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記
反現代派（p.s注意與西馬的重合部份；我們無法同意，列奥.施特劳斯認為現代性的三次虛無主義式的浪潮，發展至海德格爾達到極致，即將政治與道德完全分離的這一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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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紀、反現代觀念的起源]
（反革命、反啓蒙/理性、悲觀主義、叔本華+基督教式的原罪、伯克+康德式引發撼動+越界美感的崇高、將崇高與諷刺結合起來的現代式/後現代式的抨擊現代民主自由觀念的修辭術）夏多布呂昂、德.邁斯特、波德萊爾（實驗政治+超政治，反民主的同時反對濫縱感官自由及現代理性，包括盲目樂觀的進化論及人類中心主義式的自由意志觀，恢復/還原/昇華一種自然主義/經驗或實用主義——這實質上是一種與天賦自律+普遍道德倫理律的、君權神授性質的，與天命論曖昧不清的自然主義；崇高令法國大革命中君主的犧牲與受刑，與審判-贖罪-重生的神學歷史相聯繫，於是犧牲者成為代理人，大革命成為反激活并蘇生反現代派的象徵物，這種辯證法亦使邁斯特與巴塔耶禁忌/色情/妓女的理論聯繫起來，此業已表面反現代的辯證結構，他們對古典文化範式——如天主教的超返同時具有非常現代的、超現代的方面，這就是爲什麽他們同時是實用主義者，即新的美學流派——浪漫主義的代表，以及，爲什麽如夏爾.莫拉斯這樣的自由主義的反現代派倒會反過來批判貴族主義及浪漫主義的反現代派）/（背景）a保守派.Bossuet;反動派+佩劍歷史.孟德斯、La Boetie和蒙田、Taine、夏爾.莫拉斯、布爾熱（古典、浪漫主義與革命，現代性與古典式的結合）;改良派+英美實證主義；b反現代派的顯性源頭能追溯到法國大革命前後，一直延續到現代，是永恆的反現代主義，故其以超返古典的靈核，可能同時結合基督教、浪漫主義及實證主義、天命法制的思想，在1750年到1995年，法國人漸漸形成了“法國人”的國家身份認同觀念，在這期間，法國是一個操著各種溝通困難的方言的國家，阿爾薩斯人說的都是德國方言，西北部說蓋爾方言、弗萊芒方言，東南部則說皮埃蒙特——一種意大利方言，但以一站為中介，20世紀初，法國是一個人口出生率停滯的黑暗國度，而在一戰期間，復古的、反現代的右翼以反對民主、反猶太的思想為基礎，成立了自己的共和國，參耶魯大學公開課《1871年后的法國》導言（精神分析爲什麽是必要的：反現代派者瘋狂反猶的心理根源，恰恰在於預見到了現代性的危機，從而對進行了無差別式的過度的防禦與反擊，比較日本人的心理結構，引用《菊與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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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觀念的發展者們]
A.受到夏多布里昂+德邁斯特重大影響的法國神甫拉克代爾：浪漫主義文學化的天主教的復興，伸張教會的自上而下的神聖權力，然而在拉克代爾，此時的天主教並不複是盲目對抗現代民主自由、為皇權辯護的頑固存在，它主張一種神啟的自由，這後來演變為基督教的民主（類似德.邁斯特的“柔軟的束縛”，捆綁人們卻不奴役人們）。意即，在制度上，拉克代爾接受了美國式的新教制度及實用主義理論，但以此為基礎，又同時恢復了如犧牲-復活這類古典的宗教義理——法國貴族制必然要遭到審判，通過這審判基督教的精神才能重新復活，而複生對於實現其源頭卻恰恰是必要的（這導致他與友人極端批判“惡魔的民主”的蒙達朗貝爾與早期的夏多布里昂都漸漸不同，而更開始接近德.邁斯特）；
B.反猶主義?=?反現代主義，勒南→布魯瓦：（1）勒南、布呂納吉埃、勒南的學生達默斯特臺爾，作為右派的反猶主義者，皆將現代性=猶太精神，故反現代派與反猶主義便被聯繫起來，達甚認為，在《聖經》及《塔木德》中，猶太教對律法的遵從導致對思想的排除，則至現代，猶太人的精神性及宗教性真正失去了，而它們長達千年的流民生活又造成了猶太人一種環境競爭的心理結構，這令猶一直是進步主義及科學主義的，或曰，神的律法在世俗的環境中不斷降解為進步與科學的律法。這樣，猶太人與經濟化的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劃等，為右派所一致反對及抵抗（以上即系波里厄總結出的那種肇發于反對資本主義的反猶類型）。據此繼續延深，勒魯瓦.波里厄即發現一種將猶太人視為“開明階級”（進步主義）、參與了資本主義及至整個現代性的祛基督化運動的理論，這種理論使猶太人成為了基督教的敵人。這裡的複雜性在於，現代的反猶主義不止反對進步、科學、資本主義及一切引發現代性精神危機的災難效果，還同時反對古典的教權，因為後者同樣曾引起人類的精神危機。這樣，作為接受新教制度、還原宗教精神的自由本質的天主教徒的反猶主義者，又把猶太教的傳統上的律法主義與現代社會由貿易自由而導致的資本及意識形態集權結合在一起。波里厄後來指出，反猶主義者儼然搞混了猶太人和猶太教，而事實上，現代性同時侵蝕了基督教與猶太教，不過更吊詭的是，反猶主義者對現代性的批判導致它們更類似于猶太哲學家或猶太神學家，因為現代化的猶太人與猶太教的精神本來就構成了對立關係；（2）然而，這種辯證的顛倒性也同樣發生了在反反猶主義的左派那裡，波里厄、貝爾納.拉扎爾、萊昂.布魯瓦，針對反猶主義者的反現代性傾向，反反猶主義者則極端地取消了猶太人的現代性，結果，這使猶太人=窮人，被重新植入弱勢的、被歧視的群體中，於是，一種中世紀的傳統的反猶主義由此復蘇。如，布魯瓦認為唯一能夠拯救猶太人悲劇命運的就是改宗，而基督教救贖異族的心理根源卻在於——他們害怕那些與無法在實質上與神聖相同的存在，因那是魔鬼，而關於惡是否具有本體性的爭論一直在基督教史上不能斷絕。拉扎爾亦表明，存在一種公正的反猶太教派別，它是針對現代化了的猶太人的，而不是傳統的猶太窮人及猶太教，在這裡，窮苦與宗教劃上了的等號——基督本來就是窮人和猶太人。不過，最後還是產生了一種超越同構于革命與反面的革命的反猶與反反猶的循環式的思想，它來自于布魯瓦。後者的思想既不建立在現代性=猶太人精神之上，又不建立對這一等式的否定性之上；（3）反猶的內涵層次：傳統基督教（普世主義、靈性主義）反對猶太教（民族主義、律法主義）的；人民的、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古典的德性的生活方式反對被資本主義乃至現代化了的猶太人精神的，注，這裡的猶太人精神不等於猶太教）；建立在人類學和語言學的新科學之上的種族主義（與古典進化論甚至功能主義有關，反猶成為一種政策）；對“第三世界”流民移入所造成的后殖民主義語境下的潛蝕性的恐懼；
C.喬治.索萊爾和雅克.馬里坦之間的貝璣：有反現代派的現代派，還有非反現代派的現代派，這兩種思想間總是快速地相互滑動，以至于一切他者都是自己的反現代派或現代派。（1）索萊爾作為一個反現代派，支持柏格森的生命直觀、藝術直觀等方式以反對科技理性主義，用悲觀主義反對線性先進式的神聖歷史（大革命及末日審判及終極救贖），用超理性的強力意志來反對啓蒙以降的、以自然權利為內涵的正義觀。據此，索萊爾選擇了神話，主張還原/超返一種古老的、源初的神秘主義；（2）a貝璣甚至認為勒南也是現代派，它反對現代派的形而上學（無論他們是否承認有這樣一種形而上學），認為現代世界是“自吹自擂的人的世界”。攻擊現代的與國家意識形態勾結的大學教育制度及宗教政策，包括金錢觀——“一切都始於神秘，結束于政治”——在反現代及超現代的神秘觀問題上，貝璣與索萊爾相似。b帕斯卡爾+柏格森：（帕斯卡爾）比之於邏輯、理智，心靈有它的另一種秩序，它關係著古典的慈悲的價值觀，是反對形而上學及反智的，而智力派與形而上學的實質在於科學理性，是進步主義的現代派的化身。（柏格森）引用柏格森超智性的直觀，反對科學實證主義及理智一元論，并採取了一種以頹廢的、不斷“墮落”的時間（“不可逆轉”的過去），來反對進步的線性時間。不過，當《創造的進化》中，柏格森暴露出了它的樂觀主義式的創造論后，貝璣即成為了柏格森的反對者；c邦達，作為與貝璣關係複雜的友人，他不同於勒南，是一個在智力貴族與柏格森啟示的重個人體驗的民主間滑動的存在。然而，邦達還是有它的傾向性，即，他指出“理性並非智慧，兩者都不是邏輯。三者加在一起也不是智力……還有許多其他的範疇”。貝璣指出，邦達這只是在作邏輯的轉移爾耳；d貝璣的朋友馬裡坦：“這裡我稱為反現代派的，同樣也可以稱為超現代派……反現代派是反對現代的錯誤的，它（托馬斯主義的理論）對於所有包容在未來之中的真理是超現代的”。馬裡坦反對柏格森主義的反智主義，認為應該複歸由上帝的真理所恩典的智性。與現代世界中慈悲的付闕相比，現代主義實在不算什麽——貝璣的反現代主義從未與一種真正的福音傳統相符合。他認為貝璣所謂的那種“智力的野蠻”，要通過基督教的理智及信仰來超越。總之，除了貝璣以外，從索萊爾到馬裡坦都在反現代主義與現代主義間快速地反轉與顛倒，因為它們都建立了反現代派的形而上學，於是旨歸于現代的形而上學，正如現代派通過反對傳統形而上學所實現的那樣，而只有連續打擊及不間斷批判的文學家——貝璣才免於這種悖論遊戲；
D.蒂博代。外省的政治左傾，只有文學及巴黎右傾，以實現一種微妙的平衡。他保持中性的多元自由主義的立場（但不是那種陷入集權悖論的自由主義），以柏格森的綿延的連續觀，來聯繫正反兩面；
E.朱利安.邦達，一個《新法蘭西評論》的左翼反動派。法國的浪漫主義、文學主義，以貝璣、勒南一干人為代表，著力于對抗現代的科技理性及由其作為奠基的教育制度、共和制度，因故對立性地提升感性或知覺為“本體”，結果這種感慾的氾濫本身嵌入現代的功利化的自由、平等、民主觀念中、成為現代性的同謀。邦達正藉此成為了一個反浪漫主義、文學主義及知覺主義的理性主義，故他成為反現代派里與眾不同的左翼分子，並且以反反猶的方式拒絕右派對法西斯民族主義的盲目的認同——右翼實然愚蠢地將所謂的法西斯的高貴的民族主義（其恰恰表徵為共產主義）混同為內涵高貴的、神秘的古典權力，并把猶太教的精神混淆為猶太人的現代性——這是一群被政治激情沖昏頭腦的傢伙（巴塔耶以神秘的、禁忌性的色情或暴力母源來對抗的現代的計算理性，邦達則是要求復興一種不與計算理性相同的“理智”，它當然不是派生制度規範的理性，也並非“絕對精神”，二者是相互博弈的反現代派）——如讓.波朗所言：“世襲的專制主義是民主的。如果他不宣稱所有的人都能統治，他就宣傳更為民主的東西，那就是隨便什麽人都能統治”。不過，上述并不代表邦達贊同共產主義，事實上，他不認同共產主義，認為與法西斯主義一體兩面，它們構成相互不寬容的集權之路，而第三條路，即尼采開啟的感慾本體之路，邦達亦對之抱以抵抗態度。事實上，後來他與波朗的分歧即在於，前者是完全不接受現代寫作方式的，而後者則以現代的寫作方式反現代。
F.安德烈.布勒東與儒勒.莫納羅間的朱利安.格拉克。格拉克主張一種肯定性的、緘默無言的、超現實主義的、神聖及神話的詩的境域，故它既反對否定性的文學，又反對中性/零度寫作（這一觀念承繼于格羅那，而用來反對布朗休）。格拉克認為這樣的文學，快速地變節、陷入到時髦的漩渦中，導致文學的整體的熵及其衰敗，本身亦嵌入在了現代性的特徵之中。但是，格拉克也反對教條的詩學，詩境只有在生生不息的長流中才能系“本質的”。正如，羅蘭.巴特等人所啟示的那樣，在辯證的螺旋中，古老被翻新，造就了“當下的古典”。
G.作為聖徒波利卡普的羅蘭.巴特。羅蘭巴特最後一次證明，波德賴爾以降，現代性是由反現代派形成的，他指責現代性，或尤其是現代性中的先鋒美學及文學消解了全部的意義及語言——先鋒理論自殺了。藉此，巴特一度成為了一個左翼馬克思主義者，他認為，先鋒美學及先鋒文學本身就是與資本主義生產互補的，它因為這種壞自由的放縱及無本體的虛無化，而本身成為了資本主義管制中的馴化物因故，巴特去世前的《關於小說的準備》中，表現出了他試圖通過詩來為文學需找新的生機的強烈意向，而這種詩具有“現代的古典”的特徵，能夠聯合古典與現代性，以簡單的、血統的、富有希望的三重特徵，來抵抗無止境的消解【重要的梳理：現代性的特徵是解構古典理性的權力，而重建多元的、綜合性的、個體性的、內在性的開放的閾構，而隨著計算理性對人之質控的加深，后結構/解構性的後現代性產生了，它們對古典與現代的雙重瓦解，導致一種向死的虛無主義的精神景觀的形成，與此同時則是感性本體的提升向感慾亂動的降解，這使對抗計算理性的感慾淪為被前者所繼續操控之物，於是反現代派們便成為了同時反對現代派及後現代派的、復古主義者，但它們復原的本體各不相同，故又自內形成了彼此間的衝動，以至於單個的理論家的觀念也表現為“快速打擊”及迅疾滑變的】。
綜：“反現代派是蝙蝠，把政治的邊緣化和意識形態的障礙轉化為美學的王牌……反現代派是現代派的反面，凹陷，它的不可缺少的皺襞，它的儲備和它的源泉。沒有反現代派，現代派就要走向滅亡，因為反現代派是現代派的自由，或現代派加上自由。他們在政治上既非右派，亦非早派。反現代派正是德.邁斯特與羅蘭.巴特匯合的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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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紀、反現代觀念的起源]
（反革命、反啓蒙/理性、悲觀主義、叔本華+基督教式的原罪、伯克+康德式引發撼動+越界美感的崇高、將崇高與諷刺結合起來的現代式/後現代式的抨擊現代民主自由觀念的修辭術）夏多布呂昂、德.邁斯特、波德萊爾（實驗政治+超政治，反民主的同時反對濫縱感官自由及現代理性，包括盲目樂觀的進化論及人類中心主義式的自由意志觀，恢復/還原/昇華一種自然主義/經驗或實用主義——這實質上是一種與天賦自律+普遍道德倫理律的、君權神授性質的，與天命論曖昧不清的自然主義；崇高令法國大革命中君主的犧牲與受刑，與審判-贖罪-重生的神學歷史相聯繫，於是犧牲者成為代理人，大革命成為反激活并蘇生反現代派的象徵物，這種辯證法亦使邁斯特與巴塔耶禁忌/色情/妓女的理論聯繫起來，此業已表面反現代的辯證結構，他們對古典文化範式——如天主教的超返同時具有非常現代的、超現代的方面，這就是爲什麽他們同時是實用主義者，即新的美學流派——浪漫主義的代表，以及，爲什麽如夏爾.莫拉斯這樣的自由主義的反現代派倒會反過來批判貴族主義及浪漫主義的反現代派）/（背景）a保守派.Bossuet;反動派+佩劍歷史.孟德斯、La Boetie和蒙田、Taine、夏爾.莫拉斯、布爾熱（古典、浪漫主義與革命，現代性與古典式的結合）;改良派+英美實證主義；b反現代派的顯性源頭能追溯到法國大革命前後，一直延續到現代，是永恆的反現代主義，故其以超返古典的靈核，可能同時結合基督教、浪漫主義及實證主義、天命法制的思想，在1750年到1995年，法國人漸漸形成了“法國人”的國家身份認同觀念，在這期間，法國是一個操著各種溝通困難的方言的國家，阿爾薩斯人說的都是德國方言，西北部說蓋爾方言、弗萊芒方言，東南部則說皮埃蒙特——一種意大利方言，但以一站為中介，20世紀初，法國是一個人口出生率停滯的黑暗國度，而在一戰期間，復古的、反現代的右翼以反對民主、反猶太的思想為基礎，成立了自己的共和國，參耶魯大學公開課《1871年后的法國》導言（精神分析爲什麽是必要的：反現代派者瘋狂反猶的心理根源，恰恰在於預見到了現代性的危機，從而對進行了無差別式的過度的防禦與反擊，比較日本人的心理結構，引用《菊與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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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觀念的發展者們]
A.受到夏多布里昂+德邁斯特重大影響的法國神甫拉克代爾：浪漫主義文學化的天主教的復興，伸張教會的自上而下的神聖權力，然而在拉克代爾，此時的天主教並不複是盲目對抗現代民主自由、為皇權辯護的頑固存在，它主張一種神啟的自由，這後來演變為基督教的民主（類似德.邁斯特的“柔軟的束縛”，捆綁人們卻不奴役人們）。意即，在制度上，拉克代爾接受了美國式的新教制度及實用主義理論，但以此為基礎，又同時恢復了如犧牲-復活這類古典的宗教義理——法國貴族制必然要遭到審判，通過這審判基督教的精神才能重新復活，而複生對於實現其源頭卻恰恰是必要的（這導致他與友人極端批判“惡魔的民主”的蒙達朗貝爾與早期的夏多布里昂都漸漸不同，而更開始接近德.邁斯特）；
B.反猶主義?=?反現代主義，勒南→布魯瓦：（1）勒南、布呂納吉埃、勒南的學生達默斯特臺爾，作為右派的反猶主義者，皆將現代性=猶太精神，故反現代派與反猶主義便被聯繫起來，達甚認為，在《聖經》及《塔木德》中，猶太教對律法的遵從導致對思想的排除，則至現代，猶太人的精神性及宗教性真正失去了，而它們長達千年的流民生活又造成了猶太人一種環境競爭的心理結構，這令猶一直是進步主義及科學主義的，或曰，神的律法在世俗的環境中不斷降解為進步與科學的律法。這樣，猶太人與經濟化的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劃等，為右派所一致反對及抵抗（以上即系波里厄總結出的那種肇發于反對資本主義的反猶類型）。據此繼續延深，勒魯瓦.波里厄即發現一種將猶太人視為“開明階級”（進步主義）、參與了資本主義及至整個現代性的祛基督化運動的理論，這種理論使猶太人成為了基督教的敵人。這裡的複雜性在於，現代的反猶主義不止反對進步、科學、資本主義及一切引發現代性精神危機的災難效果，還同時反對古典的教權，因為後者同樣曾引起人類的精神危機。這樣，作為接受新教制度、還原宗教精神的自由本質的天主教徒的反猶主義者，又把猶太教的傳統上的律法主義與現代社會由貿易自由而導致的資本及意識形態集權結合在一起。波里厄後來指出，反猶主義者儼然搞混了猶太人和猶太教，而事實上，現代性同時侵蝕了基督教與猶太教，不過更吊詭的是，反猶主義者對現代性的批判導致它們更類似于猶太哲學家或猶太神學家，因為現代化的猶太人與猶太教的精神本來就構成了對立關係；（2）然而，這種辯證的顛倒性也同樣發生了在反反猶主義的左派那裡，波里厄、貝爾納.拉扎爾、萊昂.布魯瓦，針對反猶主義者的反現代性傾向，反反猶主義者則極端地取消了猶太人的現代性，結果，這使猶太人=窮人，被重新植入弱勢的、被歧視的群體中，於是，一種中世紀的傳統的反猶主義由此復蘇。如，布魯瓦認為唯一能夠拯救猶太人悲劇命運的就是改宗，而基督教救贖異族的心理根源卻在於——他們害怕那些與無法在實質上與神聖相同的存在，因那是魔鬼，而關於惡是否具有本體性的爭論一直在基督教史上不能斷絕。拉扎爾亦表明，存在一種公正的反猶太教派別，它是針對現代化了的猶太人的，而不是傳統的猶太窮人及猶太教，在這裡，窮苦與宗教劃上了的等號——基督本來就是窮人和猶太人。不過，最後還是產生了一種超越同構于革命與反面的革命的反猶與反反猶的循環式的思想，它來自于布魯瓦。後者的思想既不建立在現代性=猶太人精神之上，又不建立對這一等式的否定性之上；（3）反猶的內涵層次：傳統基督教（普世主義、靈性主義）反對猶太教（民族主義、律法主義）的；人民的、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古典的德性的生活方式反對被資本主義乃至現代化了的猶太人精神的，注，這裡的猶太人精神不等於猶太教）；建立在人類學和語言學的新科學之上的種族主義（與古典進化論甚至功能主義有關，反猶成為一種政策）；對“第三世界”流民移入所造成的后殖民主義語境下的潛蝕性的恐懼；
C.喬治.索萊爾和雅克.馬里坦之間的貝璣：有反現代派的現代派，還有非反現代派的現代派，這兩種思想間總是快速地相互滑動，以至于一切他者都是自己的反現代派或現代派。（1）索萊爾作為一個反現代派，支持柏格森的生命直觀、藝術直觀等方式以反對科技理性主義，用悲觀主義反對線性先進式的神聖歷史（大革命及末日審判及終極救贖），用超理性的強力意志來反對啓蒙以降的、以自然權利為內涵的正義觀。據此，索萊爾選擇了神話，主張還原/超返一種古老的、源初的神秘主義；（2）a貝璣甚至認為勒南也是現代派，它反對現代派的形而上學（無論他們是否承認有這樣一種形而上學），認為現代世界是“自吹自擂的人的世界”。攻擊現代的與國家意識形態勾結的大學教育制度及宗教政策，包括金錢觀——“一切都始於神秘，結束于政治”——在反現代及超現代的神秘觀問題上，貝璣與索萊爾相似。b帕斯卡爾+柏格森：（帕斯卡爾）比之於邏輯、理智，心靈有它的另一種秩序，它關係著古典的慈悲的價值觀，是反對形而上學及反智的，而智力派與形而上學的實質在於科學理性，是進步主義的現代派的化身。（柏格森）引用柏格森超智性的直觀，反對科學實證主義及理智一元論，并採取了一種以頹廢的、不斷“墮落”的時間（“不可逆轉”的過去），來反對進步的線性時間。不過，當《創造的進化》中，柏格森暴露出了它的樂觀主義式的創造論后，貝璣即成為了柏格森的反對者；c邦達，作為與貝璣關係複雜的友人，他不同於勒南，是一個在智力貴族與柏格森啟示的重個人體驗的民主間滑動的存在。然而，邦達還是有它的傾向性，即，他指出“理性並非智慧，兩者都不是邏輯。三者加在一起也不是智力……還有許多其他的範疇”。貝璣指出，邦達這只是在作邏輯的轉移爾耳；d貝璣的朋友馬裡坦：“這裡我稱為反現代派的，同樣也可以稱為超現代派……反現代派是反對現代的錯誤的，它（托馬斯主義的理論）對於所有包容在未來之中的真理是超現代的”。馬裡坦反對柏格森主義的反智主義，認為應該複歸由上帝的真理所恩典的智性。與現代世界中慈悲的付闕相比，現代主義實在不算什麽——貝璣的反現代主義從未與一種真正的福音傳統相符合。他認為貝璣所謂的那種“智力的野蠻”，要通過基督教的理智及信仰來超越。總之，除了貝璣以外，從索萊爾到馬裡坦都在反現代主義與現代主義間快速地反轉與顛倒，因為它們都建立了反現代派的形而上學，於是旨歸于現代的形而上學，正如現代派通過反對傳統形而上學所實現的那樣，而只有連續打擊及不間斷批判的文學家——貝璣才免於這種悖論遊戲；
D.蒂博代。外省的政治左傾，只有文學及巴黎右傾，以實現一種微妙的平衡。他保持中性的多元自由主義的立場（但不是那種陷入集權悖論的自由主義），以柏格森的綿延的連續觀，來聯繫正反兩面；
E.朱利安.邦達，一個《新法蘭西評論》的左翼反動派。法國的浪漫主義、文學主義，以貝璣、勒南一干人為代表，著力于對抗現代的科技理性及由其作為奠基的教育制度、共和制度，因故對立性地提升感性或知覺為“本體”，結果這種感慾的氾濫本身嵌入現代的功利化的自由、平等、民主觀念中、成為現代性的同謀。邦達正藉此成為了一個反浪漫主義、文學主義及知覺主義的理性主義，故他成為反現代派里與眾不同的左翼分子，並且以反反猶的方式拒絕右派對法西斯民族主義的盲目的認同——右翼實然愚蠢地將所謂的法西斯的高貴的民族主義（其恰恰表徵為共產主義）混同為內涵高貴的、神秘的古典權力，并把猶太教的精神混淆為猶太人的現代性——這是一群被政治激情沖昏頭腦的傢伙（巴塔耶以神秘的、禁忌性的色情或暴力母源來對抗的現代的計算理性，邦達則是要求復興一種不與計算理性相同的“理智”，它當然不是派生制度規範的理性，也並非“絕對精神”，二者是相互博弈的反現代派）——如讓.波朗所言：“世襲的專制主義是民主的。如果他不宣稱所有的人都能統治，他就宣傳更為民主的東西，那就是隨便什麽人都能統治”。不過，上述并不代表邦達贊同共產主義，事實上，他不認同共產主義，認為與法西斯主義一體兩面，它們構成相互不寬容的集權之路，而第三條路，即尼采開啟的感慾本體之路，邦達亦對之抱以抵抗態度。事實上，後來他與波朗的分歧即在於，前者是完全不接受現代寫作方式的，而後者則以現代的寫作方式反現代。
F.安德烈.布勒東與儒勒.莫納羅間的朱利安.格拉克。格拉克主張一種肯定性的、緘默無言的、超現實主義的、神聖及神話的詩的境域，故它既反對否定性的文學，又反對中性/零度寫作（這一觀念承繼于格羅那，而用來反對布朗休）。格拉克認為這樣的文學，快速地變節、陷入到時髦的漩渦中，導致文學的整體的熵及其衰敗，本身亦嵌入在了現代性的特徵之中。但是，格拉克也反對教條的詩學，詩境只有在生生不息的長流中才能系“本質的”。正如，羅蘭.巴特等人所啟示的那樣，在辯證的螺旋中，古老被翻新，造就了“當下的古典”。
G.作為聖徒波利卡普的羅蘭.巴特。羅蘭巴特最後一次證明，波德賴爾以降，現代性是由反現代派形成的，他指責現代性，或尤其是現代性中的先鋒美學及文學消解了全部的意義及語言——先鋒理論自殺了。藉此，巴特一度成為了一個左翼馬克思主義者，他認為，先鋒美學及先鋒文學本身就是與資本主義生產互補的，它因為這種壞自由的放縱及無本體的虛無化，而本身成為了資本主義管制中的馴化物因故，巴特去世前的《關於小說的準備》中，表現出了他試圖通過詩來為文學需找新的生機的強烈意向，而這種詩具有“現代的古典”的特徵，能夠聯合古典與現代性，以簡單的、血統的、富有希望的三重特徵，來抵抗無止境的消解【重要的梳理：現代性的特徵是解構古典理性的權力，而重建多元的、綜合性的、個體性的、內在性的開放的閾構，而隨著計算理性對人之質控的加深，后結構/解構性的後現代性產生了，它們對古典與現代的雙重瓦解，導致一種向死的虛無主義的精神景觀的形成，與此同時則是感性本體的提升向感慾亂動的降解，這使對抗計算理性的感慾淪為被前者所繼續操控之物，於是反現代派們便成為了同時反對現代派及後現代派的、復古主義者，但它們復原的本體各不相同，故又自內形成了彼此間的衝動，以至於單個的理論家的觀念也表現為“快速打擊”及迅疾滑變的】。
綜：“反現代派是蝙蝠，把政治的邊緣化和意識形態的障礙轉化為美學的王牌……反現代派是現代派的反面，凹陷，它的不可缺少的皺襞，它的儲備和它的源泉。沒有反現代派，現代派就要走向滅亡，因為反現代派是現代派的自由，或現代派加上自由。他們在政治上既非右派，亦非早派。反現代派正是德.邁斯特與羅蘭.巴特匯合的中性”。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