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Selections from Ch.9&10

       本书非对nation-state和violence的具体研究，更像是对这一领域的总起。欧洲历史上的封建时期较长，相对的从absolute state到现代nation-state的过渡则很快。absolutism的兴起于三个主要的军事发展成果密不可分：一系列武器及战术的创新（长弓及矛的发明，瑞士步兵的出现），军事系统内部集权化的行政管理（区分于中世纪封建制下、主要依赖骑士个体战斗力的松散军队），及海军力量的发展。也是这些要素，使欧洲国家在短暂的absolutist时期后迅速向nation-state迈进。

       随着新式军队的出现及国家对暴力的垄断进程，国家开始迫切地需要庞大的中央财政支持。这一需求激发了国家的中央集权化进程（税收及其他行政权力）。同时，工业开始与战争紧密结合（industrialization of war）。一战前，军、工的结合已成为赢得战争的决定性要素。军事系统也越来越依赖于经济、工业等其他系统，这使它很难再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civil government取得了对军事系统的统治地位。

       历史上，参军曾是特权阶级的责任与权利。当集权国家开始与个体公民直接发生联系——而非通过封建贵族、骑士——时，普遍兵役制开始出现，相伴的是公民权的普及和“平等”理念的传播。nation-state里的每一个公民都应该享用同样的权利、并履行同样的义务。这一进步的背后，欧陆国家间的军事竞争及对兵源的需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类似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的“野人”也取得了原本由“国人”垄断的参军资格，及“士“阶层地位的下降）。

       两次世界大战是这些历史变化酝酿良久后的总爆发。人类自相残杀的能力经过这一系列的技术突破、管理模式升级后，骤然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而战争的结束，也并不标志着这些影响的消失。工业及经济中蕴藏的巨大战争潜能使任何一国的政府都不可能放松对生产、科技等环节的监控；军工业的技术突破开始反哺于民用领域；战争强化了nation-state的主权概念；公民权的普及及国家绝对统治地位的确立开始在英国等地导向福利国家制度。

       最后，吉登斯提出了一堆他自己解释得七零八落的问题。。比如，美国的军火商对美国政府的影响力众所周知，但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军工业能够主导行政政策——因为必须要考虑到军工业对行政权力、经济、科技等领域的依赖？该如何评价现在的”world military order“——比如美国的霸权，及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这一霸权的挑战（如朝鲜的核外交）？而后一个问题更需要被放置在全球化市场的语境中考虑（the arms trade）。可以看到，虽然吉登斯的这本书写于1987年，但至今学术界都还未就这些核心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

       所以说，这些内容的主要意义是就”the state and violence“的大话题设定了大背景和讨论方向。他提出了这一领域的几个核心概念：industrialized war, nation-state, and citizenship。这一框定于西方历史语境下的大课题，对于反观第三世界诸国的历史也多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