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到中产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精神，而所谓“时代精神”，无非是指一种主导性的世界观模式，它反映的往往是当时作为社会主流的阶层如何看待自己身处的世界。在中国，军人和无产阶级的话语曾经弥漫全国，而如今在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追求个性自我、多元化、小资情调则折射出城市中产阶级价值观日渐上升为时代精神。可以想见，这会催生出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和文化现象。这在历史上当然不是第一次上演，事实上，假如回顾欧洲中产阶级的生活史，会发现那时发生的时代精神的变迁，看起来是多么地眼熟。
虽然《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谈的是瑞典，但它确实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普遍意义。因为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社会，这一幕之所以都会以大致相同的剧目上演，原因无疑在于：现代化总是导致一个农业社会整体上朝着一种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结构转变。迅速推进的工业化重塑了人们的理念，强调一种对未来和进步的信心（“明天会更好”），并控制和节约地使用情感、金钱和时间，要懂得为将来的保障而舍弃一时的享乐——这些都是中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石。
随之而来的是一种与“文明的进程”同步的洁净观念。如今在世人眼里以整洁著称的瑞典人，事实上直到1890年代，还有许多人认为“一周洗澡一次以上差不多就是发神经”。这种19世纪在中产阶级文化中生成的洁净观念被认为是符合高度理性的，这驱使人们不断向污秽、不洁、混乱和无序开战。人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养成卫生习惯，要在打扫房间时从混乱中创造出秩序来；这就像头脑中一个负责自我控制的警察，所有被认为污秽的东西都被驱逐和排斥，由此一个人对自己的感觉和身体施加了严格的控制。而一个农民和工人要文明化，重要的一步就是意识到自己生活在肮脏之中，缺乏适当的个人卫生，有尊严的生活必然意味着自我控制的技术。
这些新的观念使得中产阶级逐渐地与其他阶层拉开了距离：他们抱怨下层农民懒散、举止粗俗不文明、不会掌控时间、不守秩序和纪律、缺乏理性。在他们看来，一个成功的人生必然得有一整套个体塑造计划，而其关键词是自我实现、自我训练、以及一种以理性自律为中心的道德感。一个人即便是独处时，也应当使自己的房间保持整洁，因为那被认为是文明人必须具备的素质：文明人就得时刻能理性自控，永远表现得彬彬有礼。这种以自我规训和自我控制为主导的新式教育方式，压抑了人的自发性倾向，一方面使中产阶级个性结构和道德内在化，另一方又导致了压抑感和掩饰增多。
这种强调进步、自律的观念，很自然地引发了一种反作用力：这个街道布景、个人着装、产品外观最为整洁和井井有条的时代，恰恰也是一个最反感人为秩序的时代。因此人们一方面怀有对未来的无限信心，另一方面又十分怀旧；既享受着现代生产带来的便捷，又把未受人工干扰的自然景观加以浪漫的美化。这就创造出两种不同的景观：工业生产的景观充斥着理性、算计、利润和效率，而消费的景观却是消闲、沉思和浪漫。那些只有岩石、野花的无人海岸，原先被上流社会视为最丑陋的地方，但在中产阶级的“浪漫之眼”中则被视为代表着未经人类文明驯化的淳朴、孤独、新鲜和纯粹。
他们也把“传统农民生活”看作是热爱自由、诚实、尊重传统的生活方式，提倡“回到自然”——但这个田园乌托邦的景象也并不是真实的农村，而不如说是“中产阶级希望在自身文化中保有的祖先特征”。农民无法理解中产阶级“花钱买苦吃”的登山旅行，疑惑地看着这群人，他们既花时间又花钱，貌似在做没有任何目的的工作，却自称这是消闲！在农民社会，自然是一个生产领域，人们可以从中获得资源，“放羊的孩子不懂得欣赏海上日落或白天鹅掠过深蓝水面”；而在中产阶级看来，大自然却是一出崇高而宏大的戏剧，人们将动物也看作是具有与人相等价值的生灵，并在儿童读物中把中产阶级的一系列美德赋予给动物（例如勤勉的小蜜蜂故事）。吊诡的是，在现实中，人与动物又日益疏远。
就像在中国时常见到的一样，当时瑞典的农民也对中产阶级夫妇之间的亲密接触感到惊愕。在农村社会里，公共场合的亲密举止原本是严格限定的，即便是热恋中的情侣，也不许手挽手散步或拥抱、接吻。因此可以想见，农民们对中产阶级夫妇在肉体和精神上的亲密有多奇怪。如今中国人几乎把在公开场合接吻是一种西方的生活习俗，这本身就提醒我们注意：那种典型的西方形象，实际上都是中产阶级所代表和建构出来的。
就像《文明的进程》、《传统的发明》等著作一样，《美好生活》也使我们看到：日常生活中那些习以为常、似乎是恒久或客观的观念，其实都只有短暂的历史，并且只是由某一个社会阶层不间断地主观营造出来的。在那个时代，旧有的社会机构日趋瓦解，等级、效忠等社会控制传统逐渐失效，于是美好生活成为一种导引和驯化工人农民等社会底层的庞大话语系统。生活在其中的人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这一整套信念，似乎那就是最理所当然、最正确的生活方式——在这一点上，本书的英文原名Culture Builders（文化理念的建构者）更清楚地传达了作者的用意：所有文化的意义系统和价值系统，实际上都是人为建构的结果。
虽然《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谈的是瑞典，但它确实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普遍意义。因为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社会，这一幕之所以都会以大致相同的剧目上演，原因无疑在于：现代化总是导致一个农业社会整体上朝着一种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结构转变。迅速推进的工业化重塑了人们的理念，强调一种对未来和进步的信心（“明天会更好”），并控制和节约地使用情感、金钱和时间，要懂得为将来的保障而舍弃一时的享乐——这些都是中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石。
随之而来的是一种与“文明的进程”同步的洁净观念。如今在世人眼里以整洁著称的瑞典人，事实上直到1890年代，还有许多人认为“一周洗澡一次以上差不多就是发神经”。这种19世纪在中产阶级文化中生成的洁净观念被认为是符合高度理性的，这驱使人们不断向污秽、不洁、混乱和无序开战。人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养成卫生习惯，要在打扫房间时从混乱中创造出秩序来；这就像头脑中一个负责自我控制的警察，所有被认为污秽的东西都被驱逐和排斥，由此一个人对自己的感觉和身体施加了严格的控制。而一个农民和工人要文明化，重要的一步就是意识到自己生活在肮脏之中，缺乏适当的个人卫生，有尊严的生活必然意味着自我控制的技术。
这些新的观念使得中产阶级逐渐地与其他阶层拉开了距离：他们抱怨下层农民懒散、举止粗俗不文明、不会掌控时间、不守秩序和纪律、缺乏理性。在他们看来，一个成功的人生必然得有一整套个体塑造计划，而其关键词是自我实现、自我训练、以及一种以理性自律为中心的道德感。一个人即便是独处时，也应当使自己的房间保持整洁，因为那被认为是文明人必须具备的素质：文明人就得时刻能理性自控，永远表现得彬彬有礼。这种以自我规训和自我控制为主导的新式教育方式，压抑了人的自发性倾向，一方面使中产阶级个性结构和道德内在化，另一方又导致了压抑感和掩饰增多。
这种强调进步、自律的观念，很自然地引发了一种反作用力：这个街道布景、个人着装、产品外观最为整洁和井井有条的时代，恰恰也是一个最反感人为秩序的时代。因此人们一方面怀有对未来的无限信心，另一方面又十分怀旧；既享受着现代生产带来的便捷，又把未受人工干扰的自然景观加以浪漫的美化。这就创造出两种不同的景观：工业生产的景观充斥着理性、算计、利润和效率，而消费的景观却是消闲、沉思和浪漫。那些只有岩石、野花的无人海岸，原先被上流社会视为最丑陋的地方，但在中产阶级的“浪漫之眼”中则被视为代表着未经人类文明驯化的淳朴、孤独、新鲜和纯粹。
他们也把“传统农民生活”看作是热爱自由、诚实、尊重传统的生活方式，提倡“回到自然”——但这个田园乌托邦的景象也并不是真实的农村，而不如说是“中产阶级希望在自身文化中保有的祖先特征”。农民无法理解中产阶级“花钱买苦吃”的登山旅行，疑惑地看着这群人，他们既花时间又花钱，貌似在做没有任何目的的工作，却自称这是消闲！在农民社会，自然是一个生产领域，人们可以从中获得资源，“放羊的孩子不懂得欣赏海上日落或白天鹅掠过深蓝水面”；而在中产阶级看来，大自然却是一出崇高而宏大的戏剧，人们将动物也看作是具有与人相等价值的生灵，并在儿童读物中把中产阶级的一系列美德赋予给动物（例如勤勉的小蜜蜂故事）。吊诡的是，在现实中，人与动物又日益疏远。
就像在中国时常见到的一样，当时瑞典的农民也对中产阶级夫妇之间的亲密接触感到惊愕。在农村社会里，公共场合的亲密举止原本是严格限定的，即便是热恋中的情侣，也不许手挽手散步或拥抱、接吻。因此可以想见，农民们对中产阶级夫妇在肉体和精神上的亲密有多奇怪。如今中国人几乎把在公开场合接吻是一种西方的生活习俗，这本身就提醒我们注意：那种典型的西方形象，实际上都是中产阶级所代表和建构出来的。
就像《文明的进程》、《传统的发明》等著作一样，《美好生活》也使我们看到：日常生活中那些习以为常、似乎是恒久或客观的观念，其实都只有短暂的历史，并且只是由某一个社会阶层不间断地主观营造出来的。在那个时代，旧有的社会机构日趋瓦解，等级、效忠等社会控制传统逐渐失效，于是美好生活成为一种导引和驯化工人农民等社会底层的庞大话语系统。生活在其中的人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这一整套信念，似乎那就是最理所当然、最正确的生活方式——在这一点上，本书的英文原名Culture Builders（文化理念的建构者）更清楚地传达了作者的用意：所有文化的意义系统和价值系统，实际上都是人为建构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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