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考证，右手虚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者竟接连起十余波，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随手叙来，并无一事完全，却并无一丝挂漏，阅之觉其背面无文字处尚有许多文字，虽未明明叙出，而可以意会得到；此穿插之法也。劈空而来，使阅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缘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及他事叙毕，再叙明其缘故，而其缘故仍未尽明；直至全体尽露，乃知前文所叙并无半个闲字：此藏闪之法也。”——张大春“穿插藏闪”的绝技再一次用在了这本书里。
我们今天对诗人李白的认知，多是他天宝初年进入长安城之后的事，而那时，李白差不多四十岁，照他六十出头的寿命，已然进入生命的后期。对于此前的大半身，别说是今人，就是他的同代人，也糊里糊涂，而他自己总是含糊其辞。
很难想象，一个身怀文字绝技、从不锦衣夜行的人，会对自己的出身讳莫如深。
很少的例外，是李白天宝十二载（753）写的《上安州裴长史书》一文，在这篇自叙履历、剖心析胆的信里，他谈及了自己的出身，说少年时，曾“与逸人东岩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以有道，并不起。此白养高忘机，不屈之迹也”，这段后来被《新唐书•李白传》吸收，变成简单一句，“十岁通诗书，既长，隐岷山。州举有道，不应”。
“州举有道，不应”，不见来龙，没有去脉，模糊一团，再好不过由小说家来发挥敷衍。《大唐李白•少年游》前三十回写的就是这六个字。内容围绕一系列或刻意或无心留下的隐私和疑问展开：为什么李白身世不明？才华横溢、万事万物皆可入诗的李白，为什么独独不写自己的出身？有意为之，又意在于何呢？哪个州？谁推举？为何要推举？推举谁？凭什么推举他们？何谓之有道？为何有道值得推举？又为何不应？
巧妙地措辞与用典不待言，本书的整体布局和情节发展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表现在繁复变幻的时间线索上，时而推进，时而快进，时而闪回，时而跳切，时而慢移，形成一幅蒙太奇式的拼贴镶嵌品，整体如卷轴徐徐展开，细部又有特写深描放大。
开场是绵州刺史李颙春日赋诗后领着一群僚属、友道入戴天山，还不及花开正好、野物繁盛的时节，却凭空遭遇一群五彩斑斓的飞禽，当真如刺史所愿，遇见神仙？在第一节末尾，只见刺史忙不迭地地说着，“快看，快看！”下文一闪，刺史退场。仿佛一幕告毕，旁白想起，我们隐隐似乎听到说书人语，“兹事暂且按下不表，欲知其详，且听某慢慢道来”。
先是戴天山巨石上没有来由的诗句，接着是隐居于此的赵蕤和他的妻子月娘出场，随后李白的父亲李客就登了台。作者迟迟没让主角露面，把赵蕤、月娘和李客这三位少年背后的人物交代得差不多，又开始娓娓道来诗歌的境遇和盛世的匆迫。少年李白这才缓缓而来，却是横空出世的。“一阵金铁鸣击之声”，“乍听之下，只是简单的清浊两音；然若仔细聆听，不但有抑有扬，有急有缓，还有反复与回旋之情”，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李白是伴着短匕抽拔有节奏的撞击声出场的，而这在张大春看来，正是李白对诗歌奥秘的参透和领悟——节奏感和音乐性。
除了个别人名、地名，本书情节乍看上去都是“神游冥想”，但此捏造，却非凭空。方方面面都有照顾，八世纪上半叶的时空，当时科举、铨选、道术、隐修、行商、寺院、借贷、地方官府等的“社会现状”，几乎是事无巨细地得到“复原”与“呈现”。正因为不能忽略任何一个“时代要素”，所以行文亦迂回，亦曲折，亦逸出，一节的设问对答，接一节的叙事铺陈，再接一节的知识考据，又来一节诗歌评论，倏然眼前的，是一座以文字为砖石、造型参差错落的七宝楼台。
本书后半部分事关李白出蜀前的峨眉山经历。
有关这部分最大的谜在于，李白生计何来？这事也一直扑朔迷离。
还是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一文中，李白为说明自己的仗义疏财，称“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他在名文《将进酒》中，也有“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言，他年纪轻轻，何来这波西米亚式的洒脱？张大春认为，李白诗《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中的“金粟如来是后身”是玄机所在。
李白早年因伤人得以藏身寺院和后来遍游天下而毫无资费之忧，就在于他的父亲李客，是蜀地大明寺的施主，而之所以李客得以和寺院僧人关系密切，不单是信仰，更重要在于他是帮助寺院周转财富的角色。由此作者更牵连出一个晦而不彰、扑朔迷离的三阶教“前史”，直上溯至北朝末年河北地区的民间组织“义”，以一部《像法决疑经》串起了三阶教开创者信行与史籍记录中模糊暧昧的民间组织。
在开元十年（712）年京城文人韦述写成的《两京新记》中（今仅存残本三卷），我们看到其中对长安义宁坊化度寺的描述：“寺內有无尽藏院，即信行所立。京城施舍，后渐崇盛。贞观之后，钱帛金秀积聚不可胜计，常使名僧监藏，供天下伽蓝修理，燕、凉、蜀、赵，咸来取给。”无尽藏是三阶教特有的财富，主要是布匹、钱币、黄金、白银和贵重物品等动产，靠施舍与借贷扩张累积。
由于“三阶教”与财富之间的敏感关系，受到政府的屡屡弹压，特别是唐前期，就目前资料来看，唐朝政府最后的一次禁令诏书，颁发于开元二十五年（725）。就时间来说，李白离开赵蕤，往西南去，并最终落脚峨眉山，似乎就在此前不久。禁令风声传来，大明寺僧出门清理寺院的借贷事务，而李白与此同行，并得到李客留下的一笔债券，以为沿路游资。
张大春将李白与三阶教联系在一起，再将三阶教的前身追溯至北朝民间的乡葬与义食，并钩沉贞观年间与法琳同修《辨证论》的蜀僧道会，确实是极具有神来之思的串联，不仅有效解决了李白的财富之谜，更重要的，是对三阶教成形之前暧昧不清的历史做了创造性的发挥，佛教教派的成形和以寺院空间为活动场所的形式，实际上是隋唐以后的事，此前的形式，多是以乡人结集的僧团组织和民众群体，这些散漫的民间社团（几乎可说是半地下甚至地下形式），一直是作者最为着迷的主题。
有道会，有无尽藏，张大春笔下，戴天山大明寺就成了一所具备无尽藏的三阶教寺院。
这是推测，但这推测不违情理。
李白前往峨眉的一路上，作者穿插展陈出西南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交通往来、唐代社会的借贷与货币制度、区域的驻防与馆驿、府兵与兵募制度、租庸调赋税体制、官私牲畜的戳印、寺院的俵唱与俗讲、蜀地的民风世相等背景与场景……将唐代历史中背景与细节，不留痕迹地糅纳于人物碰撞、情节展开当中。大量的虚构，偶或替古人捉刀代笔，甚至还为主人公编织一场梦境，但所有这些，都不影响作者追寻历史因果逻辑的大章法。
每一个场景、每一件道具、每一个人物及其穿着、外貌、神态、语气、经历与所思所想，作者都巧思雕琢，且力求有所本，比如李客，没有任何直接材料，但我们在《续高僧传》里，曾看到过一个沿着长江的西域胡商，富得不得了，最后出家当了和尚。还有那些更多的游走于县衙、驿站、乡闾、州府、山林和道观的芸芸众生，他们的名字都不见于传统的史籍，除了纳税或造反，他们不为国家所注意，自然也不见于官修史籍。然而，如今举国上下的修路建楼，越来越多的唐人墓志被崛起于地下，大白于人间，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传世史籍中难觅踪迹的平凡普通之辈，但在这些“出土文物”里，我们听到了他们的声音、故事、意见和记忆，而这些人，正是少年李白游走四方偶遇过的路人甲乙丙。
这些人是通过一些特殊物件串联起来的，比如“逐春纸”、“云鹤图”、“安西剑”、“绿绮琴”等，物的背后有玄机，玄机里有故事，故事中盘根错节着人物，人物又牵连钩沉出湮没的历史，因此，武后至玄宗朝的宫廷隐情、隐士的控禽术与炼丹术、中古的铸剑法、七世纪末叶征伐东西突厥的战争、佛传故事中的因由、琴曲中禅意与哲理，一一由此拉开，同时又给李白的后续生命埋下伏笔。
在长安城的达官显贵、文人雅士沉浸于浮华喧嚣的“盛世梦”，在格律与规矩的“诗八股”中摩拳擦掌汲汲于科举功名的历史大时代，少年李白却行走在前途未卜的路上，遇见赵蕤、月娘、魏牟、慈元、丹丘子、丁零奴、姚远、慈元、薛少保、党四娘、马六娘、侯矩、陈过、卢焕、道海、僧濬、苏颋等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地位有差、性格各异，经历不同，每一次相遇，少年都听到闻所未闻过的故事，这些给李白造成困惑，也带来启示，他的知识、智识与见识也一再改变。这些走马灯式穿插出现的凡人俗子，贫富贵贱有别，生活甘苦自知，生活在盛世边缘、聚光灯外，却成为少年最初记忆中的日月山川。
我们对古人的理解，总是少年时代的经验往往最少。都说年少时的经验是人身上一道弥合而未痊愈的口子，也不碍大事，但时不时会发作，判断受它左右，情绪被它撩拨，如果是这样，接下来李白出蜀东游的经历将更值得期待，因为那会是一场在月亮和六便士之间的反复较量。当然，对于李白，六便士不是六便士，而是治国的梦想。不过，他在挫折受尽、愁苦满肠的时候，总还能“举头望明月”，而这明月不寻常，照本书说，并非天边那个亘古常新的月亮，作者在这里卖了个贯穿全书的关子。
这本书出版后，张大春先生经常访谈中强调，李白后来也卯足劲儿追求功名，写了无数叽歪扭捏矫揉造作的诗，他不是一个超凡脱俗真洒脱的人，一点也逃不脱时代流俗。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李白诗作流传下来朗朗上口的，往往是那些完全不符合当时主流口味的作品，要么长得离谱，要么短得要命，或繁或简，但绝不平庸，话说这些作品搁当时，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不管不顾的先锋艺术，然而就是这种“碰巧的杰作”，最后成为经典，而那个曾经酝酿了它的平庸海洋则如死水般永远停滞不前而终被后人遗忘。就此而言，“大唐李白”有其出身，而“诗人李白”却生了自己，造就了属于自己的门第。他革命性的杰作或许是时代的不肖子，但在那个超越一朝一代的诗歌士族里，他是光宗耀祖的孝子贤孙，毫不妥协地光耀了自家门楣。因此这本书里，其实有“两个李白”，两者之间不断的穿插闪躲，才是此书最精彩的表里协奏。
我们今天对诗人李白的认知，多是他天宝初年进入长安城之后的事，而那时，李白差不多四十岁，照他六十出头的寿命，已然进入生命的后期。对于此前的大半身，别说是今人，就是他的同代人，也糊里糊涂，而他自己总是含糊其辞。
很难想象，一个身怀文字绝技、从不锦衣夜行的人，会对自己的出身讳莫如深。
很少的例外，是李白天宝十二载（753）写的《上安州裴长史书》一文，在这篇自叙履历、剖心析胆的信里，他谈及了自己的出身，说少年时，曾“与逸人东岩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以有道，并不起。此白养高忘机，不屈之迹也”，这段后来被《新唐书•李白传》吸收，变成简单一句，“十岁通诗书，既长，隐岷山。州举有道，不应”。
“州举有道，不应”，不见来龙，没有去脉，模糊一团，再好不过由小说家来发挥敷衍。《大唐李白•少年游》前三十回写的就是这六个字。内容围绕一系列或刻意或无心留下的隐私和疑问展开：为什么李白身世不明？才华横溢、万事万物皆可入诗的李白，为什么独独不写自己的出身？有意为之，又意在于何呢？哪个州？谁推举？为何要推举？推举谁？凭什么推举他们？何谓之有道？为何有道值得推举？又为何不应？
巧妙地措辞与用典不待言，本书的整体布局和情节发展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表现在繁复变幻的时间线索上，时而推进，时而快进，时而闪回，时而跳切，时而慢移，形成一幅蒙太奇式的拼贴镶嵌品，整体如卷轴徐徐展开，细部又有特写深描放大。
开场是绵州刺史李颙春日赋诗后领着一群僚属、友道入戴天山，还不及花开正好、野物繁盛的时节，却凭空遭遇一群五彩斑斓的飞禽，当真如刺史所愿，遇见神仙？在第一节末尾，只见刺史忙不迭地地说着，“快看，快看！”下文一闪，刺史退场。仿佛一幕告毕，旁白想起，我们隐隐似乎听到说书人语，“兹事暂且按下不表，欲知其详，且听某慢慢道来”。
先是戴天山巨石上没有来由的诗句，接着是隐居于此的赵蕤和他的妻子月娘出场，随后李白的父亲李客就登了台。作者迟迟没让主角露面，把赵蕤、月娘和李客这三位少年背后的人物交代得差不多，又开始娓娓道来诗歌的境遇和盛世的匆迫。少年李白这才缓缓而来，却是横空出世的。“一阵金铁鸣击之声”，“乍听之下，只是简单的清浊两音；然若仔细聆听，不但有抑有扬，有急有缓，还有反复与回旋之情”，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李白是伴着短匕抽拔有节奏的撞击声出场的，而这在张大春看来，正是李白对诗歌奥秘的参透和领悟——节奏感和音乐性。
除了个别人名、地名，本书情节乍看上去都是“神游冥想”，但此捏造，却非凭空。方方面面都有照顾，八世纪上半叶的时空，当时科举、铨选、道术、隐修、行商、寺院、借贷、地方官府等的“社会现状”，几乎是事无巨细地得到“复原”与“呈现”。正因为不能忽略任何一个“时代要素”，所以行文亦迂回，亦曲折，亦逸出，一节的设问对答，接一节的叙事铺陈，再接一节的知识考据，又来一节诗歌评论，倏然眼前的，是一座以文字为砖石、造型参差错落的七宝楼台。
本书后半部分事关李白出蜀前的峨眉山经历。
有关这部分最大的谜在于，李白生计何来？这事也一直扑朔迷离。
还是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一文中，李白为说明自己的仗义疏财，称“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他在名文《将进酒》中，也有“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言，他年纪轻轻，何来这波西米亚式的洒脱？张大春认为，李白诗《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中的“金粟如来是后身”是玄机所在。
李白早年因伤人得以藏身寺院和后来遍游天下而毫无资费之忧，就在于他的父亲李客，是蜀地大明寺的施主，而之所以李客得以和寺院僧人关系密切，不单是信仰，更重要在于他是帮助寺院周转财富的角色。由此作者更牵连出一个晦而不彰、扑朔迷离的三阶教“前史”，直上溯至北朝末年河北地区的民间组织“义”，以一部《像法决疑经》串起了三阶教开创者信行与史籍记录中模糊暧昧的民间组织。
在开元十年（712）年京城文人韦述写成的《两京新记》中（今仅存残本三卷），我们看到其中对长安义宁坊化度寺的描述：“寺內有无尽藏院，即信行所立。京城施舍，后渐崇盛。贞观之后，钱帛金秀积聚不可胜计，常使名僧监藏，供天下伽蓝修理，燕、凉、蜀、赵，咸来取给。”无尽藏是三阶教特有的财富，主要是布匹、钱币、黄金、白银和贵重物品等动产，靠施舍与借贷扩张累积。
由于“三阶教”与财富之间的敏感关系，受到政府的屡屡弹压，特别是唐前期，就目前资料来看，唐朝政府最后的一次禁令诏书，颁发于开元二十五年（725）。就时间来说，李白离开赵蕤，往西南去，并最终落脚峨眉山，似乎就在此前不久。禁令风声传来，大明寺僧出门清理寺院的借贷事务，而李白与此同行，并得到李客留下的一笔债券，以为沿路游资。
张大春将李白与三阶教联系在一起，再将三阶教的前身追溯至北朝民间的乡葬与义食，并钩沉贞观年间与法琳同修《辨证论》的蜀僧道会，确实是极具有神来之思的串联，不仅有效解决了李白的财富之谜，更重要的，是对三阶教成形之前暧昧不清的历史做了创造性的发挥，佛教教派的成形和以寺院空间为活动场所的形式，实际上是隋唐以后的事，此前的形式，多是以乡人结集的僧团组织和民众群体，这些散漫的民间社团（几乎可说是半地下甚至地下形式），一直是作者最为着迷的主题。
有道会，有无尽藏，张大春笔下，戴天山大明寺就成了一所具备无尽藏的三阶教寺院。
这是推测，但这推测不违情理。
李白前往峨眉的一路上，作者穿插展陈出西南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交通往来、唐代社会的借贷与货币制度、区域的驻防与馆驿、府兵与兵募制度、租庸调赋税体制、官私牲畜的戳印、寺院的俵唱与俗讲、蜀地的民风世相等背景与场景……将唐代历史中背景与细节，不留痕迹地糅纳于人物碰撞、情节展开当中。大量的虚构，偶或替古人捉刀代笔，甚至还为主人公编织一场梦境，但所有这些，都不影响作者追寻历史因果逻辑的大章法。
每一个场景、每一件道具、每一个人物及其穿着、外貌、神态、语气、经历与所思所想，作者都巧思雕琢，且力求有所本，比如李客，没有任何直接材料，但我们在《续高僧传》里，曾看到过一个沿着长江的西域胡商，富得不得了，最后出家当了和尚。还有那些更多的游走于县衙、驿站、乡闾、州府、山林和道观的芸芸众生，他们的名字都不见于传统的史籍，除了纳税或造反，他们不为国家所注意，自然也不见于官修史籍。然而，如今举国上下的修路建楼，越来越多的唐人墓志被崛起于地下，大白于人间，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传世史籍中难觅踪迹的平凡普通之辈，但在这些“出土文物”里，我们听到了他们的声音、故事、意见和记忆，而这些人，正是少年李白游走四方偶遇过的路人甲乙丙。
这些人是通过一些特殊物件串联起来的，比如“逐春纸”、“云鹤图”、“安西剑”、“绿绮琴”等，物的背后有玄机，玄机里有故事，故事中盘根错节着人物，人物又牵连钩沉出湮没的历史，因此，武后至玄宗朝的宫廷隐情、隐士的控禽术与炼丹术、中古的铸剑法、七世纪末叶征伐东西突厥的战争、佛传故事中的因由、琴曲中禅意与哲理，一一由此拉开，同时又给李白的后续生命埋下伏笔。
在长安城的达官显贵、文人雅士沉浸于浮华喧嚣的“盛世梦”，在格律与规矩的“诗八股”中摩拳擦掌汲汲于科举功名的历史大时代，少年李白却行走在前途未卜的路上，遇见赵蕤、月娘、魏牟、慈元、丹丘子、丁零奴、姚远、慈元、薛少保、党四娘、马六娘、侯矩、陈过、卢焕、道海、僧濬、苏颋等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地位有差、性格各异，经历不同，每一次相遇，少年都听到闻所未闻过的故事，这些给李白造成困惑，也带来启示，他的知识、智识与见识也一再改变。这些走马灯式穿插出现的凡人俗子，贫富贵贱有别，生活甘苦自知，生活在盛世边缘、聚光灯外，却成为少年最初记忆中的日月山川。
我们对古人的理解，总是少年时代的经验往往最少。都说年少时的经验是人身上一道弥合而未痊愈的口子，也不碍大事，但时不时会发作，判断受它左右，情绪被它撩拨，如果是这样，接下来李白出蜀东游的经历将更值得期待，因为那会是一场在月亮和六便士之间的反复较量。当然，对于李白，六便士不是六便士，而是治国的梦想。不过，他在挫折受尽、愁苦满肠的时候，总还能“举头望明月”，而这明月不寻常，照本书说，并非天边那个亘古常新的月亮，作者在这里卖了个贯穿全书的关子。
这本书出版后，张大春先生经常访谈中强调，李白后来也卯足劲儿追求功名，写了无数叽歪扭捏矫揉造作的诗，他不是一个超凡脱俗真洒脱的人，一点也逃不脱时代流俗。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李白诗作流传下来朗朗上口的，往往是那些完全不符合当时主流口味的作品，要么长得离谱，要么短得要命，或繁或简，但绝不平庸，话说这些作品搁当时，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不管不顾的先锋艺术，然而就是这种“碰巧的杰作”，最后成为经典，而那个曾经酝酿了它的平庸海洋则如死水般永远停滞不前而终被后人遗忘。就此而言，“大唐李白”有其出身，而“诗人李白”却生了自己，造就了属于自己的门第。他革命性的杰作或许是时代的不肖子，但在那个超越一朝一代的诗歌士族里，他是光宗耀祖的孝子贤孙，毫不妥协地光耀了自家门楣。因此这本书里，其实有“两个李白”，两者之间不断的穿插闪躲，才是此书最精彩的表里协奏。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