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谟讲义

历来都有对《大禹谟》的质疑，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考证这篇文章的不合时宜。顾颉刚先生认为，这篇文章所提出的五行观念是战国人才有的，所谓六府不过是五行加上农业而已。后来的颜元也将六府三事当作自己学派的不传之秘，虽然自己的学生李塨早已经在南方知道《大禹谟》靠不住了。清人对于《古文尚书》的仇恨，关键还不在于六府三事，而是在于程朱将其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厥执中”当成了传道要诀，对此清代学者只要证伪此篇，就能推翻程朱的学术基础。

当下总是有一些学者企图通过别门秘籍来试图说明两千年学术的虚妄，其风气大概是源自于清代学者，既然阎若璩能够证伪古文尚书，那么康有为就可以将古文经全部指认为新学伪经，当然到了钱玄同、顾颉刚直接将今古文经全部打到也并非是不可能的了。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楚地逻辑，也就说两千年人的眼睛都是瞎子，必须靠清人和民国学者才能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怪不得梁启超、胡适等人将清代学术等同于启蒙运动，其原因就在于清代人敢于疑经疑古，敢于反传统。这样的学风怎么就不能开出五四运动的激进主义呢？我们看到那些疑古派皆将自己的学术上溯到清代，撰写了为数不少的清代学术歌颂文章，想来原因就在于清代的疑经疑古了。现代知识分子当然可以将其看做是启蒙运动，但是我们必须说人家那是反满革命，利用考证来反抗满清统治，秀才造反的高级形式。

如果疑经疑古在清代还属于反抗清政府的隐匿形式的话，那么民国以降的疑经疑古其目的就非常可疑了。五四之后，反传统的主要方式就是胡适提倡的可学考据，但是满清已经推翻了，还有什么话不能直接说，还要通过皓首穷经来隐藏自己的政治观点吗？经学作为传统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不是已经在“民国”失去了政治合法性了吗？为什么还有包括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等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敌视和推枯拉朽般的批判呢？今天，我们早已经失去了经学在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人们已经不用科举考试了，为何还有人对于读经（读书）大加指责，或者冷嘲热讽呢？

根据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越是得不到，越是表现出某种嫉恨。现代知识分子因为放弃了传统德性，所以在现代也不招人待见。虽然他们号称是学苏格拉底，做城邦的牛虻，但是他们所做的无非就是败坏青年人的德性，引进外来的新神（德先生赛先生），而且反客为主，不仅将主人赶出大学，而且还要将孔夫子挖坟掘墓，李代桃僵——君如不信，请看今天所谓的教主大儒，昔日谁没干过批儒批孔，若不是当年因批孔批儒才读了写四书五经，今日怎好冒充大儒，祸国殃民呢？反正胡适、傅斯年、郭沫若都是国学大师了，所以一切皆有可能。

吐槽半天，主要还是想说明，大禹谟还是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献，至少这篇文章就算从东晋开始，到今天也已经一千七百年了，历代对于《大禹谟》的解释也汗牛充栋。哪怕一朝证伪，也说明不了这篇文章在历史中所起到的作用。我们还是回到文本中，看看这篇《大禹谟》到底说了什么，为何会在历史中产生如许多的影响。

一

如果说尧舜禅让还没有太多的疑窦的话，那么《大禹谟》中，虞舜与夏禹之间的关系，就非常耐人寻味了。在这篇《大禹谟》中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作为全文的重心，强调了君主如何才能获得百姓的信任。虞舜伯夷说的是保持君主的德性，知人善任就可以了。而夏禹则是提出六府三事作为君主的职责。第二部分是虞舜也同唐尧一样提出继承问题，夏禹表示谦让，并推荐皋陶。然后是虞舜对于皋陶的赞颂，皋陶立刻也谦虚了几句，认为赏罚是君主的职责。并认为这是虞舜的治理有效的表现。第三部分，这是非常突兀表示了，虞舜要将王位让给夏禹，来报答他治理洪水的功劳。然后讲述了一大堆君主德性的言辞。夏禹又是再三的推辞。但是，在虞舜的强力要求下，还是将王位让给了夏禹。如果按照《尧典》来说，这基本上就结束了，但是这里又增加了第四部分。也就是虞舜在禅让后，竟然让夏禹去讨伐三苗。如果我们对于《舜典》还有印象的话，就会发现三苗正是与共工、鲧并称的四凶之一。为何在《舜典》中还是四凶之一，到了《大禹谟》就变成了苗族了。当然，在一开始征伐中夏禹是企图用军事手段进行征服，但是与鲧治水一样，没有成功。在伯益的暗示下，告诉夏禹虞舜是如何登上王位的。于是就班师回朝了，而虞舜则通过修文教，而三苗顺服了。

二

通过上述叙述，就会发现与尧舜禅让有着非常多的疑点。我们面对上面叙述中的疑问，还是仔细阅读文本，看看是否能从细节中找到问题的答案。

在第一部分出场的人物主要是夏禹、虞舜和益三个人。虞舜是《尧典》《舜典》的主人公就不需要再介绍了。夏禹是鲧的儿子，是夏启的父亲，在虞舜任命下负责治理洪水，是虞舜的司空。益在《舜典》中是负责管理山川鸟兽的虞官。如果从同音的角度上，还有一个伯夷，是负责祭祀工作的。如果从专业角度说，益作为虞官是否能够提出应该选贤任能的话，我觉得是存有疑问的。如果换做是伯夷来说，也就是专门负责祭祀，那么他的任务就是负责人事工作，对于选贤任能是有发言权的。不管怎么说，这篇文章中出现的三个人物，都在谈论国家应该如何治理。虞舜和伯益两个人谈得比较虚，而夏禹说的比较实在。

我们先看虞舜是如何说的。他认为，唐尧能够选贤任能，从民间提拔人才，天下四方平安无事。听从众人的意见，舍弃自己的见解，遵从别人的正确意见。这些话说出来后，我就感觉到，虞舜这哪里是在追捧唐尧呢，完全是在为其提拔自己而歌功颂德嘛！不虐待无依无靠的人，不冷落贫穷困苦的人。这虽然是在赞颂唐尧，但是我们应该可以想到虞舜所生活的家庭，如果不是唐尧将其从中提拔上来，他现在应该还是那个样子吧！

很显然，伯益是听出虞舜言下之意，所以就顺着虞舜来赞扬唐尧的伟大，德行广大，圣明威武，皇天眷顾，使他富有四海。这是在赞颂唐尧还是在赞颂虞舜？如果不是虞舜英明神武，又如何能够登上王位，如何从一个穷家小子成为富有四海的君主？而夏禹则像是讽刺伯益，说从顺善道就吉利，从顺恶道就凶险。这岂不是在说，顺从虞舜就能够升官发财，暗指伯益拍马屁无耻吗？反过来，不顺从虞舜可不就是倒霉了，如自己的父亲鲧和共工，也不能说不顺从，只是王位竞争者而已，就被虞舜流放到四夷了。很明显，夏禹言中是有怨愤之意。

对此，伯益怎么会听不出来，他立刻就对虞舜讲，要谨慎，要戒惧啊！我们必须追问，这不是在谈论国家如何治理吗？虞舜不是提出要选贤任能，野无遗贤吗？这又何须戒惧谨慎，伯益这是要暗示什么？什么叫警惕不要出现失误，不要放弃原则制度？难道他是在听完夏禹的讲辞后，要虞舜警惕政治复辟吗？这就要求虞舜作为无产阶级领导人，应该保持先进性，不要放纵游逸，不要过度享乐。对同志应该如春风般温暖，对敌人要秋风扫落叶般地残酷。虽然虞舜你是从人民群众中来，但是不要完全被人民群众牵着鼻子走，不要为了追求百姓的赞誉而违背常道，也不要因为纵欲而惹怒百姓。这样坚持不懈地努力，而且对于政治不懈怠的话，就能够使四方来朝。

在伯益提出治理意见之后，夏禹明显不以为然，于是提出自己对于政治的看法。他认为，国家治理应该着重六府三事，分别是金木水火土谷和正德、厚生、利用这加起来九件事。如果按照顺序将这九件事做好，就能得到百姓的拥戴。然后，再教导民众奖善罚恶，才能使百姓远离邪恶。

对于夏禹提出的主张，我一直都存有疑问，六府究竟是指什么，五行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这对于百姓来说有什么用？相反，夏禹为何提出要谨慎教育百姓，让百姓拥有德行。在《尧典》《舜典》中，都是强调了唐尧虞舜的德性，在此基础上提到百姓民风淳朴。而不是君主强调应该加强民众的道德教育。因为只有由己才能达人，未闻可以不言修身，而先言教育百姓的。

而虞舜的回答，是说六府三事确实是治理百姓的方法。但是，他却没有将伯益和夏禹的讲辞相互对比，而是直接肯定了夏禹的治国方法。这也为后文中，虞舜将王位传给夏禹做了铺垫。

三

这是全文的核心所在，出场的人物主要是虞舜、夏禹和皋陶。皋陶是作为虞舜政府中的典刑官，负责处理刑事案件。虞舜和夏禹是上文已经出现的人物，我们就不多做介绍了。在这里，虞舜直接提出夏禹来接手王位。而夏禹提出了推辞意见。如果与唐尧加以对比的话，就会发现这里省去了向四岳百官询问的过程，也省略了让夏禹从基层开始锻炼，与四方诸侯交接的过程，直接就提出让夏禹继位。

对此，夏禹的反应是非常正常的，他立刻表示自己的得行不足以继承王位。因此，在文章中他推荐了皋陶作为王位的继承人。虞舜立刻就开始评价皋陶的功绩，认为他能够用刑法辅助教化，从而是百姓免于刑戮，这是皋陶的功劳所在。但是，我们也应该了解，替虞舜处理鲧的人，恰恰也是皋陶。换句话说，虽然下命令流放鲧的是虞舜，但是执行者却是皋陶。那么，我们就必须问，夏禹是真心推荐皋陶吗？

有参政经验的人都知道，司法系统的人员，如果秉公执法就难免的最权贵，遭到来自于政治体制内部的压制。也就是说，夏禹看到了皋陶在整个体制内是最为虚弱的环节，最容易遭到来自于官僚体制的联合反对，所以他才推荐了皋陶作为虞舜的继承者。无论从哪个角度，夏禹推荐皋陶都不是出自好心。

皋陶是非常明白夏禹的用心，于是就将自己对于刑法的功劳推给了虞舜的教化，认为国家能够省刑罚，是因为虞舜能够对待臣下简约，控制民众宽容那个，惩罚不连带子孙，奖赏延续后代。爱惜民众的德性，自然就能够协和百姓，百姓也自然不会触犯法律。按照皋陶的说法，都是虞舜实行德政的贡献。虞舜听了之后万分高兴，于是就说，能够使自己如愿地治理天下，四方百姓都能相应，都是因为皋陶的贡献。

如果按照文章来看，虞舜本来是想要夏禹来继承王位，但是在其推荐皋陶之后，就变成了皋陶歌颂虞舜的德性，而将继承之事放到一边了。也就是说，虞舜确实认为皋陶在法制上有突出贡献，这一点并没有太多的异议。那么，按照文意继续推论的话，就应该是虞舜提拔皋陶来接管王位。但是，下面的故事就发生了逆转。

四

在这一部分中，虞舜并没有承上文中对于皋陶的称赞，而是回过头来对于夏禹治水进行了不惜余力的赞颂。这就像伯益、皋陶对于虞舜的赞颂一样。问题在于，虞舜随后的讲辞非常值得玩味。

虞舜说，“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这句话背后有多少的无奈，我们都知道唐尧的时候洪水就已经泛滥了，所以才派鲧去治水，失败后被流放到四夷。于是，夏禹就顺利成章地接替了父亲治水的工作，而且将洪水治理成功了。仅就此功劳而言，虞舜就没有做到。所以，他暗示了夏禹的谦虚是有本钱的，治水的功劳是没有人能够夺走，所以没有人能够与夏禹争能争功。因此，将王位传给夏禹，是上天的安排，而不是虞舜自己的心意。然后虞舜就教导夏禹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君主。

这时候，夏禹依然在推辞王位，希望通过占卜来决定未来王位的继承者。如果，我们仔细读这段讲辞，就会发现夏禹的桀骜不驯，至少在面对虞舜的屡次禅让的请求，他都用坚决的语气加以拒绝。最后，虞舜要求夏禹继承王位，并在百官面前行禅让大礼。这里，可以与尧舜禅让进行对比，尧舜之间是翁婿关系，禅让之事虽然是国之大事，但也是家庭内部的传承。但到了虞舜夏禹之际，两人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继承关系，反而类似于竞争关系。虞舜的讲辞中，所透露出来的并不是提拔，而是不得已的无奈。

五

最后一部分是夏禹伐三苗，主要的人物还是开始的虞舜、伯益和夏禹。夏禹虽然继位，但是虞舜仍然健在，所以下令新君去讨伐三苗。如果跟后来的《泰誓》和《牧誓》相比就会发现，其中讲辞非常类似，只不过周武王讨伐的是纣王，而夏禹讨伐的是三苗而已。这个三苗是否与虞舜流放四凶的三苗有关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次讨伐是虞舜下令，让夏禹讨伐跟自己父亲鲧一同被流放的三苗，这个意义就非常不一般了。

跟所有的征伐一样，夏禹向士兵强调了讨伐的意义，在于伐无道而就有道。但是，非常可疑的在于，这次讨伐并没有成功。这就与后来的汤伐桀，武王伐纣有了很大的区别。如果说三苗无道的话，为何有道的明君夏禹却无能为力呢？这时候，伯益就对夏禹出了个主意，告诉他虞舜是如何处理家庭矛盾和政治问题的。夏禹听完后，就立刻班师回朝了。也就是说，夏禹自己宣告讨伐的失败。而虞舜只是在自己的朝堂中大施文教，宫廷中跳舞，三苗就乖乖归顺了。这样的对比，象征了实行文教的虞舜与实行无力征伐的夏禹之间的胜负。

结语

通读全篇之后，我们发现也许因为夏禹与虞舜有杀父之仇，所以在其他如伯益、皋陶赞颂虞舜之德时，选择了沉默和反抗。凭借着治水之功，他胁迫虞舜禅位给他，但是他还是缺乏治理的经验，于是就出现了征伐三苗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到夏禹往往仰仗的不是德性，而是武力。对此，《大禹谟》中对于夏禹这种仗势欺人进行了隐微的批判，告诫夏禹哪怕是获得了王位，依然要按照唐尧虞舜之德，勉励行政，而不是夸耀自己的武力和功绩。

对此，我们不难看到政治中微妙难言的部分，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就能感觉到作为官二代的夏禹，对于平民出身虞舜的不服气。因此，屡次以谦卑的形象来挟制虞舜禅让，但是在登位之后，却无法真正实现德政。对此，我们不免称赞唐尧选贤任能，而不是唯才是举的政治方针。虞舜在选拔继承人的时候，就不能延续唐尧的原则，这也是伯益在开始希望虞舜能够坚持的原则。但是，我们看到虞舜的妥协，导致了夏禹的继位，也反映出贵族对于平民政治的复辟。

就像凯撒意味着罗马共和国的终结一样，夏禹的儿子启，最终终结了原始共和制，将国家改造成了君主制。这一巨大的改变，与罗马共和国到帝国的转变一样具有深远影响。所以，虽然后世有很多人追思尧舜之德，却很少将其推及夏禹，其原因就在于人们还是追思德性之治，而不是感念因功而获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