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闻成为历史
——评《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历史往往是被一些不经意的细节改变的。比如纸张与印刷，虽然最早出现在中国，但真正的被发扬光大，却是在欧洲。从某种意义上，古登堡革命直接导致了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从而塑造了现代欧洲。19世纪末，印刷术再次回到中国，一场新文化运动又重新塑造了现代中国。作为纸张和印刷的典型，报纸的出现改变了人类自古以来的信息匮乏，人类社会一步跨入了现代的大门。从某种意义上，报纸的意义丝毫不逊色于今天的互联网。
因为报纸这种新媒介，一种叫“新闻”的新事物诞生了。在报纸出现之前，人们只能口口相传。语言与文字的差异造成了三人成虎的困局，而真实性一旦失去，新闻也就不存在了。从某种意义上，文字是历史的代名词。文字诞生之前的历史常常被称为“史前”。新闻的出现不仅是文字的创新，也是历史的创新。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今天的历史其实也是昨天的新闻。从某种程度上，新闻和历史是同构的，真实是他们共同的生命。
汉字的历史可谓悠久，但对中国来说，新闻的历史却极其短暂。在新闻出现之前，中国的历史仅限于官方档案和民间笔记；所谓二十四史，基本都是后人的想象和复原。新闻的出现，无疑为后人提供了一种更鲜活更真实的历史。历史是一面镜子，人们通过历史认识当下。虽然近代史一直是中国历史的显学，但关于这段历史，却缺乏许多真实的现场记录；因为这对中国来说，恰好是前新闻时代，报纸还没有诞生。好在当时的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的近代，来自西方的记者用他们的眼睛和笔见证了一个曾经的中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有时候，在他者的视角下，往往更能呈现出真实的面貌。同时，西方也是中国的一面镜子。
近年来，来自西方的中国史研究和汉学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令人不解的是，对遗落在西方的中国历史史料研究整理工作，似乎只有极少数人在做。相比之下，当代人更关心那些遗落海外的文物。在这些史料中，早期西方有关中国的报纸新闻算得上是最方便的。数年前，郑曦原先生从《纽约时报》摘选编译的《帝国的回忆》一书出版，曾引起广泛关注。如今，煌煌巨著的《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出版面世，让我们看到一场规模更加宏大的历史打捞。
在19世纪下半叶，英国远比美国对中国影响大，因为前者介入更深，甚至改写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就新闻而言，英国派驻中国的记者数量之多，这也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甚至当时的中国还不知道记者为何物。《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精心摘选了《伦敦新闻画报》上许多关于中国的“新闻”，这些100多年前的“新闻”无疑构成了最真实最细腻的历史。更为难得的是，在一个没有摄影术的前视觉时代，一群西方美术家用他们精湛的版画技术，为我们定格了历史的瞬间。超越《帝国的回忆》一书的是，这套三卷本巨著呈现给中国读者的，不仅包括189篇中国报道，还有442张堪比摄影的版画记录。
一
对古老的中国来说，19世纪不仅是古代传统的终结，也是天下帝国的终结。中国自古以文明中心自居，将主要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外来文明视为文化落后的蛮夷。当中国遭遇西方文明时，第一次发现这些“蛮夷”不仅文化先进，甚至比中国更加“文明”。中国从优越感跌落，进而产生了文明自卑感，开始了一场现代化的学习与进步。在这一时期，中国与日本走过了相似的心路历程。从自强运动直到五四运动，中国对文明的向往如此急切，足以证明人类具有共同的普世价值。正如马勇先生在本书的序言中所说，对西方文明充满敌意的、所谓“被侵略被欺凌”的民族主义话语，其实只是最近几十年才被灌输出来的；在此之前，中国文明始终是包容大度的，特别是《北京条约》之后，中国开放的步伐一直在加快。
之所以要提到这一点，是为了更好地恢复历史的真相。首先，《伦敦新闻画报》并非大英帝国的官方报纸，它不仅是民间性的，而且是全球性的。从1842年创刊，直到2003年闭刊，这家百年老店始终坚守了可信与中立的新闻伦理。其次，无论是从文字还是图片，这些新闻始终保持了人性关怀的普世价值观，对政治和战争采取了多元多视角的报道和分析，这种真诚与文明足以跨越时空，以至于在百余年后仍然不失其价值与魅力。
100多年来，虽然中国已经改朝换代、天翻地覆，变得几乎不像中国了，但作为现代发源地的西方世界其实变化并不大，或者说只有量变而没有质变，无论是信仰和文化，还是国体和法律，早在200多年前甚至更早时期就已经定型。发端于西方文明的现代新闻业从一开始，就特别强调报道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并将新闻自由视为新闻存在的根本和生命。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直到今天还没有真正的新闻。对一个连历史也被权力垄断的中国来说，真实或许只能从中国之外去寻找，所以也不难理解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不是《人民日报》，而是《参考消息》。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伦敦新闻画报》都是一份权威的世界级新闻媒体。早在1863年，《伦敦新闻画报》每期发行量就达到30万份。在那个印刷品匮乏的时代，当时的中国人喜欢把它当做时尚新潮的壁纸，贴在自己家里最显眼的墙壁上，甚至有人用它装饰自己船篷。随着19世纪下半叶中英关系的密切，中国不仅成为其重要的发行地区，也被视为其重要的新闻热点地区。他们不远万里，向中国前后派遣了很多位资深记者和画家。这些洋记者深入中国各地，用文字和图像记载了中国的方方面面，不仅有时事新闻，也包括政治、战争、社会、经济、习俗等方面的知识。对今天的人们来说，这些新闻和记录作为史料，不仅是第一手，而且也是独一无二的。毕竟那是一个没有新闻和记者的古代中国。当时中国仅有的《京报》是清政府刊印并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官方内部刊物，主要用以控制公众舆论，算不上真正的新闻报刊。
二
在人类文明中，绘画的历史远比文字要早得多。一些早期岩画甚至可以追溯到四万年之前，相对而言，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过区区三千多年。绘画与文字一样，其本来功能都是为了记录，但后来却逐渐变成一种艺术审美，记录的功能逐渐淡化。特别是在中国，绘画基本已经沦为文人无中生有的创作，而文字最大的体现则是书法。富于理性主义的西方文化始终保留了绘画的记录功能。几何学的透视原理在美术上的广泛应用，使西方绘画具有近乎摄影的真实。在中国，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之所以专宠郎世宁，正是因为西方油画在真实记录方面远远强于传统中国画。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为了记录平定新疆的丰功伟绩，郎世宁等西洋画师奉命绘制《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图稿完成后，乾隆皇帝决定将其制作成可以大量复制的铜版画。就印刷清晰度而言，欧洲的铜版画远非中国传统木版画可比，尤其是法国铜版画。为了完成这些传世作品，法兰西皇家艺术院院长马立涅侯爵亲自挑选欧洲最顶尖的雕版高手，前后用了整整11年时间；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16幅铜版及200套精心印制的铜版画，连同原稿全部运抵中国。乾隆看到后非常满意，将他所有的“十全武功”都送到欧洲制作成了铜版画。
从某种意义上，铜版画有着与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同样的重要贡献。油画本身是不可机械复制和印刷的。铜版画吸收了油画的很多技法，线条非常细腻，毫发毕现，可以体现出复杂的光影透视，甚至可以人工上色；铜版画可以用铜版作为印版媒介转印于纸上，即使多次复制和印刷，也不会有任何细节损失。这一优点使铜版画被大量用于书籍和报纸的印刷。
在盖达尔的摄影术发明前的19世纪，版画发展达到巅峰状态，欧洲涌现出了大量职业插图家和雕版技师。虽然绘画在真实程度上不及摄影，但其制作难度却比摄影大得多。比如这些西洋画家为了画北京的市井风貌，就颇费周折。由于北京的居民大多数都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满人，提笼架鸟，喜欢四处找乐子，遇见一个洋人在街上画画，他们马上就围个里三层外三层，结果想画的对象和场景反倒都没有了。
与一般以文字为主的报纸不同，《伦敦新闻画报》是世界第一份以图像为主的新闻性周刊，他的创办人是印刷商赫伯特·英格拉姆。在整个19世纪，它一直保持着世界新闻画报的龙头地位，与日不落帝国相始终。
《伦敦新闻画报》创刊之际，恰逢第一次中英战争，他们派到中国的记者和画师忠实地记录着他们的所见所闻；特别是图片的魅力，速写的传神加上铜版画的精致，历史就被这张报纸定格了。一些插图堪称“大制作”，这些雕凹线法的铜版画构图布局考究，制作精良，都是由顶级雕版师根据记者发回的速写重新制作的。如1958年10月2日《中英天津条约签订仪式》，场面恢弘，人物众多，富有欧洲历史画的典型风格。
1843年，也就是在《伦敦新闻画报》刚刚面世的时候，英国作家乔治·N.赖特联手雕版画家托马斯·阿洛姆共同创作出版了一本介绍中国的画册，这些表现力极为细腻的钢版雕版画为我们保存了极其珍贵的晚清风情图卷。值得庆幸的是，这本画册如今也首次在中国出版，名字就叫《帝国旧影：雕版画里的晚清中国》。100多年后，我们再回看这些制作精美的版画插图和颇有现场感的速写，宛如一场身临其境的穿越，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是一个宽广的老中国世俗社会生活图景；同时，这些栩栩如生的新闻纪实，也无一不是精美绝伦的版画艺术佳品。
三
作为一份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报业鼻祖，《伦敦新闻画报》走过了100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仅仅选取其中很小的片段。本书的内容包括两次中英战争（鸦片战争）、中国内战（太平天国之乱）、耆英访问香港、澳门总督遇刺、广州十三行、世博会的唐人馆、耆英号中国帆船、同治皇帝的婚礼、各地风土人情和民间婚姻习俗。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几乎都有所涉及。
关于鸦片战争，书中有很多报道和评论。“战争的真正原因可以轻而易举地追溯到在东印度公司特许贸易期间英国长期受到侮辱，以及后来中国政府对于律劳卑勋爵所受到的轻慢无动于衷。”战争之前，“英国曾经有两次以朝贡的方式，试图用昂贵的礼物去讨好（中国）天子陛下。”战争的结果，“英国贸易的一个巨大市场即将被打开。”
在战争过程中，发生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比如，两艘英国商船只在台湾海域触礁沉没，297名幸存者遭到中国当局逮捕，最后只有9人活了下来。再比如，英军攻破城市后，会将清政府的粮仓打开，将粮食分给当地的民众。
面对专制权力桎梏下的中国人，英国人对他们的民主宪政和法治文明充满自信，“中国人那么聪明，在跟鞑靼征服者随心所欲的统治相对照时，不会看不到英国人保护生命财产那种公正法律的好处。”“中国人应当感受到一个奉行基督教的仁慈政府所带来的好处，我们应当使他们看到他们的官员与欧洲当权者的区别，否则我们的统治只会令他们比以前更加憎恨番鬼，而不会让他们得到益处。中国人不是很在乎谁统治他们，只要他们能够平平安安地挣钱就行了。并且，比起专制暴虐的清朝官吏，他们当然更愿意要一个有力而公正的统治者。他们给清朝官吏叩头，更多的是出于卑怯而非其他什么动机。”
在英国人看来，鸦片几乎是中国腐败和灾难的象征。“水师官兵们和每一位海关雇员通过鸦片交易所赚到的钱远比制止走私多得多。实际上，那些缉私船所夹带的鸦片不会少于那些专门走私鸦片的船。……鸦片禁令对于阻止鸦片贸易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鸦片继续在全国各地公开销售，大清帝国内每一个城市的鸦片馆数量就像英国的豪华小酒馆那么多。……中国人是如此沉湎于鸦片瘾，以至于他们会不惜一切手段来得到这些毒品。”
在对待鸦片的态度上，英国人充满矛盾和纠结。一方面，“英国人不太理解的鸦片贸易也许能够成为上帝所想要把福音送到中国，并且改变这个国家黑暗状况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鸦片贸易带给他们深深的罪恶感。“假如在一千乃至一万个人中有那么一个鸦片鬼的话，我们便不会羡慕靠鸦片贸易得来的财富。我们不禁将其视为英属东印度政府名誉上的一个污点，因为后者主要是靠种植和贩卖鸦片来获得其岁入的。每一个对于别人怀有善良意愿的人都必须衷心祈愿，以禁止这种给无数中国家庭带来贫穷和死亡的鸦片贸易。”
四
很明显，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报道更多，也更详细。“英国水兵们从天亮以来一直在烧杀劫掠，满载着抢来的财物欢天喜地地归来，……在一个乐呵呵的水兵皮带上晃荡着两只活鸡，另一个更为幸运的家伙扛着一头肥猪。每个人背上都绑着席子。有的提着灯笼，有的抱着菩萨。”“文明”的英国人显然无法理解中国人“无所不用其极”的战争法则，他们认为两广总督叶名琛极其“残暴”，“太平天国叛乱的六个月之内，他光在广州城内就处决了十几万人。我们为他对文明战争仍然一无所知而感到惊诧。”
“我们是在跟海盗和野蛮行为开战，……摆在我面前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在那位可怜的法国传教士马神甫于广西境内被谋杀之后，那些冷酷无情的杀人犯们仍感到不满足，他们挖出了他的心脏，并且把它吃下去了。……而正是这些人称我们为‘蛮夷’”。在战争情况下，连普通的英国商船和英国平民也不能幸免。英国大鳍蓟号邮船多次遭到袭击，飞马号客船遭到清军水师伏击，“这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勇气：拥有整整8000多人的一个兵船舰队大动干戈地追逐一条可怜的小客轮，后者只装载了八九名旅客，然而他们每个人的头颅都值100两银子。”“中国皇帝为每一个‘蛮夷’的头颅都提供了100两白银的悬赏，而中国有成千上万的人会为了50两就不惜犯下最血腥的罪行。”应当承认，这些新闻作为史料似乎并不多见。
中国的孔圣人说过：“邦无道，天下共伐。有道伐无道，解民于倒悬，天地经义。”战争的实质其实是政治的较量。仅从这些战地报道来说，英国坚信自己占有道义优势。“联军并非是在向中国人开战，而是针对叶名琛及其官吏的，许多老百姓也希望能除掉那些骑在他们头上的暴虐贪官。”英法联军在中国招募了大量的“军事辎重队”，“他们全是中国人，身穿黑衣，并在肩上斜挎着一根白布带，上面用中英文写着他们的番号。……他们对我们的忠诚是来自于他们对清朝官员的恐惧。”
“圆明园的焚毁对于清王朝来说肯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打破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以一种粗暴的方式驱散了人们心目中总是环绕在皇帝头上的那个光环。”经历过大宪章和光荣革命洗礼的英国人，本能地对专制王权不信任和鄙视，但同时又对普通民众充满同情和关怀。“我发现中国人非常聪明，他们有惊人的天赋，和我以前听说的完全不同。我和他们相处得很好。孩子们长着你所能想象的最明亮的眼睛，非但不丑陋，还可称得上是最赏心悦目的小家伙。”“在大连湾，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受到了村民礼貌的接待。我们表示需要鸡肉和鸡蛋，便很快就看到小男孩们在追逐咯咯大叫的鸡，大人们消失了一会儿之后就带着很好的鸡蛋返回来了。……他们举止很得体，我们向他们付款，把钱放到褡裢里，但是他们不肯接受任何额外报酬，也不准备把他们的鸡带回去，而是使劲要我们接受，还把它们放到我们的船上。”
五
对于“洪杨之乱”或者“天平天国”，英国人称之为“革命”。1857年正值清朝咸丰七年，在3月14日的报纸上，极其悲观的英国人似乎提前预言了满清帝国的覆灭。“清朝政府并没有明显的希望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皇权。中华帝国必定会分崩离析。7年来已获得局部胜利的革命和无数小的起义，在有些省份里甚至导致了无政府状态、连年饥荒和商贸的凋零。某些地区的瘟疫和另一些地区的蝗灾——所有这些，再加上空虚的国库、游民、军饷不足和军官无能，等等，都必然会造成清朝的迅速瓦解，无论是否有外国人的侵略。”
100多年前的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达尔文时代，强人迭出，强权横行。面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们都盼望着一个上帝般的强人来做救世主。“这个拥有三亿人口的王国，当你知道了地下埋着的矿藏资源和这片富饶肥沃土地上的人口数量时，你不禁会问，究竟是什么阻碍了这个民族在人类事务中发挥重大的影响。它所缺乏的是一位天才，一个能够汲取这个民族力量和活力的真正伟人。这个国家的人口超过了整个欧洲，而且拥有长达三千多年的文明。假如能够涌现一位才智过人，具有钢铁意志的皇帝，一位决心立即与古代传统决裂，并引导人民跨入进步的西方文明的改革家，我们相信这个民族的振兴指日可待，而眼下似乎非常荒唐可笑的中华民族将会令人们刮目相看，甚至会令那些渴望劫掠这个亚洲古国的列强们忐忑不安。”
虽然对清政府充满厌恶和绝望，但对于中国的未来，《伦敦新闻画报》保留了无限的希望与憧憬。“人们完全可以预见，由于英国人不断侵袭闭关自守的中国领土，文明的浪潮将以不可抗拒的势头滚滚而来；无论是中国民众或是其统治者的努力，都无法阻挡对面的光芒以不断增强的辐射力照亮中华帝国最隐秘的中心。”
今天看来，《天津条约》第51条似乎是一个极其中国化的问题：“汉字‘夷’（蛮人）不得出现在任何中国官方发布的中文正式文件中，以用于称呼英国政府或者英国臣民。”通过这份报纸，我们还可以知道最早的外国大使馆，其实并不叫“大使馆”。英国公使馆被称为“大英国府”，同样，俄国公使馆称“大俄国府”，普鲁士公使馆称“大普国府”，而美国公使馆则称“大美国府”。
六
满汉混杂的北京作为当时中国的权力中心，一直是英国记者停留最多的地方，他们从这里寄回了许多关于北京的风土人情的精彩绘画。“作为征服者，清朝皇帝们在北京和其他主要中国城市里都派驻了大量的鞑靼人口，后者组成了一支军队，以统治当地的汉人。……几乎京师所有的鞑靼人口都靠领取清廷的津贴生活。在京师没有工业和制造业。金钱和粮食不断地涌入京师，但是没有任何东西从京师输出。”
对于当时中国的《京报》，英国记者颇为留心。“《京报》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三亿六千万人口中几乎所有的报纸。《京报》只是宫廷内外供人传阅的小报，其内容只包括政府的告示和法令。……由于缺乏一家有效率的报社，使得中国人甚至对于在自己国家发生的事也一无所知。中国南方的叛乱已经持续多年了，但在北京没有人知道有关叛乱的任何消息。然而这儿有许多人会阅读和书写，所以中国有朝一日将会成为报纸的一个巨大市场。”
19世纪的英国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法治文明，相比之下，中国还在权力为所欲为的法家时代。“大清律法长达1557个条款，以野蛮著称。总的来说，中国的刑罚极为残酷，并且与相应的罪行根本就不成比例。……天朝当局竟会出于‘仁慈’的考虑，将犯人的孩子带来看他们已故父亲被砍下来的头颅，以让他们在伦理道德上吸取教训。”
从西方的记忆中，可以打捞起许多陌生的历史。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在这次中西文明大碰撞中，有数不清的敌意和误解，但也有很多善意和交流。1841年，中国人在最早见到英国轮船时，曾经很不客气地给它起绰号为“火妖怪”。1951年，英国创办首届世界博览会，中国主题的“唐人馆”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十多年后，斌春的出访在欧洲刮起了一场“中国旋风”。
1866年3月7日，斌椿一行从北京出发，先后游历了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罗斯、德国、比利时等11个国家，历时4个多月。“中华使臣，从未有至外国者，此次奉命游历，始知海外有如此盛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专门为这个中国来访者举办了一场宫廷舞会。斌春感慨万千：“得见伦敦屋宇器具，制造精巧，甚于中国。至一切政事，好处颇多。且蒙君主优待，得以浏览胜景，实为感幸。”在伦敦照相馆，他留下了生平第一张照片。他的照片立刻成为伦敦最抢手的纪念品，他本人也成为记者追逐的国际名人。很长时间里，关于他的行踪报道占据着各大报刊的显要位置。
在1866年6月23日的《伦敦新闻画报》上，除过关于斌春的新闻报道，还有一段温暖感人的记者评论。很多年后，当年的新闻已经成为尘封的历史；翻看这些旧新闻，如同一趟穿越时空的旅行。今天的我们看着这些曾经的话语，或许会像斌春一样，感慨世界的奇妙。
“我们有理由为他的这次旅行不但向中国，而且向整个欧洲表示祝贺。它具有无比深远的意义，因为我们可以视其为中国的一个承诺，即它将冲破过去闭关自守的政策。中国人逐渐形成的妄自尊大以及他们对西方民族的无知和恐惧都将慢慢地被消除，最终必将创造一个人们诚实、聪明、耐心和勤劳，自然资源丰富的强盛中华帝国。它将在我们这个时代自立于世界之林，并且分享兄弟国家的进步。”
历史往往是被一些不经意的细节改变的。比如纸张与印刷，虽然最早出现在中国，但真正的被发扬光大，却是在欧洲。从某种意义上，古登堡革命直接导致了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从而塑造了现代欧洲。19世纪末，印刷术再次回到中国，一场新文化运动又重新塑造了现代中国。作为纸张和印刷的典型，报纸的出现改变了人类自古以来的信息匮乏，人类社会一步跨入了现代的大门。从某种意义上，报纸的意义丝毫不逊色于今天的互联网。
因为报纸这种新媒介，一种叫“新闻”的新事物诞生了。在报纸出现之前，人们只能口口相传。语言与文字的差异造成了三人成虎的困局，而真实性一旦失去，新闻也就不存在了。从某种意义上，文字是历史的代名词。文字诞生之前的历史常常被称为“史前”。新闻的出现不仅是文字的创新，也是历史的创新。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今天的历史其实也是昨天的新闻。从某种程度上，新闻和历史是同构的，真实是他们共同的生命。
汉字的历史可谓悠久，但对中国来说，新闻的历史却极其短暂。在新闻出现之前，中国的历史仅限于官方档案和民间笔记；所谓二十四史，基本都是后人的想象和复原。新闻的出现，无疑为后人提供了一种更鲜活更真实的历史。历史是一面镜子，人们通过历史认识当下。虽然近代史一直是中国历史的显学，但关于这段历史，却缺乏许多真实的现场记录；因为这对中国来说，恰好是前新闻时代，报纸还没有诞生。好在当时的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的近代，来自西方的记者用他们的眼睛和笔见证了一个曾经的中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有时候，在他者的视角下，往往更能呈现出真实的面貌。同时，西方也是中国的一面镜子。
近年来，来自西方的中国史研究和汉学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令人不解的是，对遗落在西方的中国历史史料研究整理工作，似乎只有极少数人在做。相比之下，当代人更关心那些遗落海外的文物。在这些史料中，早期西方有关中国的报纸新闻算得上是最方便的。数年前，郑曦原先生从《纽约时报》摘选编译的《帝国的回忆》一书出版，曾引起广泛关注。如今，煌煌巨著的《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出版面世，让我们看到一场规模更加宏大的历史打捞。
在19世纪下半叶，英国远比美国对中国影响大，因为前者介入更深，甚至改写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就新闻而言，英国派驻中国的记者数量之多，这也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甚至当时的中国还不知道记者为何物。《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精心摘选了《伦敦新闻画报》上许多关于中国的“新闻”，这些100多年前的“新闻”无疑构成了最真实最细腻的历史。更为难得的是，在一个没有摄影术的前视觉时代，一群西方美术家用他们精湛的版画技术，为我们定格了历史的瞬间。超越《帝国的回忆》一书的是，这套三卷本巨著呈现给中国读者的，不仅包括189篇中国报道，还有442张堪比摄影的版画记录。
一
对古老的中国来说，19世纪不仅是古代传统的终结，也是天下帝国的终结。中国自古以文明中心自居，将主要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外来文明视为文化落后的蛮夷。当中国遭遇西方文明时，第一次发现这些“蛮夷”不仅文化先进，甚至比中国更加“文明”。中国从优越感跌落，进而产生了文明自卑感，开始了一场现代化的学习与进步。在这一时期，中国与日本走过了相似的心路历程。从自强运动直到五四运动，中国对文明的向往如此急切，足以证明人类具有共同的普世价值。正如马勇先生在本书的序言中所说，对西方文明充满敌意的、所谓“被侵略被欺凌”的民族主义话语，其实只是最近几十年才被灌输出来的；在此之前，中国文明始终是包容大度的，特别是《北京条约》之后，中国开放的步伐一直在加快。
之所以要提到这一点，是为了更好地恢复历史的真相。首先，《伦敦新闻画报》并非大英帝国的官方报纸，它不仅是民间性的，而且是全球性的。从1842年创刊，直到2003年闭刊，这家百年老店始终坚守了可信与中立的新闻伦理。其次，无论是从文字还是图片，这些新闻始终保持了人性关怀的普世价值观，对政治和战争采取了多元多视角的报道和分析，这种真诚与文明足以跨越时空，以至于在百余年后仍然不失其价值与魅力。
100多年来，虽然中国已经改朝换代、天翻地覆，变得几乎不像中国了，但作为现代发源地的西方世界其实变化并不大，或者说只有量变而没有质变，无论是信仰和文化，还是国体和法律，早在200多年前甚至更早时期就已经定型。发端于西方文明的现代新闻业从一开始，就特别强调报道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并将新闻自由视为新闻存在的根本和生命。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直到今天还没有真正的新闻。对一个连历史也被权力垄断的中国来说，真实或许只能从中国之外去寻找，所以也不难理解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不是《人民日报》，而是《参考消息》。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伦敦新闻画报》都是一份权威的世界级新闻媒体。早在1863年，《伦敦新闻画报》每期发行量就达到30万份。在那个印刷品匮乏的时代，当时的中国人喜欢把它当做时尚新潮的壁纸，贴在自己家里最显眼的墙壁上，甚至有人用它装饰自己船篷。随着19世纪下半叶中英关系的密切，中国不仅成为其重要的发行地区，也被视为其重要的新闻热点地区。他们不远万里，向中国前后派遣了很多位资深记者和画家。这些洋记者深入中国各地，用文字和图像记载了中国的方方面面，不仅有时事新闻，也包括政治、战争、社会、经济、习俗等方面的知识。对今天的人们来说，这些新闻和记录作为史料，不仅是第一手，而且也是独一无二的。毕竟那是一个没有新闻和记者的古代中国。当时中国仅有的《京报》是清政府刊印并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官方内部刊物，主要用以控制公众舆论，算不上真正的新闻报刊。
二
在人类文明中，绘画的历史远比文字要早得多。一些早期岩画甚至可以追溯到四万年之前，相对而言，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过区区三千多年。绘画与文字一样，其本来功能都是为了记录，但后来却逐渐变成一种艺术审美，记录的功能逐渐淡化。特别是在中国，绘画基本已经沦为文人无中生有的创作，而文字最大的体现则是书法。富于理性主义的西方文化始终保留了绘画的记录功能。几何学的透视原理在美术上的广泛应用，使西方绘画具有近乎摄影的真实。在中国，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之所以专宠郎世宁，正是因为西方油画在真实记录方面远远强于传统中国画。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为了记录平定新疆的丰功伟绩，郎世宁等西洋画师奉命绘制《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图稿完成后，乾隆皇帝决定将其制作成可以大量复制的铜版画。就印刷清晰度而言，欧洲的铜版画远非中国传统木版画可比，尤其是法国铜版画。为了完成这些传世作品，法兰西皇家艺术院院长马立涅侯爵亲自挑选欧洲最顶尖的雕版高手，前后用了整整11年时间；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16幅铜版及200套精心印制的铜版画，连同原稿全部运抵中国。乾隆看到后非常满意，将他所有的“十全武功”都送到欧洲制作成了铜版画。
从某种意义上，铜版画有着与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同样的重要贡献。油画本身是不可机械复制和印刷的。铜版画吸收了油画的很多技法，线条非常细腻，毫发毕现，可以体现出复杂的光影透视，甚至可以人工上色；铜版画可以用铜版作为印版媒介转印于纸上，即使多次复制和印刷，也不会有任何细节损失。这一优点使铜版画被大量用于书籍和报纸的印刷。
在盖达尔的摄影术发明前的19世纪，版画发展达到巅峰状态，欧洲涌现出了大量职业插图家和雕版技师。虽然绘画在真实程度上不及摄影，但其制作难度却比摄影大得多。比如这些西洋画家为了画北京的市井风貌，就颇费周折。由于北京的居民大多数都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满人，提笼架鸟，喜欢四处找乐子，遇见一个洋人在街上画画，他们马上就围个里三层外三层，结果想画的对象和场景反倒都没有了。
与一般以文字为主的报纸不同，《伦敦新闻画报》是世界第一份以图像为主的新闻性周刊，他的创办人是印刷商赫伯特·英格拉姆。在整个19世纪，它一直保持着世界新闻画报的龙头地位，与日不落帝国相始终。
《伦敦新闻画报》创刊之际，恰逢第一次中英战争，他们派到中国的记者和画师忠实地记录着他们的所见所闻；特别是图片的魅力，速写的传神加上铜版画的精致，历史就被这张报纸定格了。一些插图堪称“大制作”，这些雕凹线法的铜版画构图布局考究，制作精良，都是由顶级雕版师根据记者发回的速写重新制作的。如1958年10月2日《中英天津条约签订仪式》，场面恢弘，人物众多，富有欧洲历史画的典型风格。
1843年，也就是在《伦敦新闻画报》刚刚面世的时候，英国作家乔治·N.赖特联手雕版画家托马斯·阿洛姆共同创作出版了一本介绍中国的画册，这些表现力极为细腻的钢版雕版画为我们保存了极其珍贵的晚清风情图卷。值得庆幸的是，这本画册如今也首次在中国出版，名字就叫《帝国旧影：雕版画里的晚清中国》。100多年后，我们再回看这些制作精美的版画插图和颇有现场感的速写，宛如一场身临其境的穿越，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是一个宽广的老中国世俗社会生活图景；同时，这些栩栩如生的新闻纪实，也无一不是精美绝伦的版画艺术佳品。
三
作为一份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报业鼻祖，《伦敦新闻画报》走过了100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仅仅选取其中很小的片段。本书的内容包括两次中英战争（鸦片战争）、中国内战（太平天国之乱）、耆英访问香港、澳门总督遇刺、广州十三行、世博会的唐人馆、耆英号中国帆船、同治皇帝的婚礼、各地风土人情和民间婚姻习俗。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几乎都有所涉及。
关于鸦片战争，书中有很多报道和评论。“战争的真正原因可以轻而易举地追溯到在东印度公司特许贸易期间英国长期受到侮辱，以及后来中国政府对于律劳卑勋爵所受到的轻慢无动于衷。”战争之前，“英国曾经有两次以朝贡的方式，试图用昂贵的礼物去讨好（中国）天子陛下。”战争的结果，“英国贸易的一个巨大市场即将被打开。”
在战争过程中，发生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比如，两艘英国商船只在台湾海域触礁沉没，297名幸存者遭到中国当局逮捕，最后只有9人活了下来。再比如，英军攻破城市后，会将清政府的粮仓打开，将粮食分给当地的民众。
面对专制权力桎梏下的中国人，英国人对他们的民主宪政和法治文明充满自信，“中国人那么聪明，在跟鞑靼征服者随心所欲的统治相对照时，不会看不到英国人保护生命财产那种公正法律的好处。”“中国人应当感受到一个奉行基督教的仁慈政府所带来的好处，我们应当使他们看到他们的官员与欧洲当权者的区别，否则我们的统治只会令他们比以前更加憎恨番鬼，而不会让他们得到益处。中国人不是很在乎谁统治他们，只要他们能够平平安安地挣钱就行了。并且，比起专制暴虐的清朝官吏，他们当然更愿意要一个有力而公正的统治者。他们给清朝官吏叩头，更多的是出于卑怯而非其他什么动机。”
在英国人看来，鸦片几乎是中国腐败和灾难的象征。“水师官兵们和每一位海关雇员通过鸦片交易所赚到的钱远比制止走私多得多。实际上，那些缉私船所夹带的鸦片不会少于那些专门走私鸦片的船。……鸦片禁令对于阻止鸦片贸易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鸦片继续在全国各地公开销售，大清帝国内每一个城市的鸦片馆数量就像英国的豪华小酒馆那么多。……中国人是如此沉湎于鸦片瘾，以至于他们会不惜一切手段来得到这些毒品。”
在对待鸦片的态度上，英国人充满矛盾和纠结。一方面，“英国人不太理解的鸦片贸易也许能够成为上帝所想要把福音送到中国，并且改变这个国家黑暗状况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鸦片贸易带给他们深深的罪恶感。“假如在一千乃至一万个人中有那么一个鸦片鬼的话，我们便不会羡慕靠鸦片贸易得来的财富。我们不禁将其视为英属东印度政府名誉上的一个污点，因为后者主要是靠种植和贩卖鸦片来获得其岁入的。每一个对于别人怀有善良意愿的人都必须衷心祈愿，以禁止这种给无数中国家庭带来贫穷和死亡的鸦片贸易。”
四
很明显，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报道更多，也更详细。“英国水兵们从天亮以来一直在烧杀劫掠，满载着抢来的财物欢天喜地地归来，……在一个乐呵呵的水兵皮带上晃荡着两只活鸡，另一个更为幸运的家伙扛着一头肥猪。每个人背上都绑着席子。有的提着灯笼，有的抱着菩萨。”“文明”的英国人显然无法理解中国人“无所不用其极”的战争法则，他们认为两广总督叶名琛极其“残暴”，“太平天国叛乱的六个月之内，他光在广州城内就处决了十几万人。我们为他对文明战争仍然一无所知而感到惊诧。”
“我们是在跟海盗和野蛮行为开战，……摆在我面前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在那位可怜的法国传教士马神甫于广西境内被谋杀之后，那些冷酷无情的杀人犯们仍感到不满足，他们挖出了他的心脏，并且把它吃下去了。……而正是这些人称我们为‘蛮夷’”。在战争情况下，连普通的英国商船和英国平民也不能幸免。英国大鳍蓟号邮船多次遭到袭击，飞马号客船遭到清军水师伏击，“这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勇气：拥有整整8000多人的一个兵船舰队大动干戈地追逐一条可怜的小客轮，后者只装载了八九名旅客，然而他们每个人的头颅都值100两银子。”“中国皇帝为每一个‘蛮夷’的头颅都提供了100两白银的悬赏，而中国有成千上万的人会为了50两就不惜犯下最血腥的罪行。”应当承认，这些新闻作为史料似乎并不多见。
中国的孔圣人说过：“邦无道，天下共伐。有道伐无道，解民于倒悬，天地经义。”战争的实质其实是政治的较量。仅从这些战地报道来说，英国坚信自己占有道义优势。“联军并非是在向中国人开战，而是针对叶名琛及其官吏的，许多老百姓也希望能除掉那些骑在他们头上的暴虐贪官。”英法联军在中国招募了大量的“军事辎重队”，“他们全是中国人，身穿黑衣，并在肩上斜挎着一根白布带，上面用中英文写着他们的番号。……他们对我们的忠诚是来自于他们对清朝官员的恐惧。”
“圆明园的焚毁对于清王朝来说肯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打破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以一种粗暴的方式驱散了人们心目中总是环绕在皇帝头上的那个光环。”经历过大宪章和光荣革命洗礼的英国人，本能地对专制王权不信任和鄙视，但同时又对普通民众充满同情和关怀。“我发现中国人非常聪明，他们有惊人的天赋，和我以前听说的完全不同。我和他们相处得很好。孩子们长着你所能想象的最明亮的眼睛，非但不丑陋，还可称得上是最赏心悦目的小家伙。”“在大连湾，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受到了村民礼貌的接待。我们表示需要鸡肉和鸡蛋，便很快就看到小男孩们在追逐咯咯大叫的鸡，大人们消失了一会儿之后就带着很好的鸡蛋返回来了。……他们举止很得体，我们向他们付款，把钱放到褡裢里，但是他们不肯接受任何额外报酬，也不准备把他们的鸡带回去，而是使劲要我们接受，还把它们放到我们的船上。”
五
对于“洪杨之乱”或者“天平天国”，英国人称之为“革命”。1857年正值清朝咸丰七年，在3月14日的报纸上，极其悲观的英国人似乎提前预言了满清帝国的覆灭。“清朝政府并没有明显的希望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皇权。中华帝国必定会分崩离析。7年来已获得局部胜利的革命和无数小的起义，在有些省份里甚至导致了无政府状态、连年饥荒和商贸的凋零。某些地区的瘟疫和另一些地区的蝗灾——所有这些，再加上空虚的国库、游民、军饷不足和军官无能，等等，都必然会造成清朝的迅速瓦解，无论是否有外国人的侵略。”
100多年前的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达尔文时代，强人迭出，强权横行。面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们都盼望着一个上帝般的强人来做救世主。“这个拥有三亿人口的王国，当你知道了地下埋着的矿藏资源和这片富饶肥沃土地上的人口数量时，你不禁会问，究竟是什么阻碍了这个民族在人类事务中发挥重大的影响。它所缺乏的是一位天才，一个能够汲取这个民族力量和活力的真正伟人。这个国家的人口超过了整个欧洲，而且拥有长达三千多年的文明。假如能够涌现一位才智过人，具有钢铁意志的皇帝，一位决心立即与古代传统决裂，并引导人民跨入进步的西方文明的改革家，我们相信这个民族的振兴指日可待，而眼下似乎非常荒唐可笑的中华民族将会令人们刮目相看，甚至会令那些渴望劫掠这个亚洲古国的列强们忐忑不安。”
虽然对清政府充满厌恶和绝望，但对于中国的未来，《伦敦新闻画报》保留了无限的希望与憧憬。“人们完全可以预见，由于英国人不断侵袭闭关自守的中国领土，文明的浪潮将以不可抗拒的势头滚滚而来；无论是中国民众或是其统治者的努力，都无法阻挡对面的光芒以不断增强的辐射力照亮中华帝国最隐秘的中心。”
今天看来，《天津条约》第51条似乎是一个极其中国化的问题：“汉字‘夷’（蛮人）不得出现在任何中国官方发布的中文正式文件中，以用于称呼英国政府或者英国臣民。”通过这份报纸，我们还可以知道最早的外国大使馆，其实并不叫“大使馆”。英国公使馆被称为“大英国府”，同样，俄国公使馆称“大俄国府”，普鲁士公使馆称“大普国府”，而美国公使馆则称“大美国府”。
六
满汉混杂的北京作为当时中国的权力中心，一直是英国记者停留最多的地方，他们从这里寄回了许多关于北京的风土人情的精彩绘画。“作为征服者，清朝皇帝们在北京和其他主要中国城市里都派驻了大量的鞑靼人口，后者组成了一支军队，以统治当地的汉人。……几乎京师所有的鞑靼人口都靠领取清廷的津贴生活。在京师没有工业和制造业。金钱和粮食不断地涌入京师，但是没有任何东西从京师输出。”
对于当时中国的《京报》，英国记者颇为留心。“《京报》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三亿六千万人口中几乎所有的报纸。《京报》只是宫廷内外供人传阅的小报，其内容只包括政府的告示和法令。……由于缺乏一家有效率的报社，使得中国人甚至对于在自己国家发生的事也一无所知。中国南方的叛乱已经持续多年了，但在北京没有人知道有关叛乱的任何消息。然而这儿有许多人会阅读和书写，所以中国有朝一日将会成为报纸的一个巨大市场。”
19世纪的英国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法治文明，相比之下，中国还在权力为所欲为的法家时代。“大清律法长达1557个条款，以野蛮著称。总的来说，中国的刑罚极为残酷，并且与相应的罪行根本就不成比例。……天朝当局竟会出于‘仁慈’的考虑，将犯人的孩子带来看他们已故父亲被砍下来的头颅，以让他们在伦理道德上吸取教训。”
从西方的记忆中，可以打捞起许多陌生的历史。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在这次中西文明大碰撞中，有数不清的敌意和误解，但也有很多善意和交流。1841年，中国人在最早见到英国轮船时，曾经很不客气地给它起绰号为“火妖怪”。1951年，英国创办首届世界博览会，中国主题的“唐人馆”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十多年后，斌春的出访在欧洲刮起了一场“中国旋风”。
1866年3月7日，斌椿一行从北京出发，先后游历了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罗斯、德国、比利时等11个国家，历时4个多月。“中华使臣，从未有至外国者，此次奉命游历，始知海外有如此盛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专门为这个中国来访者举办了一场宫廷舞会。斌春感慨万千：“得见伦敦屋宇器具，制造精巧，甚于中国。至一切政事，好处颇多。且蒙君主优待，得以浏览胜景，实为感幸。”在伦敦照相馆，他留下了生平第一张照片。他的照片立刻成为伦敦最抢手的纪念品，他本人也成为记者追逐的国际名人。很长时间里，关于他的行踪报道占据着各大报刊的显要位置。
在1866年6月23日的《伦敦新闻画报》上，除过关于斌春的新闻报道，还有一段温暖感人的记者评论。很多年后，当年的新闻已经成为尘封的历史；翻看这些旧新闻，如同一趟穿越时空的旅行。今天的我们看着这些曾经的话语，或许会像斌春一样，感慨世界的奇妙。
“我们有理由为他的这次旅行不但向中国，而且向整个欧洲表示祝贺。它具有无比深远的意义，因为我们可以视其为中国的一个承诺，即它将冲破过去闭关自守的政策。中国人逐渐形成的妄自尊大以及他们对西方民族的无知和恐惧都将慢慢地被消除，最终必将创造一个人们诚实、聪明、耐心和勤劳，自然资源丰富的强盛中华帝国。它将在我们这个时代自立于世界之林，并且分享兄弟国家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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