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正胜《编户齐民》第一章《编户齐民的出现》读书报告
杜正胜先生，1944年6月10日出生，台湾省高雄县人，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毕业，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英国伦敦大学政经学院研究员。 曾任中国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人类学组主任、“院士”，台湾省新竹清华大学历史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台湾当局“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委员、顾问室顾问、“部长”，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问学人、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等。
“本书是一本由多篇论文改编成的专著。所以首先本书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即考察从东周到秦汉这一个古今巨变，究竟是如何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变’的；有一个核心的思想，即探讨这一巨变中，有哪些是较为值得肯定的，哪些反而造成了严厉的专制；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即‘编户齐民’。”
现在，再让我们倒过来看看本章的主要内容。根据文章所列的小标题，从文章结构的角度来讲，本章显而易见是一种总-分结构。
首先，作者先向读者解释了本章的核心，也即是本书的标题——“编户齐民”的含义。“故政府按户登录人口，谓之‘编户’。理论上，凡编户之民皆脱离封建时代各级贵族特权的束缚或压迫，是国君统治下的平等人民，故曰‘齐民’” ，以及本章的目的“说明户籍如何编录，众民身份如何齐等”。
第一个小标题“名籍与户籍”，作者首先向读者分别介绍了名籍与户籍的含义：“单一个人的身份资料曰‘名籍’，合户多人的身份资料称作‘户籍’”。 然后，作者通过对秦汉抄家的<封守>公文格式、戍卒家属廪名簿和合家符传的分析考证，得出它们“与户籍关系非常密切” 的结论，然后再“以这三种数据作基础，配合汉代名籍，参考西凉、唐朝户籍的规格，得知秦汉户籍大概是户长名籍加上《封诊式•封守》家属数据的综合形式”。
以下三个小标题“傅籍与课役”“户籍的出现及其意义”与“人民身份由不齐而齐”，也是类似这种首先向读者解释名词含义，然后分析论证，最后得出结论的论述结构，在此不再重复讲述。然而，某些名词解释以及结论还是需要提及的。
关于“傅籍与课役”：首先向读者介绍“傅”的含义：“课征赋役的凭借就是户籍的课役类别记录，达到课役标准者，谓之‘傅’” ，然后通过对先秦史料的考察论证，最后得出“从汉以下，课役类别的划分厥以年岁为准，秦代的分法，根据现有资料，我们主张傅籍课役的标准是身长” 的结论。
关于“户籍的出现及其意义”：首先作者开门见山，先向读者提出“户籍不会早于春秋时代，更精确地说，春秋中叶以前” 的结论，然后通过对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的变法内容的考察，证实上述论点，最后由此推论出了户籍制度出现的意义为“国家更有效地掌握人力资源 ，统治者掌握人民的方式从血缘族群转为地着”。
关于“人民身份由不齐而齐”：首先作者为读者“追溯‘编户’以前的封建城邦时代，政治社会结构的本质在于差别的阶级秩序，天下人的身份是不齐等的” ，然后根据先秦史料，向读者指出封建城邦时代贵族内部之间以及人民内部之间是存在身份差异的，最后又通过举出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的历史，得出“族内成员之贫富分化，国君公民与贵族领民区别之消失，国野界限之泯除” ，导致“齐民化”的结论。
作者是如何论证他在本章中所提出来的这些结论的呢？
首先，从引用的材料来看，本章引用了大量的文献材料与考古学材料。一手材料与二手材料相互结合，互相补充，使历史情境更加充实丰满。从文献材料来看，作者引用了包括《左传》《国语》《周礼》与《管子》等在内的多种中国古代传统典籍。从考古学材料来看，作者主要引用了上世纪20年代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居延汉简》与上世纪70年代发现于湖北省云梦的《睡虎地秦简》。
总的来说，这些材料有如下特点。第一，它们大多数为文字材料。这与本章论述的内容有关。物质材料难以反映“编户齐民”这一制度的出现。第二，文献材料与考古学材料相结合。这与本章论述内容的时间有关。“编户齐民”这一制度开始于秦汉时期。这一时期，文献材料的记载普遍都拥有确切的纪年，可信度比上古三代大大提高。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时间距现代还是显得过于久远，文献材料在流传的过程中不免会出现信息流失与伪造的现象，仍需要考古学材料的补充。总之，本章引用材料之丰富，论证之完善，令其他论证秦汉时期的历史著作汗颜。
其次，从论述得时间范围来看，虽然本章论述的主题“编户齐民”开始于秦汉时期，但是，作者的论述并没有囿于秦汉时期，而是上溯其源，追溯先秦，下及其影响，考察魏晋隋唐。作者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出发，考虑到历朝历代的制度的相互联系，既宏观地展现了“编户齐民”这一制度从先秦到隋唐的发展脉络，又微观地展示了“编户齐民”之一制度在秦汉时期开始之情境。
诚然，正如文章一开头所提及到的，本章的作者杜正胜先生在个人的道德质量方面的表现并不是太好。我们都希望，所有的学者在个人的道德质量方面，能够如他们在学术领域方面美好，正如欧阳修一般。然而，这终归是一个美好的夙愿而已。学者也有像杜正胜先生明目张胆地大搞“台独”，大搞“去中国化”的“台独分子”、“深绿人士”之政客与跳梁小丑之流。然而，自从上个世纪初中国的新史学革命，中国的现代历史学建立，历史学向政治宣告了独立宣言以来，中国历史学就开始与政治分离了。我们可以说，杜正胜先生个人的道德质量的表现并不是太好，但是，也如清末的遗老罗振玉先生一般，这并不妨害他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通观全章，它还是值得一读的。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理性辩证地看待。一方面，我们要对杜正胜先生的政治立场作坚决斗争；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够因噎废食，要认识到杜正胜先生的历史著作的学术价值并且加以有效的利用。
另外，结合本书的全体来看，本书详细阐明了由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汉时期整个社会各个层面的巨变，从而在肯定历史变革之价值的同时，尖锐的批判了法家思想与社会控制对周代“传统”华夏的宗法、礼制、人情关系等的摧毁和破坏。一方面，“编户齐民”制度有利于保证大一统国家有稳定的税收来源以及充足的兵员；另一方面，它又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妨害了人民正常的生产与生活。
本书作于上世纪90年代初。其中的思想内涵，对当时的中国台湾地区，以及对当下的中国内地，都是有借鉴意义的。当时，在中国台湾地区持续了三十多年的戒严令被解除还不到十年，中国台湾地区的民众充满了对过去社会控制制度的反思。本书即在如此的社会背景下写成。
尽管本章为一经典之作，但是也有一定的不足之处。首先，作者在本章之中大量地引用了《周礼》的内容。但是，就连作者自己也在本章中指出，“《周礼》成书较晚，谨慎的学者不敢轻易用来论证周制”。 用一种尚存疑问的文献材料而得出结论，似乎欠妥。另外，本章指出“士卒名籍可能是应临时大批的征集而生，目前可以追溯到武丁时代” ，似乎也略显武断。
“本书是一本由多篇论文改编成的专著。所以首先本书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即考察从东周到秦汉这一个古今巨变，究竟是如何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变’的；有一个核心的思想，即探讨这一巨变中，有哪些是较为值得肯定的，哪些反而造成了严厉的专制；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即‘编户齐民’。”
现在，再让我们倒过来看看本章的主要内容。根据文章所列的小标题，从文章结构的角度来讲，本章显而易见是一种总-分结构。
首先，作者先向读者解释了本章的核心，也即是本书的标题——“编户齐民”的含义。“故政府按户登录人口，谓之‘编户’。理论上，凡编户之民皆脱离封建时代各级贵族特权的束缚或压迫，是国君统治下的平等人民，故曰‘齐民’” ，以及本章的目的“说明户籍如何编录，众民身份如何齐等”。
第一个小标题“名籍与户籍”，作者首先向读者分别介绍了名籍与户籍的含义：“单一个人的身份资料曰‘名籍’，合户多人的身份资料称作‘户籍’”。 然后，作者通过对秦汉抄家的<封守>公文格式、戍卒家属廪名簿和合家符传的分析考证，得出它们“与户籍关系非常密切” 的结论，然后再“以这三种数据作基础，配合汉代名籍，参考西凉、唐朝户籍的规格，得知秦汉户籍大概是户长名籍加上《封诊式•封守》家属数据的综合形式”。
以下三个小标题“傅籍与课役”“户籍的出现及其意义”与“人民身份由不齐而齐”，也是类似这种首先向读者解释名词含义，然后分析论证，最后得出结论的论述结构，在此不再重复讲述。然而，某些名词解释以及结论还是需要提及的。
关于“傅籍与课役”：首先向读者介绍“傅”的含义：“课征赋役的凭借就是户籍的课役类别记录，达到课役标准者，谓之‘傅’” ，然后通过对先秦史料的考察论证，最后得出“从汉以下，课役类别的划分厥以年岁为准，秦代的分法，根据现有资料，我们主张傅籍课役的标准是身长” 的结论。
关于“户籍的出现及其意义”：首先作者开门见山，先向读者提出“户籍不会早于春秋时代，更精确地说，春秋中叶以前” 的结论，然后通过对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的变法内容的考察，证实上述论点，最后由此推论出了户籍制度出现的意义为“国家更有效地掌握人力资源 ，统治者掌握人民的方式从血缘族群转为地着”。
关于“人民身份由不齐而齐”：首先作者为读者“追溯‘编户’以前的封建城邦时代，政治社会结构的本质在于差别的阶级秩序，天下人的身份是不齐等的” ，然后根据先秦史料，向读者指出封建城邦时代贵族内部之间以及人民内部之间是存在身份差异的，最后又通过举出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的历史，得出“族内成员之贫富分化，国君公民与贵族领民区别之消失，国野界限之泯除” ，导致“齐民化”的结论。
作者是如何论证他在本章中所提出来的这些结论的呢？
首先，从引用的材料来看，本章引用了大量的文献材料与考古学材料。一手材料与二手材料相互结合，互相补充，使历史情境更加充实丰满。从文献材料来看，作者引用了包括《左传》《国语》《周礼》与《管子》等在内的多种中国古代传统典籍。从考古学材料来看，作者主要引用了上世纪20年代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居延汉简》与上世纪70年代发现于湖北省云梦的《睡虎地秦简》。
总的来说，这些材料有如下特点。第一，它们大多数为文字材料。这与本章论述的内容有关。物质材料难以反映“编户齐民”这一制度的出现。第二，文献材料与考古学材料相结合。这与本章论述内容的时间有关。“编户齐民”这一制度开始于秦汉时期。这一时期，文献材料的记载普遍都拥有确切的纪年，可信度比上古三代大大提高。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时间距现代还是显得过于久远，文献材料在流传的过程中不免会出现信息流失与伪造的现象，仍需要考古学材料的补充。总之，本章引用材料之丰富，论证之完善，令其他论证秦汉时期的历史著作汗颜。
其次，从论述得时间范围来看，虽然本章论述的主题“编户齐民”开始于秦汉时期，但是，作者的论述并没有囿于秦汉时期，而是上溯其源，追溯先秦，下及其影响，考察魏晋隋唐。作者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出发，考虑到历朝历代的制度的相互联系，既宏观地展现了“编户齐民”这一制度从先秦到隋唐的发展脉络，又微观地展示了“编户齐民”之一制度在秦汉时期开始之情境。
诚然，正如文章一开头所提及到的，本章的作者杜正胜先生在个人的道德质量方面的表现并不是太好。我们都希望，所有的学者在个人的道德质量方面，能够如他们在学术领域方面美好，正如欧阳修一般。然而，这终归是一个美好的夙愿而已。学者也有像杜正胜先生明目张胆地大搞“台独”，大搞“去中国化”的“台独分子”、“深绿人士”之政客与跳梁小丑之流。然而，自从上个世纪初中国的新史学革命，中国的现代历史学建立，历史学向政治宣告了独立宣言以来，中国历史学就开始与政治分离了。我们可以说，杜正胜先生个人的道德质量的表现并不是太好，但是，也如清末的遗老罗振玉先生一般，这并不妨害他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通观全章，它还是值得一读的。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理性辩证地看待。一方面，我们要对杜正胜先生的政治立场作坚决斗争；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够因噎废食，要认识到杜正胜先生的历史著作的学术价值并且加以有效的利用。
另外，结合本书的全体来看，本书详细阐明了由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汉时期整个社会各个层面的巨变，从而在肯定历史变革之价值的同时，尖锐的批判了法家思想与社会控制对周代“传统”华夏的宗法、礼制、人情关系等的摧毁和破坏。一方面，“编户齐民”制度有利于保证大一统国家有稳定的税收来源以及充足的兵员；另一方面，它又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妨害了人民正常的生产与生活。
本书作于上世纪90年代初。其中的思想内涵，对当时的中国台湾地区，以及对当下的中国内地，都是有借鉴意义的。当时，在中国台湾地区持续了三十多年的戒严令被解除还不到十年，中国台湾地区的民众充满了对过去社会控制制度的反思。本书即在如此的社会背景下写成。
尽管本章为一经典之作，但是也有一定的不足之处。首先，作者在本章之中大量地引用了《周礼》的内容。但是，就连作者自己也在本章中指出，“《周礼》成书较晚，谨慎的学者不敢轻易用来论证周制”。 用一种尚存疑问的文献材料而得出结论，似乎欠妥。另外，本章指出“士卒名籍可能是应临时大批的征集而生，目前可以追溯到武丁时代” ，似乎也略显武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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