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世界的正义

最近地下水污染的新闻很多，把自己写的这篇旧文翻出来又看了一下。事情总在不断地循环发生中...



A Civil Action 是一本Civil Right案例纪要，主要围绕80年代的一个著名案例：两座公司生产中的化学废料污染了波士顿附近一个村镇的水源，饮用该水源的居民（尤其是幼儿）纷纷得白血病死去。——真相在污染多年后才被发现，一个年轻的律师代表他们经过五年诉讼，终于胜诉。

这本书是一位律师朋友推荐的，因为我一向对这类题材比较感兴趣（大概就是John Grisham的水平），尤其关注环境议题。这本书销量曾经排名第一，还是很多法学院指定读物，所以大概很多人都有看过。虽然不是小说，剧情发展不能随意构思，怎么奇幻怎么高潮怎么来，可是作者功力很深，结构安排得非常严谨，文字浅显（虽然里面有些医学和法律名词我看不懂又懒得查字典，不过不影响阅读），情节——嗯，扣人心弦。



故事的开篇从86年宣布判决的那天开始倒叙，故事的主角，一位（曾经相当成功的）年轻律师面临着破产的边缘，他在这个案件已经投入太多无法翻身。他欠下好几个月的事务所房租和员工薪水，他的保时捷因为贷款欠缴而被警察拖走。比起他的财务困境来，他的思索全集中在案子的判决上。

故事回到66年，那个波士顿附近的村镇Woburn。当地的工业不算很发达，市政府也不算很有钱。故事的被告，制革厂和食品公司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居民也多不是受过高等教育，职业特别体面的城市精英。自从市政府为了满足人口发展的供水需要，在镇东面开井取水后，当地居民便一直抱怨自来水有怪味。政府工程师（他本人和三个孩子也住在那个区域）数次出来澄清，怪味是因为杀菌需要加入氯气。政府几次迫于投诉，关闭这两口供水井，但是又因为夏天缺水季节而重新开启，如是往复循环几年。

受害者，后来案件的起诉人之一，Anne一家就住在这个小镇上，Anne本人是家庭主妇，她的先生是一名工程师。他们也察觉到自来水的怪味，也曾经打电话和写信向有关方面投诉。但是他们并没有察觉到太多。水的味道太怪，便用橙汁释稀或者煮开泡茶。他们的邻居也是这样，还有比较穷的妈妈，只负担得起罐装奶粉，用自来水冲开给婴儿饮用。

就像你想象到的，病魔开始缠绕上这些孩子，一家，然后另一家。Anne的儿子抱怨不舒服，被送到儿科医生处，病情被怀疑，化验，确诊。然后被转送到大医院，由一位儿科白血病的专家诊治。病情得到控制，然后又复发，周转数年，Anne终于失去了儿子。



相似的故事在Anne周围上演，小孩子被白血病渐渐的夺去生命，母亲因为看护而奔波憔悴，夫妻因为危机而无力维护婚姻，家中经济因为病人而更加窘迫...Anne听到越来越多相似的例子，她开始怀疑是否空气和水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她和一向关心他们的牧师商量，又把想法跟儿子的主治医生倾诉。尽管主治医生经验丰富，可是研究白血病的成因并没有太多定论，而且作为专科医生，他看多了患者因为同病相怜，会特别注意周围有着相同的病情的患者。然而事情渐渐的恶化，更多的孩子死去，当地报纸报道了水源被污染的消息。疾病控制中心对此进行了将近一年的调查，证明了水源里含有多种污染物质，责成市政府关闭了水井。但是，中心并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水源里的有害物（其中一种是TCE），就是孩子白血病的直接成因。

这些死去的孩子中，曾经有一个白血病孩子先被误诊感染而接受了不成功的膝盖手术，以至不良于行。她的母亲找到波士顿一间以civil right著名的大律所（以下简称REED），对方接受了她作为客户，但是并没有真正行动。直到数年后疾病控制中心的报告出现，怀疑和愤怒的家长也通过介绍，希望REED能为他们起诉。这个案件，周转到所里的年轻律师John和他的伙伴Conway的手里。同时事件也引起政府公众利益律师的注意，John开始和他们合作这起诉讼。（后来因为试验和调查费用投入太大，政府部门撤出，John又离开REED自立门户，就变成John自己艰苦奋战了）



书里叙述了几个John之前办过的案例，写得简短但是生动，判决乐观，这也是这本书值得一读的原因。作者从这些案例里描述了John的性格：刻苦，聪明，言辞流利，擅长辩论。虽然经验不深，但是看准一切就孤注一掷，他是那种不喜欢风平浪静，反而喜欢大起大落的人。

John起初对这个案件并不在意。医学界对于白血病的成因一向没有定论，当地的水源污染尽管可能牵涉到12个白血病孩子的死亡，但仍然只是可能。他在资料中发现政府公共环境中心（文中提到很多机构，可能我引用有错，见谅。）早年间已经责成制革厂和食品公司改善排污量。（其中制革厂是波士顿湾第二排污大户），但是对方迟迟不见行动。这个发现燃起了他的热情，制革厂和食品公司各是大公司的分支，按照律师的话来说，这些被告有“Deep Pocket”，这场官司值得打。（作者这里写得很真实，律师就是律师，为正义为公理固然高尚，但是能推动起诉车轮的，还是金钱。一场官司有没有必要进行，进行到何种投入程度，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胜诉的把握，和事后的赔偿金额。）

起诉书上交法庭以后，对方公司，Beatrice和Grace都各自聘请了自己的辩护律师。两位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兵，大律所经验老到的律师，其中一位还兼作哈佛法学院的教授。看到这里我脑海突然冒出一句话：挑选你的对手，尊重你的对手。

对方的律师并不容易挑战，他们立刻注意到John的资历很浅，便将案件由州法院提请到联邦法院，增加起诉律师的难度。并且提起了几个不容易应付的motion，John都一一化解过来。这时候，Woburn的病情引起哈佛一位医学教授的注意，他对此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写出了一份153页的报告。这份报告，Harvard Health Study成为日后起诉的依据之一。报告并没有完全指出TCE和白血病的联系，只是严谨的证明，得到白血病的孩子，比起没有得病的孩子，曾经更多的饮用过被污染的水源。

（我觉得这个案子之所以日后影响深远，和Woburn-波士顿所处的地理位置相当有关。如果是真正的穷乡僻壤，恐怕很难召集如此多专家关注和研究。书中提到的律师除了John是Cornell的，其他有关律师很多是Harvard门下精英，互相的斗争各有理据，缜密锋利。案子采用的医学研究和医学报告也大多是哈佛医学院所做，实验严谨，结论可靠，对日后真相的揭开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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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收集证据，John聘请了12名专家，包括癌症，神经学，免疫学等等为Woburn的居民做了详细的检查。这是一笔巨额的花费，但是也证明事情并不仅仅是几个白血病的儿童。凡是饮用被污染水源的人，经过深度的检查发现，每个人的心脏，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都被损害了。每个人的病情是如此相似，以至于一个不知情的医生在面对这样惊人的检查结果时，以为他的机器出了问题，测试了一遍又一遍。在当年怀孕的妇女中，只有一个的婴儿健康的存活下来。

（TCE在工业上作为一种油脂溶剂，如果进入人体，会将保护神经的脂肪层彻底的溶解掉，因此造成人神经系统的紊乱甚至死亡。TCE容易挥发，因此在热水中可以通过蒸汽进入人体。即使是不饮用污染的水源，只是用来洗手，洗澡，也会将自己暴露于危险之中。）

对手也没有放松，他们聘请了28位医疗专家。

案子的法官Skinner，是比较偏向Beatrice的律师Facher的。他们有共同的教育背景，年纪相仿，法律的观点也常常不径而合。在一次听证会中，法官提到了Harvard Law Review里的一篇文章，他援引里面的观点，认为统计的概率，不同于现场取得的证据，因此Harvard Health Study，这份统计分析，不能作为案子的证据。John虽然勉强同意了法官的指令，但很幸运的，他找到了这篇文章的作者，Nesson作为他的同盟。Nesson也是熟悉法理的哈佛教授，他认为要提高这类案子的影响力，为污染全美的各企业敲响警钟。所诉的赔偿额将不只是受害家庭的赔偿，更是对大公司的惩罚手段。当年Beatrice的年收入是43.6亿，Grace是19.8亿。起诉律师决定将索偿金额提高到这两家公司一整年的收入。自然，这样的赔偿额遭到了两家大公司的激烈反对。



审讯正式开始了，法官将审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确定Beatrice和Grace的污染从Beatrice和Grace的污染直接到达了水源地。如果陪审团认为这个结论不成立，那么下面的审讯，包括对受害家庭的赔偿也不会继续。这样的安排对John很不利，如果审讯能够一开始安排受害者的陈诉，激起陪审团的同情心，那么案子的赔偿将是非常容易。而现在这样枯燥的理论性调查，充满数据和统计，陪审团得到的只是事件的一个片面，无法将污染和Woburn的病情联系起来，得不到一个连贯的因果，一个完整的序列——他的战斗还很长。

John为了证明他的论点，他所聘请的地质工程师钻探了157个监察井，分析数据达到1万2千页。该地区的水质研究成为了历史上最充分的水质研究。而Beatrice的证人之一，则是一直宣称水质安全的政府工程师。他本人于作证后一个月确认患上白血病，数月后去世。

双方传召了一个又一个证人，又互相质询彼此的证人，有时候一个证人需要用上一整个星期才能完成作证。John在Grace里找到了非常有利的证人，几位有正义感的雇员愿意证实，他们确实有将擦拭食品机器后的TCE直接倒入工厂后的空地上。而Beatrice制革厂的主人，却顽固的否认在他的范围和历史中，有过TCE的存在。

保护自己是每个人的天性，逃避，谎言，牵扯，掩饰在现实中一再出现。危机中可能可以唤起人性的正义和良知，也可能会看到更丑陋的一面。



时日僵持着，John的律所已经在这件起诉中花费了大量钱财，医疗专家，地质专家，各种调查费用，事务所的日常开支，员工的薪水。他并没有接揽其他的案子。因此没到判决或者双方和解金额的那一天，他只有支出，没有收入。律所和每个人的经济状况都每日愈下，John把他的住宅抵押给银行，借到的钱又很快花掉，甚至有一天他连干洗费都无法付出，几乎没办法从干洗店拿回他的上庭外套。

最后一份证词终于结束，双方律师也完成了结案陈词。终于轮到了陪审团决定的时候。一天，两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漫长的时日过去了，在领头人几乎要退出，去进行他的心脏搭桥手术的时候，陪审团终于得到了一致的结论：Beatrice无罪，Grace有罪。

我觉得这样的判决和Facher的精明是分不开的，也和法官的偏袒有关系。这个案子判决在80年代，法官并没有认识到环境污染的严重性而给了Facher太大的空间。他对审判安排的方法，也影响了证据的呈交和陪审团的意见。



这样的结果自然不是John所想要的，一个本来有罪的公司貌似清白的走开了。他所能所要的赔偿额也大大的降低。Grace的命运也不好过，公司股票在判决结果出现后，一天内下降了3%，Grace的股东损失了15.5亿。

除了政府和法律，还有资本的金钱更可以制挟一个公司。在自知有罪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如果为了避免这样的损失，衡量之下，也许会接受事先和解。当然没有人能预见到未来，股票的走势，和解的金额，不服判决上诉的费用，可以变动的因素太多。

如果John能预见，也许他当时也不会拒绝Facher在开庭前提出的二千万和解。



案件判决后，John的拍档终于发现了被制革厂厂主隐瞒的证据，一份早年所作的重要的土质报告并进行了上诉。但是法官基本上并没有更改他的决定。

John和Grace终于坐到了谈判桌的两边。这时候的John，财政已经是山穷水尽，他并没有太多能和Grace这样的大公司慢慢的耗了。他所索要的最后赔偿，由最初雄心壮志的数亿，降到了2千5百万，最后双方以8百万和解。案件的费用是二百六十万，而John的律所的收费是二百二十万。每个家庭得到约四十五万。

John最后file了破产，他欠了一百多万的债务无法清还，其中三分之二是国税和州税。他接手Woburn的目的——Getting rich by doing good ——并没有达到。 又经过数年挣扎，他终于走了出来，在一个朋友的律所工作，结了婚并且有了孩子。



政府——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在这个案件之后作了非常详细的Woburn地质调查报告，并起诉了Beatrice和Grace.经过诉讼，两家公司同意支付6千4百万的该 地区清理费用，这是新英格兰地区规模最大和最耗费的环境清理运动，预计历时50年。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