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中国政治史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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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数学使人精细，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使人善辩。”如果能够站在以上角度去看4000年的中国政治史，会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什么启示呢？
关于历史的书籍浩如烟海，专注于中国几千年政治史的书籍不多，其中大多是使用传统的文字描述和简单的史实堆砌，而能够言简意赅地透彻分析4000年来中国政治史并使用数理逻辑分析论证的方法来论述的书籍更少之又少，这也是本书最大的阅读点。
不管是否具有完整的国家形态、不管国家的组织形式如何，政治都是围绕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而产生和发展的。研究政治史，目的是使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能够采取一种更加稳定、长治久安的统治方法；也为了让被统治者能够生活得更有尊严、更自由。
分久必和，合久必分。从历史上看，宽容的统治（负压政治）会给下面更大的自由度，社会更有活力，负面是容易诱发战乱，导致国家分裂；而更加严苛的统治（高压政治），会产生中央高度集权的局面，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失去活力，并且伴随着高压权力下的社会整体腐败和癌变。纵观4000年中国政治史， “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都在舍活力而取稳定。”那么，活力之“鱼”与稳定之“熊掌”我们能否兼得呢？本书正是给出该问题之答案及可行性。
本书纵贯古今，详细分析了4000年来中国政治已经出现的各种形态，依治理形态将其分为平天下（大禹创制，夏商两朝实行）、兼天下（周文王创制，两周和春秋实行）、霸天下（嬴政及秦国创制，秦帝国实行）、分天下（刘邦创制，汉初、唐初和清初实行）、龙天下（刘邦和刘彻创制，汉武帝后的两汉、隋、中唐、宋、元、明以及清朝中晚期实行），并详细分析了各种治理模式的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压力模型以及优缺点，很多分析透彻并一针见血，让我们能够清楚的看懂几千年来各种政治模型的利弊。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五个“黄金时代”，也可以称为“太平盛世”：春秋时代、文景之治、贞开之治、康乾盛世和民国十年。经过作者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些“黄金”或者“盛世”都产生于“负压或者负压与高压的混合政治。”因此 “负压”政治对于中国社会带来的益处是要远远大于“高压”政治的。但是为什么4000年的中国社会，一直对于“高压”政治情有独钟呢？因为“整个冷兵器时代，只有统一和强大，华夏国家才能免于被边缘蛮族所入侵。这就是因国家安全需要而产生的对国家大规模统一的依赖。”而统一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上，如果是单一的治理中心的话，必然产生强有力的高压政治，这也就是为什么4000年来，“高压政治”所占的时间远远大于“负压政治”所占用的时间的原因。
本书另外一大亮点是作者运用丰富的逻辑推理能力，并且使用了数学方法，推论出了 “权威—自由曲线”，让我们看到了在单一治理中心条件下随着国家治理半径的增大，统治压力（专制程度）随之增大，而民众的活力（自由度）随之减小的数学模型，得出了“若要国家稳定就要丧失部分活力”的结论。
解决这一难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多中心治理”。笔者曾经于21世纪初与国内某IT公司管理者聊天，谈到了公司治理的问题。当时该企业在国内率先采用了发达国家IT企业普遍采用的的“大区—事业部制”。所谓“大区—事业部制”就是除了总部的少数管理者以外，每个人都“活动于”双重领导并且具有双重身份：横向上他隶属于某区域，比如东北、华北等，而纵向上他又直接受总部的行业事业部制约，这样一个人就在行政上由地方管理，比如出勤、奖金等，而在业务指导上又受到行业事业部（比如电力、电信、金融等）的直接指导。当时我与该负责人聊天的时候，他说这种模式在企业小的时候，看不到太多优势，甚至因为一个人要受到双重领导并且有两套领导班子会给企业的管理造成一定的困扰，而随着企业规模扩大这种双重管理的架构——也可以称为“矩阵式架构”——的优势就会显现出来。与我聊天是该企业还只有几百人，而目前该企业已经发展到员工数万人，年营业额数十亿的规模，也的确显现出“矩阵式架构”的巨大优势。
法权，指的是依法享有的权利，或者法定享有的权利。所谓“双主体法权”就是指“公民法权”和“地方法权”，具体形式就是选票和议会里的固定席位。
“专制需要神话与鬼话，而自治需要理性和反思。”对于国家治理来讲，多中心治理“有为规模减压的功能。”让压力由多个主体分担，避免单中心压力过大，这样既保证了国家的稳定与统一，又能够给基层创造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使整个社会充满活力。而如何实现“多中心治理”和“双主体法权”则需要管理者更多地了解历史，并且面向未来，拥有极其伟大的眼光和胸怀，相信民众并且自愿放弃一些既得利益，能够认同民众的自我学习与成长性，那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指日可待！
关于历史的书籍浩如烟海，专注于中国几千年政治史的书籍不多，其中大多是使用传统的文字描述和简单的史实堆砌，而能够言简意赅地透彻分析4000年来中国政治史并使用数理逻辑分析论证的方法来论述的书籍更少之又少，这也是本书最大的阅读点。
不管是否具有完整的国家形态、不管国家的组织形式如何，政治都是围绕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而产生和发展的。研究政治史，目的是使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能够采取一种更加稳定、长治久安的统治方法；也为了让被统治者能够生活得更有尊严、更自由。
分久必和，合久必分。从历史上看，宽容的统治（负压政治）会给下面更大的自由度，社会更有活力，负面是容易诱发战乱，导致国家分裂；而更加严苛的统治（高压政治），会产生中央高度集权的局面，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失去活力，并且伴随着高压权力下的社会整体腐败和癌变。纵观4000年中国政治史， “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都在舍活力而取稳定。”那么，活力之“鱼”与稳定之“熊掌”我们能否兼得呢？本书正是给出该问题之答案及可行性。
本书纵贯古今，详细分析了4000年来中国政治已经出现的各种形态，依治理形态将其分为平天下（大禹创制，夏商两朝实行）、兼天下（周文王创制，两周和春秋实行）、霸天下（嬴政及秦国创制，秦帝国实行）、分天下（刘邦创制，汉初、唐初和清初实行）、龙天下（刘邦和刘彻创制，汉武帝后的两汉、隋、中唐、宋、元、明以及清朝中晚期实行），并详细分析了各种治理模式的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压力模型以及优缺点，很多分析透彻并一针见血，让我们能够清楚的看懂几千年来各种政治模型的利弊。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五个“黄金时代”，也可以称为“太平盛世”：春秋时代、文景之治、贞开之治、康乾盛世和民国十年。经过作者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些“黄金”或者“盛世”都产生于“负压或者负压与高压的混合政治。”因此 “负压”政治对于中国社会带来的益处是要远远大于“高压”政治的。但是为什么4000年的中国社会，一直对于“高压”政治情有独钟呢？因为“整个冷兵器时代，只有统一和强大，华夏国家才能免于被边缘蛮族所入侵。这就是因国家安全需要而产生的对国家大规模统一的依赖。”而统一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上，如果是单一的治理中心的话，必然产生强有力的高压政治，这也就是为什么4000年来，“高压政治”所占的时间远远大于“负压政治”所占用的时间的原因。
本书另外一大亮点是作者运用丰富的逻辑推理能力，并且使用了数学方法，推论出了 “权威—自由曲线”，让我们看到了在单一治理中心条件下随着国家治理半径的增大，统治压力（专制程度）随之增大，而民众的活力（自由度）随之减小的数学模型，得出了“若要国家稳定就要丧失部分活力”的结论。
解决这一难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多中心治理”。笔者曾经于21世纪初与国内某IT公司管理者聊天，谈到了公司治理的问题。当时该企业在国内率先采用了发达国家IT企业普遍采用的的“大区—事业部制”。所谓“大区—事业部制”就是除了总部的少数管理者以外，每个人都“活动于”双重领导并且具有双重身份：横向上他隶属于某区域，比如东北、华北等，而纵向上他又直接受总部的行业事业部制约，这样一个人就在行政上由地方管理，比如出勤、奖金等，而在业务指导上又受到行业事业部（比如电力、电信、金融等）的直接指导。当时我与该负责人聊天的时候，他说这种模式在企业小的时候，看不到太多优势，甚至因为一个人要受到双重领导并且有两套领导班子会给企业的管理造成一定的困扰，而随着企业规模扩大这种双重管理的架构——也可以称为“矩阵式架构”——的优势就会显现出来。与我聊天是该企业还只有几百人，而目前该企业已经发展到员工数万人，年营业额数十亿的规模，也的确显现出“矩阵式架构”的巨大优势。
法权，指的是依法享有的权利，或者法定享有的权利。所谓“双主体法权”就是指“公民法权”和“地方法权”，具体形式就是选票和议会里的固定席位。
“专制需要神话与鬼话，而自治需要理性和反思。”对于国家治理来讲，多中心治理“有为规模减压的功能。”让压力由多个主体分担，避免单中心压力过大，这样既保证了国家的稳定与统一，又能够给基层创造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使整个社会充满活力。而如何实现“多中心治理”和“双主体法权”则需要管理者更多地了解历史，并且面向未来，拥有极其伟大的眼光和胸怀，相信民众并且自愿放弃一些既得利益，能够认同民众的自我学习与成长性，那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指日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