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在熟睡，黎明尚远
老实说，布罗茨基先生《小于一》这本书摆在我床头已经很久了，原想睡前看半小时，很快就会有“全剧终”的一天。不料，半小时的时间被手机占去，于是咬咬牙再看十分钟——手机——睡吧。拖延至今，又不料，年底这本书大热，上了很多榜单。热有热的原因，“诺奖得主”，“政治异见者”、“被捕入狱的抵抗者”，“孤独的诗人”之类的标签，容易撩拨起人的好奇心。
“一切在熟睡，黎明尚远”，布罗茨基在比较早期的诗作《献给约翰•邓恩的大哀歌》中写到。就我的印象而言，布氏是个十足的的孤独者，一个人在黑暗中吟咏。流浪是他人生的主题，孤独是他诗歌的灵魂。与别人不同，他的孤独没有使他慌张、放纵、荒凉，反而让他平静、专注、深刻。作为一个卓尔不群的局外人，他对人性、对权力、对政治拥有敏锐的观察，语言就是他的武器。在庸常、机械、疲态的大众舞台，他一个人写就了一出惊心动魄的戏剧，只是这戏剧不是轻松的喜剧，而是永远抗诉的悲剧，是深夜的阵阵惊雷，惊醒了别人，也吓坏了别人。
他曾退学，理由是“不管你碰巧占据的是什么位置，只要它有一点儿正派的痕迹，你都可以肯定有一天某个人会走进来宣称那是他的，或更糟糕，要你跟他分享。这时你要么为这个位置而力争，要么离开它。碰巧我跟喜欢后者。绝不是因为我不会力争，而纯粹是因为我对自己感到恶心：想办法夺取某样吸引其他人的东西，表明你这个选择本身含有某种粗俗。”
做任何一件事特别是一件坏事，人首先需要找到做这件事的正义性、合法性基础，否则，师出无名，不是被唾沫淹死，就是被乱棍打死。这是人类文明的底线，如果连借口都不需要了，就只能沦为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所以世间任何一个稍微正派的位置，都会有人占据，只不过坏人有名无实，正常人有名有实或无名有实。布氏在这里极为谦逊，不图虚名，或者是自信人生用不着这挡箭牌，这类乎是一种不愿同流合污的清高。译者黄灿然在译后记谈到，布罗茨基“很克制和谦逊，而谦逊在本质上是自信——或者反过来说，我们首先听到的是自信，并发现它其实是谦逊。”
布氏在相当长时间内没能见到他的父母，怀念双亲成为他写作的重要主题：“我也不知道他们生命最后十一年或十二年，也即没有我的那些年间是如何生活的。由于我再无机会知道，因此我最好还是假设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是老样子，假设他们在没有我的情况下也许过得更好：既就钱而言，也就他们不必担心我再被捕而言。”
作者当然知道，父母在没有儿子的情况下，绝不会过得更好。只不过因为儿子是戴罪之身，远离也许会少受牵连，但这同时带来天各一方的更大的苦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果连难都不能同当，就近乎是一种灭绝人伦的绝望了。对父母“过得更好”的假设，与其说是一种可能，毋宁说是聊以自慰而已，生命不能承受之痛。史铁生也曾对母亲表达过这种相似的情感，“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长的时间，她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无意渲染任何悲伤气氛，只是提醒在没有深彻苦难的平常日子里，请君倍加珍惜。
作者一家三口，曾经在国家的安排下，挤在集体公寓“一个半房间”里生活，“尽管这种生存方式有其令人厌恶的方面，但是集体公寓也许也有其可取之处。它把生活裸露至最基本部分：它剥掉有关人性的任何错觉。”布罗茨基绝不是一个暖男，他从不给人灌迷魂汤，他对于人性的黑暗面的揭露和刻画，带给人许多清醒的认识。距离和空间可以遮蔽掉人的原始习性，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总是注意保护自己的隐私，它维持着一个人起码的尊严。
布氏还谈到了家庭生活一个十分有趣的片段，母亲“端着我们的正餐/晚餐/茶/甜点翩然走进来。这时父亲会是在看报纸，我则不会离开我的书，除非被命令；而不管怎样，她都知道，她期望从我们这里得到的任何帮助都会姗姗来迟且笨手笨脚。”困难生活中的温情场景，但现在再也看不到母亲走进来的那房门打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生活中太多场景当时只道是寻常，最后追忆才拥有温情的色彩。
这本书，很多部分都是作者一些记忆的片段，但他认为，“记忆背叛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我们最了解的人。它是遗忘的盟友，它是死亡的盟友。它是一张渔网，只有一点儿渔获，而水已经漏掉了。你不能用它来重建任何人，哪怕在纸上。”某些碎片、瞬间或细节，让我们记住一个人，而回忆一个人，也往往由一张照片、一个表情、一句言语开始，然后凭此勾勒或加工成全部的形象，不能排除这是我们选择性记忆的结果，但它往往有着无比的精确性，即使也会造成贯穿一生而不知的误解。我们似乎不应该对记忆抱有厚望，但生活意义却需要由此出发，从而形成某种连贯的图景。记忆将我们带到一个奇妙的境地，这里面有多少是能够由我们选择的，有多少是无意识的，总觉得背后有一种微妙的机制在起作用。
与布罗茨基有过相似经历，在集中营关押过的维克多•弗兰克在《生命的意义》一书中写道：“在这里，从一个人最宝贵的生命到一件最微不足道的物品，一切都可被轻易夺走。在这里，我们只被保留了人性中最后一点自由，那就是在任何已经给定的环境下，决定自己的生活态度，决定自己的生存方式。”对于布氏，在外界剥夺他一切之后，对于剥夺者的描绘和解剥，就是他存在的方式，不知道，这是成就了他，还是毁了他。
人的身上，总有值得抱怨的地方，在身体方面、在家庭方面、在工作方面、在恋爱方面，等等，总有自己的不满意，有时强烈，有时淡忘，有时无可奈何，有时奋而改变。面对这些不完满，我们所表现的不同态度和行为，往往造就人生的不同分野。不是面对优越、快乐、成功，而是面对缺陷、痛苦、失败，决定了我们人生的意义。布罗茨基的人生是独特的，他的经验是独特的，他的才华也是独特的，他脾气的秉性、态度的激烈、具体的做法，有时或可商议，但他在剥夺权利、尊严、快乐的困境中，仍然坚守着心灵的一点自由，“在完全耻辱的情况下试图挺直你的腰板；试图睁大你的眼睛”。他在人生的废墟中，以这点自由为根基，开拓出人生意义的鸿篇巨制。
“除非我的喉咙塞满棕色黏土，否则它涌出的只会是感激。”
“一切在熟睡，黎明尚远”，布罗茨基在比较早期的诗作《献给约翰•邓恩的大哀歌》中写到。就我的印象而言，布氏是个十足的的孤独者，一个人在黑暗中吟咏。流浪是他人生的主题，孤独是他诗歌的灵魂。与别人不同，他的孤独没有使他慌张、放纵、荒凉，反而让他平静、专注、深刻。作为一个卓尔不群的局外人，他对人性、对权力、对政治拥有敏锐的观察，语言就是他的武器。在庸常、机械、疲态的大众舞台，他一个人写就了一出惊心动魄的戏剧，只是这戏剧不是轻松的喜剧，而是永远抗诉的悲剧，是深夜的阵阵惊雷，惊醒了别人，也吓坏了别人。
他曾退学，理由是“不管你碰巧占据的是什么位置，只要它有一点儿正派的痕迹，你都可以肯定有一天某个人会走进来宣称那是他的，或更糟糕，要你跟他分享。这时你要么为这个位置而力争，要么离开它。碰巧我跟喜欢后者。绝不是因为我不会力争，而纯粹是因为我对自己感到恶心：想办法夺取某样吸引其他人的东西，表明你这个选择本身含有某种粗俗。”
做任何一件事特别是一件坏事，人首先需要找到做这件事的正义性、合法性基础，否则，师出无名，不是被唾沫淹死，就是被乱棍打死。这是人类文明的底线，如果连借口都不需要了，就只能沦为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所以世间任何一个稍微正派的位置，都会有人占据，只不过坏人有名无实，正常人有名有实或无名有实。布氏在这里极为谦逊，不图虚名，或者是自信人生用不着这挡箭牌，这类乎是一种不愿同流合污的清高。译者黄灿然在译后记谈到，布罗茨基“很克制和谦逊，而谦逊在本质上是自信——或者反过来说，我们首先听到的是自信，并发现它其实是谦逊。”
布氏在相当长时间内没能见到他的父母，怀念双亲成为他写作的重要主题：“我也不知道他们生命最后十一年或十二年，也即没有我的那些年间是如何生活的。由于我再无机会知道，因此我最好还是假设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是老样子，假设他们在没有我的情况下也许过得更好：既就钱而言，也就他们不必担心我再被捕而言。”
作者当然知道，父母在没有儿子的情况下，绝不会过得更好。只不过因为儿子是戴罪之身，远离也许会少受牵连，但这同时带来天各一方的更大的苦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果连难都不能同当，就近乎是一种灭绝人伦的绝望了。对父母“过得更好”的假设，与其说是一种可能，毋宁说是聊以自慰而已，生命不能承受之痛。史铁生也曾对母亲表达过这种相似的情感，“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长的时间，她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无意渲染任何悲伤气氛，只是提醒在没有深彻苦难的平常日子里，请君倍加珍惜。
作者一家三口，曾经在国家的安排下，挤在集体公寓“一个半房间”里生活，“尽管这种生存方式有其令人厌恶的方面，但是集体公寓也许也有其可取之处。它把生活裸露至最基本部分：它剥掉有关人性的任何错觉。”布罗茨基绝不是一个暖男，他从不给人灌迷魂汤，他对于人性的黑暗面的揭露和刻画，带给人许多清醒的认识。距离和空间可以遮蔽掉人的原始习性，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总是注意保护自己的隐私，它维持着一个人起码的尊严。
布氏还谈到了家庭生活一个十分有趣的片段，母亲“端着我们的正餐/晚餐/茶/甜点翩然走进来。这时父亲会是在看报纸，我则不会离开我的书，除非被命令；而不管怎样，她都知道，她期望从我们这里得到的任何帮助都会姗姗来迟且笨手笨脚。”困难生活中的温情场景，但现在再也看不到母亲走进来的那房门打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生活中太多场景当时只道是寻常，最后追忆才拥有温情的色彩。
这本书，很多部分都是作者一些记忆的片段，但他认为，“记忆背叛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我们最了解的人。它是遗忘的盟友，它是死亡的盟友。它是一张渔网，只有一点儿渔获，而水已经漏掉了。你不能用它来重建任何人，哪怕在纸上。”某些碎片、瞬间或细节，让我们记住一个人，而回忆一个人，也往往由一张照片、一个表情、一句言语开始，然后凭此勾勒或加工成全部的形象，不能排除这是我们选择性记忆的结果，但它往往有着无比的精确性，即使也会造成贯穿一生而不知的误解。我们似乎不应该对记忆抱有厚望，但生活意义却需要由此出发，从而形成某种连贯的图景。记忆将我们带到一个奇妙的境地，这里面有多少是能够由我们选择的，有多少是无意识的，总觉得背后有一种微妙的机制在起作用。
与布罗茨基有过相似经历，在集中营关押过的维克多•弗兰克在《生命的意义》一书中写道：“在这里，从一个人最宝贵的生命到一件最微不足道的物品，一切都可被轻易夺走。在这里，我们只被保留了人性中最后一点自由，那就是在任何已经给定的环境下，决定自己的生活态度，决定自己的生存方式。”对于布氏，在外界剥夺他一切之后，对于剥夺者的描绘和解剥，就是他存在的方式，不知道，这是成就了他，还是毁了他。
人的身上，总有值得抱怨的地方，在身体方面、在家庭方面、在工作方面、在恋爱方面，等等，总有自己的不满意，有时强烈，有时淡忘，有时无可奈何，有时奋而改变。面对这些不完满，我们所表现的不同态度和行为，往往造就人生的不同分野。不是面对优越、快乐、成功，而是面对缺陷、痛苦、失败，决定了我们人生的意义。布罗茨基的人生是独特的，他的经验是独特的，他的才华也是独特的，他脾气的秉性、态度的激烈、具体的做法，有时或可商议，但他在剥夺权利、尊严、快乐的困境中，仍然坚守着心灵的一点自由，“在完全耻辱的情况下试图挺直你的腰板；试图睁大你的眼睛”。他在人生的废墟中，以这点自由为根基，开拓出人生意义的鸿篇巨制。
“除非我的喉咙塞满棕色黏土，否则它涌出的只会是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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