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能够认识摇滚乐历史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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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能够认识摇滚乐历史的书籍。详情请看南方都市报给张铁志的专访
音乐与政治 张铁志的两条战线
12月18日的广州学而优书店，张铁志为他的新书《时代的噪音》举行讲座。他个子挺高，架着黑框眼镜，斯文儒雅，脸色有些疲惫，语速极快。讲座说的是音乐，内核却比音乐更宽广。乐队“五条人”的助兴演出将现场气氛调动了起来，有观众为这音乐潸然泪下。
张铁志目前是台湾新新闻周刊副总编辑，在台湾他是一名政治与摇滚评论员。但为大陆读者所熟知的，是他乐评人的身份。“刚开始很多人只知道我其中一个身份，还以为有两个张铁志，把我混淆了。”张铁志笑着说，对于多重身份带来的困扰，他曾疑惑过，是否需要另取笔名来写音乐评论。
虽然《声音与愤怒》和《时代的噪音》俨然已成为许多乐迷的“摇滚乐指南针”，但对张铁志而言，走上乐评人的道路实属意外。
1995年，张铁志在媒体上开始写自己的第一个专栏，内容是关于政治、文化。自小被叔叔带着去听音乐，听了不少摇滚乐唱片、卡带，但音乐却始终在他的书写之外。
转折发生在1997年。当时，张铁志在台大念政治学研究生，得知英国音乐杂志《NM E》邀请很多摇滚乐队批评首相布莱尔新中间路线一事。“本来我以为90年代年轻的摇滚乐队没有太深刻的政治意识，可看到我喜欢的那些音乐人，全都反应那么强烈，我被震撼到了。”
此时，刚好有本音乐杂志邀请他写乐评，当时台湾很少人介绍音乐与政治相关的文章，于是，他便将布莱尔事件引用到文章中，成了他人生中第一篇乐评。由于从本科起，他参与了台湾很多民权运动，包括环保的、性别的政治运动，也由于97年这篇评论，引发了他去挖掘摇滚与社会连结的历史，他知道了许多音乐人介入社会现实改革的事迹，并深有体会。
“很多人通过音乐去了解社会议题，譬如黑白民权问题、反越战等。这都让我看到了音乐和政治结合的可能性。”他又陆续写了几篇关于类似的文章，如酷玩乐队(Coldplay)关心公平贸易的问题、U 2从1999年开始介入关于非洲发展的辩论。
在台湾，没有谁像张铁志那样推崇音乐的政治性。2004年在台湾出版的《声音与愤怒》，便是张铁志初次将两者结合的成果，当年被《联合报》选为年度好书之一，在台湾畅销，前后印刷了十版。2008年在大陆出版时，虽有郝舫、王小峰等内地知名评论人在博客上推荐，却遭读者冷落。张铁志试图从中找出答案，他得知周云蓬不愿意背负“抗议歌手”标签时，顿时觉悟：“台湾音乐过去就是小情小爱、风花雪月的，所以会觉得我的东西让大家很震撼。”但大陆刚从革命时期解放出来，过去音乐背负过多政治功能，现在更希望音乐回归到音乐本身，“他们不愿意在音乐里掺和太多政治取向。”
通过近两三年对大陆的了解，张铁志发现大陆和台湾对彼此的了解都比较肤浅。他决定要充当两者间的“桥梁”：“我在大陆的媒体写介绍台湾时政的文章，在台湾则写介绍大陆的，比如去年海子逝世20周年，我就在台湾《旺报》做了海子大专题。你不会相信，好多台湾人根本不知道海子。”
今年他开始在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城市画报上写专栏，在南都周刊、经济观察报等发表文章，有大举“进攻”大陆媒体圈的意思，不过他坦言现在还摸不到路子，不敢贸然在大陆的媒体上写大陆，因为还不知道怎么控制尺度。
张铁志用“两条战线”来比喻音乐与政治，在他眼里，音乐与政治是统一的。“我学政治学是为了知道如何改变政治问题。同样地，摇滚乐也是在寻找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我觉得艺术家一定要找到两者的结合点。”《时代的噪音》便是从音乐人的角度，介绍了从迪伦到U 2等美国音乐家用音乐介入政治的故事。
南都：这本书介绍的音乐人，从鲍勃·迪伦到U 2，都是从音乐的角度介入社会，你觉得是时代造就他们，还是他们本来就具有这样的特质？
张铁志：这是个好问题。我觉得很多艺术家，不管是音乐人，还是电影人，都在思考时代的限制、矛盾。反思时代是摇滚乐很大的一个传统，每个时代最重要的歌手、音乐人都会关注时代和社会问题，鲍勃·迪伦到U 2，他们对时代提出很多问题，他们之所以经典可能就是因为抓住了时代的焦虑和人们共同的想象，这些是本来就存在的，我的工作只是把他们挖掘出来。我自己的专业是政治，又是一个乐迷，我知道摇滚乐有这样的传统，所以我就很自然去爬梳里面的东西。
南都：你很小就喜欢音乐？
张铁志：我初中就喜欢音乐，是铁杆粉丝，但是以前没有想到写音乐方面的文章，从大学到研究生我都是想着将来走学术这条路，没想到会走音乐的路，这是一个意外。在我研究生三年级的时候，有人跟我邀关于音乐的稿，我就开始写。(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南都：然后就自然而然地跟政治联系在一起？
张铁志：也不是自然而然。我在大学时参与了很多学生运动，校园的、社会的都参加过，为此还挨过打。我对历史上发生的学运也很有兴趣。美国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很多事情，写到60年代一定会写到那个时代的音乐，这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篇章，从鲍勃·迪伦到约翰·列侬。我后来发现，音乐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起码在60年代，其实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就对社会改革、民权很感兴趣，我第一篇文章是在1997、1998年写的，当时也在发生类似的事情。在《声音与愤怒》里写到一个事件，就是英国的一群音乐人反对布莱尔，批评布莱尔的新中间路线，这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另一方面是我喜欢音乐，就想为中文读者、台湾读者介绍这些音乐背后的故事、相关的议题，后来慢慢发现这是有意思的事情，的确很多音乐人参加过这样的活动。比如U 2在1999年开始参加全球化辩论的议题，在2000年之前有些N G O开始讲到这个议题，所以U 2就扮演这样的角色。回看摇滚乐的历史，我没有看到有任何介绍说U 2参加这个事情，既然这一块有空白我就来写。但是我当时写得不多。到2004年出版《声音与愤怒》之前，我都是写时评多一些，跟音乐有关的反而比较少，没想到《声音与愤怒》受到很多人的关注。
南都：你觉得《声音与愤怒》的受关注程度是在意料之外吗？
张铁志：完全在意料之外。原因我觉得，首先，书出来的时候影响挺大的，台湾《联合报》评选为十大好书，我是最年轻的获选者，其他的都是四十多岁的资深作者，而且这本书是关于流行文化的。第二，跟大陆不一样，台湾之前几乎没有关于西洋摇滚的书。很多年轻人被我骗了，以为这本书是摇滚史，不知道它其实是一本反动书籍，或者说，包装著摇滚外衣的革命小册。我希望写得比较深入，但是又不会像学术书那样“掉书袋”，我不是搞文化研究理论的，我注重文字的抒情性，希望把文字与思想结合在一起。
南都：这本书2008年在大陆出版，影响力没有在台湾那么大，你有考虑过原因吗？(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张铁志：我觉得关键的是大陆对摇滚的论述水平是比较高的，比台湾高，比如郝舫、袁越都写过深刻的摇滚论述书籍，《声音与愤怒》这本书在大陆不是很特别。
另外也有比较复杂的原因，我2008年为这书做宣传的时候，有大陆朋友就跟我说，他们对于去谈音乐与政治的结合是比较保留的。如乐评人颜峻说，在改革开放之前，音乐和文艺都是背负著政治功能，到了八十年代有崔健，摇滚乐又开始背负着道德的大旗，所以后来的音乐人更希望能够解放出来，能更自由主义。而台湾音乐过去就是小情小爱、风花雪月的，所以我的东西大家很震撼。中国、台湾的这个对比很有意思。大家都说周云蓬是社会的良知，但他排斥这样的标签，他不想背着“抗议歌手”的名称。然而，前两天我写了一篇文章，这些朋友拒斥的音乐的政治性是由上而下的动员，而我所强调的“政治”，是由下而上的，比如社会运动、社会维权。我完全理解他们现在要追求的是个体的自由，可是并不是说大家不过问政治就可以得到个人自由，我觉得个人自由还是有赖集体的行动，才能对体制有所影响。抵抗的行动还是很重要的，但这种抵抗运动不是过去那种盲目的行动。
南都：在张晓舟给这本书所写的序里，说周云蓬的作品更多是个人感情抒发，西方媒体会把他解读为政治意图。
张铁志：这个我完全同意。西方媒体特别容易把政治放大。在书中我用了很多素材来谈到这个问题，如解读鲍勃·迪伦，我说他是史上被误会的抗议歌手，他其实只有两三年是抗议歌手，他和周云蓬一样，不喜欢“抗议歌手”的帽子，他在1964年、1965年转向个人音乐。周云蓬的《牛羊下山》也是在《中国孩子》后的回到对爱情的关注，这一向也是鲍勃·迪伦关注的焦点。张晓舟序中所写的是对的，不要只用政治的眼光去看音乐，尤其是像他们这样的创作者。
南都：西方歌手对政治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力，你觉得现在国内的音乐人的影响力有多大？
张铁志：音乐不一定有很大的——— 影响力。人的行动都是在既定的结构下发生的，一个东西在某个时代有很大的影响力，是有它的时代背景。西方的音乐也不是时时刻刻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在60年代有比较大的影响力是有特定的时空背景，而在80年代，大陆的崔健、台湾的罗大佑，有比较大的影响力，因为这是改革年代、启蒙年代。(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我不期待一首歌、一个音乐人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力，但是我觉得很多小的累积的东西是蛮重要的。大陆这两三年许多人都开始越来越关注社会问题，比如之前大陆媒体做了一个专题，说许多民谣人开始写关心社会的歌曲。我认为，艺术家不是要为社会改变服务，但是通过作品可以刺激人们对社会的思考。我在书里面写到，许多人认为布鲁斯·斯普林斯汀是一个超级巨星，而不能被称为是抗议歌手。但我们也可以说，他作为一个公民，愿意关心社会就是好事情。很多拍纪录片的人，不一定与维权运动结合在一起，但是如果他们愿意多拍一些社会弱势群体，让我们更了解社会真实，不也是很好吗？很多人问我是不是只重视音乐变成政治的先锋，我觉得不是，这个世界本来就存在着很多可能性的，有的音乐人单纯以公民身份去关注社会，有的人则是更坚定投入公民运动的。这些对改变社会都会起不同的作用。
南都：有些人开始很激进，后来渐渐改变。比如伍佰，他成名之后变成情歌歌手，你怎么看？
张铁志：我觉得还是有一个评价标准。要看这个人宣称的是什么，如果他宣称他是一个摇滚人，具有独立精神的，但是却变成只为市场而唱歌的人，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市场媚俗歌手。要看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像罗大佑的转变，我觉得是可以批评的。
南都：对，从80年代到现在的，罗大佑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张铁志：这样的例子在西方比比皆是，比如滚石乐队。摇滚乐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因为摇滚常常是一个青春的冲动，年老之后你要考虑如何保持当年的能量、犀利，或者优雅地老去，转型做其他类型的东西。另一方面，对摇滚人或艺术家来说，成名与虚荣的诱惑都是很大的挑战，你如何能在获得这些东西后继续坚持当初的理想。
南都：很多人对摇滚不了解，一讲到摇滚就想起吸毒、暴力、纵欲，你心中的摇滚是什么样的？
张铁志：我觉得摇滚是非常丰富的。把摇滚跟暴力、吸毒、纵欲联系起来是一种刻板印象，但其中确实有一点联系，都是反主流体制。反体制有很多种姿态，一种是个人的、与道德有关的。但我要做的是挖掘反叛的另一种可能性。这种反叛是对不公正体制的反叛，摇滚乐一直有这个传统，我只是把这个传统挖掘出来。这不是我凭空建立的。我常常跟年轻的摇滚乐迷沟通，他们可能会觉得听摇滚很酷、很另类，但是我想告诉他们，摇滚里的反叛，是具体的，不空虚的，不是仅仅地摆个姿态，装出不可一世的样子，其实我要告诉他们这些有名的摇滚乐手这么多年来是怎么做的。
采写、摄影：南都见习记者 陈晓勤
音乐与政治 张铁志的两条战线
12月18日的广州学而优书店，张铁志为他的新书《时代的噪音》举行讲座。他个子挺高，架着黑框眼镜，斯文儒雅，脸色有些疲惫，语速极快。讲座说的是音乐，内核却比音乐更宽广。乐队“五条人”的助兴演出将现场气氛调动了起来，有观众为这音乐潸然泪下。
张铁志目前是台湾新新闻周刊副总编辑，在台湾他是一名政治与摇滚评论员。但为大陆读者所熟知的，是他乐评人的身份。“刚开始很多人只知道我其中一个身份，还以为有两个张铁志，把我混淆了。”张铁志笑着说，对于多重身份带来的困扰，他曾疑惑过，是否需要另取笔名来写音乐评论。
虽然《声音与愤怒》和《时代的噪音》俨然已成为许多乐迷的“摇滚乐指南针”，但对张铁志而言，走上乐评人的道路实属意外。
1995年，张铁志在媒体上开始写自己的第一个专栏，内容是关于政治、文化。自小被叔叔带着去听音乐，听了不少摇滚乐唱片、卡带，但音乐却始终在他的书写之外。
转折发生在1997年。当时，张铁志在台大念政治学研究生，得知英国音乐杂志《NM E》邀请很多摇滚乐队批评首相布莱尔新中间路线一事。“本来我以为90年代年轻的摇滚乐队没有太深刻的政治意识，可看到我喜欢的那些音乐人，全都反应那么强烈，我被震撼到了。”
此时，刚好有本音乐杂志邀请他写乐评，当时台湾很少人介绍音乐与政治相关的文章，于是，他便将布莱尔事件引用到文章中，成了他人生中第一篇乐评。由于从本科起，他参与了台湾很多民权运动，包括环保的、性别的政治运动，也由于97年这篇评论，引发了他去挖掘摇滚与社会连结的历史，他知道了许多音乐人介入社会现实改革的事迹，并深有体会。
“很多人通过音乐去了解社会议题，譬如黑白民权问题、反越战等。这都让我看到了音乐和政治结合的可能性。”他又陆续写了几篇关于类似的文章，如酷玩乐队(Coldplay)关心公平贸易的问题、U 2从1999年开始介入关于非洲发展的辩论。
在台湾，没有谁像张铁志那样推崇音乐的政治性。2004年在台湾出版的《声音与愤怒》，便是张铁志初次将两者结合的成果，当年被《联合报》选为年度好书之一，在台湾畅销，前后印刷了十版。2008年在大陆出版时，虽有郝舫、王小峰等内地知名评论人在博客上推荐，却遭读者冷落。张铁志试图从中找出答案，他得知周云蓬不愿意背负“抗议歌手”标签时，顿时觉悟：“台湾音乐过去就是小情小爱、风花雪月的，所以会觉得我的东西让大家很震撼。”但大陆刚从革命时期解放出来，过去音乐背负过多政治功能，现在更希望音乐回归到音乐本身，“他们不愿意在音乐里掺和太多政治取向。”
通过近两三年对大陆的了解，张铁志发现大陆和台湾对彼此的了解都比较肤浅。他决定要充当两者间的“桥梁”：“我在大陆的媒体写介绍台湾时政的文章，在台湾则写介绍大陆的，比如去年海子逝世20周年，我就在台湾《旺报》做了海子大专题。你不会相信，好多台湾人根本不知道海子。”
今年他开始在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城市画报上写专栏，在南都周刊、经济观察报等发表文章，有大举“进攻”大陆媒体圈的意思，不过他坦言现在还摸不到路子，不敢贸然在大陆的媒体上写大陆，因为还不知道怎么控制尺度。
张铁志用“两条战线”来比喻音乐与政治，在他眼里，音乐与政治是统一的。“我学政治学是为了知道如何改变政治问题。同样地，摇滚乐也是在寻找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我觉得艺术家一定要找到两者的结合点。”《时代的噪音》便是从音乐人的角度，介绍了从迪伦到U 2等美国音乐家用音乐介入政治的故事。
南都：这本书介绍的音乐人，从鲍勃·迪伦到U 2，都是从音乐的角度介入社会，你觉得是时代造就他们，还是他们本来就具有这样的特质？
张铁志：这是个好问题。我觉得很多艺术家，不管是音乐人，还是电影人，都在思考时代的限制、矛盾。反思时代是摇滚乐很大的一个传统，每个时代最重要的歌手、音乐人都会关注时代和社会问题，鲍勃·迪伦到U 2，他们对时代提出很多问题，他们之所以经典可能就是因为抓住了时代的焦虑和人们共同的想象，这些是本来就存在的，我的工作只是把他们挖掘出来。我自己的专业是政治，又是一个乐迷，我知道摇滚乐有这样的传统，所以我就很自然去爬梳里面的东西。
南都：你很小就喜欢音乐？
张铁志：我初中就喜欢音乐，是铁杆粉丝，但是以前没有想到写音乐方面的文章，从大学到研究生我都是想着将来走学术这条路，没想到会走音乐的路，这是一个意外。在我研究生三年级的时候，有人跟我邀关于音乐的稿，我就开始写。(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南都：然后就自然而然地跟政治联系在一起？
张铁志：也不是自然而然。我在大学时参与了很多学生运动，校园的、社会的都参加过，为此还挨过打。我对历史上发生的学运也很有兴趣。美国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很多事情，写到60年代一定会写到那个时代的音乐，这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篇章，从鲍勃·迪伦到约翰·列侬。我后来发现，音乐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起码在60年代，其实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就对社会改革、民权很感兴趣，我第一篇文章是在1997、1998年写的，当时也在发生类似的事情。在《声音与愤怒》里写到一个事件，就是英国的一群音乐人反对布莱尔，批评布莱尔的新中间路线，这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另一方面是我喜欢音乐，就想为中文读者、台湾读者介绍这些音乐背后的故事、相关的议题，后来慢慢发现这是有意思的事情，的确很多音乐人参加过这样的活动。比如U 2在1999年开始参加全球化辩论的议题，在2000年之前有些N G O开始讲到这个议题，所以U 2就扮演这样的角色。回看摇滚乐的历史，我没有看到有任何介绍说U 2参加这个事情，既然这一块有空白我就来写。但是我当时写得不多。到2004年出版《声音与愤怒》之前，我都是写时评多一些，跟音乐有关的反而比较少，没想到《声音与愤怒》受到很多人的关注。
南都：你觉得《声音与愤怒》的受关注程度是在意料之外吗？
张铁志：完全在意料之外。原因我觉得，首先，书出来的时候影响挺大的，台湾《联合报》评选为十大好书，我是最年轻的获选者，其他的都是四十多岁的资深作者，而且这本书是关于流行文化的。第二，跟大陆不一样，台湾之前几乎没有关于西洋摇滚的书。很多年轻人被我骗了，以为这本书是摇滚史，不知道它其实是一本反动书籍，或者说，包装著摇滚外衣的革命小册。我希望写得比较深入，但是又不会像学术书那样“掉书袋”，我不是搞文化研究理论的，我注重文字的抒情性，希望把文字与思想结合在一起。
南都：这本书2008年在大陆出版，影响力没有在台湾那么大，你有考虑过原因吗？(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张铁志：我觉得关键的是大陆对摇滚的论述水平是比较高的，比台湾高，比如郝舫、袁越都写过深刻的摇滚论述书籍，《声音与愤怒》这本书在大陆不是很特别。
另外也有比较复杂的原因，我2008年为这书做宣传的时候，有大陆朋友就跟我说，他们对于去谈音乐与政治的结合是比较保留的。如乐评人颜峻说，在改革开放之前，音乐和文艺都是背负著政治功能，到了八十年代有崔健，摇滚乐又开始背负着道德的大旗，所以后来的音乐人更希望能够解放出来，能更自由主义。而台湾音乐过去就是小情小爱、风花雪月的，所以我的东西大家很震撼。中国、台湾的这个对比很有意思。大家都说周云蓬是社会的良知，但他排斥这样的标签，他不想背着“抗议歌手”的名称。然而，前两天我写了一篇文章，这些朋友拒斥的音乐的政治性是由上而下的动员，而我所强调的“政治”，是由下而上的，比如社会运动、社会维权。我完全理解他们现在要追求的是个体的自由，可是并不是说大家不过问政治就可以得到个人自由，我觉得个人自由还是有赖集体的行动，才能对体制有所影响。抵抗的行动还是很重要的，但这种抵抗运动不是过去那种盲目的行动。
南都：在张晓舟给这本书所写的序里，说周云蓬的作品更多是个人感情抒发，西方媒体会把他解读为政治意图。
张铁志：这个我完全同意。西方媒体特别容易把政治放大。在书中我用了很多素材来谈到这个问题，如解读鲍勃·迪伦，我说他是史上被误会的抗议歌手，他其实只有两三年是抗议歌手，他和周云蓬一样，不喜欢“抗议歌手”的帽子，他在1964年、1965年转向个人音乐。周云蓬的《牛羊下山》也是在《中国孩子》后的回到对爱情的关注，这一向也是鲍勃·迪伦关注的焦点。张晓舟序中所写的是对的，不要只用政治的眼光去看音乐，尤其是像他们这样的创作者。
南都：西方歌手对政治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力，你觉得现在国内的音乐人的影响力有多大？
张铁志：音乐不一定有很大的——— 影响力。人的行动都是在既定的结构下发生的，一个东西在某个时代有很大的影响力，是有它的时代背景。西方的音乐也不是时时刻刻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在60年代有比较大的影响力是有特定的时空背景，而在80年代，大陆的崔健、台湾的罗大佑，有比较大的影响力，因为这是改革年代、启蒙年代。(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我不期待一首歌、一个音乐人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力，但是我觉得很多小的累积的东西是蛮重要的。大陆这两三年许多人都开始越来越关注社会问题，比如之前大陆媒体做了一个专题，说许多民谣人开始写关心社会的歌曲。我认为，艺术家不是要为社会改变服务，但是通过作品可以刺激人们对社会的思考。我在书里面写到，许多人认为布鲁斯·斯普林斯汀是一个超级巨星，而不能被称为是抗议歌手。但我们也可以说，他作为一个公民，愿意关心社会就是好事情。很多拍纪录片的人，不一定与维权运动结合在一起，但是如果他们愿意多拍一些社会弱势群体，让我们更了解社会真实，不也是很好吗？很多人问我是不是只重视音乐变成政治的先锋，我觉得不是，这个世界本来就存在着很多可能性的，有的音乐人单纯以公民身份去关注社会，有的人则是更坚定投入公民运动的。这些对改变社会都会起不同的作用。
南都：有些人开始很激进，后来渐渐改变。比如伍佰，他成名之后变成情歌歌手，你怎么看？
张铁志：我觉得还是有一个评价标准。要看这个人宣称的是什么，如果他宣称他是一个摇滚人，具有独立精神的，但是却变成只为市场而唱歌的人，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市场媚俗歌手。要看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像罗大佑的转变，我觉得是可以批评的。
南都：对，从80年代到现在的，罗大佑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张铁志：这样的例子在西方比比皆是，比如滚石乐队。摇滚乐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因为摇滚常常是一个青春的冲动，年老之后你要考虑如何保持当年的能量、犀利，或者优雅地老去，转型做其他类型的东西。另一方面，对摇滚人或艺术家来说，成名与虚荣的诱惑都是很大的挑战，你如何能在获得这些东西后继续坚持当初的理想。
南都：很多人对摇滚不了解，一讲到摇滚就想起吸毒、暴力、纵欲，你心中的摇滚是什么样的？
张铁志：我觉得摇滚是非常丰富的。把摇滚跟暴力、吸毒、纵欲联系起来是一种刻板印象，但其中确实有一点联系，都是反主流体制。反体制有很多种姿态，一种是个人的、与道德有关的。但我要做的是挖掘反叛的另一种可能性。这种反叛是对不公正体制的反叛，摇滚乐一直有这个传统，我只是把这个传统挖掘出来。这不是我凭空建立的。我常常跟年轻的摇滚乐迷沟通，他们可能会觉得听摇滚很酷、很另类，但是我想告诉他们，摇滚里的反叛，是具体的，不空虚的，不是仅仅地摆个姿态，装出不可一世的样子，其实我要告诉他们这些有名的摇滚乐手这么多年来是怎么做的。
采写、摄影：南都见习记者 陈晓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