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尊德性到道问学 ——刘巍《中国学术之近代命运》读后
在刘巍《中国学术之近代命运》出版之前，就曾在豆瓣上读过其撰写的《序言》。觉得其中关注的问题，与自己的研究主题非常接近，于是非常期待这部书的出版。网店出现预定，我就购买了一本。在到货后，我就兴致冲冲地拿来一阅。虽然，刘巍的《自序》已经在网上读过，但是仍不妨重读一过加深认识。在序言中，刘巍回顾了整本书的主要内容，通过梳理康有为、章太炎、胡适、梁启超和钱穆等人现代学术著作，分析中国学术近代以来的命运。按照刘巍说，他这部书借鉴了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标题，但是我感觉除此外还借鉴了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和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前者是以章太炎与胡适为中心，后者则以晚清公羊学到康有为和章太炎的政治改革为线索。这恰恰与刘巍的研究相重合，当然也有不同之处。
一
这部书并非传统意义的著作，而是一部论文集，除了《自序》外，全书分为六章，分别探讨了晚清至民国以来的数则学术公案：章学诚与“六经皆史论”、康有为与章太炎、胡适与“诸子不出王官论”、“戴震案“、钱穆与《刘歆刘向年谱》和《国史大纲》。如果仔细观察整部书，就会发现这六则近代以来的学术公案，总能找到钱穆的影子。刘巍也借鉴了大量钱穆与余英时的评论。在这里，就不妨提及刘巍与钱穆先生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书上介绍刘巍是钱穆之子钱逊的硕士。因此，这部书中有大量钱穆先生的评介就不足为奇了。
这六则公案中，我比较关注的是”六经皆史论“、”戴震案“和《刘歆刘向年谱》三案。因此，就抱着非常高的期待开始了阅读之旅。当然，我必须说刘巍非常熟悉余英时先生的著作，无论是从其引用还是其写作手法，都带有余氏特有的风格。我想这是应该点出的。如果说要有什么不同的话，则在于刘巍缺乏钱氏和余氏的识力和判断。
二
从晚清以来，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关注，有支持也有批评。对于这则公案，余英时在《戴震与章学诚》中已经有过论述，大陆学人也有很多关于此的论述，就不一一列举了。由于笔者曾因王阳明的六经皆史论，关注过晚清以来经史关系的讨论。但是，觉得这些讨论始终在于章学诚的本意，而忽视了经学与史学关系的互动问题。曾经根据《汉书艺文志》中《史记》隶属《六艺略》，而推断出史学本身是从经学渐渐独立，后人不知此，反而往往将《春秋》的经学与史学属性区分不清楚。
刘巍将章学诚”六经皆史论“，放置于《文史通义》整体的学术脉络中，用内证法论证”六经皆史“并非如晚清学者所持现代史学的观念，并对胡适和傅斯年将”六经皆史论“与新史学相比附加以批评。从而申述了钱穆关于”六经皆史论“的评论，认为晚清公羊学是受到章学诚”六经皆史论“的影响。随后，他应用了侯外庐的批评，但是大体是认同钱穆的观点。
此一点，我想刘巍虽然重新审视了”六经皆史论“，将其置入晚清学术的脉络之中，但是我个人感觉他并没有真正关注章学诚”六经皆史论“的历史脉络和传承，只是复述了晚清以来的议论。虽然，他似乎暗示自己支持钱穆的观点，但却并没有找出更多的材料来支撑此一观点。换句话说，他并没有对此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仅仅是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三
对于”戴震案“，其实与刘巍一样，是受到阅读梁启超和钱穆先生《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影响。对于戴震的不同评价，正可以折射出民国学术的不同系谱。
在这一节中，刘巍着重论述了胡适、梁启超和钱穆三人对戴震的评论，并着重分析了钱穆对于胡适和梁启超两位的批评。在刘巍看来，胡适对于戴震的评价，来自于受到西方科学实证主义的影响，因此在清代选取了戴震作为自己科学考证的代表加以表彰。梁启超先生则针对胡适科学主义，提出戴震反对理学的启蒙主义立场。而作为民国宋学代表的钱穆，则分别针对胡适和梁启超的现代性立场提出批评，认为戴震在清代学术史中，并非受到了颜李学派的影响，而戴震的反理学立场，也被钱穆通过其剽窃赵氏《水经注》案加以否定。
在罗列三位学者对”戴震案“的观点后，刘巍分析了三位观点和立场的缘由，并进行了同情性理解。但是，整篇文章下来，他并没有提出自己对于”戴震案“的最终结论。而且，他似乎对于钱穆道德史学的立场反而有所不满。
四
对于《刘歆刘向年谱》这一案的分析，与前文一样，刘巍通过对钱穆发表《刘歆刘向年谱》过程及其影响的罗列和分析，认为钱穆吸取古文经的观点，对今文经加以批评。并引用刘节的评议，对钱穆的观点加以对比。
对于钱穆《刘歆刘向年谱》的争议，直到晚年他仍然津津乐道。对此，我们对此问题也应该如刘巍一样谨慎对待。此节，刘巍引用了顾颉刚、胡适和傅斯年等人对钱穆此文的评论，认为钱穆此文对康有为、崔适的观念有很大的反击。虽然，顾颉刚和钱玄同依然持今文经的观念，但是学术界已经接受了钱穆及其观点。
今古文之争的问题，绝非仅仅通过廖平、康有为、崔适、顾颉刚、钱玄同、钱穆的论述，就能梳理清楚。如果，放到整个中国学术史中，就能发现今古文问题，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也就说，钱穆和顾颉刚所争论的是狭义的今古文经的真伪问题。而今古文经的争议，也就是学术与政治的争论，并未因钱穆这篇论文而终结。此问题，刘巍也并没有注意到。
五
整部书可以说，是对于晚清至民国时期重要学术公案的梳理，无论从材料还是写作上都中规中矩。但是，我们必须说，这种写作仍旧是现代学术范式下，也就是继承了清代汉学文献学传统。因此，这就必须面对传统学术中的汉宋问题。
我们前面提到，刘巍对于钱穆道德史学不以为然，这恰恰表明了他对于宋学或者理学立场的不熟悉。现代学术要求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分离，这本身就是余英时曾经探讨过的老问题。但是如果关注钱穆学术立场的话，就会发现他特重朱熹，并撰写《朱子新学案》。其实，他强调的汉宋调和，正是要重新恢复尊德性和道问学合一的学术传统。也正是在这意义上，钱穆才表彰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而刘巍显然，不明白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区分，正是这种不理解，才导致了他这部书缺乏恒定的学术立场，虽然同情钱穆先生的观点，却不能真正接受。虽然批判现代学术，但却无法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
因此，这部书在道问学的立场上，是比较成功，但却无法在众多观点中求一是。而在传统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合一上，仍表现的隔膜和下意识地反抗。
结论
本书作为反思传统学术到现代社会发展的专著，很明显收到了近十年民国学术研究思潮的影响，除了文章开始提到的汤志钧、陈平原外，余英时、罗志田、王汎森、桑兵等人的评述也随处可见。在这么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想要创新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刘巍通过对晚清民国学术公案的梳理分析，试图超越现代学术藩篱。虽然，从整本书撰写来看，并没有完全做到，但仍不失可贵的尝试。
一
这部书并非传统意义的著作，而是一部论文集，除了《自序》外，全书分为六章，分别探讨了晚清至民国以来的数则学术公案：章学诚与“六经皆史论”、康有为与章太炎、胡适与“诸子不出王官论”、“戴震案“、钱穆与《刘歆刘向年谱》和《国史大纲》。如果仔细观察整部书，就会发现这六则近代以来的学术公案，总能找到钱穆的影子。刘巍也借鉴了大量钱穆与余英时的评论。在这里，就不妨提及刘巍与钱穆先生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书上介绍刘巍是钱穆之子钱逊的硕士。因此，这部书中有大量钱穆先生的评介就不足为奇了。
这六则公案中，我比较关注的是”六经皆史论“、”戴震案“和《刘歆刘向年谱》三案。因此，就抱着非常高的期待开始了阅读之旅。当然，我必须说刘巍非常熟悉余英时先生的著作，无论是从其引用还是其写作手法，都带有余氏特有的风格。我想这是应该点出的。如果说要有什么不同的话，则在于刘巍缺乏钱氏和余氏的识力和判断。
二
从晚清以来，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关注，有支持也有批评。对于这则公案，余英时在《戴震与章学诚》中已经有过论述，大陆学人也有很多关于此的论述，就不一一列举了。由于笔者曾因王阳明的六经皆史论，关注过晚清以来经史关系的讨论。但是，觉得这些讨论始终在于章学诚的本意，而忽视了经学与史学关系的互动问题。曾经根据《汉书艺文志》中《史记》隶属《六艺略》，而推断出史学本身是从经学渐渐独立，后人不知此，反而往往将《春秋》的经学与史学属性区分不清楚。
刘巍将章学诚”六经皆史论“，放置于《文史通义》整体的学术脉络中，用内证法论证”六经皆史“并非如晚清学者所持现代史学的观念，并对胡适和傅斯年将”六经皆史论“与新史学相比附加以批评。从而申述了钱穆关于”六经皆史论“的评论，认为晚清公羊学是受到章学诚”六经皆史论“的影响。随后，他应用了侯外庐的批评，但是大体是认同钱穆的观点。
此一点，我想刘巍虽然重新审视了”六经皆史论“，将其置入晚清学术的脉络之中，但是我个人感觉他并没有真正关注章学诚”六经皆史论“的历史脉络和传承，只是复述了晚清以来的议论。虽然，他似乎暗示自己支持钱穆的观点，但却并没有找出更多的材料来支撑此一观点。换句话说，他并没有对此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仅仅是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三
对于”戴震案“，其实与刘巍一样，是受到阅读梁启超和钱穆先生《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影响。对于戴震的不同评价，正可以折射出民国学术的不同系谱。
在这一节中，刘巍着重论述了胡适、梁启超和钱穆三人对戴震的评论，并着重分析了钱穆对于胡适和梁启超两位的批评。在刘巍看来，胡适对于戴震的评价，来自于受到西方科学实证主义的影响，因此在清代选取了戴震作为自己科学考证的代表加以表彰。梁启超先生则针对胡适科学主义，提出戴震反对理学的启蒙主义立场。而作为民国宋学代表的钱穆，则分别针对胡适和梁启超的现代性立场提出批评，认为戴震在清代学术史中，并非受到了颜李学派的影响，而戴震的反理学立场，也被钱穆通过其剽窃赵氏《水经注》案加以否定。
在罗列三位学者对”戴震案“的观点后，刘巍分析了三位观点和立场的缘由，并进行了同情性理解。但是，整篇文章下来，他并没有提出自己对于”戴震案“的最终结论。而且，他似乎对于钱穆道德史学的立场反而有所不满。
四
对于《刘歆刘向年谱》这一案的分析，与前文一样，刘巍通过对钱穆发表《刘歆刘向年谱》过程及其影响的罗列和分析，认为钱穆吸取古文经的观点，对今文经加以批评。并引用刘节的评议，对钱穆的观点加以对比。
对于钱穆《刘歆刘向年谱》的争议，直到晚年他仍然津津乐道。对此，我们对此问题也应该如刘巍一样谨慎对待。此节，刘巍引用了顾颉刚、胡适和傅斯年等人对钱穆此文的评论，认为钱穆此文对康有为、崔适的观念有很大的反击。虽然，顾颉刚和钱玄同依然持今文经的观念，但是学术界已经接受了钱穆及其观点。
今古文之争的问题，绝非仅仅通过廖平、康有为、崔适、顾颉刚、钱玄同、钱穆的论述，就能梳理清楚。如果，放到整个中国学术史中，就能发现今古文问题，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也就说，钱穆和顾颉刚所争论的是狭义的今古文经的真伪问题。而今古文经的争议，也就是学术与政治的争论，并未因钱穆这篇论文而终结。此问题，刘巍也并没有注意到。
五
整部书可以说，是对于晚清至民国时期重要学术公案的梳理，无论从材料还是写作上都中规中矩。但是，我们必须说，这种写作仍旧是现代学术范式下，也就是继承了清代汉学文献学传统。因此，这就必须面对传统学术中的汉宋问题。
我们前面提到，刘巍对于钱穆道德史学不以为然，这恰恰表明了他对于宋学或者理学立场的不熟悉。现代学术要求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分离，这本身就是余英时曾经探讨过的老问题。但是如果关注钱穆学术立场的话，就会发现他特重朱熹，并撰写《朱子新学案》。其实，他强调的汉宋调和，正是要重新恢复尊德性和道问学合一的学术传统。也正是在这意义上，钱穆才表彰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而刘巍显然，不明白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区分，正是这种不理解，才导致了他这部书缺乏恒定的学术立场，虽然同情钱穆先生的观点，却不能真正接受。虽然批判现代学术，但却无法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
因此，这部书在道问学的立场上，是比较成功，但却无法在众多观点中求一是。而在传统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合一上，仍表现的隔膜和下意识地反抗。
结论
本书作为反思传统学术到现代社会发展的专著，很明显收到了近十年民国学术研究思潮的影响，除了文章开始提到的汤志钧、陈平原外，余英时、罗志田、王汎森、桑兵等人的评述也随处可见。在这么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想要创新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刘巍通过对晚清民国学术公案的梳理分析，试图超越现代学术藩篱。虽然，从整本书撰写来看，并没有完全做到，但仍不失可贵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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