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巴别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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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有关巴比塔（Tower of Babel）的故事，相信是不少了解西方文化的读者所熟知的。此塔又名通天塔，据《圣经•创世记》记载，人类曾经是说着同一种语言的共同体，曾希望联合兴建一座能通往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令其相互之间不能沟通，通天塔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这是基督教为世上出现不同语言和种族所提供的一种解释，无论相信与否，人类各种族之间有着语言、文化的差异，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然而，自远古以来，人类基于与生俱来的交流沟通的愿望所进行的文化交流却从未停歇。正因此，我们才有可能将今日文化交互频繁的世界冠之以“地球村”的称号。
既为“文化交流”，则必有“输出”与“输入”，缺一不可。从这个意义上讲，双向度文化交互的效果，在根本上仍然取决于两个文化体本身的文化底蕴，中法两国的文化交互在这点上确实堪称典范。两国文化的历史悠久、各富情趣，早已为世所公认。最要紧的是，这两个文化体彼此对对方都充满了好奇，交流因此而成为可能。远的且不论，仅自近代以来，中法文化便交互不断，法国因此成为西方汉学研究的中心之一，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思潮更是深受法国文化的影响，绵延百余年而不绝。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国内的法国文化研究与出版，常年来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水准，少有鱼龙混杂的现象，这大概与其研究团队的精英化有着莫大的关系。今年，一向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乐黛云主编了一套《远近丛书》，其中率先推出的，正是数位中法作家、学者就同一主题撰写的文字。两种文字经互译后在两国分别出版，这在两国均属首次，况且丛书的写作者多为名家，不能不说是一项创举。
比如，编者分别邀请了作家张炜与中国文化的资深研究者法国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施舟人来撰写“童年”这一主题。可以说，这是一个永恒的文学命题，既寻常，又不容易写好。巧合的是，两位写作者都有着并不轻松愉快的童年记忆，前者是由于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政治歧视，后者则是因为战争和针对身边犹太人的杀戮。但即便如此，他们的童年也如同所有孩子的童年一样，不时闪现着自由欢乐的景象。在张炜那里，这欢乐的源泉是大自然。在人群里饱受屈辱的孤独少年，在树林、大海、鲜花、莽野的世界里获取到了心灵的慰藉，从此终身养成了依恋自然的习惯，难以完全融入到城市和人群的嘈杂氛围中。而在法国学者那里，早年间就入读的儿童公社，那种给孩子们以完整自主空间的教育试验，显然迥异于当时欧洲一般学校的严苛，为战争阴影下的童年增添了一分耀眼的亮色——虽然其中也并不乏某些不近人情的清规戒律。
难能可贵的是，两位作者在各自叙述了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后，又各自向前延伸了一点。法国作者反思了童年公社乌托邦式的生活环境对他一生的影响：充满好奇心和创造力，独立能力强、热爱艺术、能与体力劳动者愉快地相处……与此同时，缺点也同样一目了然——难以适应适应社会，更不要提事业有成。与施舟人的反思有所不同，张炜对于童年亲近大自然所带来的一切始终抱着感恩的态度：大自然不仅是其童年不可或缺的庇护所，也成就了他内心的敏感、丰盈，帮助他在未来成为了一名作家，他为此而感激大自然的赐予，并由此而认为文学和自然一样，有着反抗物质主义的功用。这也许没错。不过接着他又说，“文学的确是商业扩张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死敌”，“文学家在今天不自觉地就成了浪漫的战士”。这隐隐透露出作者身上来自过往年代的、带着革命意识形态的精神痕迹。在我看来，这就不免有些乌托邦的意味了。事实上这类呼吁本就鲜有市场，加之用了这样的表述方式，大概是有点过犹不及了。
在《天》这本书里，著名哲学家汤一介先生以自己从开蒙到大学的读书经历为线索，为读者勾画了自盘古开天劈地以来，中国古人对“天”认识与理解的嬗变过程。法国的文化教授汪德迈则从为我们梳理了西人眼中的“天”，并不时与中国人眼中的“天”作对比。
作为哲学研究大家的汤一介，在这部小书里以娓娓道来的语调，述说了自己亲身经历的对中国文化中“天”的概念不断加深理解的过程，间或夹杂一些关于天的著名古诗词，令人得到了美的享受。而在某些地方，他又不减学者本色，在书中不时不露痕迹地引导读者走向思辨，探讨“天”的哲学诠释。比如他说，中国哲学中的“天”，既不相当于英语的sky或heaven，也不相当于nature，更和god不相同，然而它又可以相当于sky、heaven、nature，甚至于god。又如，他认为中国哲学的中心就是有关天与人的关系问题，并由此带出“主宰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的概念，令人读后不由地需要回味深思一番。而同一主题的法方论述者的文章，则令我等读者对于西方传统中的“天”有了提纲挈领的了解，同样很值得一读。不过，或许是由于该书篇幅限制的缘故，又或许是由于作者双方预想中的阅读者都是生长于对方文化传统的人群，该书的所有论述均点到为止，未加展开，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同一系列中《树》的中方作者，是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艺术与建筑学教授兼资深策展人唐克扬，法方作者巴士曼是作家出身的建筑师、中世纪文化史家。“树”，在中西方文化里，都是一个极富诗意的意象。在这部书中，唐克扬讲述的是一个关于五颗树的故事，在叙述时，作者故意混淆了梦境与现实，“就像两小时电影里偷工减料的英雄史诗……分不清灾难和盛世，也似乎没有任何时间的顺序。”这小说式的札记写得亦庄亦谐，又古又今，颇具迷幻色彩，但确实那种特别有文化范儿的迷幻，让人读后忍不住对那个虚构的世界心驰神往。巴士曼的“树”同样纵贯古今，但却是另一种风格。全书从人类对树的崇拜写起，从树作为保存记忆不可或缺的书的原材料，写到古时的城墙、中世纪的教堂，再写树与艺术与战争的关系，树启发了齿轮的发明等等，不一而足。究其根本，作者是在试图追溯树在西方文明史上不可替代的作用。读这般驳杂而有趣的文化书，不禁令人想到，吾国同样拥有许多有意思的文化史料，何以无人挖掘而作出此等足可传世的读本呢？
把最好的留在最后。我要说的是程抱一和高宣扬的《对话》。我说这两部书好，绝不仅仅是因为它的作者，一位是拥有“不朽者”的伟大称号的法兰西学院院士、华裔学者、作家、诗人，另一位是国内最优秀的法国思想文化研究者，而实在是因为在整个阅读过程中，我都被这本小巧玲珑的书深深吸引，读后既有醍醐灌顶之感，又绝不乏把玩文本的愉悦。
首先要说的是，这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对话录。准确地说，是两位作者是在“自说自话”，但这绝不降低文本的含金量。与现今随处可见的注满水分的“名人对话录”，不同，整本书全是“干货”。程先生在叙述自己适应法语写作的艰难历程时，并不刻意突出艰苦，却经常信手拈来地引用一些行文充满机巧的法语诗歌，一来是借以证明中国的表义文字与法语拼音文字之间的巨大而有趣的差异，同时也令读者多少领悟到拼音文字在诗歌创作中的妙用：一个单词的发音，往往会与它的涵义之间有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妙联系，这也恰恰是西方诗歌传统中，“诗意”的重要来源。而这种或可称为“通感”的美妙感觉，同时也是中国古典诗歌所拥有的：“凭借外界景物表现内心世界，为使那幽深的感觉变得生动起来，并由此完成和有生宇宙其他元素之间的心灵融合。”读到这里，身为凡夫俗子，我们怎能那感叹人类心灵有着如此奇妙而伟大的相通！
高宣扬的文本，主要是围绕程抱一先生的小说《此情可待》展开的。而在我看来，该文本的最后两节《美的至善本质》和《美与恶》，实在堪称全文之精华，有画龙点睛之妙，更令全文在高潮处收尾，留给读者极其美好的阅读体验。
作者指出，与惯常认为的不同，“美”的对立面并非“丑”，而是希望毁灭“美”的“恶”。与没相比，恶是非本质的、肤浅的，但它却具有空间上的无限性。更可怕的是，由于恶的无原则性，它可以寄生于美，使使人混淆美与恶的界限，受其蛊惑而追随之，由此甚至肯能产生出毁灭世界的力量。但世界的奥秘恰恰在于，人类拥有“美”这一永恒、深刻的本质力量来抵御非本质的、肤浅的“恶”，因此生命永远隐含着希望。
读完这四册装帧精美的小书，如果你问我，对法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共通之处是否有所体会，我会说：是的，这两者都拥有局部的精致与整体的空灵。而整个阅读过程，也不啻为一段最美好的文化体验。
既为“文化交流”，则必有“输出”与“输入”，缺一不可。从这个意义上讲，双向度文化交互的效果，在根本上仍然取决于两个文化体本身的文化底蕴，中法两国的文化交互在这点上确实堪称典范。两国文化的历史悠久、各富情趣，早已为世所公认。最要紧的是，这两个文化体彼此对对方都充满了好奇，交流因此而成为可能。远的且不论，仅自近代以来，中法文化便交互不断，法国因此成为西方汉学研究的中心之一，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思潮更是深受法国文化的影响，绵延百余年而不绝。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国内的法国文化研究与出版，常年来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水准，少有鱼龙混杂的现象，这大概与其研究团队的精英化有着莫大的关系。今年，一向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乐黛云主编了一套《远近丛书》，其中率先推出的，正是数位中法作家、学者就同一主题撰写的文字。两种文字经互译后在两国分别出版，这在两国均属首次，况且丛书的写作者多为名家，不能不说是一项创举。
比如，编者分别邀请了作家张炜与中国文化的资深研究者法国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施舟人来撰写“童年”这一主题。可以说，这是一个永恒的文学命题，既寻常，又不容易写好。巧合的是，两位写作者都有着并不轻松愉快的童年记忆，前者是由于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政治歧视，后者则是因为战争和针对身边犹太人的杀戮。但即便如此，他们的童年也如同所有孩子的童年一样，不时闪现着自由欢乐的景象。在张炜那里，这欢乐的源泉是大自然。在人群里饱受屈辱的孤独少年，在树林、大海、鲜花、莽野的世界里获取到了心灵的慰藉，从此终身养成了依恋自然的习惯，难以完全融入到城市和人群的嘈杂氛围中。而在法国学者那里，早年间就入读的儿童公社，那种给孩子们以完整自主空间的教育试验，显然迥异于当时欧洲一般学校的严苛，为战争阴影下的童年增添了一分耀眼的亮色——虽然其中也并不乏某些不近人情的清规戒律。
难能可贵的是，两位作者在各自叙述了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后，又各自向前延伸了一点。法国作者反思了童年公社乌托邦式的生活环境对他一生的影响：充满好奇心和创造力，独立能力强、热爱艺术、能与体力劳动者愉快地相处……与此同时，缺点也同样一目了然——难以适应适应社会，更不要提事业有成。与施舟人的反思有所不同，张炜对于童年亲近大自然所带来的一切始终抱着感恩的态度：大自然不仅是其童年不可或缺的庇护所，也成就了他内心的敏感、丰盈，帮助他在未来成为了一名作家，他为此而感激大自然的赐予，并由此而认为文学和自然一样，有着反抗物质主义的功用。这也许没错。不过接着他又说，“文学的确是商业扩张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死敌”，“文学家在今天不自觉地就成了浪漫的战士”。这隐隐透露出作者身上来自过往年代的、带着革命意识形态的精神痕迹。在我看来，这就不免有些乌托邦的意味了。事实上这类呼吁本就鲜有市场，加之用了这样的表述方式，大概是有点过犹不及了。
在《天》这本书里，著名哲学家汤一介先生以自己从开蒙到大学的读书经历为线索，为读者勾画了自盘古开天劈地以来，中国古人对“天”认识与理解的嬗变过程。法国的文化教授汪德迈则从为我们梳理了西人眼中的“天”，并不时与中国人眼中的“天”作对比。
作为哲学研究大家的汤一介，在这部小书里以娓娓道来的语调，述说了自己亲身经历的对中国文化中“天”的概念不断加深理解的过程，间或夹杂一些关于天的著名古诗词，令人得到了美的享受。而在某些地方，他又不减学者本色，在书中不时不露痕迹地引导读者走向思辨，探讨“天”的哲学诠释。比如他说，中国哲学中的“天”，既不相当于英语的sky或heaven，也不相当于nature，更和god不相同，然而它又可以相当于sky、heaven、nature，甚至于god。又如，他认为中国哲学的中心就是有关天与人的关系问题，并由此带出“主宰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的概念，令人读后不由地需要回味深思一番。而同一主题的法方论述者的文章，则令我等读者对于西方传统中的“天”有了提纲挈领的了解，同样很值得一读。不过，或许是由于该书篇幅限制的缘故，又或许是由于作者双方预想中的阅读者都是生长于对方文化传统的人群，该书的所有论述均点到为止，未加展开，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同一系列中《树》的中方作者，是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艺术与建筑学教授兼资深策展人唐克扬，法方作者巴士曼是作家出身的建筑师、中世纪文化史家。“树”，在中西方文化里，都是一个极富诗意的意象。在这部书中，唐克扬讲述的是一个关于五颗树的故事，在叙述时，作者故意混淆了梦境与现实，“就像两小时电影里偷工减料的英雄史诗……分不清灾难和盛世，也似乎没有任何时间的顺序。”这小说式的札记写得亦庄亦谐，又古又今，颇具迷幻色彩，但确实那种特别有文化范儿的迷幻，让人读后忍不住对那个虚构的世界心驰神往。巴士曼的“树”同样纵贯古今，但却是另一种风格。全书从人类对树的崇拜写起，从树作为保存记忆不可或缺的书的原材料，写到古时的城墙、中世纪的教堂，再写树与艺术与战争的关系，树启发了齿轮的发明等等，不一而足。究其根本，作者是在试图追溯树在西方文明史上不可替代的作用。读这般驳杂而有趣的文化书，不禁令人想到，吾国同样拥有许多有意思的文化史料，何以无人挖掘而作出此等足可传世的读本呢？
把最好的留在最后。我要说的是程抱一和高宣扬的《对话》。我说这两部书好，绝不仅仅是因为它的作者，一位是拥有“不朽者”的伟大称号的法兰西学院院士、华裔学者、作家、诗人，另一位是国内最优秀的法国思想文化研究者，而实在是因为在整个阅读过程中，我都被这本小巧玲珑的书深深吸引，读后既有醍醐灌顶之感，又绝不乏把玩文本的愉悦。
首先要说的是，这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对话录。准确地说，是两位作者是在“自说自话”，但这绝不降低文本的含金量。与现今随处可见的注满水分的“名人对话录”，不同，整本书全是“干货”。程先生在叙述自己适应法语写作的艰难历程时，并不刻意突出艰苦，却经常信手拈来地引用一些行文充满机巧的法语诗歌，一来是借以证明中国的表义文字与法语拼音文字之间的巨大而有趣的差异，同时也令读者多少领悟到拼音文字在诗歌创作中的妙用：一个单词的发音，往往会与它的涵义之间有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妙联系，这也恰恰是西方诗歌传统中，“诗意”的重要来源。而这种或可称为“通感”的美妙感觉，同时也是中国古典诗歌所拥有的：“凭借外界景物表现内心世界，为使那幽深的感觉变得生动起来，并由此完成和有生宇宙其他元素之间的心灵融合。”读到这里，身为凡夫俗子，我们怎能那感叹人类心灵有着如此奇妙而伟大的相通！
高宣扬的文本，主要是围绕程抱一先生的小说《此情可待》展开的。而在我看来，该文本的最后两节《美的至善本质》和《美与恶》，实在堪称全文之精华，有画龙点睛之妙，更令全文在高潮处收尾，留给读者极其美好的阅读体验。
作者指出，与惯常认为的不同，“美”的对立面并非“丑”，而是希望毁灭“美”的“恶”。与没相比，恶是非本质的、肤浅的，但它却具有空间上的无限性。更可怕的是，由于恶的无原则性，它可以寄生于美，使使人混淆美与恶的界限，受其蛊惑而追随之，由此甚至肯能产生出毁灭世界的力量。但世界的奥秘恰恰在于，人类拥有“美”这一永恒、深刻的本质力量来抵御非本质的、肤浅的“恶”，因此生命永远隐含着希望。
读完这四册装帧精美的小书，如果你问我，对法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共通之处是否有所体会，我会说：是的，这两者都拥有局部的精致与整体的空灵。而整个阅读过程，也不啻为一段最美好的文化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