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遗嘱，一份书摘

昆德拉认为奥威尔的《1984》是一部糟糕的小说，这部小说与诗意隔绝，只是乔装为小说的政治思想，而思想又被小说伪装弄得变了形，变得不准确。同样，它也不曾照亮政治学与社会学均无法企及人类生存情境的秘密，情景与人物在作品中平淡的如一纸告示；它也算不上美好想法的普及，因为思想小说化了便不再以思想的形式行事，而是以小说的形式行事。而这部小说却是以一部糟糕的小说所能散布的一切流毒的形式行事的。

昆德拉认为奥威尔小说的流毒在于，它将一种现实无可挽回地缩小在它纯政治的范围内，而且只局限在这一范围的否定面上。我拒绝这一龟缩，尽管它一再借口说此举有利于同可恶的极权主义作斗争，是有益的宣传。可恶的恰恰是把生活缩小为政治，政治缩小为宣传。因此，不管他的主观意图如何，奥威尔的小说自身就构成了极权精神的一部分，构成了舆论宣传精神的一部分。它将一个可恨的社会的生活缩减，并教人缩减成了它的罪孽的简单罗列。此评极是。

昆德拉：小克雷比永谈到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谈到侮辱，司汤达谈到虚荣。靠着《审判》，卡夫卡至少为我们留下两个概念词，要理解现代社会，这两个词是必不可少的，法庭和审判。卡夫卡意义上的法庭是一种判决力量，它要判决，是因为它有力量；而审判是绝对的，审判的记忆是庞大的，人们可以将它定义为“一切非罪之行为的忘却”，审判精神就是将一切简化为道德，这是针对一切工作、艺术、作品的一种绝对虚无主义。

昆德拉认为人们提起审判不是为了求得公道，而是为了消灭被告。如同布罗德所说，一个不爱任何人而只知道调情的人，他应当去死。因此K被割了喉咙，布哈林被绞死。甚至人们对已死者提出申诉时，也是为了再一次将死者处死，焚烧他们的书，把他们的名字从教科书中删除，拆毁他们的雕像，把以他们名字命名的街道改名。

昆德拉谓如果法庭要对一个国家强加一种审判制度，那么全体人民就都投入了审判的大演习中，并百倍地增加其有效性，每个人都知道它随时随地可能被指控，于是他就事先做反省，做自我批评。自我批评乃被告对起诉人的屈服，对自我的抛弃，一种取消个性的方式。按：不过从雄鸡国的多次运动和无数会议来看，这种自我抛弃可以说是无休无止的。

昆德拉：随着思想越来越自由，字词、行为、玩笑、思考、危险思想、智力教唆的自由之路则变得越来越狭窄，此路越是受到随大流法庭警惕的监视，冲动的自由也就越来越增大。人们鼓吹对思想罪要严厉，对在激情的出神中犯下的罪孽要宽容。按：对于统治阶层来说，一个思考的人显然比其它犯罪更有破坏性，前者是引线，后者是炮灰。

昆德拉：人是在迷雾中前进的 但当他回过头来评判往昔之人时，他在他们的道路上看不到一丝浓雾。他所处的现今也即他们遥远的未来，站在这一点上，他们的道路在他看来一片光明，一览无余。回头看，人看到了道路，他看到前进中的人们，他看到他们的错误，但迷雾不再有。然而所有那些人，…他们都在迷雾中行走，我们不妨设问一下，谁最盲目？是写了歌颂列宁的诗歌却不知列宁主义走向何处的马雅可夫斯基？还是我们这些倒退几十年去评判他却没有看到迷雾包围着他的人？马雅可夫斯基的盲目是人类永恒生存状态的一部分。不看到马雅可夫斯基前进道路上的迷雾，就是忘记了人是什么，忘记了我们自己是什么。

卡夫卡在给布罗德的第二封信写道：在我所写的的一切东西中，只有以下书是有价值的，《判决》《司炉》《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及《饥饿艺术家》（《观察》的一些样书可以留下来，我不愿意让任何人来毁它的版，但是不要再印了）。昆德拉认为，卡夫卡强烈要求毁掉的是私人文字，信件和日记，其次是没有写成功的短篇和长篇。

昆德拉：我离开祖国正是为了逃避这一种恶…他人隐私的泄露一旦成为习惯和规则，就使我们落入这样的一个时代，其最大的赌注就是个人的幸存或是消失。

昆德拉：我不相信卡夫卡要求布罗德毁掉他的信件是害怕它们会发表，出版商们对他的小说不感兴趣，他们怎么还会对他的信件感兴趣呢？促使他把它们毁掉的是耻辱，根本的耻辱，不是一个作家的耻辱，而是一个普通人的耻辱，耻于将隐秘的东西暴露故别人看，给家里人、陌生人看，耻于被转换成客体的人，耻于在死后仍幸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