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1977年写的前言
(艾弗砷 译)
距我当初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过了将近四十年了。我的初稿是目前篇幅的两倍还多，但“家庭大学文库”（Home University Library）的编辑们对字数有严格限制，因此我被迫删减了大部分关于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问题的讨论，把重点放在了思想传记（intellectual biography)上。从那以后，尤其是在二战后发生的社会剧变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如春笋怒发般广泛地兴起了。许多从未发表过的马克思的手稿被公布；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资本论》的底稿——的问世，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此外，事件本身也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人们对他作品的认识；就算是最不肯和解的批评者，也不能否认它与我们时代的理论和实践的关联。主要的争论有他与他所师承的思想家，尤其是与黑格尔（讨论建立在对已经稳固而僵化的黑格尔自身学说的新的阐释之上）之间的关系；强调马克思早年“人道主义”书写的价值和重要性，以把马克思从斯大林主义者（或者在某些方面，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列宁，甚至恩格斯）的“曲解”中解救出来；在阐释《资本论》时，以巴黎为中心的“修正主义派”和“正统派”之间日益增长的分歧；新弗洛伊德主义者有关异化——它的产生和解决——的争执，众多新马克思主义派别之间关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问题的讨论（以及苏联作家和其盟友们对意识形态偏离的尖锐反应）。所有这些争论产生的解释学和批评著作雾兴云涌般出现，在质与量上都令早先的讨论为之相形见绌。尽管其中有些争论跟当年他的青年黑格尔派盟友们之间的辩论没什么两样，马克思曾指责说这种辩论无异于压榨和强暴黑格尔学说的尸体，但这种意识形态的争论也有它的好处，它大大扩展了关于马克思的知识，也有助于理解马克思的理念本身和它与历史和当代之间的关系。
这些激烈的争论，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关于马克思的核心学说的意义及其有效性的争论，任何马克思主义的严肃学者都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因此，如果我现在再让我写写马克思的生活和理念，毫无疑问我将写一本不同的书，因为关于他某些核心概念的含义，我的认识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社会科学、制度和生产力与理念的关系、以及领导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无产阶级的正确策略等等。的确如此，即使现在我也不敢自称熟悉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个领域。1930年代初我准备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可能被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梅林的经典解释严重地左右了，在他们的阐释下，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了一场运动，我也被E.H.卡尔那本令人钦佩的评论传记（这本书没有再版）影响了。但是当修改我的文稿的时候，我意识到我是在从事一项新的、更全面的、雄心勃勃的工作，它将远远超出该系列丛书的目的。因此我想，我应该在不断的修正过程中约束自己，纠正事实和着重点上的错误，不做过于大胆的归纳，对一两点马克思草率对待的地方进行一些放大，在阐释时减少变化，尽量做到一以贯之。
马克思并不是最明晰（clearest）的作者，他的目的也不是建立一个单一的、包罗万象的理念体系，这是斯宾诺莎、黑格尔和孔德这类思想家的目标。卢卡奇等人坚持认为，马克思想做的（在他们看来）是激进的思维变革，是抵达真理，而不是用一套教义取代另一套，他们可以在马克思自己的文字里找到大量证据证明这一点；他也认为，既然终其一生马克思的实践都表达了这一信仰的意义和现实，那么，对于他没有系统地阐述他对一些核心问题的看法、也没有把那些没什么独创性和影响力的问题纳入体系这一点，也是没什么奇怪的，但是，我们必须在他作品的残篇断简中，最重要的是——在他提倡和发起的行动的具体形式中收集和推断出他的这些观点。
一个如此激进、又如此直接地跟革命实践相关——事实上几乎是相同——的学说，自然而然地会引起五花八门的解释和对策。这在他还在世的时候就发生了，因此他有一个最著名、最具个性的言论，声称他自己绝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早年的论文在语气和重点上，以及某种程度上说在主题（subject-matter ）上（有人会说，在他学说的核心问题上）都区别于他的晚期作品，这些早期论文的出版，大大增加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间的分歧。而且不仅是在理论家中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内部它也导致了激烈的冲突，引起了当今国家和政府的权力的变更，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并且这样的影响很可能会持续下去。然而，这场大动乱、这些战斗中理论性表达出的意识形态立场和学说超出了本书的范围。
我想讲述的只是这个思想者和斗士的生活和观点，许多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最初都建立在他的名义之下，我的重点在于，是什么历史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和实践。种种运动，种种起源于他的理念、分裂和异端邪的兴衰变迁，让那些在他那个年代还是大胆和自相矛盾的概念变成了公认的真理，而某些他的共产主义先驱们的意见和附带说明（obiter dicta）则日益变得突出，并引起了当今的争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都不属于本书研究的范围，尽管参考书目为那些希望进一步了解其历史、渴望熟悉我们时代最具变革性的运动的读者提供了指导。
这些注释列表中推荐的迄今为止相关的英语著作（不可避免是有选择的）是特雷尔•卡佛先生的功劳，我要向他致以谢意，他改正了某些疏忽，并在列表中添加了很多新的书籍，这个列表的多样性本身，就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学术领域在知识和理念两方面的新进展。
我还要对我的两个朋友表示感谢：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教授阅读了这本书，并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他的建议让我收获颇多；而G•A•科恩先生聪明睿达的评论和他的鼓励对我来说如同雪中送炭；我也应该感谢我的朋友弗朗西斯•格拉哈姆-哈里森先生，他校正了本书的索引；最后，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公务人员，他们的礼貌和耐心堪称典范。
以赛亚•伯林
牛津，1977
距我当初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过了将近四十年了。我的初稿是目前篇幅的两倍还多，但“家庭大学文库”（Home University Library）的编辑们对字数有严格限制，因此我被迫删减了大部分关于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问题的讨论，把重点放在了思想传记（intellectual biography)上。从那以后，尤其是在二战后发生的社会剧变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如春笋怒发般广泛地兴起了。许多从未发表过的马克思的手稿被公布；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资本论》的底稿——的问世，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此外，事件本身也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人们对他作品的认识；就算是最不肯和解的批评者，也不能否认它与我们时代的理论和实践的关联。主要的争论有他与他所师承的思想家，尤其是与黑格尔（讨论建立在对已经稳固而僵化的黑格尔自身学说的新的阐释之上）之间的关系；强调马克思早年“人道主义”书写的价值和重要性，以把马克思从斯大林主义者（或者在某些方面，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列宁，甚至恩格斯）的“曲解”中解救出来；在阐释《资本论》时，以巴黎为中心的“修正主义派”和“正统派”之间日益增长的分歧；新弗洛伊德主义者有关异化——它的产生和解决——的争执，众多新马克思主义派别之间关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问题的讨论（以及苏联作家和其盟友们对意识形态偏离的尖锐反应）。所有这些争论产生的解释学和批评著作雾兴云涌般出现，在质与量上都令早先的讨论为之相形见绌。尽管其中有些争论跟当年他的青年黑格尔派盟友们之间的辩论没什么两样，马克思曾指责说这种辩论无异于压榨和强暴黑格尔学说的尸体，但这种意识形态的争论也有它的好处，它大大扩展了关于马克思的知识，也有助于理解马克思的理念本身和它与历史和当代之间的关系。
这些激烈的争论，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关于马克思的核心学说的意义及其有效性的争论，任何马克思主义的严肃学者都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因此，如果我现在再让我写写马克思的生活和理念，毫无疑问我将写一本不同的书，因为关于他某些核心概念的含义，我的认识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社会科学、制度和生产力与理念的关系、以及领导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无产阶级的正确策略等等。的确如此，即使现在我也不敢自称熟悉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个领域。1930年代初我准备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可能被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梅林的经典解释严重地左右了，在他们的阐释下，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了一场运动，我也被E.H.卡尔那本令人钦佩的评论传记（这本书没有再版）影响了。但是当修改我的文稿的时候，我意识到我是在从事一项新的、更全面的、雄心勃勃的工作，它将远远超出该系列丛书的目的。因此我想，我应该在不断的修正过程中约束自己，纠正事实和着重点上的错误，不做过于大胆的归纳，对一两点马克思草率对待的地方进行一些放大，在阐释时减少变化，尽量做到一以贯之。
马克思并不是最明晰（clearest）的作者，他的目的也不是建立一个单一的、包罗万象的理念体系，这是斯宾诺莎、黑格尔和孔德这类思想家的目标。卢卡奇等人坚持认为，马克思想做的（在他们看来）是激进的思维变革，是抵达真理，而不是用一套教义取代另一套，他们可以在马克思自己的文字里找到大量证据证明这一点；他也认为，既然终其一生马克思的实践都表达了这一信仰的意义和现实，那么，对于他没有系统地阐述他对一些核心问题的看法、也没有把那些没什么独创性和影响力的问题纳入体系这一点，也是没什么奇怪的，但是，我们必须在他作品的残篇断简中，最重要的是——在他提倡和发起的行动的具体形式中收集和推断出他的这些观点。
一个如此激进、又如此直接地跟革命实践相关——事实上几乎是相同——的学说，自然而然地会引起五花八门的解释和对策。这在他还在世的时候就发生了，因此他有一个最著名、最具个性的言论，声称他自己绝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早年的论文在语气和重点上，以及某种程度上说在主题（subject-matter ）上（有人会说，在他学说的核心问题上）都区别于他的晚期作品，这些早期论文的出版，大大增加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间的分歧。而且不仅是在理论家中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内部它也导致了激烈的冲突，引起了当今国家和政府的权力的变更，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并且这样的影响很可能会持续下去。然而，这场大动乱、这些战斗中理论性表达出的意识形态立场和学说超出了本书的范围。
我想讲述的只是这个思想者和斗士的生活和观点，许多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最初都建立在他的名义之下，我的重点在于，是什么历史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和实践。种种运动，种种起源于他的理念、分裂和异端邪的兴衰变迁，让那些在他那个年代还是大胆和自相矛盾的概念变成了公认的真理，而某些他的共产主义先驱们的意见和附带说明（obiter dicta）则日益变得突出，并引起了当今的争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都不属于本书研究的范围，尽管参考书目为那些希望进一步了解其历史、渴望熟悉我们时代最具变革性的运动的读者提供了指导。
这些注释列表中推荐的迄今为止相关的英语著作（不可避免是有选择的）是特雷尔•卡佛先生的功劳，我要向他致以谢意，他改正了某些疏忽，并在列表中添加了很多新的书籍，这个列表的多样性本身，就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学术领域在知识和理念两方面的新进展。
我还要对我的两个朋友表示感谢：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教授阅读了这本书，并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他的建议让我收获颇多；而G•A•科恩先生聪明睿达的评论和他的鼓励对我来说如同雪中送炭；我也应该感谢我的朋友弗朗西斯•格拉哈姆-哈里森先生，他校正了本书的索引；最后，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公务人员，他们的礼貌和耐心堪称典范。
以赛亚•伯林
牛津，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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