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恶制度下的劣等政权
好几年前我读过一套书，当时红极一时，事实上快到达洛阳纸贵的地步了，作者是一个网名叫当年明月、年龄和我相仿的人，在读那套书的时候，我对他颇为欣赏和钦佩，一是因为他的坚持，据他说，他自幼酷爱明史，把能够找到的关于明史的书籍都读透了，甚至包括《明实录》这样关于皇帝吃喝拉撒的流水帐都没放过，这我相信，要不他没法组织出那厚厚的七本书里面庞杂的故事和多彩的人物；二是因为他的才华，我觉得他讲故事是个一等一的高手，他的笔才在历史作家中应当是一流的，那些尘封而老旧的历史，在他的笔下，有了光彩，掺杂了人间百味。
但是，我对当年明月的故事始终有耿耿于怀的地方，不知为什么，也许是他的故事太精彩，但是凭我的阅读经验和知识总有些觉得不放心的地方。直到读了这本《明代特务政治》，之前的各种朦胧想法和意识一点而通，恍然。
《明朝那些事儿》和《明代特务政治》相比较，我更喜欢后者。从可读性和娱乐性来说，前者一定完胜，但是从真实性和客观性，我选择后者。因为我相信的道理是：一个在制度上已经恶到根子上的政权，不可能精彩而伟大。
那么明代制度到底是怎么个恶法？
中国历史上有几个朝代是宦官专权而衰弱甚至亡国的，主要有汉朝、唐朝、明朝。但是宦官专权登峰造极，影响恶劣而深远，贻害至今的，就是在明朝。
明朝如果有报纸和言论自由，那八卦宦官的报纸一定特别好卖，因为劲爆的料实在太多了。明朝首先出了两个空前绝后的明星级的太监，刘瑾和魏忠贤。刘瑾(1451—1510)，陕西兴平人，本姓谈，明武宗时的太监，从正德元年到五年，操纵朝政，成为明朝实际的统治者，后来在学者吴思的书《潜规则》中专门提到了他，按照实际的财富量计算，估计刘瑾搜刮的财富可以入围世界十大富豪。相比刘瑾，魏忠贤可以说青出于蓝，这位明末的太监（1568-1627），已经彻底和阉人划清了界限，人称九千岁，百官跪拜，将朝中不合作的大臣杀戮干净后，为自己拳养老一批走狗，时称“五虎”、“五狗”、“十孩”、“四十孙”，其爪牙为谄媚魏忠贤竟然在全国各地大肆修建生祠。
明代太监专权如此常见，其实已经成为政治常态，几乎横贯了整个明朝260年的历史。要了解太监为何能如此举足轻重就要了解明朝的政治生态。明朝的皇帝，自朱元璋开始，就有深深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不仅是对于普通百姓的防范，甚至还包括了对整个官僚系统的不信任。
是的，没有写错，是对整个官僚系统的不信任。这就好像一家公司，老板总是惦记着CEO是不是占了自己的便宜。有这样老板的公司，即便问题出在CEO，但根子一定也在老板，因为老板觉得CEO干的不好，可以让他走人。
皇帝不仅可以让官僚滚蛋，生杀予夺大权，亦尽在其手。皇帝拥有了对官员绝对的控制权，但是依然不信任官员，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朱元璋在杀掉宰相胡惟庸之后，废掉了宰相这一历朝历代普遍实施的制度。也就是说，明朝缺乏类似今天的总理一职，六部官员如果有事情需要汇报，需要直接面对皇帝，权力大大向统治者集中了。
但是皇帝毕竟也是凡人，能力再强也是有限的，于是皇帝必须找到自己可以信任的人，就是权力代理人。于是，在皇帝身边，伺候其日常生活的那群特殊群体：阉人登上了明朝的政治舞台。明朝的宦官是一个很大的体系，其在宫内按职能分为十二司，分管各项事务，并有其他重要机构，据作者估计总数应在10万人上下。
从这点来说，我不同意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中鼓吹的一个基调，即明朝是一个相权发达、百官可以制衡君权的朝代。当年明月强调了明朝内阁在皇帝缺位（实际上明朝皇帝普遍很懒，比如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道万历四十多年间统治几乎不上朝，不见官员）、维持政权稳定上发挥的作用，并认为朝廷内阁的首辅实质便是宰相。这种看法有意忽略了一股重要力量，即以宦官为核心的特务势力。在明朝，宦官接近皇帝，替皇帝管理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监视官员和民间言行，具备调查、逮捕、刑讯和判决的权力，实质上将行政和司法的大权揽于一身，特务体系凌驾于法律和百官之上，只对皇帝负责。除此之外，宦官实际上还掌握了替皇帝批拟圣旨的权力，基本处于权力的核心地位。这样的情况下，官员为了升迁或政治地位的稳定，必须联合内廷的实际掌权者，既司礼监太监。相比之下，居庙堂之高的首辅尽管统率百官，但是离权力核心的距离显然比司礼监太监远多了,不得不结交仰仗太监的势力。明朝历任首辅，上位多依靠此路径。明朝中期名臣、内阁首辅张居正，权倾一时，但是对大太监冯保投拜帖的时候，落款自称“晚生”，而到了明朝晚期，官员为了巴结魏忠贤，竟然自称“孩儿”、“孙儿”。《明代特务统治》中作者列出了历代首辅的情况，基本规律是靠结交太监上位和掌权，而如果与太监交恶，官位甚至性命往往不保，比如首辅夏言即被太监构陷而死。
明代的政治权力体系因此不在外廷（即官僚体系），而在内廷（宦官体系）。宦官借助皇帝对于权力的掌控欲望和信任，发展出了庞大的特务组织，主要功能是监察百官、探查民间情况、到地方上代表皇帝行使各种职权，甚至出使外国，比如著名的三宝太监郑和，即在朱棣的命令下六次下南洋。明武宗朱厚照南征时，竟然委托太监监国，在北京行使代理皇帝的职权，这也是空前绝后的做法，中国历朝历代，皇帝亲征之后一般是太子监国，明武宗这个诡异的安排，也说明了太监权力的巨大和在明朝的特殊地位。
和历朝历代相比，明朝的政治制度体现为极端的恶。在制度体系下，皇帝刻意将权力给予宦官，大力发展特务系统。这是明朝和之前宦官专权的朝代的一个典型区别。汉朝是因为外戚和宦官联合、窃取皇权，而唐朝则是安史之乱之后，中央威权丧失殆尽，地方节度使割据，太监趁机把持朝政，简言之，之前朝代的宦官参政多是皇权衰落的情况下太监窃取权力，而在明朝，从朱元璋开始，即刻意进行政治制度的安排，实行特务政治，并让宦官深度参与到特务政治的各个方面，宦官的权力实乃君授，具有法理上的正统性。
宦官掌权和官僚掌权是两个对立面，官僚掌权的正常路径是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这保证了官僚体系有其统一的价值观，即孔孟之道，并且有对政治理想的追求和自身名节的要求。宦官获取权力，在于其和权力核心即皇帝的距离，既然要不断拉近距离，所使用的方法无非是明争暗斗，对宦官而言，本身缺乏教育，自然难有什么理想和节操，在险恶的宫中第一要义是保存生命和权力，第二是消灭对自己有威胁的人。且宦官做事情更无顾虑，因为其无后且无根，不存在家族名誉或者家族利益一说，这些特点决定了宦官一旦掌权，一定以满足个人私欲为第一目标，而不是社会稳定、人民安居。几个明星级大太监的当权，更是从精神上阉割了读书人的骨气，但凡刚正之辈被杀戮罢免，国家从根基上便造成了不正的风气。一个例子是，明朝百官上朝，西厂在宫门设纠察之人，如遇礼义不整之人，即拖行出列，责打之，后来因为打死了几名官员，这个规矩才被皇帝废止。对于朝廷高官来说，太监尚且如此待之，可想其对小民百姓。
整个政治体系从此来说，沦为了威权统治、恐怖统治的工具。而政治体系的建立从朱元璋起，即有意而为之，有明一代，实在是制度之恶，发自于制度根基，发自于统治者内心。在这样的大舞台上面，即便人才辈出、各施本领，并让数百年后的当年明月写出来其风采，其实在于整个朝代阴霾遍布，摧残人心，难于因数名英杰之才而焕发光彩。
关于本书作者：丁易（1913—1954），安徽桐城人。现代著名作家、学者，1953年10月去苏联莫斯科大学讲学，病逝于莫斯科。
丁易先生的学术著作中，影响较大的是《明代特务政治》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前者作于四十年代末，借古讽今，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腐朽没落的政治；后者出版于1955年，是我国较早的一部现代文学史专著，对另现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
但是，我对当年明月的故事始终有耿耿于怀的地方，不知为什么，也许是他的故事太精彩，但是凭我的阅读经验和知识总有些觉得不放心的地方。直到读了这本《明代特务政治》，之前的各种朦胧想法和意识一点而通，恍然。
《明朝那些事儿》和《明代特务政治》相比较，我更喜欢后者。从可读性和娱乐性来说，前者一定完胜，但是从真实性和客观性，我选择后者。因为我相信的道理是：一个在制度上已经恶到根子上的政权，不可能精彩而伟大。
那么明代制度到底是怎么个恶法？
中国历史上有几个朝代是宦官专权而衰弱甚至亡国的，主要有汉朝、唐朝、明朝。但是宦官专权登峰造极，影响恶劣而深远，贻害至今的，就是在明朝。
明朝如果有报纸和言论自由，那八卦宦官的报纸一定特别好卖，因为劲爆的料实在太多了。明朝首先出了两个空前绝后的明星级的太监，刘瑾和魏忠贤。刘瑾(1451—1510)，陕西兴平人，本姓谈，明武宗时的太监，从正德元年到五年，操纵朝政，成为明朝实际的统治者，后来在学者吴思的书《潜规则》中专门提到了他，按照实际的财富量计算，估计刘瑾搜刮的财富可以入围世界十大富豪。相比刘瑾，魏忠贤可以说青出于蓝，这位明末的太监（1568-1627），已经彻底和阉人划清了界限，人称九千岁，百官跪拜，将朝中不合作的大臣杀戮干净后，为自己拳养老一批走狗，时称“五虎”、“五狗”、“十孩”、“四十孙”，其爪牙为谄媚魏忠贤竟然在全国各地大肆修建生祠。
明代太监专权如此常见，其实已经成为政治常态，几乎横贯了整个明朝260年的历史。要了解太监为何能如此举足轻重就要了解明朝的政治生态。明朝的皇帝，自朱元璋开始，就有深深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不仅是对于普通百姓的防范，甚至还包括了对整个官僚系统的不信任。
是的，没有写错，是对整个官僚系统的不信任。这就好像一家公司，老板总是惦记着CEO是不是占了自己的便宜。有这样老板的公司，即便问题出在CEO，但根子一定也在老板，因为老板觉得CEO干的不好，可以让他走人。
皇帝不仅可以让官僚滚蛋，生杀予夺大权，亦尽在其手。皇帝拥有了对官员绝对的控制权，但是依然不信任官员，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朱元璋在杀掉宰相胡惟庸之后，废掉了宰相这一历朝历代普遍实施的制度。也就是说，明朝缺乏类似今天的总理一职，六部官员如果有事情需要汇报，需要直接面对皇帝，权力大大向统治者集中了。
但是皇帝毕竟也是凡人，能力再强也是有限的，于是皇帝必须找到自己可以信任的人，就是权力代理人。于是，在皇帝身边，伺候其日常生活的那群特殊群体：阉人登上了明朝的政治舞台。明朝的宦官是一个很大的体系，其在宫内按职能分为十二司，分管各项事务，并有其他重要机构，据作者估计总数应在10万人上下。
从这点来说，我不同意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中鼓吹的一个基调，即明朝是一个相权发达、百官可以制衡君权的朝代。当年明月强调了明朝内阁在皇帝缺位（实际上明朝皇帝普遍很懒，比如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道万历四十多年间统治几乎不上朝，不见官员）、维持政权稳定上发挥的作用，并认为朝廷内阁的首辅实质便是宰相。这种看法有意忽略了一股重要力量，即以宦官为核心的特务势力。在明朝，宦官接近皇帝，替皇帝管理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监视官员和民间言行，具备调查、逮捕、刑讯和判决的权力，实质上将行政和司法的大权揽于一身，特务体系凌驾于法律和百官之上，只对皇帝负责。除此之外，宦官实际上还掌握了替皇帝批拟圣旨的权力，基本处于权力的核心地位。这样的情况下，官员为了升迁或政治地位的稳定，必须联合内廷的实际掌权者，既司礼监太监。相比之下，居庙堂之高的首辅尽管统率百官，但是离权力核心的距离显然比司礼监太监远多了,不得不结交仰仗太监的势力。明朝历任首辅，上位多依靠此路径。明朝中期名臣、内阁首辅张居正，权倾一时，但是对大太监冯保投拜帖的时候，落款自称“晚生”，而到了明朝晚期，官员为了巴结魏忠贤，竟然自称“孩儿”、“孙儿”。《明代特务统治》中作者列出了历代首辅的情况，基本规律是靠结交太监上位和掌权，而如果与太监交恶，官位甚至性命往往不保，比如首辅夏言即被太监构陷而死。
明代的政治权力体系因此不在外廷（即官僚体系），而在内廷（宦官体系）。宦官借助皇帝对于权力的掌控欲望和信任，发展出了庞大的特务组织，主要功能是监察百官、探查民间情况、到地方上代表皇帝行使各种职权，甚至出使外国，比如著名的三宝太监郑和，即在朱棣的命令下六次下南洋。明武宗朱厚照南征时，竟然委托太监监国，在北京行使代理皇帝的职权，这也是空前绝后的做法，中国历朝历代，皇帝亲征之后一般是太子监国，明武宗这个诡异的安排，也说明了太监权力的巨大和在明朝的特殊地位。
和历朝历代相比，明朝的政治制度体现为极端的恶。在制度体系下，皇帝刻意将权力给予宦官，大力发展特务系统。这是明朝和之前宦官专权的朝代的一个典型区别。汉朝是因为外戚和宦官联合、窃取皇权，而唐朝则是安史之乱之后，中央威权丧失殆尽，地方节度使割据，太监趁机把持朝政，简言之，之前朝代的宦官参政多是皇权衰落的情况下太监窃取权力，而在明朝，从朱元璋开始，即刻意进行政治制度的安排，实行特务政治，并让宦官深度参与到特务政治的各个方面，宦官的权力实乃君授，具有法理上的正统性。
宦官掌权和官僚掌权是两个对立面，官僚掌权的正常路径是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这保证了官僚体系有其统一的价值观，即孔孟之道，并且有对政治理想的追求和自身名节的要求。宦官获取权力，在于其和权力核心即皇帝的距离，既然要不断拉近距离，所使用的方法无非是明争暗斗，对宦官而言，本身缺乏教育，自然难有什么理想和节操，在险恶的宫中第一要义是保存生命和权力，第二是消灭对自己有威胁的人。且宦官做事情更无顾虑，因为其无后且无根，不存在家族名誉或者家族利益一说，这些特点决定了宦官一旦掌权，一定以满足个人私欲为第一目标，而不是社会稳定、人民安居。几个明星级大太监的当权，更是从精神上阉割了读书人的骨气，但凡刚正之辈被杀戮罢免，国家从根基上便造成了不正的风气。一个例子是，明朝百官上朝，西厂在宫门设纠察之人，如遇礼义不整之人，即拖行出列，责打之，后来因为打死了几名官员，这个规矩才被皇帝废止。对于朝廷高官来说，太监尚且如此待之，可想其对小民百姓。
整个政治体系从此来说，沦为了威权统治、恐怖统治的工具。而政治体系的建立从朱元璋起，即有意而为之，有明一代，实在是制度之恶，发自于制度根基，发自于统治者内心。在这样的大舞台上面，即便人才辈出、各施本领，并让数百年后的当年明月写出来其风采，其实在于整个朝代阴霾遍布，摧残人心，难于因数名英杰之才而焕发光彩。
关于本书作者：丁易（1913—1954），安徽桐城人。现代著名作家、学者，1953年10月去苏联莫斯科大学讲学，病逝于莫斯科。
丁易先生的学术著作中，影响较大的是《明代特务政治》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前者作于四十年代末，借古讽今，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腐朽没落的政治；后者出版于1955年，是我国较早的一部现代文学史专著，对另现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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