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汤用彤，字锡予，湖北黄梅人。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出生于甘肃通渭，卒于1964年，春秋七十有二。其生平云云，自不待我言说，其原本无趣，此则不赘。而仅略陈余读《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之断见耳。其书则甚繁，所研究之问题良多而不能述之。仅略陈一二于此，以记余读此书毕。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凡二十章，历述汉至南北朝时代之佛学。盖汉时之佛教，因文献多失，而初传中国，又与神仙方术不可分割，故多附会谣传之辞。佛教传来东夏，盖先有其迷信的成分流传于下层民众之间，后来则渐渐为人所知晓，而研究其义理，方有佛学之诞生。故而，于汉代之佛教，当于蒙昧中寻其有关义理者，而典籍散乱，考证尤必耳。汤用彤先生此书，于考证盖有十分巨大之用功，方能于芜乱之记载中寻其有助于佛学研究者，殆不易也。而至魏晋南北朝，东夏玄风盛行，而般若学借斯学问而大盛于中华。而至《涅槃》传来，学风又为之一变。与隋唐之诸学派相比，此时之学说，则甚为自由，而其视域之广阔处，论辩之学风，又有过隋唐许多处。当欲其诸问题得一阐发，须十分之心力学识方能为之。
盖一学问传入，而发挥其巨大之作用者，往往随后而显。然当后人追寻其始终，而欲发明其史，则殊为不易。故而非隋唐佛学而难言，恰魏晋南北朝时代之佛学反难言耳。然汤氏之书，历陈因果，读之甚快，则与余有莫大的助益也哉。
汤用彤先生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初发表于1938年，其时殆中华民国二十七年。然初版舛误良多，后交中华书局于1955年再版，又历1962年之重印。1983年，中华书局改为横排简体出版。现今之版本则颇多，故不一一例举。余所用之版本，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下引此书，则为此版本之页码。此书盖此年6月而至手，暑假读其少半，而拖沓至今，惭愧十分。写书不易，则读书已十分简单，而尚如此之不用心者，盖余应反省处。与汤氏出版此书，至今已七十余年，而读之出手恒温，则或能与先生默契也。
此书虽已历数次重印，然有误处，亦或可见耳。如第十六章之“佛身无色、佛无净土、善不受报义”一节中引《维摩经注》之《阿閦佛国品》，“閦”（閦，音处。阿閦佛，盖东方佛名，意为“不嗔恚”，又称不动如来）误作“闪”（第434页）。而本章之“竺道生之顿悟义”引慧达《肇论疏》，“理智恚释”，“恚”字亦误（第446页）。凡此种种，亦或有之，而不及全列耳。且汤氏此书，引证广泛，难以一一校对，只好一仍其旧。又或排版有误，引文杂入正文亦常见。此等著作，改动颇不易。但幸在不伤大旨，读者读之，盖须对此手民之误而留心之。
此书出版，自然引起学界之议论。许多问题因此而澄清，许多问题亦因此书而变得复杂。如其对般若学六家七宗及当时佛教诸多疑阙事之考证，至今为不刊之论；而对于僧肇《涅槃无名论》之怀疑，又因此而使此问题纠结难解。然今人研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者，岂能不借助于此书之成果乎？盖其条理分明，考证精详，取材繁多，自为当世学者所不能及。此则不宜一一列举，读者读之，自能知矣。
此书于事例、历史等十分悉备，然而于义理者，则提纲挈领。既提纲挈领，自不免疏漏，然而必乃先生切心之领会而公诸于众，学者苟能于此提纲挈领处下功夫，则学问岂不日进矣？如余作僧肇《不真空论》之研究，先生于僧肇之学问要紧处，固仅“即体即用”（第225页）四字耳，然此四字，实为僧肇哲学之精粹，于此大处着眼，其困惑处自然而解。凡此种种，书中屡见，如述鸠摩罗什之学说、慧远之学说、竺道生之学说云云，可各自为证，不须余赘言繁举。
汤用彤先生此书之“跋”言，“中国佛教史未易言也。”（第604页）此语甚是。盖另种学问及思维传入中夏，其对本国学术之影响，固然不能简单言之。而其与本国学问交通融汇，又生种种之变化，故而佛教入华，实为大事。所谓“难言”，岂非究心于此学问者所能知、所能道哉。
又其谓“佛法，亦宗教，亦哲学。”（同上）此语殆十分之精微。试略陈之。所谓宗教，所谓哲学，盖不同也。而佛教于民众中，自然其宗教之层面起作用，而佛教于士人之中，自然其哲学之层面起作用。如此而言之，则佛法东来，自然分为上下两层。然有顾其两端者，如庐山之慧远，即于佛学有重大之贡献，然又于净土信仰有密切之关联。此种情由，盖或有之。但先之高僧大德，自不能怀疑其信仰之虔诚。然其对佛学义理之剖判，又不能不将其归之学者之列。然，余意则以为，今世之研究佛学者，当于其宗教之层面浅略，而对其义理之层面深入。否则，研究佛学，盖成故事之叙述耳。佛教教判，故于佛法区分层面，余则因是。盖学佛学者，欲领其义理精微者，故需要悟性及钻研耳。而与其名相术数，学者则不可究心于此，否则本末倒置而不得其可，盖今世之学者可不慎乎！然推崇义理，则恐流于口谈，专执信仰，则或滋生迷信，故而南北朝之佛教，偏止偏观，而殆天台智者大师，则此风得以纠正耳。而吾人今研究佛教，自不必信仰佛教，故而于境、行、果皆当于其哲理之层面寻求，以纠单纯信仰之偏。但此与佛法言，则亦一偏耳。然而万物为道一偏，盖哲人者，无非锥指管窥之流，只是其与人生宇宙之大问题，固能深入其中而思之。凡大哲学家，往往一生只执一深刻问题而深刻思之。故而所谓哲学者，殆一家之私言。吾人今研究哲学，自然是于众多私言中寻其能切合当下情境者，如此私言于吾人有益，则亦往圣先贤之价值。今之读书，不亦此乎？
“宗教情绪，深存人心，往往以莫须有之史实为象征，发挥神妙之作用。故如仅凭陈迹之搜讨，而无同情之黙应，必不能得其真。哲学精微，悟入实相。古哲慧发天真，慎思明辨，往往言约旨远，取譬虽近，而见道弘深。故如徒于文字考证上寻求，而乏心性之体会，则所获者糟粕而已。”（第604页）实则，研究任何宗教，亦当如此。而推而广之，研究任何之学问，亦当如此。读汤氏此书，所得亦在同情之默应，且心性之体会也。
先生于此书“重印后记”中言，“在这部书中，过分强调了佛教史中个别历史人物所起的作用，而完全忽视了当时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对佛教的发展的决定性制约。例如在叙述中不免夸大了道安、慧远、鸠摩罗什等人推动佛教发展的作用。在另一方面，我又认为由于僧众的道德败坏，不能体现佛教的宗旨，才引起了佛教的衰亡。这些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第606页）殆研究佛学史，其自然需要从个别之历史人物入手，此则难免夸大其作用，而若仅有历史，而无道安、慧远、鸠摩罗什之流，佛教史亦不成其为佛教史矣。然而南北朝之统治者，颇有钟情佛事者，此时则佛教徒兴盛，然其于光大佛法者，则略略耳，自然佛教史所不言。汤氏此言，盖为当时之形势所迫，然其不改文字，而使此书得以如此流传者，其用心亦甚苦矣。如此，则“孤立的就思想论思想、就信仰论信仰”（第605页）反而好过用马克思主义的腔调去批判之。如此，则此书非关一书，而亦透射作者之命运耳。诚如尼采所言，书亦有其命运。如读书能知一人之命运，亦知一时代人之命运，则讵非悟入实相乎？
汤用彤先生此书，当用文言文写就，或如汤氏《印度哲学史略》中言，“因为我少年时即随封建士大夫为文，作文时并不要人懂，只求其‘简练’”（汤用彤：《印度哲学史略》，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0页）。此原恰当，所谓哲学，即是将能说者说清楚，而对不能说者保持沉默。故而，余写此读书略感，亦拟汤氏为文，“作文并不要人懂”，因为能懂之人当然于此文字不生隔阂。古德先贤，故不因今人欲读其书籍文章而以今日之语言写之，而今人以古人之文体写出，亦不欲今人不懂耳。盖书籍文章，自有其命运，其所能传后世者，恰如始皇焚书而不毁哉！而亦在于，今人读之，能于自身有益耳。
是余仅略记如此，其于特殊问题之阐发，皆随书注明，而待后日之研究耳。其余种种，则不述耳。冀他日人读此书，或有与余之感慨相类者，亦此区区拙字之意，诚余之所欣慰耳。
长安，政法。
洛如默。
2010年12月5日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凡二十章，历述汉至南北朝时代之佛学。盖汉时之佛教，因文献多失，而初传中国，又与神仙方术不可分割，故多附会谣传之辞。佛教传来东夏，盖先有其迷信的成分流传于下层民众之间，后来则渐渐为人所知晓，而研究其义理，方有佛学之诞生。故而，于汉代之佛教，当于蒙昧中寻其有关义理者，而典籍散乱，考证尤必耳。汤用彤先生此书，于考证盖有十分巨大之用功，方能于芜乱之记载中寻其有助于佛学研究者，殆不易也。而至魏晋南北朝，东夏玄风盛行，而般若学借斯学问而大盛于中华。而至《涅槃》传来，学风又为之一变。与隋唐之诸学派相比，此时之学说，则甚为自由，而其视域之广阔处，论辩之学风，又有过隋唐许多处。当欲其诸问题得一阐发，须十分之心力学识方能为之。
盖一学问传入，而发挥其巨大之作用者，往往随后而显。然当后人追寻其始终，而欲发明其史，则殊为不易。故而非隋唐佛学而难言，恰魏晋南北朝时代之佛学反难言耳。然汤氏之书，历陈因果，读之甚快，则与余有莫大的助益也哉。
汤用彤先生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初发表于1938年，其时殆中华民国二十七年。然初版舛误良多，后交中华书局于1955年再版，又历1962年之重印。1983年，中华书局改为横排简体出版。现今之版本则颇多，故不一一例举。余所用之版本，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下引此书，则为此版本之页码。此书盖此年6月而至手，暑假读其少半，而拖沓至今，惭愧十分。写书不易，则读书已十分简单，而尚如此之不用心者，盖余应反省处。与汤氏出版此书，至今已七十余年，而读之出手恒温，则或能与先生默契也。
此书虽已历数次重印，然有误处，亦或可见耳。如第十六章之“佛身无色、佛无净土、善不受报义”一节中引《维摩经注》之《阿閦佛国品》，“閦”（閦，音处。阿閦佛，盖东方佛名，意为“不嗔恚”，又称不动如来）误作“闪”（第434页）。而本章之“竺道生之顿悟义”引慧达《肇论疏》，“理智恚释”，“恚”字亦误（第446页）。凡此种种，亦或有之，而不及全列耳。且汤氏此书，引证广泛，难以一一校对，只好一仍其旧。又或排版有误，引文杂入正文亦常见。此等著作，改动颇不易。但幸在不伤大旨，读者读之，盖须对此手民之误而留心之。
此书出版，自然引起学界之议论。许多问题因此而澄清，许多问题亦因此书而变得复杂。如其对般若学六家七宗及当时佛教诸多疑阙事之考证，至今为不刊之论；而对于僧肇《涅槃无名论》之怀疑，又因此而使此问题纠结难解。然今人研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者，岂能不借助于此书之成果乎？盖其条理分明，考证精详，取材繁多，自为当世学者所不能及。此则不宜一一列举，读者读之，自能知矣。
此书于事例、历史等十分悉备，然而于义理者，则提纲挈领。既提纲挈领，自不免疏漏，然而必乃先生切心之领会而公诸于众，学者苟能于此提纲挈领处下功夫，则学问岂不日进矣？如余作僧肇《不真空论》之研究，先生于僧肇之学问要紧处，固仅“即体即用”（第225页）四字耳，然此四字，实为僧肇哲学之精粹，于此大处着眼，其困惑处自然而解。凡此种种，书中屡见，如述鸠摩罗什之学说、慧远之学说、竺道生之学说云云，可各自为证，不须余赘言繁举。
汤用彤先生此书之“跋”言，“中国佛教史未易言也。”（第604页）此语甚是。盖另种学问及思维传入中夏，其对本国学术之影响，固然不能简单言之。而其与本国学问交通融汇，又生种种之变化，故而佛教入华，实为大事。所谓“难言”，岂非究心于此学问者所能知、所能道哉。
又其谓“佛法，亦宗教，亦哲学。”（同上）此语殆十分之精微。试略陈之。所谓宗教，所谓哲学，盖不同也。而佛教于民众中，自然其宗教之层面起作用，而佛教于士人之中，自然其哲学之层面起作用。如此而言之，则佛法东来，自然分为上下两层。然有顾其两端者，如庐山之慧远，即于佛学有重大之贡献，然又于净土信仰有密切之关联。此种情由，盖或有之。但先之高僧大德，自不能怀疑其信仰之虔诚。然其对佛学义理之剖判，又不能不将其归之学者之列。然，余意则以为，今世之研究佛学者，当于其宗教之层面浅略，而对其义理之层面深入。否则，研究佛学，盖成故事之叙述耳。佛教教判，故于佛法区分层面，余则因是。盖学佛学者，欲领其义理精微者，故需要悟性及钻研耳。而与其名相术数，学者则不可究心于此，否则本末倒置而不得其可，盖今世之学者可不慎乎！然推崇义理，则恐流于口谈，专执信仰，则或滋生迷信，故而南北朝之佛教，偏止偏观，而殆天台智者大师，则此风得以纠正耳。而吾人今研究佛教，自不必信仰佛教，故而于境、行、果皆当于其哲理之层面寻求，以纠单纯信仰之偏。但此与佛法言，则亦一偏耳。然而万物为道一偏，盖哲人者，无非锥指管窥之流，只是其与人生宇宙之大问题，固能深入其中而思之。凡大哲学家，往往一生只执一深刻问题而深刻思之。故而所谓哲学者，殆一家之私言。吾人今研究哲学，自然是于众多私言中寻其能切合当下情境者，如此私言于吾人有益，则亦往圣先贤之价值。今之读书，不亦此乎？
“宗教情绪，深存人心，往往以莫须有之史实为象征，发挥神妙之作用。故如仅凭陈迹之搜讨，而无同情之黙应，必不能得其真。哲学精微，悟入实相。古哲慧发天真，慎思明辨，往往言约旨远，取譬虽近，而见道弘深。故如徒于文字考证上寻求，而乏心性之体会，则所获者糟粕而已。”（第604页）实则，研究任何宗教，亦当如此。而推而广之，研究任何之学问，亦当如此。读汤氏此书，所得亦在同情之默应，且心性之体会也。
先生于此书“重印后记”中言，“在这部书中，过分强调了佛教史中个别历史人物所起的作用，而完全忽视了当时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对佛教的发展的决定性制约。例如在叙述中不免夸大了道安、慧远、鸠摩罗什等人推动佛教发展的作用。在另一方面，我又认为由于僧众的道德败坏，不能体现佛教的宗旨，才引起了佛教的衰亡。这些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第606页）殆研究佛学史，其自然需要从个别之历史人物入手，此则难免夸大其作用，而若仅有历史，而无道安、慧远、鸠摩罗什之流，佛教史亦不成其为佛教史矣。然而南北朝之统治者，颇有钟情佛事者，此时则佛教徒兴盛，然其于光大佛法者，则略略耳，自然佛教史所不言。汤氏此言，盖为当时之形势所迫，然其不改文字，而使此书得以如此流传者，其用心亦甚苦矣。如此，则“孤立的就思想论思想、就信仰论信仰”（第605页）反而好过用马克思主义的腔调去批判之。如此，则此书非关一书，而亦透射作者之命运耳。诚如尼采所言，书亦有其命运。如读书能知一人之命运，亦知一时代人之命运，则讵非悟入实相乎？
汤用彤先生此书，当用文言文写就，或如汤氏《印度哲学史略》中言，“因为我少年时即随封建士大夫为文，作文时并不要人懂，只求其‘简练’”（汤用彤：《印度哲学史略》，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0页）。此原恰当，所谓哲学，即是将能说者说清楚，而对不能说者保持沉默。故而，余写此读书略感，亦拟汤氏为文，“作文并不要人懂”，因为能懂之人当然于此文字不生隔阂。古德先贤，故不因今人欲读其书籍文章而以今日之语言写之，而今人以古人之文体写出，亦不欲今人不懂耳。盖书籍文章，自有其命运，其所能传后世者，恰如始皇焚书而不毁哉！而亦在于，今人读之，能于自身有益耳。
是余仅略记如此，其于特殊问题之阐发，皆随书注明，而待后日之研究耳。其余种种，则不述耳。冀他日人读此书，或有与余之感慨相类者，亦此区区拙字之意，诚余之所欣慰耳。
长安，政法。
洛如默。
2010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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