常见模式。所以,动机和原因成为侦探小说剥洋葱般袒露的故事内核,而由后向前倒推的时间线索依然是具有因果关系的链条。一般的侦探小说通过与读者智力的周旋来达到提供消遣的目的,然而有一些小说借用了侦探小说的因素,却不能简单归于这类小说。本雅明在谈到爱伦•坡的小说时认为:“侦探小说所特有的社会内容就是个人踪迹在大城市人群中的隐没。” 显然,杀人动机尽管也会予以体现,但动机所连带的社会因素就更加重要,个人与人群,个人与城市之间的融合和隔膜,永远是人在城市中要面对的问题。罗伯-格里耶的小说《橡皮》的故事结构也借用了传统探案模式的外壳,但是最终将读者引向一个相反的方向:犯罪没有发生,探案者调查未果,罪犯也没有受到惩罚,谋杀者自己也蒙在鼓里,“直到一个不是结局的结局”。 他的小说隐含着时间和空间的主题。“一个不是结局的结局”就是一个循环的时间结构,从起点再回到起点,发生过的事情没有任何发生过的证据,时间似乎停滞了,通常的故事结构也在情节的停滞不前中被彻底分解,凝固的瞬间形成了空间化的时间维度,从作家的角度看,这是摆脱传统线性叙述的方法,而对于读者而言,碎片式的时间形态也是现代时间所给予人的直接感受。就空间而言,无论是《橡皮》中的环形大道,还是《在迷宫中》的没有穷尽的岔道,无论是《幽会的房子》中想象中的远东和香港,还是《一座幽灵城市的拓扑结构》中重构的废墟城市的形象,罗伯-格里耶笔下的空间都具有虚构化的特点,他“没有再现现实,他在创造现实,构建、解构现实,并依照灵感的需要重建现实”。
赵松的几篇小说也有侦探小说的痕迹,如《失踪的人》就是警察马戈调查寻找失踪者的过程。他之所以采用类似探案的结构,恰好是利用了侦探小说对于人物动机的层层破解的形式,而对动机的探寻是小说的核心所在。通常的侦探小说结尾处对于犯罪者动机的揭秘,往往使读者恍然大悟,从而得到一种淋漓尽致的阅读快感。《失踪的人》的行为动机似乎是没有答案的谜,所有调查得来的信息都不足以解释这种动机,而失踪者的内心独白一再出来打断探寻的线索,从而形成对具有因果关系的时间线索的不断干扰。这种探寻与消解探寻的叙述方式,间接透露出失踪者的动机。试图摆脱时间链条和空间形态限制的失踪者,以自杀的方式达成了他所认为的控制时间和世界的目的,这种动机对于可理解者来说自然能够理解,而对不能理解者而言永远是谜。探寻本身是一种线性的时间模式,它连缀起各种不同的空间。小说中使用了许多具体表示时间长度的词语,如“两天”的含义,但在汉语中这个词语却有多重理解,它既可能是精确的时间,也可以是对时间的大概推算。派出所所长提出找到失踪者的时限是“两天”:“最好在两天内找着那个人,稳稳当当地送回家去……”,这是一个具体要求。而到了另一个语境中说法有了变化:“……不是什么难事儿,我看有那么两天就够了。”看似明确的含义一旦变得模糊,那么时间本身也就处于混沌不明之中,此刻的时间是以无数瞬间形态凝聚在一起的,并置的时间就具有了空间化的特征。事实上,人物行为动机以及小说的文本建构,都是与时间、空间和生命主题密切相关的。通过缓慢而精微的叙述语言、人物的内心独白和小说的结构形式,相互渗透,反复叠印。
这种具有探案模式特征的叙述形式在其他小说中又产生了变异。《虚构的生活》中有一条叙事线索是跟踪被人称作“三个傻瓜”的人。跟踪任务在交代之时就充满着可笑的疑点,这三个人在常人看来是精神出了问题,他们似乎永远生活在一个逝去的年代,他们的语言、行为都是过时的,因此看起来也是不正常的。当叙述跟随他们一次次回到过去的时空中时,他们梦呓般的讲述对于听者来说显得极其不真实。比如那个早已作废了的红色塑料封皮的技师证,还有地下宫殿。没有人会把他们的话当真,但是所有近乎荒唐的话语中又隐约透出通向真相的蛛丝马迹,虚构与事实之间有时横亘着难以跨越的距离,有时又似乎没有明确的界线,甚至有时还可以互换。《我找玛丽》是另一个探寻故事,叙述者对于平静无澜的生活感到失望,他的内心有许多想法,但是这个已经习惯于循规蹈矩生活的人突然热衷于帮助别人做媒,在这个过程中他终于发现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看到表面化生活的底下总有难以为人所知的暗流,表象与真相之间有着如此巨大的反差。他在得知真相一刹那打算返回惯性生活的想法,不过是一个闪念,欲念与压抑,这种反差和冲突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真实与虚构犹如两个相隔的空间,通过探寻的方式被一再打通。在这些小说中,随着探寻而演进的时间线索淡化了,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不断涌现的放大的细节,这些“此刻”,构成了繁复的空间化的时间形态。
(3)、虚幻空间:时空的多重维度
传统读物通常是书籍,人们对于书籍的态度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奇怪态度。如果书中的知识可以学以致用,就会获得肯定,甚至是顶礼膜拜。一旦书籍不能带来任何现实的收益,书籍就会被贬斥到低下的地位,读书的人所获得的最多评语就是“百无一用是书生。”书籍总是代表着脱离实际的虚幻世界。书籍在小说集里出现的次数很多,《虚构的生活》里马戈一直收藏各种版本的马列著作,这作为特定时代标志之物的书籍,它们所包含的内容似乎并不重要,而是更像一种对历史和某种狂热心态的记忆,当曾经的信仰标志变成一种收藏时,这种记忆却变得模糊了,理想也显得多少有些暧昧。但是,它毕竟作为一种理想存在过,因而小说总是具有对于理想的反复审视,他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是可以看出某种肯定意味。得知马戈爱书,三个傻瓜竟然推着一车厂志来找他。这些厂志中的历史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又有什么是被美化和虚构了的?关于我们自己的记忆和历史有多少是可以确信的?人总是会在相信与怀疑之间徘徊。在《失踪的人》里,古诗和古龙的武侠小说《欢乐英雄》的出现,逐渐显露着人物的内心世界。前面已经提到,古诗《江南可采莲》的引入,使得虚构化的审美意境与真实世界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冲突、相互印证。武侠小说是一种充满想象的虚构文本,武侠小说的爱好者们总是能够从阅读中获得愉悦,这样的小说为人们在凡俗生活中带来一种虚幻的心理满足,也是人面对现实产生无力感时获得的心理补偿。失踪者将要赴死,他面临的是外界和自我的两重世界:淹没在人群中的只具有符号意味的小人物和潜意识流露出的对于英雄气概的认知。来自他人和自我的评价,无疑具有巨大的差别。在外人眼中,自杀者是个没有什么个性、让人难以记住的男人,而他自己内心却有着某种看似过时的英雄情结。英雄在这个庸常的年代似乎是被人遗忘的名词,自认为英雄就更会招来耻笑,自杀似乎与勇气无关,更不会被看作是英雄的作为,它往往被认作是一种逃脱。在世俗生活中,苟活比寻死更能获得认同。这就使得自杀者的死,更具有一种虚无和悲凉的色彩。在这里,书籍与现实生活构成的是不同的时空,相互之间有相互的重叠,也时常产生背离。
手机以及此前流行的BP机,作为这个时代无可避免的通讯工具,在小说中时常出现。作者用独特的比喻来传达对它们的感受:“可爱的告密者,调情的媒人”,“没完没了的手机电话声时不时地在他的怀中发出,像一种奇怪的鸟忽然间大量地繁殖起来,到处都是他们的窝,把他带到一个又一个乱哄哄的聚会场所,喝酒,说话,加深感情,解决一些难办的事。”它们带给人方便的同时又在控制人的时间和行动,它们只是人发明的无数如今已习以为常的怪异事物之一。在面对面的交谈中可以通过表情、手势揣测的意图,在手机和电话所构成的虚拟空间里被简化成了对于语音和语气的揣测,这种揣测本身就具有了更多的主观成分,对于沟通之途产生断裂和错位的地方,只能用更多的虚构和臆想进行填补。电话两端连接的是两个不同的空间,如果从一端追踪进入另一端,就会发现想象与真相之间有着天壤之别。《约会的苍蝇》一再响起的电话铃声,《我找马丽》起篇的电话,《吸烟者》里不停往来的手机短信,与其说手机和电话引进的是另一重虚拟空间,不如说是一种差异巨大无法相通的意识空间。这种差异时常提示着个人与他者以及与世界之间永远无法逾越的距离。
古代历史被写入小说,不可避免地成为虚构的材料,而不是对史实的解释和辨明。《吕底亚日志》的部分内容脱胎于希罗多德的《历史》,小说中有一些引用,就是从这些线索式的文字出发,作者进行了大量虚构。在这篇小说中,从史书中引用的文字、虚构的历史故事和现在进行状态的生活故事作为三个层次混合在一起, 让人再次迷失在文字的空间里。越是力图分辨事实真相,真相就愈不可见。从过去到现在,表面上看现实的发展是更加丰富复杂的,而其实则是更加乏味和枯燥。“所有的领悟,发现,其实说到底都是一种倒退的状态,用一种简明的方式,把我们的生活重新变得复杂起来。” 这里所说的复杂,其实是与现象的繁杂相对的意义的丰富。复杂与简单不是可以从表面可以进行的判断,区别在于内在,混杂着无法廓清的许多悖论,而不是简单化的归类。而存在本身不是恰好由于有这么多难以言明的状态才丰富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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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艺术的心理世界 保罗•C•韦茨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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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视觉文化语境中当代小说的空间化趋向及其意义 徐巍 《当代文坛》2005年第06期
11、时间主题的空间形式:福克纳叙事的空间解读 王欣 石坚 《外国文学研究》 2007年第5期
12、 巴黎,19世纪的首都 瓦尔特•本雅明 上海人民出版社
13、阿兰•罗伯-格里耶 [法]罗歇-米歇尔•阿勒芒 上海人民出版社
14、《诗学中的时间概念》史成芳 湖南教育出版社
——赵松小说集《空隙》的叙事特征研究
姚建新
阅读《空隙》需要足够的耐心,当读者头脑中具有一种被故事情节拖曳着不停追问的阅读定势时,这种缓慢的小说常使人产生疑惑。即便有足够耐心读完,也会发现潜意识中对小说结局的预期往往是落空的,因为作者从没在小说中设置兴奋点,更不用说那个可能会是高潮的结尾。这样的缓慢使得许多细节被放大,那些放大了的局部特征清晰到极点,甚至到了与我们在现实中从整体角度观看所得到的印象有很大不同,所有的现实构件在小说里都变成构筑另一个现实的材料,故事、时间、人物、场景,所有这些可能导致阅读兴奋的爆破点都没有被引爆,而是相互渗透产生化合反应,这样,新的化合物产生了,它呈现出的是一种立体化的空间效果,这个空间的缝隙和外观时常出现梦幻般的奇异色彩。
一、空间与小说
空间的概念很难用明晰的定义加以说明,对于空间的理解,从不同角度可以分出许多类别,如内空间、外空间、想象空间、物理空间、虚拟空间、现实空间、社会空间等。我们所说的“空间”是指人置身其间所见所感的那个空间,它呈现的是物质化的外观,但其中蕴含着人的活动、意识和情感。现代小说之所以对空间有更多侧重,就在于“空间在一定意义上是时间的自然参照物”, 而现代时间所呈现于人的是一种复杂乃至怪异的感受,一方面纷繁的物象和人自身相互矛盾的行动对传统的时间观念进行了干扰,人对时间的感受不再是清晰连贯的线性时间脉络,而是瞬间化的时间片断的堆积,这些琐碎的片断中大量蓄积着人的瞬时记忆,而人在瞬间中几乎是难以感受到时间的长度的,也无所谓始终,这些拼贴起来的瞬间凌乱杂陈,很难具有纵向的历史感;另一方面,时间的确又是有长度的,它的纵向线索始终存在,而对于这一形式的真正觉察不在于表盘上的精确刻度,而是在于时间线索在一个人的记忆中长期隐匿着,直到突然显现。时间的直线性的不可逆转的特性与复杂而多向的瞬时性特征相互混杂相互抵触,使人在面对时间的时候感到茫然迷惑,也就难免生出无措感和无力感,那么,在碎裂的时间片断中唯一可以即时把握的只有此时此刻的物与象。大量的瞬间物象增加了空间的容量和厚度,或者说瞬时化的印象与记忆强化了小说空间化的特征。
赵松小说的空间化形态有两个特点:一是作为小说场景的一重空间,与沉思和想象的另一重空间共同构筑的立体化空间形式;二是小说叙事的多视角多层次所形成的多重时间维度的空间化特征。也就是说,时间与空间在他的小说中是不可分割的,这两个元素是相互缠绕构成了赵松小说的独特性。在《空隙》中,关于空间和时间的叙述或者直接出现,或者穿插在人物的独语之中,或者间接地通过描述场景透露出来。当我们力图仔细辨认时间的准确性和清晰度的时候才发现,所谓的时间是那样的模糊和破碎,让人无从把握,惟有空间内的可辨物象,成为了暂时测算时间之流的参照物。
二、空间定位
(1)身在何处
在《失踪的人》的开篇,出现了这样的文字:“……你在哪里呢?仍然是同样的询问在重复着,人人都想确定对方的方位,如果这种感觉是确实的,那么身在何处又有什么区别呢?然而询问几乎每时每刻在浮现。” 马戈从睡梦中醒来,显然是被手机铃声惊醒的,他的下意识反应就是身在何处,电话中的询问是“你在哪里呢”。定位,这在现实世界中近乎无意识的询问,传达出的是人力图控制此刻的下意识愿望。杰姆逊认为,在后现代的这种新空间里,我们丧失了给自己定位的能力,丧失了从认识上描绘这个空间的能力。 越是纷繁复杂的空间,越使人生出不知身在何处的错觉。这种错觉带来的疑惑,恰是人对自身和他者无从深入了解的困顿。那个失踪的男人,其失踪的原因是小说推进的一个动力,在第一人称叙述的那些段落里,这个在现实生活中毫不起眼的人的自言自语,在凌乱和含混中隐约透出一种终极思索的意味。而对于他周围的人来说,他想什么似乎不重要,他具有的只是某种身份:丈夫和父亲,以某种职业谋生。对于他个人情况的了解,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失踪之前,那个人没有什么反常的迹象,没带走家里的现金和存折,没留下任何文字,没有婚外情。”一个叙述线索在迷雾中艰难推进的时候,另一个叙述线索则在不断地、反复地暗示着可能的原因和结局,而这两个线索所串联起来的人物,仿佛生活在毫不相干的两个世界当中,一方是永远难以理解另一方究竟身在何处的,也就是说,无论是习惯性地还是探寻性地对某个人所在位置的追问,都难以消弭彼此想法的无法通约,即便是具有最为密切关系的人之间也不例外。
这篇小说穿插有这样一个细节,马戈与女朋友之间的矛盾产生于一个微小到近乎于无的事情:“他的女友已经一个礼拜没找他了,没来电话,也不开机。那天的事情真叫人没办法,她就是这个样子。她注视着他的眼睛,忽然想到让他抱她。他说不行。她就走了。”这个小插曲可以看作是与前面所述的一个对应。这些琐碎的无趣的微小情绪,堆积、发酵乃至膨胀,充塞了人的情感和意识的空间,随时可能爆裂,将人一次一次浸入虚空的状态。在《约会的苍蝇》中,两个将要约会的情侣还在一次次通过电话确定具体方位,猜测着对方的状态, 当女人打电话过来的时候,男人却在观察苍蝇,进而徒劳地想要消灭它们。这种不太安定的心情之中,有着某种难以言明的心态和处境。在最后一次通话中,出现了这样的对话:“我怕自己不想你。”“这不重要。”“什么重要?”“现在我感觉不到你了。”情感借由看似无聊的举动和废话般的交谈进入晦暗忧伤的地带,似乎这个还没开始的爱情故事注定将要有一个毫无结果的结局。
(2)视点转换
通常篇幅有限的小说,总会采用较为固定的叙述视角,这样可以保持叙述较为明晰的连贯性。而在赵松的小说中,视点的频繁转换已经成为他小说的一个显著特征。《失踪的人》中本来是以第三人称叙述开始的,失踪者作为一个待解的谜,是制造悬念的最好的情节因素,但是这个人物突然出现了,以第一人称的内心独白的形式突然穿插进入,将完整的情节不断分割,这样就形成了两种视点的频繁转换,内视和外察相互交替的面貌,这样就呈现出一种组合式的繁复空间效果,这自然使人联想到现代绘画的技法形式。保罗•C•韦茨在论及“现代绘画的时间与空间”问题时以马奈和塞尚为例,说明这种不同视点组合后形成的“破碎空间”。“几个世纪以来,欧洲艺术家一直使用固定的有深度的欧几里得空间。这种理想化的视觉经验容器千篇一律地提供了一个绘画得以在其中营构的框架。在艺术家探索着自己最终的构图时——偶尔也使用一些不常见的视角——人和物体也许会移动;但是,空间本身却不变,也不受置于其中的物体的影响。” 而在塞尚等现代绘画大师的画作中,物体的空间构成是以不同视点下物体的形态组合而成的,这就使得画作给人以“围绕着物体看的幻觉”,现代艺术对于单一的艺术技法加以突破,把印象、细察和意象、思绪、幻觉等混合在一起,显现出艺术作品丰富的叠印式的特征。
当然,这样的视点转换方式有出于艺术形式的考虑,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就很可能导致炫技性的写作效果,可以看到,小说中不同人称视角的交叉,形成两种声音的相互辩驳,它们时而接近,时而转向各自的一极,这两种声音的对立与纠缠,几乎是小说中每个主要人物都在面对的内心矛盾的显现。也就是说,这样的叙述视角与小说主题始终是密不可分的。小说中第一人称内心独白的断续穿插,将失踪者的内心世界细致而真实地呈现于外,使得这个故事脱离了简单的失踪事件,将猎奇的花边新闻的素材导向不可测知的内心深度。
在赵松的小说中还经常出现第二人称叙述视角的插入,这也常常予人猝不及防的感觉,令人不免产生这样的疑问:这个叙述者是谁?他所对话的“你”又会是谁呢?由于叙述者与第二人称的“你”处于一个面对面的直视性位置,难免会出现各种直接的情绪反应,而且很有可能是过度化的情绪,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夸张效果,因此,这是一个不容易把握恰当尺度的视角。但是仔细阅读和辨别会发现,这个“你”不是别人,恰恰是叙述者自己,一个不断处于审视中的“独语者”。一个采取行动的人是通过外部描述使人感知的,但这个行动的人内心的细微变化又通过这种“独语”与行动形成某种对应、映照、甚至矛盾、干扰和否定,这不仅使小说在结构和叙述上变得有厚重和凝固感,也使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更加生动和立体。
这部中短篇小说集中经常会出现一个名叫马戈的人物,他既是小说中的人物,又充当着叙述者。这似乎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征,同时也使并不相干的各篇小说之间具有某种联系。然而事实上,这种联系性所带来的确定感时常被这个人物自身的矛盾性,也被小说中不断出现的人物瓦解掉。在《失踪的人》中,作为警察的马戈对一起失踪案展开常规性的调查,对调查结果还一无所知的马戈费尽心力寻找线索的同时,失踪者却以内心独白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所见所思,小说的结局早有暗示,但是马戈还在迷局之中。谜底和谜面的并置,这个贯穿性的人物,从技术上讲是如此,但从深层意义角度看并非如此,各个人物的意识空间仍然是不可通约的。
(3)地点:确定与不确定
通过对小说集的阅读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很多故事的发生地是北方一个工业城市,这个城市由于常年受到粉尘的污染,空气里弥漫着煤烟味和灰蒙蒙的底色,在这个城市中,日据时期的建筑和建国后建造的方盒子简陋楼房分布在被街道割据的广阔地带。这是一个不具备鲜明特色的城市,是可以在中国任何区域找到类似的千篇一律布局的城市。但是这个没有明显特征的城市在小说中却具有一种特别的奇异色彩。那种灰蒙蒙的城市底色会由于朦胧的灯影、昏黄的阳光、微红的烛火、红色的衣服、玻璃的反光等的介入,而异于那个司空常见很难产生新鲜感的空间,它就是真实的生存世界,但又笼罩着一层使人产生梦幻感的光晕。在这里,真实、梦幻和想象共同投射在这个空间里,所有的界限相互渗透,模糊难辨。不确定性是后现代小说的一个显著特征,它在某种意义上准确说出了世界的本质,那种不辩自明的明确的性质,一再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赵松的小说也具有这样的特点,但他并非故意要读者猜谜,而是更加深刻地表达了小说人物的困惑和思索。马戈有三处房子,他称之为“狡兔三窟”,在查询失踪者的过程中,他的想法有了变化。“实际上,他觉得现在回哪个地方去住下并没有什么区别,都一样,而过去在他心中,不同的房子就是不同的世界,他可以过不同的生活,有不同的秘密。如今想来,这种想法本身就十分可笑。世界上有秘密的事么?可笑的秘密……”马戈的想法具有某种代表性,那种地理位置上的移动只是表面化的改变,因为现实生活并非它所呈现出的那种缤纷多彩的面貌,透过纷乱的表象,人所看到的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它以单调的节奏吸噬了人的时间和精力,却常使人不断对所做的一切产生怀疑。小说里的人物是平常甚至卑微的,他们在挣扎,有的以极端方式付诸行动,更多的则是沉陷在生活之中,内心总有着不为人知的剧烈动荡,他们有时天真得可笑,有时又世故得可鄙,但这些在生存和欲望的漩涡中挣扎的人,内心总是有一些黯淡的希望的微光。
有这样一些地点词语的相互对应可以充分说明这个问题。《虚构的生活》中由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女孩米兰联想到意大利的著名城市米兰,由海城街联想到海和海城,在《空隙》中一再出现的对于重庆的回忆和想象,与电影《重庆的森林》构成的互文关系,在《失踪的人》中一再提到的“江南”和与之相关的古诗《采莲曲》,《属于糖的年代》里被误认为是“大盐境”的“大眼镜”。这里提及的城市和地域基本都在人物的想象中发生了变化,变成了想象之物,而非现实存在。地点和城市的名称既有想象中被美化的成分,又与他们的真实面貌截然不同。词语与物象,字音与画面,互相纠结又相互抵消,构成了一种繁复的奇特景观。
马戈见到了失踪者,那个男人说到他今后的打算是研究满语,理由显得奇怪而不合常理:“我喜欢的是那些散落的单词……是地名,很多地方都有。”纯粹沉溺于地名之中,而不再关心这种濒临消亡的语言是否还有现实功用,这不禁使人想到“距离”这个词语,从现实到想象,中间那段永远难以逾越的距离。
“书里说:江南。我没去过江南,只在电视里见过那里的景色,和想象的不同,人多,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北方也有莲池,池子很小,拥挤不堪的叶子下面粘稠的池水散发着腐烂的气味,夏天,有时会有的鲤鱼缓慢地探出头来,吐着气,缓慢呼吸。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南方应该是这样的。”
小说中多是这种在想象和现实之间不断摇摆的人物。为什么这些人身处人群,心总是隐秘地“生活在别处”? 这些人物的状态,也许借用赵松在小说集序言中的一段话来表达比较恰当:“对这一现实境况的注视与回忆,使我误以为自己可以通过默认距离的存在,获得一种置身世外的旁观者角度,然而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一种多少有些天真的错觉,诸多的迹象正在不断地提醒或暗示我:这种想法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我自己就是距离本身,我的现实生活就是我与世界之间的那道不可逾越、无法填平的空隙,而你早已深陷其中。在诸多为求脱身所进行的跳跃冲撞之后,在落回原地的瞬间寂静中,我忽然间意识到,这种逃脱的企图是幼稚而盲目的,这个所谓的空隙,实际上就是我通向这个世界的唯一的门,我需要面对它,更深地沉浸其中,而不是背离。”
在这段距离和空隙之间,有的如同这个失踪者所采取极端的跨越方式,彻底地从这种摇摆状态中引退。更多的人物没有这么决绝,表面上也很平静,但是那种沉潜过久过深的困惑和绝望还是从叙述中缓慢地渗出。所以,距离仍然存在,无论是背对还是面向,距离本身就是生活本身,就是生命状态本身。
因此,当另一对相关词语——“空间”与“世界”出现的时候,这种不断的内心冲突和摇摆也更具有一种深切的思辨色彩。“世界在这里,从我这儿向四面伸展到虚无的地方,我敢说我就是世界,以前我那么怕它,担心它忽然毁了我,现在才知道只有我能毁了它,因为它就是我。”叙述者所说的“空间”带有一种看似客观的角度,而失踪的男人所说的“世界”蕴含着情感的温度和精神的向度。似乎只有在彻底脱离了这个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人才敢说掌握着自己的世界,否则就只有在忽明忽暗的路途上一直摸索下去。
三、流动不居的空间
在单调而有规律的乡村生活中,生活空间是聚集型的。除非出远门,通常的出行方式依赖步行便已足够。而在城市中, 空间是分割开来的,工作、生活、会友、消遣、购物……这些要在不同区域完成的事情需要依赖通讯工具、交通工具和各种媒介。于是流动性与虚拟性就成为都市空间不可避免的特性。
(1)流动的空间:看与被看构成的风景
小说中的部分情节是在公共汽车、火车、轿车中发生的。在公共空间里,聚拢的人群是有各自目的或者是漫无目的的,仅仅是一种物理距离的靠近,而在意识和心理上依然是陌生人。汽车是流动着的,穿越一个又一个地段和街区,城市街景在乘车者的眼中是移动和变化的,但汽车内部又是一个相对封闭的静止空间,相对的动与静,浏览式与细察式的观看,这些成为都市生活内容的组成部分,这交错连绵的流动空间也构成都市特有的景观。
“在行驶的车里看这座城市要比静止时看有意思些。那种缺少变化的沉闷滞重的感觉被景物单调的流动逐渐冲淡了。” 汽车的行驶所引起的观看角度的变化,也带来心理感受的变化。对于生活在都市中的人而言,汽车不仅是方便的代步工具,同时它也给以人视野和活动范围的扩大。在素不相识的人群中间,对于周围人们行动的观看,更多地具有超然的态度。汽车速度或快或慢的速度调整,司机面无表情的驾驶动作,被公共汽车吸入又吐出的乘客,这些司空见惯的情景却被叙述者带入冥思的状态,如由人们对于座位的选择想到的是人潜意识层面对于在公共空间人际距离尺度的敏感,把这当作是人与人之间心理距离的隐喻也未尝不可。公共汽车空间的狭窄,不免使人走神儿联想到死后的停尸的房间。意识总是跳脱逼仄空间的限制,俯瞰世间的琐碎和常规。当他不是只停留在平视的视角观看,而是交替着代入另一个更高的视角时,我们就会理解,世界是大于空间,或者说比空间更有意味的,这是一种既有对现实的某种认同,又不断进行审视和质疑的角度。
在《虚构的生活》中,公共汽车也反复出现。使曾经擦肩而过的乘车者之间经历产生重叠和交叉的,是一段过去的记忆。在一条固定的公交线路上,马戈总是见到一个女孩,他们从未有过对话,但是十年后马戈再次见到了她,通过交谈甚至书信,所有关于过去的记忆复活了,其中充满了有趣的片段和细节。这简直如虚构般具有梦幻感,当他们共同回忆一些细节的时候,同时可以发现,在其他没有交集的生活内容中,他们依然是陌生人。她是谁?她的生活,她的职业,她过去十年的经历,马戈都一无所知。所以,当女孩哭泣的时候,马戈感到困惑:“为什么要哭呢?”他可以把握的只不过是记忆中她少女时代的身姿、话语和笑容,对于现时的她,怎么可能有更多了解。这个看似有些戏剧性的情节到此也就中断了,女孩没有在故事中重新出现,一如马戈对于生活的真实性的一再追问和疑惑还要继续存在着。
《吸烟者》中的火车车厢由于空间的限制,人几乎被固定在座位上,因此“看”就成了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而“看”必然伴随着有意无意的心理活动。起初对于景物和环境的观看所引起的散乱的联想,由于三个中年男人的出现而变得集中并且有了一些紧张感。四十五六岁的年纪,西装,板寸头,结实的身体,粗大的金项链,方正的金戒指,眼角不明显的疤痕,举止和说话方式,这些外在特征都透露出这几个人浓厚的江湖色彩和可以推想出的“狠”角色。叙述者的观看是出于某种好奇心理,是为了打发火车上这段行动受到限制的时光。“观看”在最初处于隐秘的状态,对于他们行为和断断续续谈话的猜测和想象,使这种观看变得有意思了。其间出于警觉和敏感,三个男人中的一个注意到这个观看者,先是相互观看与揣度,后来变成了直接的试探和对话。在这个过程中,手机短信作为虚拟空间的一种表现形式,时不时地穿插进来。 叙述者的短信内容似乎只是在叙述他对这三个男人身份的猜测,而事实上所有一切都与他对自我的审视和个人境遇的现状密切相关。叙述者借由这几个符号化的人物,呈现他自身面临的困惑。“要是能跟这人走一遭,也不失为一种有意思的选择,他想。这是些目的明确的家伙,对于他们,没什么是不清不楚的。”对于这个习惯于形而上思考的哲学教师来说,感到的是思考与现实境遇中永难调和的矛盾,永难缩短的距离,对自我的怀疑使得他试图抓住身边的东西,比如这些与他生活在两个世界中的人,作为垃圾食物的洋快餐,滥俗的轻松音乐,曾经在内心被拒绝的东西,在这个时刻趁隙而入,又使得他重新思考和调整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他在手机短信中写道:“这有什么意义呢?我在下坠。停不下来了。”随后他又删掉这句话。电话那端的对话者,从小说结尾处隐约可以猜出是一个与叙述者有情感关联的女性,他写下又删除这段话,以及后来不再看发来的短信,使人联想到他的这种困惑和孤寂状态其实是不被任何人理解的,而他试图以搁置和静待的方式,以对这种困惑的慢慢接受来调整近乎分裂的内心状态。
同样是火车车厢,在《破碎或朦胧》里则不是作为人在其中活动的空间的,它的出现显得有些突兀,某一天它在学校附近的铁道上停留下来,既不是搭载工具,也没有成为临时住所,没有人知道它停靠的原因。它的车身反射出太阳的金色光亮,在车厢下面是蜿蜒而去的铁轨。突然死去的陈盈本是要乘坐火车到远方去开始她的新人生的,在马戈心中,火车是一个象征之物,是每一个渴望成长的少年想象外界时可以凭依的媒介。这种幻想总是要遭遇一系列打击的过程,再从碎裂的状态中重新拼贴。这篇小说不可避免地带有成长小说的色彩,然而它以隐晦的、间接的和极为冷静的方式,透露出人物内心的动荡。
(2)追踪与探寻:时间与空间的交接
城市迷宫似的构造和彼此陌生的人群,是最适宜用来构建侦探小说的悬疑情节的。一起凶杀案的发生以及对于真相的追踪和案情的水落石出,是此类小说的常见模式。所以,动机和原因成为侦探小说剥洋葱般袒露的故事内核,而由后向前倒推的时间线索依然是具有因果关系的链条。一般的侦探小说通过与读者智力的周旋来达到提供消遣的目的,然而有一些小说借用了侦探小说的因素,却不能简单归于这类小说。本雅明在谈到爱伦•坡的小说时认为:“侦探小说所特有的社会内容就是个人踪迹在大城市人群中的隐没。” 显然,杀人动机尽管也会予以体现,但动机所连带的社会因素就更加重要,个人与人群,个人与城市之间的融合和隔膜,永远是人在城市中要面对的问题。罗伯-格里耶的小说《橡皮》的故事结构也借用了传统探案模式的外壳,但是最终将读者引向一个相反的方向:犯罪没有发生,探案者调查未果,罪犯也没有受到惩罚,谋杀者自己也蒙在鼓里,“直到一个不是结局的结局”。 他的小说隐含着时间和空间的主题。“一个不是结局的结局”就是一个循环的时间结构,从起点再回到起点,发生过的事情没有任何发生过的证据,时间似乎停滞了,通常的故事结构也在情节的停滞不前中被彻底分解,凝固的瞬间形成了空间化的时间维度,从作家的角度看,这是摆脱传统线性叙述的方法,而对于读者而言,碎片式的时间形态也是现代时间所给予人的直接感受。就空间而言,无论是《橡皮》中的环形大道,还是《在迷宫中》的没有穷尽的岔道,无论是《幽会的房子》中想象中的远东和香港,还是《一座幽灵城市的拓扑结构》中重构的废墟城市的形象,罗伯-格里耶笔下的空间都具有虚构化的特点,他“没有再现现实,他在创造现实,构建、解构现实,并依照灵感的需要重建现实”。
赵松的几篇小说也有侦探小说的痕迹,如《失踪的人》就是警察马戈调查寻找失踪者的过程。他之所以采用类似探案的结构,恰好是利用了侦探小说对于人物动机的层层破解的形式,而对动机的探寻是小说的核心所在。通常的侦探小说结尾处对于犯罪者动机的揭秘,往往使读者恍然大悟,从而得到一种淋漓尽致的阅读快感。《失踪的人》的行为动机似乎是没有答案的谜,所有调查得来的信息都不足以解释这种动机,而失踪者的内心独白一再出来打断探寻的线索,从而形成对具有因果关系的时间线索的不断干扰。这种探寻与消解探寻的叙述方式,间接透露出失踪者的动机。试图摆脱时间链条和空间形态限制的失踪者,以自杀的方式达成了他所认为的控制时间和世界的目的,这种动机对于可理解者来说自然能够理解,而对不能理解者而言永远是谜。探寻本身是一种线性的时间模式,它连缀起各种不同的空间。小说中使用了许多具体表示时间长度的词语,如“两天”的含义,但在汉语中这个词语却有多重理解,它既可能是精确的时间,也可以是对时间的大概推算。派出所所长提出找到失踪者的时限是“两天”:“最好在两天内找着那个人,稳稳当当地送回家去……”,这是一个具体要求。而到了另一个语境中说法有了变化:“……不是什么难事儿,我看有那么两天就够了。”看似明确的含义一旦变得模糊,那么时间本身也就处于混沌不明之中,此刻的时间是以无数瞬间形态凝聚在一起的,并置的时间就具有了空间化的特征。事实上,人物行为动机以及小说的文本建构,都是与时间、空间和生命主题密切相关的。通过缓慢而精微的叙述语言、人物的内心独白和小说的结构形式,相互渗透,反复叠印。
这种具有探案模式特征的叙述形式在其他小说中又产生了变异。《虚构的生活》中有一条叙事线索是跟踪被人称作“三个傻瓜”的人。跟踪任务在交代之时就充满着可笑的疑点,这三个人在常人看来是精神出了问题,他们似乎永远生活在一个逝去的年代,他们的语言、行为都是过时的,因此看起来也是不正常的。当叙述跟随他们一次次回到过去的时空中时,他们梦呓般的讲述对于听者来说显得极其不真实。比如那个早已作废了的红色塑料封皮的技师证,还有地下宫殿。没有人会把他们的话当真,但是所有近乎荒唐的话语中又隐约透出通向真相的蛛丝马迹,虚构与事实之间有时横亘着难以跨越的距离,有时又似乎没有明确的界线,甚至有时还可以互换。《我找玛丽》是另一个探寻故事,叙述者对于平静无澜的生活感到失望,他的内心有许多想法,但是这个已经习惯于循规蹈矩生活的人突然热衷于帮助别人做媒,在这个过程中他终于发现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看到表面化生活的底下总有难以为人所知的暗流,表象与真相之间有着如此巨大的反差。他在得知真相一刹那打算返回惯性生活的想法,不过是一个闪念,欲念与压抑,这种反差和冲突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真实与虚构犹如两个相隔的空间,通过探寻的方式被一再打通。在这些小说中,随着探寻而演进的时间线索淡化了,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不断涌现的放大的细节,这些“此刻”,构成了繁复的空间化的时间形态。
(3)、虚幻空间:时空的多重维度
传统读物通常是书籍,人们对于书籍的态度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奇怪态度。如果书中的知识可以学以致用,就会获得肯定,甚至是顶礼膜拜。一旦书籍不能带来任何现实的收益,书籍就会被贬斥到低下的地位,读书的人所获得的最多评语就是“百无一用是书生。”书籍总是代表着脱离实际的虚幻世界。书籍在小说集里出现的次数很多,《虚构的生活》里马戈一直收藏各种版本的马列著作,这作为特定时代标志之物的书籍,它们所包含的内容似乎并不重要,而是更像一种对历史和某种狂热心态的记忆,当曾经的信仰标志变成一种收藏时,这种记忆却变得模糊了,理想也显得多少有些暧昧。但是,它毕竟作为一种理想存在过,因而小说总是具有对于理想的反复审视,他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是可以看出某种肯定意味。得知马戈爱书,三个傻瓜竟然推着一车厂志来找他。这些厂志中的历史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又有什么是被美化和虚构了的?关于我们自己的记忆和历史有多少是可以确信的?人总是会在相信与怀疑之间徘徊。在《失踪的人》里,古诗和古龙的武侠小说《欢乐英雄》的出现,逐渐显露着人物的内心世界。前面已经提到,古诗《江南可采莲》的引入,使得虚构化的审美意境与真实世界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冲突、相互印证。武侠小说是一种充满想象的虚构文本,武侠小说的爱好者们总是能够从阅读中获得愉悦,这样的小说为人们在凡俗生活中带来一种虚幻的心理满足,也是人面对现实产生无力感时获得的心理补偿。失踪者将要赴死,他面临的是外界和自我的两重世界:淹没在人群中的只具有符号意味的小人物和潜意识流露出的对于英雄气概的认知。来自他人和自我的评价,无疑具有巨大的差别。在外人眼中,自杀者是个没有什么个性、让人难以记住的男人,而他自己内心却有着某种看似过时的英雄情结。英雄在这个庸常的年代似乎是被人遗忘的名词,自认为英雄就更会招来耻笑,自杀似乎与勇气无关,更不会被看作是英雄的作为,它往往被认作是一种逃脱。在世俗生活中,苟活比寻死更能获得认同。这就使得自杀者的死,更具有一种虚无和悲凉的色彩。在这里,书籍与现实生活构成的是不同的时空,相互之间有相互的重叠,也时常产生背离。
手机以及此前流行的BP机,作为这个时代无可避免的通讯工具,在小说中时常出现。作者用独特的比喻来传达对它们的感受:“可爱的告密者,调情的媒人”,“没完没了的手机电话声时不时地在他的怀中发出,像一种奇怪的鸟忽然间大量地繁殖起来,到处都是他们的窝,把他带到一个又一个乱哄哄的聚会场所,喝酒,说话,加深感情,解决一些难办的事。”它们带给人方便的同时又在控制人的时间和行动,它们只是人发明的无数如今已习以为常的怪异事物之一。在面对面的交谈中可以通过表情、手势揣测的意图,在手机和电话所构成的虚拟空间里被简化成了对于语音和语气的揣测,这种揣测本身就具有了更多的主观成分,对于沟通之途产生断裂和错位的地方,只能用更多的虚构和臆想进行填补。电话两端连接的是两个不同的空间,如果从一端追踪进入另一端,就会发现想象与真相之间有着天壤之别。《约会的苍蝇》一再响起的电话铃声,《我找马丽》起篇的电话,《吸烟者》里不停往来的手机短信,与其说手机和电话引进的是另一重虚拟空间,不如说是一种差异巨大无法相通的意识空间。这种差异时常提示着个人与他者以及与世界之间永远无法逾越的距离。
古代历史被写入小说,不可避免地成为虚构的材料,而不是对史实的解释和辨明。《吕底亚日志》的部分内容脱胎于希罗多德的《历史》,小说中有一些引用,就是从这些线索式的文字出发,作者进行了大量虚构。在这篇小说中,从史书中引用的文字、虚构的历史故事和现在进行状态的生活故事作为三个层次混合在一起, 让人再次迷失在文字的空间里。越是力图分辨事实真相,真相就愈不可见。从过去到现在,表面上看现实的发展是更加丰富复杂的,而其实则是更加乏味和枯燥。“所有的领悟,发现,其实说到底都是一种倒退的状态,用一种简明的方式,把我们的生活重新变得复杂起来。” 这里所说的复杂,其实是与现象的繁杂相对的意义的丰富。复杂与简单不是可以从表面可以进行的判断,区别在于内在,混杂着无法廓清的许多悖论,而不是简单化的归类。而存在本身不是恰好由于有这么多难以言明的状态才丰富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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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奈保尔的空间书写研究 潘纯琳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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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 [美]约瑟夫•弗兰克等 北京大学出版社
8、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美]杰姆逊 北京大学出版社
9、文学空间 [法]莫里斯•布朗肖 商务印书馆
10、视觉文化语境中当代小说的空间化趋向及其意义 徐巍 《当代文坛》2005年第06期
11、时间主题的空间形式:福克纳叙事的空间解读 王欣 石坚 《外国文学研究》 2007年第5期
12、 巴黎,19世纪的首都 瓦尔特•本雅明 上海人民出版社
13、阿兰•罗伯-格里耶 [法]罗歇-米歇尔•阿勒芒 上海人民出版社
14、《诗学中的时间概念》史成芳 湖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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