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
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
《牛棚杂忆》这本书记录的是一个疯狂的年代，一位还有呼吸，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辛酸泪，心头血。读这本书时，我不由自主联想起了另一部记录着疯狂的社会的书，《1984》。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仅仅因为一句“打倒老大哥”，那么坚信“英社”的派逊斯便被他仅仅七岁的女儿告发犯有思想罪。在我看来，季羡林只不过是说了几句还有这呼吸的知识分子该说的话，便被他的“高足”举报，他的学生“调查”。
如果说《1984》带给我的感觉是恐怖多过愤怒，那么《牛棚杂忆》带给我的就是愤懑多过害怕。季老在书中尽量用平实的语言在描述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所见所闻所感。他在缘起里写道:
“我决不说半句谎言，决不添油加醋，我的经历是什么样子，我就写成什么样子。增之一分则太多，减之一分则太少。”但是，越是平静淡然的波面，下面的波涛越是汹涌。不需要刻意的想象：被吐口水，睾丸红肿，爬去就医，不医，爬回来，双腿扭曲的“喷气式”，棍子抽打，自杀，未遂。这些施加在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身上，于心何忍，于心何安。
但季老却说，这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是在批斗时，被迫承认“莫须有”的“罪名”。那个时代的伤痛，对有学识的良知之人而言。思想的残害比身体的折磨更甚。
季老是一个懦弱又坚强的人。他曾想“自绝于人民”，但还没来及实施又被造反派抓走了。读到此处，我不知道是该庆幸这样一位大师的“生命”被拯救还是该愤恨一个活着的个体连自己选择“结束生命”的权利都没有。但是既然挺过来了，就好好活下去罢。季羡林曾说
:“我实在不愿意回忆那一段生活，一回忆一直到今天我还是不寒而栗，不去回忆也罢。”然而季羡林又希望能如实地记录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使之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一面镜子。就这样，季羡林在反反复复考虑之后，下定决心由他自己来写。而从“不愿回忆”到“决定自己写”。这其实是从战胜懦弱的一个过程。忍辱负重的季老选择了继续他的学术工作，翻译印度巨作《罗摩衍那》。他自己也写道，自己八百多万字的译注，有百分之七八十居然是文革后完成的。这让我想起太史公，不禁感叹起人类的忍耐力和坚韧。
以前，文革距离我太远，它对我来说只是“四人帮”“红卫兵”“十年浩劫”的几个抽象概念。现在，文革距离我仍然很远，但它已经成为一部混合着疯狂与残暴的血淋淋的历史。
我不明白，那个时代的人们的人性到哪里去了。我觉得我看到的不是一个人的社会，而是一个兽所组成的部落团体。它们有一个头，它们需要一个一致的声音。任何违背这兽性的言论，行为，肉体，都会被它以强暴的姿态撕咬，压迫，乃至毁灭。个人崇拜下的集体疯狂？追名逐利下的人性沦丧？这些似乎都可以用来描述那个年代，也似乎都不足以用来描述那个年代。
不得不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忍耐适应任何情况的民族。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中国人民似乎都能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生存下去。当然，仅仅是生存，不是生活。“麻木”似乎是我们骨子里的一种天性，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似乎是我们的一种本能，而这样做的理由，仅仅是因为那样可以让我们继续“生存”。但我不知道这样的“生存”姿态有怎样的意义，又是以怎样的形式生存下去。
从古至今，外国的文人，艺术家，自杀的不计其数。因为生命的自尊和高傲让他们不愿对社会妥协。中国则不然，古代似乎只有屈原一例。好像，中国人总是特别善于自我调节。“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的观念被贯彻的淋漓尽致。对生命的珍视固然值得理解，但反过来想，是不是太麻木了点，少了点抗争的血性。哪怕是这样忍耐的中国人民，在文革期间，自杀的文化人也不计其数。老舍，傅雷，邓拓……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居然是以这样的方式消亡。外国人的入侵不曾打败他们，在祖国好不容易进入建设阶段，他们排除万难纷纷回国效力的时候，祖国却给了他们这样一份“大礼”，这是何等的讽刺。
然而，最讽刺的是，今天的我们，对那段历史，似乎又要开始遗忘了。社会似乎进入了另一种病态的姿态。时代在改变，经济在发展，但是中国人民对暴力的崇拜臣服和对社会的麻木冷漠似乎从未改变过。只是形式不同罢了。
这时，我不禁想起黑格尔的一句话：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
《牛棚杂忆》这本书记录的是一个疯狂的年代，一位还有呼吸，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辛酸泪，心头血。读这本书时，我不由自主联想起了另一部记录着疯狂的社会的书，《1984》。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仅仅因为一句“打倒老大哥”，那么坚信“英社”的派逊斯便被他仅仅七岁的女儿告发犯有思想罪。在我看来，季羡林只不过是说了几句还有这呼吸的知识分子该说的话，便被他的“高足”举报，他的学生“调查”。
如果说《1984》带给我的感觉是恐怖多过愤怒，那么《牛棚杂忆》带给我的就是愤懑多过害怕。季老在书中尽量用平实的语言在描述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所见所闻所感。他在缘起里写道:
“我决不说半句谎言，决不添油加醋，我的经历是什么样子，我就写成什么样子。增之一分则太多，减之一分则太少。”但是，越是平静淡然的波面，下面的波涛越是汹涌。不需要刻意的想象：被吐口水，睾丸红肿，爬去就医，不医，爬回来，双腿扭曲的“喷气式”，棍子抽打，自杀，未遂。这些施加在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身上，于心何忍，于心何安。
但季老却说，这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是在批斗时，被迫承认“莫须有”的“罪名”。那个时代的伤痛，对有学识的良知之人而言。思想的残害比身体的折磨更甚。
季老是一个懦弱又坚强的人。他曾想“自绝于人民”，但还没来及实施又被造反派抓走了。读到此处，我不知道是该庆幸这样一位大师的“生命”被拯救还是该愤恨一个活着的个体连自己选择“结束生命”的权利都没有。但是既然挺过来了，就好好活下去罢。季羡林曾说
:“我实在不愿意回忆那一段生活，一回忆一直到今天我还是不寒而栗，不去回忆也罢。”然而季羡林又希望能如实地记录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使之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一面镜子。就这样，季羡林在反反复复考虑之后，下定决心由他自己来写。而从“不愿回忆”到“决定自己写”。这其实是从战胜懦弱的一个过程。忍辱负重的季老选择了继续他的学术工作，翻译印度巨作《罗摩衍那》。他自己也写道，自己八百多万字的译注，有百分之七八十居然是文革后完成的。这让我想起太史公，不禁感叹起人类的忍耐力和坚韧。
以前，文革距离我太远，它对我来说只是“四人帮”“红卫兵”“十年浩劫”的几个抽象概念。现在，文革距离我仍然很远，但它已经成为一部混合着疯狂与残暴的血淋淋的历史。
我不明白，那个时代的人们的人性到哪里去了。我觉得我看到的不是一个人的社会，而是一个兽所组成的部落团体。它们有一个头，它们需要一个一致的声音。任何违背这兽性的言论，行为，肉体，都会被它以强暴的姿态撕咬，压迫，乃至毁灭。个人崇拜下的集体疯狂？追名逐利下的人性沦丧？这些似乎都可以用来描述那个年代，也似乎都不足以用来描述那个年代。
不得不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忍耐适应任何情况的民族。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中国人民似乎都能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生存下去。当然，仅仅是生存，不是生活。“麻木”似乎是我们骨子里的一种天性，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似乎是我们的一种本能，而这样做的理由，仅仅是因为那样可以让我们继续“生存”。但我不知道这样的“生存”姿态有怎样的意义，又是以怎样的形式生存下去。
从古至今，外国的文人，艺术家，自杀的不计其数。因为生命的自尊和高傲让他们不愿对社会妥协。中国则不然，古代似乎只有屈原一例。好像，中国人总是特别善于自我调节。“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的观念被贯彻的淋漓尽致。对生命的珍视固然值得理解，但反过来想，是不是太麻木了点，少了点抗争的血性。哪怕是这样忍耐的中国人民，在文革期间，自杀的文化人也不计其数。老舍，傅雷，邓拓……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居然是以这样的方式消亡。外国人的入侵不曾打败他们，在祖国好不容易进入建设阶段，他们排除万难纷纷回国效力的时候，祖国却给了他们这样一份“大礼”，这是何等的讽刺。
然而，最讽刺的是，今天的我们，对那段历史，似乎又要开始遗忘了。社会似乎进入了另一种病态的姿态。时代在改变，经济在发展，但是中国人民对暴力的崇拜臣服和对社会的麻木冷漠似乎从未改变过。只是形式不同罢了。
这时，我不禁想起黑格尔的一句话：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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