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建构的步行
读美国作家丽贝卡·索尔尼的《浪游之歌》，最开始是诧异于副标题：走路的历史。拿“走路”作为一本书的主题，还洋洋洒洒地写出二十五万字，这事情算少有人做过的吧。走路本身并未拥有为人称道的价值，除了健身运动需要，大众似乎从来没有正视过走路在生活中的地位和意义。我们几乎每天都要走路，可很少拿走路当一回事。比如一个人外出，在路上碰到一位十年未见的故人，他不会认为是走路这个行为造就了相遇的契机，他会说是“今天运气真好”之类的话。
《浪游之歌》是怎么将这个看似枯燥无聊的话题扩展开来的呢？作者从人类行走起源的纷杂假说切入，她也认为走路是一种“业余行为”，“行走的历史是一张业余性质的历史”，但它散布在各项领域，实际上非常模糊复杂。本书主要以走路的地点场所、空间距离、人群类型，散步的需求，旅行的意义，行走的界限等为支点，用一种现象学的解读方式阐述了行走的历史以及行走性质的演变。
在作者眼里，卢梭是第一位将走路带入思想殿堂的人物，他不仅是个原创性的思想家，更是个胆大的思想家。卢梭因为走路获得了一种愉悦开阔的精神状态，且在这种魔力般的状态下寻获了美妙的遐想，他在其著作中不断地提及旅行带来的体验，记录下“行进间我的回忆与感触”，所以索尔尼认为，卢梭的著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个人经验远远大于社会批判，而这种影响的来源，漫步沉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紧接着，索尔尼从卢梭这个行走的最佳翘楚出发，解剖行走徒步乃至登山是如何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自我洗礼的生活模式。相比于卢梭的户外漫步，克尔凯郭尔的踱步更彰显出心灵有意识活动的积极性，这在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的来回踱步中得到了召唤。但在此之前，散步作为沉思、冥想或审美经验，经过华兹华斯、雪莱等浪漫主义诗人的调教，行走于风景之间的这种行为方式有了属于自己特殊的人文根源。
作者写道：“思想和意念彷佛是风景里的固定物，人只需知道如何走过就能信手拈来。这样一来，即便行走和阅读都存在于脑中，行走成为了阅读本身，而记忆的风景变成像在花园、迷宫、车站里发现的文本那样稳定。”徒步爱好者找到了走路带给他们的愉悦感，这也让人理解走路是如何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那么边走边想是否就变成一种稳固的概念？答案是肯定的，但《浪游之歌》书写走路历史的结论最终表明，这种稳固的时间是有限的。
步行的场所、空间和类型在悄然地变动。步行不再是简·奥斯丁小说中精致化却单调的日常行为。墙的倒塌、消失成为现代性的一种标志（在欧美尤其是西欧国家，墙的消失是建立在个人私有场所日益牢固的基础上）。“走道如今被私有者铺在乡间的大公园里……在十八世纪，观看步行者兜圈子成为观看大花园和花园的标准样态。只有走在城堡阳台上才安全的日子早已过去”。漫步城市街道的人群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真实生活在都市的公共场所、街道扑面而来。行走给艺术提供了持续不断的能量，确保闲逛者不断地找到自己栖息存在的证明。英国诞生了十九世纪杰出的小说家狄更斯，美国有惠特曼、弗罗斯特等一大群诗人，都伯林有了乔伊斯，巴黎有了普鲁斯特和路易·阿拉贡，意大利找到了它的电影大师们……摄影界通过漫步寻取的猎物。步行在这些作家艺术家的世界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现代性节奏。
作为都市漫步者的杰出代表，本雅明将“闲逛者”变成了一个性感的名词。闲逛者是现代性的产物，反过来，又是现代性的观察者，某种程度上，闲逛者的典型特征就是制造了“城市荒野”、“玻璃之城”等超现实主义般的视野。在超现实主义小说家的笔下，游荡的人物拥有美化夜的力量。现代性意识和思维的改造，成功地把那些头脑风暴的情境产物给呈现了出来——文学的象征化书面表达和现代派就是最好佐证，而来到二十世纪后半叶，终于诞生了步行理论家（如居伊·德波），他们观察人们的散步闲逛行走，并亲力亲为。作者认为这是步行理论家们在试图留住现代都市的记忆——现代人成为了步行理论最直接有力的拥趸者。
到了这里，行走的功能、性质进一步变化。机器成为辅助人类身体的必要工具，扩充成为身体的一种力量和技能。步行的交通、健身功能也逐渐被跑步机、动感单车、汽车飞机等取代。继工业革命后，步行慢慢地成为人们出行时刻意的选择。于是，步行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散发诗意的行为。艺术家们挖掘步行的姿势、意义、空间感和文化内涵等。同事，步行的性质具备了政治话语。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在作者看来，“不只是意念的革命，而且是身体在巴黎街道及广场舞台上被解放、饥饿、游行、舞蹈、暴动、被斩首的革命。”这种非暴力游行方式，步行附庸为抗议示威的手段，在最近几十年成为普遍现象，如捷克的“丝绒革命”。
由此可以看出，《浪游之歌》对行走的书写和行走历史的梳理，拥有一条清晰的线索。索尔尼认为，行走在最近的历史里成为现代性碎片的羽毛：“大多数的都市步行者都知道一种微妙的状态，即沐浴于孤独——点缀着相遇的黑暗孤独。在乡下，人的孤独是地理的——人完全在社会外，因此孤独有其地理的解释。在城市，人因世界由陌生人组成而孤单，而当被陌生人围绕的陌生人，怀着秘密静静行走，想象身边路过的人的秘密是最奢侈的享受。”这段话并不难理解，人们沉浸于独自行走，人群产生了一种“乌托邦式社群感”。每个人都得到了与人群对话的缓冲。尽管没人再去关注步行的目的，但却潜移默化地培养了心灵漫游的经验。
选择行走这种生活方式的人，享受着闪亮澄澈的思想和脱缰野马般的灵韵。《浪游之歌》举了一个案例：一九八三年，东欧激进表演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和乌韦花了三个月时间，从两千四百英里外走向彼此，在中间拥抱，然后分道扬镳，即所谓的艺术作品《万里长城行》。这种行为艺术的诞生，早已超出了步行精神的文化诉求。作者通过这个极端例子探讨了步行的界限和未来，最后的态度是有所担忧的，不过她笃信步行的必要性，因为步行不是自然现象而是文化建构，而步行之道一直在召唤人类赶紧上路。
《浪游之歌》是怎么将这个看似枯燥无聊的话题扩展开来的呢？作者从人类行走起源的纷杂假说切入，她也认为走路是一种“业余行为”，“行走的历史是一张业余性质的历史”，但它散布在各项领域，实际上非常模糊复杂。本书主要以走路的地点场所、空间距离、人群类型，散步的需求，旅行的意义，行走的界限等为支点，用一种现象学的解读方式阐述了行走的历史以及行走性质的演变。
在作者眼里，卢梭是第一位将走路带入思想殿堂的人物，他不仅是个原创性的思想家，更是个胆大的思想家。卢梭因为走路获得了一种愉悦开阔的精神状态，且在这种魔力般的状态下寻获了美妙的遐想，他在其著作中不断地提及旅行带来的体验，记录下“行进间我的回忆与感触”，所以索尔尼认为，卢梭的著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个人经验远远大于社会批判，而这种影响的来源，漫步沉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紧接着，索尔尼从卢梭这个行走的最佳翘楚出发，解剖行走徒步乃至登山是如何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自我洗礼的生活模式。相比于卢梭的户外漫步，克尔凯郭尔的踱步更彰显出心灵有意识活动的积极性，这在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的来回踱步中得到了召唤。但在此之前，散步作为沉思、冥想或审美经验，经过华兹华斯、雪莱等浪漫主义诗人的调教，行走于风景之间的这种行为方式有了属于自己特殊的人文根源。
作者写道：“思想和意念彷佛是风景里的固定物，人只需知道如何走过就能信手拈来。这样一来，即便行走和阅读都存在于脑中，行走成为了阅读本身，而记忆的风景变成像在花园、迷宫、车站里发现的文本那样稳定。”徒步爱好者找到了走路带给他们的愉悦感，这也让人理解走路是如何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那么边走边想是否就变成一种稳固的概念？答案是肯定的，但《浪游之歌》书写走路历史的结论最终表明，这种稳固的时间是有限的。
步行的场所、空间和类型在悄然地变动。步行不再是简·奥斯丁小说中精致化却单调的日常行为。墙的倒塌、消失成为现代性的一种标志（在欧美尤其是西欧国家，墙的消失是建立在个人私有场所日益牢固的基础上）。“走道如今被私有者铺在乡间的大公园里……在十八世纪，观看步行者兜圈子成为观看大花园和花园的标准样态。只有走在城堡阳台上才安全的日子早已过去”。漫步城市街道的人群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真实生活在都市的公共场所、街道扑面而来。行走给艺术提供了持续不断的能量，确保闲逛者不断地找到自己栖息存在的证明。英国诞生了十九世纪杰出的小说家狄更斯，美国有惠特曼、弗罗斯特等一大群诗人，都伯林有了乔伊斯，巴黎有了普鲁斯特和路易·阿拉贡，意大利找到了它的电影大师们……摄影界通过漫步寻取的猎物。步行在这些作家艺术家的世界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现代性节奏。
作为都市漫步者的杰出代表，本雅明将“闲逛者”变成了一个性感的名词。闲逛者是现代性的产物，反过来，又是现代性的观察者，某种程度上，闲逛者的典型特征就是制造了“城市荒野”、“玻璃之城”等超现实主义般的视野。在超现实主义小说家的笔下，游荡的人物拥有美化夜的力量。现代性意识和思维的改造，成功地把那些头脑风暴的情境产物给呈现了出来——文学的象征化书面表达和现代派就是最好佐证，而来到二十世纪后半叶，终于诞生了步行理论家（如居伊·德波），他们观察人们的散步闲逛行走，并亲力亲为。作者认为这是步行理论家们在试图留住现代都市的记忆——现代人成为了步行理论最直接有力的拥趸者。
到了这里，行走的功能、性质进一步变化。机器成为辅助人类身体的必要工具，扩充成为身体的一种力量和技能。步行的交通、健身功能也逐渐被跑步机、动感单车、汽车飞机等取代。继工业革命后，步行慢慢地成为人们出行时刻意的选择。于是，步行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散发诗意的行为。艺术家们挖掘步行的姿势、意义、空间感和文化内涵等。同事，步行的性质具备了政治话语。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在作者看来，“不只是意念的革命，而且是身体在巴黎街道及广场舞台上被解放、饥饿、游行、舞蹈、暴动、被斩首的革命。”这种非暴力游行方式，步行附庸为抗议示威的手段，在最近几十年成为普遍现象，如捷克的“丝绒革命”。
由此可以看出，《浪游之歌》对行走的书写和行走历史的梳理，拥有一条清晰的线索。索尔尼认为，行走在最近的历史里成为现代性碎片的羽毛：“大多数的都市步行者都知道一种微妙的状态，即沐浴于孤独——点缀着相遇的黑暗孤独。在乡下，人的孤独是地理的——人完全在社会外，因此孤独有其地理的解释。在城市，人因世界由陌生人组成而孤单，而当被陌生人围绕的陌生人，怀着秘密静静行走，想象身边路过的人的秘密是最奢侈的享受。”这段话并不难理解，人们沉浸于独自行走，人群产生了一种“乌托邦式社群感”。每个人都得到了与人群对话的缓冲。尽管没人再去关注步行的目的，但却潜移默化地培养了心灵漫游的经验。
选择行走这种生活方式的人，享受着闪亮澄澈的思想和脱缰野马般的灵韵。《浪游之歌》举了一个案例：一九八三年，东欧激进表演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和乌韦花了三个月时间，从两千四百英里外走向彼此，在中间拥抱，然后分道扬镳，即所谓的艺术作品《万里长城行》。这种行为艺术的诞生，早已超出了步行精神的文化诉求。作者通过这个极端例子探讨了步行的界限和未来，最后的态度是有所担忧的，不过她笃信步行的必要性，因为步行不是自然现象而是文化建构，而步行之道一直在召唤人类赶紧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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