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蹈死，以身取义

无论是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还是在目光所及的文艺作品中，自杀都是一个已然不鲜见的话题。这是一件很悲伤的事情，每个人在听说了之后常常做的只是一声叹息。但很少会有人再进一步去发问：自杀是因为什么？自杀意味着什么？自杀又有什么好处或坏处？目前学界的很多研究往往是建立在已有的成见基础上所进行的推理，却并非对事实的写照。换句话说，真正去研究自杀案例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浮生取义》就很好地填补了这个空白，其内容正是在深度调查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一个有系统的理论，也许还不能称为尽善尽美，却足以帮助我们打开一扇门，走进自杀者的世界。

这本书是以两个故事开始的。两个故事里的主人公很像，都是自杀身亡；又很不像，因为一个发生在公共场合，另一个却是在家里，所以尽管结局一样，但是留给他人的局面却迥然有别。确切地说，公共领域内蹈死的人往往可归因为“冤枉”，而在家庭领域中则和“委屈”有关。这两个概念有点类似，但又不同。“冤枉”可以界定为在家庭之外的公共生活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而“委屈”则是指遭遇家庭成员等有亲密关系的人的不公正待遇。这个区分有意义，但又不是那么大。因为对自杀问题的理解，无论这一事件发生在公共领域还是家庭领域，其实都可以转化为另一个追问：人在日常生活中最在意的公正是什么。

这个追问也许并不恰当，因为自杀和寻求公正的生活未必有着直接的关联。这只是我们的一般观念而已。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无法找到更好的视角来思考自杀问题，而透过现有的这个视角又没有发现特别荒谬的图景，所以就让我们抛开疑惑，认同作者对问题的这一转化吧。

涂尔干对自杀的研究几乎是众人皆知。在他看来，自杀并不总是一个负面的事件，它也可以是一个安全阀，并可成为高贵的和值得赞扬的。古老的国度往往会存在更浓的悲伤情绪，这种情绪未必没有正面的意义，只是要想维持社会的延续，肯定需要一种特殊的机制，这就是“利他型自杀”。概言之，这种自杀的行为人往往都是情感丰富、生性忧郁的，他们的自杀行为体现了社会对悲剧性价值的崇尚，同时能够帮助这个社会确认某些价值可以比生命还重要。

那么中国的情形是否与此一致？在作者看来，生命是作为家庭的一部分存在的，家庭对每个人的生命有根本的存在论的意义。换句话说，生命的旅程其实就是在家庭的框架内“过日子”。过日子，永远是个体努力与外在命运的博弈过程，而以往的结果又会不断生成新的命运，影响到以后的生活。过日子决定了一个人的幸福与不幸。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的价值就完全取决于日常的家庭生活。过日子只是体现了中国人生活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人格”，这正是人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的体现。虽然过日子和做人有很多相通的逻辑，但二者所代表的观念并不一样。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在于，做人/人格更多强调的是个体的价值和尊严。一个人很难独自把日子过好，但人格却又必须立足于个体。

在前面所述的家庭的生存论意义基础上，作者开始分析家庭本身所具有的两个特征。其一是家庭中存在着他处没有的东西——“情感”，人情是使家庭得以证成生活与人格价值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而正是“情”这个核心含义，使家庭同时成为最“神圣”的和最“世俗”的：家庭之所以神圣，就在于要在家中培养温厚的情感；家庭之所以世俗，是因为这种情感无所不包。

其二是家庭也具有政治性。家庭中包含着复杂的人际关系，委屈就是家庭政治中的不公和挫败，同时往往也意味着一个人的生活和人格的失败。家庭政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情”并不是家庭的唯一维度。家庭生活虽来自情、归于情，却不能依赖于情。另一方面，恰恰是因为在家庭之中，政治不可避免地会和感情纠缠在一起，因而人们无法按照一般的政治逻辑行事。

作为情感与政治结合体的家庭，其正义可以归纳为两个层面。第一层是在形式上确立的制度框架，第二层则是在贯彻上的公平交往。“委屈”常常发生于第二层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在这一层面才会遭遇实际的问题——心理失衡，具体而言，就是人们依赖和预期的某种相互关系没有实现。这种失衡的根源，就是情感与家庭政治的张力。换言之，委屈其实是挫败的外在表现，是受委屈者在家庭政治的权力游戏中失利的直接表征。

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将家庭政治和公共政治做一个彻底区分。存在情感与家庭政治张力的地方，就是“委屈”发生的地方，而无需公共部门（比如公安机关）的介入。在家庭政治内部，“委屈”有三种表现形式，分别是赌气、丢脸和想不开，而它们正是造成大量自杀者浮生取义的最直接原因。

义者，宜也。家庭生活若能做到因礼成义，就要让每个人各得其所。如何能够成为一个人呢？在该书的第三部分，作者从“家庭”（之对立面）、赌气、丢脸和想不开四个方面构建了一个“成人”的框架，分别对应着“以家成人”、“以气成人”、“以面成人”和“以理成人”四个维度。

首先，要想有独立、健全且受人尊敬的人格，必须具备的前提是能够正常过日子，也即要精神健全，且能够自主生活。在传统观念里，自杀是正常人的特权，因为自杀往往包含着对人格价值的正面追求，而这不是那些边缘人能够做到的。所以后者的自杀行为往往不会被认真对待。

其次，作者通过疾病隐喻认为，赌气者从来不是放弃追求气节的人。相反，赌气之行为是对人格状况不满的症状，而气节正是这一行为所希望达到的目标。正是因为委屈，所以才会生气，生气的目的是渴望改变以获得更多尊重。但是，气节这个概念在自杀者眼中被过分放大了，以至于他们为了这一点而忽略了关键的一点：主我在消失之后根本无法感知别人对宾我的评价。

再次，面子是人格的外在标志，可是事实上它也是人格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最基本的人格感。在随后的案例分析中，作者尝试着以面子感/人格价值的概念来取代或者说综合涂尔干所作的对耻感（丢人）和罪感（内疚）的区分，认为在面子感缺失的氛围里，行为者将因拒绝耻感和罪感而最终选择自杀。

最后，想不开其实是明事理的反面。这里所说的“明事理”或“想得开”，并不是麻木地放弃了人格价值的人，也不是为了尊严而潇洒地逃开了一切责任的人，而是能够深切洞察人生的真正价值和过日子的道理，能够认真、快乐地与全家人一起过日子，力求完美而积极地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责任的人。以理成人的意义在于，它指向了以家成人的内核，同时统摄了以气成人和以面成人两个维度，从而才能促成完善人格的最终实现。

那么我们如何来理解中国当前的自杀问题？作者说，“显然，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一个简单的精神医学问题。从家庭生活的角度来看，是礼义出了问题；从精神气质的角度看，是人们对人格的理解出了问题；而从社会总体来看，是一个正义问题。”

为什么1980年代以来自杀问题在中国越来越明显？这是不是意味着自杀率在这几十年中逐渐走高？答案很可能是：确实如此。这里所说的自杀主要是发生在家庭内部的、由委屈所导致的自杀行为，因此要分析自杀率为何突增，也需要回到家庭内部才可能探讨清楚。

作者认为，现代中国的家庭革命很可能促发了上述现象。这一革命本来是针对传统家庭中的等级制而发起的，那么为什么基本铲除了旧式家庭制度和家庭理念的现代中国家庭，还会出现那么多不公，导致那么多自杀现象呢？若从“礼义”角度理解，这种家庭革命虽然清除了等级制，使家庭中不再存在剥削压迫这种制度性的不公，却没有完美地找到在亲密关系中实现正义的方式。

具体而言，家庭关系的主轴已经由父-子纵向关系转变为夫-妻横向关系。父权制度的消失使得传统的稳定家庭结构被打破，家庭政治变得更加微妙和复杂。因此，经历了现代革命的中国家庭，虽然失去了等级制，家庭规模也不断缩小，但是家庭关系反而更加复杂，就不是那么不可捉摸了。

事实上，如果家庭中只剩了亲密关系，仅仅依赖亲密关系来解决群体中必然存在的差异和冲突，那么最终将不仅不能实现正义，还会把亲密关系本身也破坏掉。一方面，亲密关系本应化解家庭矛盾；另一方面它又很可能会激化这些矛盾。这是“过日子”中最大的悖谬，也是亲密关系必须靠礼义，也即家庭政治来规制和实现的根本原因。

在现代家庭中，亲密关系已经不仅仅是家庭生活的出发点和目的，也成了家庭政治中权力游戏的道德资本。只有当家庭政治的双方都得到一定的道德资本，才有可能使彼此的顾虑和尊重并存，从而维持权力平衡。但是道德转化为资本又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因为在家庭的范围内，正义观的最终原则并非是拼得你死我活从而区分胜负，而只是让一家人都好好过日子，过上好日子。

按照我的理解，公共领域内的政治斗争是一个零和博弈的过程，这个过程不能完全移植到家庭内部，否则将造成对家庭结构的重大打击。因为情感因素的存在，家庭中将没有一个人能够获得最终胜利，即便他/她在表面上赢了也于事无补。这其实就是Win the battle, but lose the war的真实写照。

归根结底，自杀是反抗委屈、求取更多正义与幸福的行为，它最集中地反映了人们为追求更好命运所做的苦苦挣扎，却给人们带来了最大的不幸。

【感谢lxx提供文本，作为她老板的作者竟然不肯给她签名，真是太吝惜笔墨了。】


后记：

宇宙的微粒在偶然间组成了我们的星系、我们的地球、我们自己以及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这是多么难得的际遇。尽管在事实上我们和火星的石头没有本质区别，但是我们总可以自己为自己赋予存在的意义，就像那些石头们也许正在做的一样。

既然存在了，就在当下好好活下去，或者可以称作“好好过日子”。有那么多毁灭我们的方法，何必再由自己增加一种？毕竟总有一天会有超乎人力的东西来收拾我们，将我们重新带向茫茫宇宙的未知角落。

祝福所有人，无论在世，还是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