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的实证研究，已然足够~~

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通过田野调查和抽样问卷获得了中国私营企业家的政治偏好（认知）和基于不同经营环境条件下的策略选择（行为），从而得到了中国经济发展背景下，私营企业主难以成为一个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自为群体，简言之，中国私营企业家的民主潜力相当有限。这让人直接联想到前些日柳传志“在商言商”的言论，其间不仅是无奈，更多的是多年浸淫在中国政治经济场域中摸爬滚打的智慧与经验。

通过田野调查，作者从对中国私营企业家的实践中为我们展现了政治经济生态的动态图景。简单地讲，如果私营企业主在初期足够低调，并努力维护好所在地的经营环境（与地方官僚搞好关系，形成共同利益下的合谋），一些策略行为的优越性展现并在地方层面扩展，致使其集中但鲜明的展现出其经济上的优越性后，中央就会以实用主义的态度认可之。当然这种认可基于领域和可行性的不同，可能是以试验区的方式给予该地如此进行的特权政策或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全国展开。前者如温州的金融实践；后者如对私营企业主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肯定。

从这幅图景中我们可以看到，主要参与者的特质可以简单归结为：
1.高层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
2.地方是被动且自利的（前者意味着不会主动去寻求创新，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后者意味着自身利益是地方是否采取合谋行为的核心标准）；
3.私营企业家是个人主义的（无论是私营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日常互动，还是占比例较少的维权行为，私营企业主大都采用的是单个行为，而非组织化的）

至于本研究更宏大的研究目标，即探讨制度变迁背后的规律和模式，作者提出了研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概念，即“适应性非正式制度”。但正如作者自己评价的那样，这个概念虽然具有明显的分析价值，能够解释政权不变情况下的制度变革，但由于“时机的不确定性”和“因果关联上的模糊性”，这样的解释仍然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仍然无法获知为何许多非正式制度存在良久但是仍没有推动制度变革，也无法了解制度变革在多大程度是某一特定非正式制度有意识的结果，甚至是无意识的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