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薩摩亞人的成年》：人類學史上的著名公案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出茅廬的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因為《薩摩亞人的成年——為西方文明所做的原始人類的青年心理研究》（以下簡稱《成年》）而一炮走紅。《成年》被譯為數十種語言，在各國的暢銷勢頭經久不衰，從而成為人類學的經典讀本。這不僅與該書細膩生動的文風有關，更重要的是，它為當時歐美學術界正在激烈爭論的兩種觀點提供了有力佐証。人性的塑造，更多來自后天還是先天？米德以書中所述的資料給予了明確答復：正是后天文化一手打造了復雜的人性。
米德的田野調查對象為南太平洋群島上的薩摩亞人。作為一名二十剛出頭的女性人類學者，她的訪談對象更多是處於青春期的薩摩亞女孩，何況這也與她的研究使命有關。她的導師博厄斯給她的題目為，鑒於在西方文明國家普遍存在青少年的心理危機現象，那麼，在原始文明中這一現象是否同樣存在？米德在《成年》一書中無可置疑地表明，薩摩亞的青少年中不存在任何心理危機或壓抑現象。相反，青春期對他們來說，正是一段無憂無慮的大好時光。女孩們普遍享受婚前的性生活自由，每當夜幕降臨，她們就與心儀的男孩來到棕櫚樹下約會，談談情說說愛，抓住婚前這段自由時光，盡情瀟洒。說到處女童貞崇拜，僅有“陶泊”，亦即處女代表，才需在婚前接受處女檢查，當然她們嫁的對象往往是等級地位頗高的首領們。但若萬一檢查表明新娘已不是處女，隻要說清情況，再經某種變通手段，也能順利過關。
此外，薩摩亞人的日常生活以“戶”為單位，戶由若干個互有關系的家庭所組成。因此一個小孩在成長的過程中，常常受到多人照料，他對生身母親就不會形成格外強烈的依戀關系，這就形成了薩摩亞人性格中淡泊隨和的一面，對感情問題往往是聽之任之，從不執著追求，這倒是正應了當代一句流行歌詞所唱：無須天長地久，隻要曾經擁有。孩子若是與家長不合，很容易就能離家出走，到另外一戶願意收留他的家裡就行。正是得益於這樣一種無拘無束的環境，薩摩亞人的生活中少有沖突、少有競爭，父母對孩子也少有強制性的管教。“在薩摩亞這塊土地上，沒有人孤注一擲，沒有人願作大犧牲，沒有人蒙受信仰的磨難，也沒有人為了某種特別目的而殊死拼搏。”“除了死亡以外，最為催人淚下的悲戚，莫過於一位親戚遠足於他島”（《成年》，p.135），因此，薩摩亞人中沒有精神病。
這就是米德筆下的薩摩亞人生活，好一幅久違的伊甸園生活圖景。不得不指出，當時的人類學家大多有美化原始人的傾向，不少人類學家告訴我們，原始文明中不存在如文明社會中殘酷的戰爭現象，比如愛斯基摩人就以“對歌”的形式來解決沖突問題﹔更讓文明社會自愧不如的是，原始人常常有著強烈的環境保護意識，當他們把河流或森林奉為神明時，也就抑制了對其過分貪婪的佔有欲望。不過，近年來已有越來越多的人類學調查資料表明，這些美化大多不能成立。原始人中的激烈爭斗程度決不弱於文明人，弱的只是他們手中的武器﹔原始人更談不上自覺的環保意識，戴蒙德的《崩潰》一書就以大量史料証實，不少曾經輝煌的原始文明最終滅絕，就因為他們肆無忌憚地毀壞了生存環境。其實當時的人類學家與其說是在贊美原始文明，還不如說他們是把原始文明當成一面鏡子，用以反襯所謂文明社會的各種丑陋冷酷現象。當然米德的研究更有其特定的背景，這是因為文化決定論與生物決定論之爭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已達到白熱化程度。
這就得說到人類學的誕生，它有一個重要前提，亦即僅當兩個極為不同的種族相遇之時，人們才會設想這樣的問題，為什麼世上還有另一種與我們不同的文化？是什麼決定了不同文化的形成和演變？這種不同種族的大規模相遇，出現於近代航海事業興起之后。在經過一段漫長的積累時期之后，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人類學得以悄然崛起。這就意味著，人類學首先面對的是人類文化的多樣性，且這種多樣性有等級之別，因而人類學的田野調查對象總是那些所謂的未開化文明﹔隨之要解釋的一個問題就是，這種多樣性從何而來？
與此同時，十九世紀后期還出現了一個重要理論：達爾文進化論。達爾文以自然選擇原理來解釋物種多樣性的起源，同時他還大膽推測，這一原理也為解釋人類的起源提供了若干線索。說到人類與動物的本質區別，莫過於人類有羞恥之心，或者說人類有道德，而道德就是一種文化現象。若說自然選擇原理同樣適合於人類，這似乎就意味著，文化現象的起源在某種程度上與先天有關，因為自然選擇的對象隻能是先天存在的遺傳差異。當然，達爾文盡管指出了其間存在某種相關性，但他並沒有如此簡單地把文化現象等同於先天因素。正是達爾文的表弟高爾頓在十九世紀末創造了“優生學”這一學科，優生學的宗旨就是要把自然選擇原理應用於人類自身。眾所周知，人類其實已在不知不覺中通過自然選擇原理培育了眾多動植物品種，現在的問題在於，人類能否通過同樣的方法來改良自身呢？但這樣做的前提卻是，承認人類的諸多行為特征與先天的遺傳有關，這才談得上對其進行有意選擇。為此，高爾頓做了某些數據統計，表明如暴力犯罪、酗酒、智力低下等不良品性都是與生俱來的，結論就是，應該讓人類中品性優良的人群多多生育，同時杜絕不良人群的生育機會，以此改良整個人種。不幸的是，優生學最終打開的卻是潘多拉盒子：二戰時期希特勒的反猶政策打的就是純潔人種的旗幟。其實同樣的悲劇還發生在美國，盡管程度遠比納粹犯下的罪行要輕。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美國，在優生學的名義下，強行對某些所謂低素質的人群進行絕育措施，如今聽來這樣的行徑似乎是荒謬不堪。痛定思痛，這才有如今西方學術界對於優生學一詞的高度警覺。
正是在優生學大行其道的背景之下，人類學家出場了。米德的導師博厄斯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使命就是要從優生學家手中搶救人性的可塑性，進而告訴公眾，人性的表達更多在於后天文化環境的塑造而非先天遺傳因素的規定。於是重要的不在於，如何強行推廣生育措施，而是為低素質人群提供更好的受教育機會，以期通過后天的影響來提升人群素質。就當時的語境來看，不得不承認，博厄斯的主張更具可行性，也更為人道。為此，他交給米德的研究任務就是，調查在原始文明中是否存在青少年心理危機現象，若答案是否定的，由此就可証實這種心理危機現象與后天的文化傳統有關，人性當然就是可塑的。正是帶著這樣的先入之見，米德給出了一個漂亮的結論，這正中博厄斯之意，難怪博厄斯對其研究報告大加贊賞，於是有了米德著作的一夜走紅。
然而，上世紀八十年代，另外一名人類學家弗裡曼出版《瑪格麗特·米德與薩摩亞——一個人類學神話的形成與破滅》一書，頓時震驚整個人類學界。這是因為弗裡曼以嚴謹翔實的材料証明，米德對於薩摩亞人生活的田園詩般的描寫，徹頭徹尾就是一個誤導，甚至是謊話。說起來，弗裡曼剛出道時曾是米德的粉絲，上世紀四十年代，他步米德后塵，也在薩摩亞人中做田野調查，但奇怪的是，所得情況卻與米德的描述大相徑庭，於是，他把這一課題持之以恆地做了下去，真相終於浮出水面。原來，當時的米德在當地調查時間僅為五個多月，她沒有做到與當地土著人同吃同住，更談不上參加他們的重要活動，嚴格說來，她的訪談資料只是道聽途說而已，她找來若干個薩摩亞女孩，由她們的口中得知未婚女孩的浪漫情事。后來，弗裡曼找到了當年米德採訪過的那個薩摩亞女孩法阿姆，她於1987年11月當眾宣誓作証，當時她和其他女孩對於米德的訪談只是開了一個玩笑而已，謊稱她們夜晚與男孩們出去約會，她們當時以為只是無傷大雅的謊話而已，想不到米德根據這些謊話寫成了書，由此造成如此深遠的影響。
弗裡曼的調查資料顯然更為可信，這是因為他長期深入薩摩亞地區，不僅與土著人同吃同住，能夠熟練使用當地方言，而且在獲得當地人的充分信任之后，他還得以參加重要的酋長會議，從而大量掌握一手資料。在《一個神話的形成與破滅》一書中，針對米德的結論，他逐條進行反駁。首先，在薩摩亞人中，決不存在婚前亂交現象，與所有其他文明一樣，薩摩亞人同樣推崇處女童貞現象，不僅被選為“陶泊”的女孩如此，其他女孩同樣牢牢守護自己的處女童貞，婚前失貞會遭來恥笑。其次，薩摩亞人同樣存在強烈豐富的感情，小孩通常由自己的母親一手帶大，他們對母親的依戀之情與其他文明的表現並無二致。與此同時，父母對於小孩的管教也是格外嚴厲，決不存在可以隨意離家出去的現象。正因如此，孩子與父母的沖突比比皆是，心理危機和壓抑現象決不少見，甚至青少年的犯罪（亦即不合群現象）率也決不低於文明社會。最后，薩摩亞人的社會中同樣存在嚴格的等級制度以及由此引起的激烈的競爭沖突現象，人們為此而背負沉重的心理壓力，甚至還要付出血淋淋的代價。
在弗裡曼所提供的事實面前，由博厄斯、米德所一氣吹大的神話猶如被戳破的氣球，黯然失色。確實，在科學史上不乏失誤、更不乏故意造假的例子。如子虛烏有的N射線和辟爾唐人化石等，都是著名的造假事例。但就米德的薩摩亞人研究而言，至少當事人決不是故意造假，她只是被先入己見的理論所套牢，再加上調查方法有失嚴謹客觀，這才鑄成了彌天大錯。若從同情的角度來看，博厄斯的理論放在當時的語境下來解讀，不失為是對優生學的一副清醒的解毒劑。但科學的客觀性恰恰表現為，它隻尊重事實﹔科學的生命力也恰恰表現為，在事實面前，它有著一套強有力的糾錯機制。
值得一說的是，上世紀七十年代興起的社會生物學，對於米德的神話及其破滅意義別有一番解讀。這是因為，由威爾遜等進化論者極力倡導的社會生物學，使得先天后天之爭的鐘擺又偏向了先天這邊。於是在社會生物學家看來，米德神話的破滅就是一個最佳例子，表明人性的形成決非由后天的文化所塑造。那麼，這是否意味著優生學的陰魂借著社會生物學的名言又卷土重來？當然決不！
必須指出，社會生物學與優生學的本質區別在於，社會生物學不強調人性的差異，相反，它倒是強調人性的共同之處﹔甚至它還強調人性與獸性的共通之處，畢竟人類是從野獸進化而來。正是在此意義上，社會生物學強調先天的重要，它與我們體內的遺傳基因有關，不要忘記這一事實，我們體內絕大部分的基因與動物、尤其是靈長類共享。因而各地的人們，盡管習俗上有著重大差異，但骨子裡都有相同的行為模式。比如，表現在兩性關系上，男性更為主動放蕩，女性則更為保守羞怯﹔等級及其競爭現象觸目所及﹔當然基於血緣或互惠利他的合作關系也普遍存在﹔愛恨怒仇等情感比比皆是。說到底，它們隻服務於一個功能：使自己的后代數達到最大化。這就是自然選擇對於人性或獸性的長期塑造。至於昔日優生學所鼓吹的種族論在社會生物學這裡則徹底瓦解，明擺著的情況是，甚至連人與獸的界限都不再涇渭分明，更何況不同的種族之間？反對者詬病的也正是，若是人獸不分，人的高貴性何以體現？
不過現在至少能夠達成的共識卻是，人生來決非一塊白板，或者說猶如一台通用電腦﹔相反，人生來就已自帶諸多特定程序。至於選擇性地啟動哪些特定程序，則有賴於后天文化環境的觸發。但萬變不離其宗，人性終究不能違背一個基本天性：飲食男女不可棄，以便維系個體的生存和種族的繁衍。至於當代社會不少人自願選擇丁克家庭，則需再辟一個話題來另作討論。當然，說到先天后天之爭，一個關鍵問題還在於，如何厘定兩者的界限並給出針對性的解釋，好在這方面的工作已有不少實質性進展。■
延伸閱讀
● 《社會生物學》
[美]愛德華·O. 威爾遜著，毛盛賢、孫港波、劉曉君、劉耳譯，毛盛賢校，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08年5月
http://book.people.com.cn/BIG5/69360/8770463.html
米德的田野調查對象為南太平洋群島上的薩摩亞人。作為一名二十剛出頭的女性人類學者，她的訪談對象更多是處於青春期的薩摩亞女孩，何況這也與她的研究使命有關。她的導師博厄斯給她的題目為，鑒於在西方文明國家普遍存在青少年的心理危機現象，那麼，在原始文明中這一現象是否同樣存在？米德在《成年》一書中無可置疑地表明，薩摩亞的青少年中不存在任何心理危機或壓抑現象。相反，青春期對他們來說，正是一段無憂無慮的大好時光。女孩們普遍享受婚前的性生活自由，每當夜幕降臨，她們就與心儀的男孩來到棕櫚樹下約會，談談情說說愛，抓住婚前這段自由時光，盡情瀟洒。說到處女童貞崇拜，僅有“陶泊”，亦即處女代表，才需在婚前接受處女檢查，當然她們嫁的對象往往是等級地位頗高的首領們。但若萬一檢查表明新娘已不是處女，隻要說清情況，再經某種變通手段，也能順利過關。
此外，薩摩亞人的日常生活以“戶”為單位，戶由若干個互有關系的家庭所組成。因此一個小孩在成長的過程中，常常受到多人照料，他對生身母親就不會形成格外強烈的依戀關系，這就形成了薩摩亞人性格中淡泊隨和的一面，對感情問題往往是聽之任之，從不執著追求，這倒是正應了當代一句流行歌詞所唱：無須天長地久，隻要曾經擁有。孩子若是與家長不合，很容易就能離家出走，到另外一戶願意收留他的家裡就行。正是得益於這樣一種無拘無束的環境，薩摩亞人的生活中少有沖突、少有競爭，父母對孩子也少有強制性的管教。“在薩摩亞這塊土地上，沒有人孤注一擲，沒有人願作大犧牲，沒有人蒙受信仰的磨難，也沒有人為了某種特別目的而殊死拼搏。”“除了死亡以外，最為催人淚下的悲戚，莫過於一位親戚遠足於他島”（《成年》，p.135），因此，薩摩亞人中沒有精神病。
這就是米德筆下的薩摩亞人生活，好一幅久違的伊甸園生活圖景。不得不指出，當時的人類學家大多有美化原始人的傾向，不少人類學家告訴我們，原始文明中不存在如文明社會中殘酷的戰爭現象，比如愛斯基摩人就以“對歌”的形式來解決沖突問題﹔更讓文明社會自愧不如的是，原始人常常有著強烈的環境保護意識，當他們把河流或森林奉為神明時，也就抑制了對其過分貪婪的佔有欲望。不過，近年來已有越來越多的人類學調查資料表明，這些美化大多不能成立。原始人中的激烈爭斗程度決不弱於文明人，弱的只是他們手中的武器﹔原始人更談不上自覺的環保意識，戴蒙德的《崩潰》一書就以大量史料証實，不少曾經輝煌的原始文明最終滅絕，就因為他們肆無忌憚地毀壞了生存環境。其實當時的人類學家與其說是在贊美原始文明，還不如說他們是把原始文明當成一面鏡子，用以反襯所謂文明社會的各種丑陋冷酷現象。當然米德的研究更有其特定的背景，這是因為文化決定論與生物決定論之爭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已達到白熱化程度。
這就得說到人類學的誕生，它有一個重要前提，亦即僅當兩個極為不同的種族相遇之時，人們才會設想這樣的問題，為什麼世上還有另一種與我們不同的文化？是什麼決定了不同文化的形成和演變？這種不同種族的大規模相遇，出現於近代航海事業興起之后。在經過一段漫長的積累時期之后，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人類學得以悄然崛起。這就意味著，人類學首先面對的是人類文化的多樣性，且這種多樣性有等級之別，因而人類學的田野調查對象總是那些所謂的未開化文明﹔隨之要解釋的一個問題就是，這種多樣性從何而來？
與此同時，十九世紀后期還出現了一個重要理論：達爾文進化論。達爾文以自然選擇原理來解釋物種多樣性的起源，同時他還大膽推測，這一原理也為解釋人類的起源提供了若干線索。說到人類與動物的本質區別，莫過於人類有羞恥之心，或者說人類有道德，而道德就是一種文化現象。若說自然選擇原理同樣適合於人類，這似乎就意味著，文化現象的起源在某種程度上與先天有關，因為自然選擇的對象隻能是先天存在的遺傳差異。當然，達爾文盡管指出了其間存在某種相關性，但他並沒有如此簡單地把文化現象等同於先天因素。正是達爾文的表弟高爾頓在十九世紀末創造了“優生學”這一學科，優生學的宗旨就是要把自然選擇原理應用於人類自身。眾所周知，人類其實已在不知不覺中通過自然選擇原理培育了眾多動植物品種，現在的問題在於，人類能否通過同樣的方法來改良自身呢？但這樣做的前提卻是，承認人類的諸多行為特征與先天的遺傳有關，這才談得上對其進行有意選擇。為此，高爾頓做了某些數據統計，表明如暴力犯罪、酗酒、智力低下等不良品性都是與生俱來的，結論就是，應該讓人類中品性優良的人群多多生育，同時杜絕不良人群的生育機會，以此改良整個人種。不幸的是，優生學最終打開的卻是潘多拉盒子：二戰時期希特勒的反猶政策打的就是純潔人種的旗幟。其實同樣的悲劇還發生在美國，盡管程度遠比納粹犯下的罪行要輕。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美國，在優生學的名義下，強行對某些所謂低素質的人群進行絕育措施，如今聽來這樣的行徑似乎是荒謬不堪。痛定思痛，這才有如今西方學術界對於優生學一詞的高度警覺。
正是在優生學大行其道的背景之下，人類學家出場了。米德的導師博厄斯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使命就是要從優生學家手中搶救人性的可塑性，進而告訴公眾，人性的表達更多在於后天文化環境的塑造而非先天遺傳因素的規定。於是重要的不在於，如何強行推廣生育措施，而是為低素質人群提供更好的受教育機會，以期通過后天的影響來提升人群素質。就當時的語境來看，不得不承認，博厄斯的主張更具可行性，也更為人道。為此，他交給米德的研究任務就是，調查在原始文明中是否存在青少年心理危機現象，若答案是否定的，由此就可証實這種心理危機現象與后天的文化傳統有關，人性當然就是可塑的。正是帶著這樣的先入之見，米德給出了一個漂亮的結論，這正中博厄斯之意，難怪博厄斯對其研究報告大加贊賞，於是有了米德著作的一夜走紅。
然而，上世紀八十年代，另外一名人類學家弗裡曼出版《瑪格麗特·米德與薩摩亞——一個人類學神話的形成與破滅》一書，頓時震驚整個人類學界。這是因為弗裡曼以嚴謹翔實的材料証明，米德對於薩摩亞人生活的田園詩般的描寫，徹頭徹尾就是一個誤導，甚至是謊話。說起來，弗裡曼剛出道時曾是米德的粉絲，上世紀四十年代，他步米德后塵，也在薩摩亞人中做田野調查，但奇怪的是，所得情況卻與米德的描述大相徑庭，於是，他把這一課題持之以恆地做了下去，真相終於浮出水面。原來，當時的米德在當地調查時間僅為五個多月，她沒有做到與當地土著人同吃同住，更談不上參加他們的重要活動，嚴格說來，她的訪談資料只是道聽途說而已，她找來若干個薩摩亞女孩，由她們的口中得知未婚女孩的浪漫情事。后來，弗裡曼找到了當年米德採訪過的那個薩摩亞女孩法阿姆，她於1987年11月當眾宣誓作証，當時她和其他女孩對於米德的訪談只是開了一個玩笑而已，謊稱她們夜晚與男孩們出去約會，她們當時以為只是無傷大雅的謊話而已，想不到米德根據這些謊話寫成了書，由此造成如此深遠的影響。
弗裡曼的調查資料顯然更為可信，這是因為他長期深入薩摩亞地區，不僅與土著人同吃同住，能夠熟練使用當地方言，而且在獲得當地人的充分信任之后，他還得以參加重要的酋長會議，從而大量掌握一手資料。在《一個神話的形成與破滅》一書中，針對米德的結論，他逐條進行反駁。首先，在薩摩亞人中，決不存在婚前亂交現象，與所有其他文明一樣，薩摩亞人同樣推崇處女童貞現象，不僅被選為“陶泊”的女孩如此，其他女孩同樣牢牢守護自己的處女童貞，婚前失貞會遭來恥笑。其次，薩摩亞人同樣存在強烈豐富的感情，小孩通常由自己的母親一手帶大，他們對母親的依戀之情與其他文明的表現並無二致。與此同時，父母對於小孩的管教也是格外嚴厲，決不存在可以隨意離家出去的現象。正因如此，孩子與父母的沖突比比皆是，心理危機和壓抑現象決不少見，甚至青少年的犯罪（亦即不合群現象）率也決不低於文明社會。最后，薩摩亞人的社會中同樣存在嚴格的等級制度以及由此引起的激烈的競爭沖突現象，人們為此而背負沉重的心理壓力，甚至還要付出血淋淋的代價。
在弗裡曼所提供的事實面前，由博厄斯、米德所一氣吹大的神話猶如被戳破的氣球，黯然失色。確實，在科學史上不乏失誤、更不乏故意造假的例子。如子虛烏有的N射線和辟爾唐人化石等，都是著名的造假事例。但就米德的薩摩亞人研究而言，至少當事人決不是故意造假，她只是被先入己見的理論所套牢，再加上調查方法有失嚴謹客觀，這才鑄成了彌天大錯。若從同情的角度來看，博厄斯的理論放在當時的語境下來解讀，不失為是對優生學的一副清醒的解毒劑。但科學的客觀性恰恰表現為，它隻尊重事實﹔科學的生命力也恰恰表現為，在事實面前，它有著一套強有力的糾錯機制。
值得一說的是，上世紀七十年代興起的社會生物學，對於米德的神話及其破滅意義別有一番解讀。這是因為，由威爾遜等進化論者極力倡導的社會生物學，使得先天后天之爭的鐘擺又偏向了先天這邊。於是在社會生物學家看來，米德神話的破滅就是一個最佳例子，表明人性的形成決非由后天的文化所塑造。那麼，這是否意味著優生學的陰魂借著社會生物學的名言又卷土重來？當然決不！
必須指出，社會生物學與優生學的本質區別在於，社會生物學不強調人性的差異，相反，它倒是強調人性的共同之處﹔甚至它還強調人性與獸性的共通之處，畢竟人類是從野獸進化而來。正是在此意義上，社會生物學強調先天的重要，它與我們體內的遺傳基因有關，不要忘記這一事實，我們體內絕大部分的基因與動物、尤其是靈長類共享。因而各地的人們，盡管習俗上有著重大差異，但骨子裡都有相同的行為模式。比如，表現在兩性關系上，男性更為主動放蕩，女性則更為保守羞怯﹔等級及其競爭現象觸目所及﹔當然基於血緣或互惠利他的合作關系也普遍存在﹔愛恨怒仇等情感比比皆是。說到底，它們隻服務於一個功能：使自己的后代數達到最大化。這就是自然選擇對於人性或獸性的長期塑造。至於昔日優生學所鼓吹的種族論在社會生物學這裡則徹底瓦解，明擺著的情況是，甚至連人與獸的界限都不再涇渭分明，更何況不同的種族之間？反對者詬病的也正是，若是人獸不分，人的高貴性何以體現？
不過現在至少能夠達成的共識卻是，人生來決非一塊白板，或者說猶如一台通用電腦﹔相反，人生來就已自帶諸多特定程序。至於選擇性地啟動哪些特定程序，則有賴於后天文化環境的觸發。但萬變不離其宗，人性終究不能違背一個基本天性：飲食男女不可棄，以便維系個體的生存和種族的繁衍。至於當代社會不少人自願選擇丁克家庭，則需再辟一個話題來另作討論。當然，說到先天后天之爭，一個關鍵問題還在於，如何厘定兩者的界限並給出針對性的解釋，好在這方面的工作已有不少實質性進展。■
延伸閱讀
● 《社會生物學》
[美]愛德華·O. 威爾遜著，毛盛賢、孫港波、劉曉君、劉耳譯，毛盛賢校，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08年5月
http://book.people.com.cn/BIG5/69360/8770463.html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