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政务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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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用PK就知道，谁输谁赢，似乎这个题目从一开始大家心里就有了答案，并不稀奇。尽管如此，我还想从一个和政府合作过政务软件系统的角色来说说中美两国之间的政府职能的差距。就像涂子沛说的，像我们这样的专门做政府生意的公司在美国就是政府合同商。在《大数据》一书中，介绍了很多美国政府利用数据治国的案例和细节，他们的理念、模式、效率以及最终产生的影响，与中国政府截然不同。在数据、数据库、数据技术和革命这一块，老实说，中国落后了人家至少一百年。何出此言？且听我继续说下去。
一、 透明、开放的政府
信息之于民主，就如货币之于经济。——托马斯 杰弗逊
前阵子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在微博晒收入，引起不小的骚动，除了网友们对此品头论足之外，此举着实狠狠地扇了中国政府一巴掌。一直嚷嚷着要公开三公费用喊了N年的中国政府，直到今日才有98个部门进行了费用公开。而且其中的公开数据也存在大量令人质疑之处，为免话题冗长，此处就不细究了。
紧随骆大使晒收入之后，美国大使馆公布自己在大使馆范围内测得的中国空气质量MP2.5，与中国官方测得的数值有很大出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网友们又开始沸腾了。中国政府按耐不住站出来说：美国这么做干涉了中国内政。美国对此反唇相讥：欢迎中国政府去测美国的环境数据。中国政府相当不屑地说：中方没兴趣公布美国空气质量。
经此对比，我们很直观地就看出来，中美两国政府的作风截然不同。有人说美国政府这么做就是在挑衅，说这话的人恐怕根本不了解美国政府的治理模式和理念。在美国，只要是公民要求，除了10种涉及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的内容之外，任何数据都可以对公众公开，并且也应该公开。美国的一部《信息自由法》保障了所有公民的知情权。这部法律来之不易，得益于有识之士的推动和落实。
同时，我不得不稍微提一下奥巴马，他一直以来都在推动并强调建立一个开放透明、公民参与、多方合作的政府。奥巴马签署的那份著名文件《透明和开放的政府》，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更新，掀起了一股浪潮，甚至波及了全世界多个国家。
反观中国政府，形式多于实质。政府每个部门会有自己的数据库，根据他们各自的职能和业务特色收集、保存、维护、管理、分析数据。上面要求每个部门和条线的数据库实现关联，数据集合。我们在为政府建立数据库时，就被要求录入的数据不能直接被上级部门截取，虽然上级部门是要截取的，并一级级地把系统派发下去，使用统一标准的数据接口。但他们基层依然要做一个数据加工处理，然后再放到被上级能够访问的数据库中。
比如信访系统，要体现居民信访有一定的量，但基本保持没有“重大事件”，看上去很安逸。一旦有“有碍观瞻”的信访，就用纸质文件在部门中传递，而且加密，所以你哪怕在内网上都看不到。我问过一位负责人，为什么这么做？答案很简单，领导信不过电子化、网络化的科技，即便是内网，也怕被人黑，一旦泄露了，让上级知道，就可能乌纱不保。我想，有的居民为了一件事情信访多年，未能得到解决，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吧。
这样做，无疑是让数据丧失了真实性，也无助于事情的解决，政府部门效率低下。当我们的政府官僚们还在想方设法让数据做的更“漂亮”些的时候，也许不知道2007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开放政府法》。此法明确了联邦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不仅仅是其本身收集的信息，还包括政府委托私营机构、非营利组织收集的信息。缘何我们的政府与公开透明的治国理念背道而驰？这不得不稍微费点笔墨说说美国人对待政府的态度，即美国人的政治态度和公民意识。
二、民治政府与专制政府
通过对美国最早乡镇的起源之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最弱政府的轮廓。对于进入新世界的早期移民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一种“自然状态”，举目四望，荒野、海盗、猛兽、野蛮人，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对早期的定居者来说，乡镇这一概念意味着生命的不确定性，以及与之相对的对社会秩序和安居乐业的信念。他们意识到，单凭一己之力无法在新世界生存，为了共同的安全和福利，只有通过彼此约定，确立具有法律效力的程序规章。可以说早期的乡镇实际上就是最初意义上的小共和国。
从现有的乡镇记录来看，“乡民大会”（town meeting）的实践可以追溯到1632年的到切斯特（Dorchester）镇。早期乡民大会是乡民商讨公共事务并做出决策的舞台：诸如乡间道路所经过的地段及道路的名称，确定公共墓地的位置，如何预防疾病等等。在新英格兰民众眼里，“政府”是自己可以参与其中、发挥影响的场所，乡镇的政治实践时刻在提醒乡民，政府是“人民”的代名词。他们对某种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神秘力量总是心存疑惧，并通过一切办法防止其摆脱地方的制衡，沦为吞噬一切、压倒一切的现代“利维坦”。
乡民大会不是让人们自由发挥、施展个性、大鸣大放、发泄情绪的场所。通过面对面的质询讨论，它教会人们在表达自己的同时倾听别人，如何争论并说服别人，在无法说服别人的同时如何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运用理性，彼此妥协，以求共识。大家乡里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在乡民大会上，生活在熟人社会里的乡民讨论公共事务、表达政治诉求的同时，在潜移默化中学会互敬互让，自我节制，彬彬有礼，而这些品质正是良好的共和秩序得以建立的文化基础。
正是乡镇政治生活的生动实践，乡民养成了一种对秩序的天然爱好，对自己所应承担义务的性质以及享有权利的范围形成一种开明的理解。乡镇生活涵育出的自由毋宁是一种公民的和道德的自由，贯穿其中的是某种与作为积极参与者伴随的立法者精神。可见，美国人民反制政府的态度是有悠久历史的，也是他们令人称赞的政治传统。民治在美国有很深的根基，反而某些国家效法民治，却学样不精，表面糊弄，从根子上就歪了，因为它们根本不具有民治的文化根基。
由此而知，美国人普遍认为，公共事务，就是大家的事。人们有权利知道这些事。如果没有知情权，即使在一个民主制度下，人们所能做的也不过仅仅就是投票改选它们的国王而已。只有拥有信息自由，人们才能真正拥有对公共事务的发言权。
三、 不认真敬业，就不会重视数据
《大数据》内有一段讲述纽约街头警察的创新传奇故事。将数据分析大规模地引入到治安管理工作中的做法，起源于纽约。上个世纪70年代纽约治安恶化，1994年启用治安信息管理系统后，纽约的治安逐年好转。这个叫做“CompStat”的系统，源于一位巡警、一位局长和一位市长的创新和推动。
Jack Maple是高中毕业的地铁巡警，为了做一只有“预测能力”的猫，他开始研究地铁抢劫案发生的规律。他在办公室墙上挂上几百幅地图，用不同颜色的大头针来跟踪地铁抢劫案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分析其中的原因和规律。无数个夜晚，揣度琢磨第二天可能发生抢劫的时间和地点。后来他当上了警督，就采用这种方法来部署和调配辖区内的警力。他的办公室挂满地图，被同事戏称为“地图墙”，他却称之为“预测未来的图表”。
1990年“预测未来的图表”引起新局长William Bratton的注意。在认真研究了“地图墙”之后，他认为Maple的方法很靠谱。于是开始全局推广Maple的图表管理方法。第二年，纽约的地铁抢劫案下降了27%。
话说当年的共和党候选人Rudy Giuliani主打牌就是“治安”。一上任，Rudy就任命William为纽约警察局局长，而William任命Maple为第一副局，并要求Maple立即组织开发一套电子版的“预测未来的图表”。“CompStat”就这样诞生了。
我们公司以前针对我们国家基层部门的综治办，挖掘他们的业务需要而开发的一套治安联动系统，我们曾经建议采用三维地图和数据库结合的方式，应急联动居委、综治办、派出所，甚至公安。但这个项目没有能够做下来，一个原因是耗费物力人力人巨大，时间很久，他们要的是速度，能够马上让上面看到这个项目的完工。再者，公安系统自有一套治安管理系统，据说是采取的网格技术，这种就是跟人家美国1990年代的“CompStat”比，也算是落后了。
首先，效率是建立在一个真实的数据之上的，数据库和系统的建立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人民，而不是摆给上面的人看。我们的官僚们从一开始的出发点就错了，围绕着上面的人心思转，也就不可能认真地做好自己的本职，把心思花费在提高效率之上。这样的系统无非是做装饰用，你要说它有多大的作用也算不上，中国所谓的政务软件只不过是方便了官僚们自己工作，让他们更轻松，信息传输快而简洁，不用手动录入和纸质存档了，但跟提高效率一点关系没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依然存在。
四、 自由市场经济下孕育创新
1946年美国政府拥有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1955年45台，1972年6000多台。1998年联邦政府拥有432所数据中心，2010年数据中心的总数升到2094所。联邦政府这个数据帝国，虽然拥有的数据比任何公司、企业都多，但和私营领域比，在信息技术的应用上，还是明显落后一步，慢了几拍。
如何使得数据成为信息，使得信息成为知识，是信息管理系统领域的课题。数据仓库、联机分析、商务智能都是富有创造力的私营部门发明出来的。沃尔玛的例子已经老套了，不如看看亚马逊吧，现在国内一批电商当当、京东都在效仿亚马逊，可惜在用户体验上还是略逊一筹。亚马逊为了提升用户体验，大力投入到核心技术的开发，亚马逊的云计算中心简直就是一项创举。一个原本网上卖书的，你能想到它会开发出云计算吗？
这些极富有生命力的私营部门是科技创新的来源。曾经日本被全世界誉为科技为先的发达国家，他们闻名遐迩的电子品牌无人不知，如今也败给了美国的微软和苹果。虽然日本正在积极地转型，我也看好他们的转型，但这不是今天我要说的话题。美国页岩气在19世纪末就已经开始开发了，我们又落后了200年。在农业方面，完全机械化，一个农产主几个人管理上百亩土地。一个硕大的养牛场，几万头牛就靠几个人在饲养，这都要借助科技的力量。在科技创新上，无人能与美国匹敌。为什么？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中，才会有创新。
有关美国科技的创新，另一篇文章会比我说的更详细。不同的制度产生不同的经济实力。这不是靠所谓挖坑埋坑的凯恩斯主义就能永保经济的增长，高枕无忧了。目前中国这种拉动基建振兴经济的方式是否能继续维持，似乎略有端倪了。而我们接下去该如何走出凯恩斯挖坑圈子，就要靠决策者的智慧了。归根结底，经济的改善有赖于政治上的觉醒。
一、 透明、开放的政府
信息之于民主，就如货币之于经济。——托马斯 杰弗逊
前阵子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在微博晒收入，引起不小的骚动，除了网友们对此品头论足之外，此举着实狠狠地扇了中国政府一巴掌。一直嚷嚷着要公开三公费用喊了N年的中国政府，直到今日才有98个部门进行了费用公开。而且其中的公开数据也存在大量令人质疑之处，为免话题冗长，此处就不细究了。
紧随骆大使晒收入之后，美国大使馆公布自己在大使馆范围内测得的中国空气质量MP2.5，与中国官方测得的数值有很大出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网友们又开始沸腾了。中国政府按耐不住站出来说：美国这么做干涉了中国内政。美国对此反唇相讥：欢迎中国政府去测美国的环境数据。中国政府相当不屑地说：中方没兴趣公布美国空气质量。
经此对比，我们很直观地就看出来，中美两国政府的作风截然不同。有人说美国政府这么做就是在挑衅，说这话的人恐怕根本不了解美国政府的治理模式和理念。在美国，只要是公民要求，除了10种涉及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的内容之外，任何数据都可以对公众公开，并且也应该公开。美国的一部《信息自由法》保障了所有公民的知情权。这部法律来之不易，得益于有识之士的推动和落实。
同时，我不得不稍微提一下奥巴马，他一直以来都在推动并强调建立一个开放透明、公民参与、多方合作的政府。奥巴马签署的那份著名文件《透明和开放的政府》，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更新，掀起了一股浪潮，甚至波及了全世界多个国家。
反观中国政府，形式多于实质。政府每个部门会有自己的数据库，根据他们各自的职能和业务特色收集、保存、维护、管理、分析数据。上面要求每个部门和条线的数据库实现关联，数据集合。我们在为政府建立数据库时，就被要求录入的数据不能直接被上级部门截取，虽然上级部门是要截取的，并一级级地把系统派发下去，使用统一标准的数据接口。但他们基层依然要做一个数据加工处理，然后再放到被上级能够访问的数据库中。
比如信访系统，要体现居民信访有一定的量，但基本保持没有“重大事件”，看上去很安逸。一旦有“有碍观瞻”的信访，就用纸质文件在部门中传递，而且加密，所以你哪怕在内网上都看不到。我问过一位负责人，为什么这么做？答案很简单，领导信不过电子化、网络化的科技，即便是内网，也怕被人黑，一旦泄露了，让上级知道，就可能乌纱不保。我想，有的居民为了一件事情信访多年，未能得到解决，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吧。
这样做，无疑是让数据丧失了真实性，也无助于事情的解决，政府部门效率低下。当我们的政府官僚们还在想方设法让数据做的更“漂亮”些的时候，也许不知道2007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开放政府法》。此法明确了联邦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不仅仅是其本身收集的信息，还包括政府委托私营机构、非营利组织收集的信息。缘何我们的政府与公开透明的治国理念背道而驰？这不得不稍微费点笔墨说说美国人对待政府的态度，即美国人的政治态度和公民意识。
二、民治政府与专制政府
通过对美国最早乡镇的起源之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最弱政府的轮廓。对于进入新世界的早期移民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一种“自然状态”，举目四望，荒野、海盗、猛兽、野蛮人，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对早期的定居者来说，乡镇这一概念意味着生命的不确定性，以及与之相对的对社会秩序和安居乐业的信念。他们意识到，单凭一己之力无法在新世界生存，为了共同的安全和福利，只有通过彼此约定，确立具有法律效力的程序规章。可以说早期的乡镇实际上就是最初意义上的小共和国。
从现有的乡镇记录来看，“乡民大会”（town meeting）的实践可以追溯到1632年的到切斯特（Dorchester）镇。早期乡民大会是乡民商讨公共事务并做出决策的舞台：诸如乡间道路所经过的地段及道路的名称，确定公共墓地的位置，如何预防疾病等等。在新英格兰民众眼里，“政府”是自己可以参与其中、发挥影响的场所，乡镇的政治实践时刻在提醒乡民，政府是“人民”的代名词。他们对某种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神秘力量总是心存疑惧，并通过一切办法防止其摆脱地方的制衡，沦为吞噬一切、压倒一切的现代“利维坦”。
乡民大会不是让人们自由发挥、施展个性、大鸣大放、发泄情绪的场所。通过面对面的质询讨论，它教会人们在表达自己的同时倾听别人，如何争论并说服别人，在无法说服别人的同时如何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运用理性，彼此妥协，以求共识。大家乡里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在乡民大会上，生活在熟人社会里的乡民讨论公共事务、表达政治诉求的同时，在潜移默化中学会互敬互让，自我节制，彬彬有礼，而这些品质正是良好的共和秩序得以建立的文化基础。
正是乡镇政治生活的生动实践，乡民养成了一种对秩序的天然爱好，对自己所应承担义务的性质以及享有权利的范围形成一种开明的理解。乡镇生活涵育出的自由毋宁是一种公民的和道德的自由，贯穿其中的是某种与作为积极参与者伴随的立法者精神。可见，美国人民反制政府的态度是有悠久历史的，也是他们令人称赞的政治传统。民治在美国有很深的根基，反而某些国家效法民治，却学样不精，表面糊弄，从根子上就歪了，因为它们根本不具有民治的文化根基。
由此而知，美国人普遍认为，公共事务，就是大家的事。人们有权利知道这些事。如果没有知情权，即使在一个民主制度下，人们所能做的也不过仅仅就是投票改选它们的国王而已。只有拥有信息自由，人们才能真正拥有对公共事务的发言权。
三、 不认真敬业，就不会重视数据
《大数据》内有一段讲述纽约街头警察的创新传奇故事。将数据分析大规模地引入到治安管理工作中的做法，起源于纽约。上个世纪70年代纽约治安恶化，1994年启用治安信息管理系统后，纽约的治安逐年好转。这个叫做“CompStat”的系统，源于一位巡警、一位局长和一位市长的创新和推动。
Jack Maple是高中毕业的地铁巡警，为了做一只有“预测能力”的猫，他开始研究地铁抢劫案发生的规律。他在办公室墙上挂上几百幅地图，用不同颜色的大头针来跟踪地铁抢劫案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分析其中的原因和规律。无数个夜晚，揣度琢磨第二天可能发生抢劫的时间和地点。后来他当上了警督，就采用这种方法来部署和调配辖区内的警力。他的办公室挂满地图，被同事戏称为“地图墙”，他却称之为“预测未来的图表”。
1990年“预测未来的图表”引起新局长William Bratton的注意。在认真研究了“地图墙”之后，他认为Maple的方法很靠谱。于是开始全局推广Maple的图表管理方法。第二年，纽约的地铁抢劫案下降了27%。
话说当年的共和党候选人Rudy Giuliani主打牌就是“治安”。一上任，Rudy就任命William为纽约警察局局长，而William任命Maple为第一副局，并要求Maple立即组织开发一套电子版的“预测未来的图表”。“CompStat”就这样诞生了。
我们公司以前针对我们国家基层部门的综治办，挖掘他们的业务需要而开发的一套治安联动系统，我们曾经建议采用三维地图和数据库结合的方式，应急联动居委、综治办、派出所，甚至公安。但这个项目没有能够做下来，一个原因是耗费物力人力人巨大，时间很久，他们要的是速度，能够马上让上面看到这个项目的完工。再者，公安系统自有一套治安管理系统，据说是采取的网格技术，这种就是跟人家美国1990年代的“CompStat”比，也算是落后了。
首先，效率是建立在一个真实的数据之上的，数据库和系统的建立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人民，而不是摆给上面的人看。我们的官僚们从一开始的出发点就错了，围绕着上面的人心思转，也就不可能认真地做好自己的本职，把心思花费在提高效率之上。这样的系统无非是做装饰用，你要说它有多大的作用也算不上，中国所谓的政务软件只不过是方便了官僚们自己工作，让他们更轻松，信息传输快而简洁，不用手动录入和纸质存档了，但跟提高效率一点关系没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依然存在。
四、 自由市场经济下孕育创新
1946年美国政府拥有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1955年45台，1972年6000多台。1998年联邦政府拥有432所数据中心，2010年数据中心的总数升到2094所。联邦政府这个数据帝国，虽然拥有的数据比任何公司、企业都多，但和私营领域比，在信息技术的应用上，还是明显落后一步，慢了几拍。
如何使得数据成为信息，使得信息成为知识，是信息管理系统领域的课题。数据仓库、联机分析、商务智能都是富有创造力的私营部门发明出来的。沃尔玛的例子已经老套了，不如看看亚马逊吧，现在国内一批电商当当、京东都在效仿亚马逊，可惜在用户体验上还是略逊一筹。亚马逊为了提升用户体验，大力投入到核心技术的开发，亚马逊的云计算中心简直就是一项创举。一个原本网上卖书的，你能想到它会开发出云计算吗？
这些极富有生命力的私营部门是科技创新的来源。曾经日本被全世界誉为科技为先的发达国家，他们闻名遐迩的电子品牌无人不知，如今也败给了美国的微软和苹果。虽然日本正在积极地转型，我也看好他们的转型，但这不是今天我要说的话题。美国页岩气在19世纪末就已经开始开发了，我们又落后了200年。在农业方面，完全机械化，一个农产主几个人管理上百亩土地。一个硕大的养牛场，几万头牛就靠几个人在饲养，这都要借助科技的力量。在科技创新上，无人能与美国匹敌。为什么？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中，才会有创新。
有关美国科技的创新，另一篇文章会比我说的更详细。不同的制度产生不同的经济实力。这不是靠所谓挖坑埋坑的凯恩斯主义就能永保经济的增长，高枕无忧了。目前中国这种拉动基建振兴经济的方式是否能继续维持，似乎略有端倪了。而我们接下去该如何走出凯恩斯挖坑圈子，就要靠决策者的智慧了。归根结底，经济的改善有赖于政治上的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