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人：汉唐之际的冒险家
如果仅凭经过官方编撰而成的传世文献，我们不仅无法认识历史的本来面目，也会遗失很多如烟消散的细节和温情。
公元313年前后，曾经有一位叫作米薇的外国妇女被丈夫抛弃在了中国的敦煌，几乎是怀着绝望的心情，米薇给自己的丈夫写了一封信：
“我像对神一样双膝跪地，向高贵的老爷，（我的）丈夫那奈德表示祝福和致敬……当我听到你身体安好的消息，我感到自己是永远不会死的。可你瞧，我生活得……很糟糕，很不好，很凄惨，我觉得我自己已经死去！我一次又一次给你写信，却从来没有收到过你哪怕一封的回信，我已经对你完全失去了希望。”
伤心最后转化为愤怒，米薇在信末说：
“我遵从你的命令来到敦煌，我没有听从我母亲的话，也没有听从我兄弟们的意见，一定是我遵从你的命令那天惹恼了诸神，我宁愿嫁给猪狗，也不愿做你的妻子。”
这是一封没有寄出的信。它和更多的信一道被收拢在一个邮包里，永远地遗落在了敦煌西北某个长城烽燧底下，直到1907年被英国探险家斯坦因（Aural Stein）发现。这批信是敦煌、武威等地的粟特商人写给家乡撒马尔干或西域楼兰等地粟特人的，信由粟特文写成，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解读，依然未能全部发表。
如果没有这批古信札的发现，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一千多年前曾有一位粟特妇女不顾家人反对跟随丈夫来到中国，后来却被遗弃在了敦煌，陷入绝境。如此私人性的信件并不多见，邮包里的其他信件则更多的是关于在华商业贸易的汇报与信息。
公元579年，兄弟三人为自己去世的父母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虽然他们也用汉文撰写了墓志，但明显并不娴熟，于是他们用更为自如的粟特文同时写了墓志，文章最后说，“凡生于此世间之人，无一能避免死亡……然而，更难的是在人间，一位丈夫和一位妻子得以相互守望，走过这年年岁岁、日日夜夜，甚至他们还将在天堂携手共度”。
这样的句子，还有它承载的情感，超越了时间与种族，有着某种永恒的价值，足以感动每一位与之相遇的读者。
这是一方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的汉语、粟特语双语墓志。2003年出土于一座规模巨大、等级颇高的贵族墓地，除了大量的随葬品，还出土了一座满布精美浮雕叙事图像的石堂。这座石堂，与1999年出土的太原虞弘墓、2000年的西安安伽墓以及一些流散海外的石质墓葬器具，基本属于同一时代，具备类似的题材和造型，却与中国传统墓葬的视觉符号差异极大。这些墓葬的主人，都是入华粟特贵族，墓中技法高超且贴金彩绘的图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人生前的日常生活和宗教信仰。
能够体认到入华粟特人如此生动的历史细节，都拜偶然的考古发现所赐。这些材料的价值是独一无二的，其作者形形色色，他们无意写下历史，更无意留给后人阅读。但正是其新鲜的、随机的、不加修饰的、未经编辑的状态，给予今人接近历史、体贴历史的难得机会。
《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是一部主要倚重考古材料（文书、图像和墓志等）写就的著作，虽然是论文集的形式，但文章之间彼此联系、互有呼应，一道烘托出公元3至8世纪之间（大体上相当于中国的汉唐之间）粟特人沿丝绸之路东行，并沿路建立殖民聚落，最终形成庞大贸易网络的壮阔图景。
粟特人，在中国史籍中又被称为昭武九姓、九姓胡、杂种胡、粟特胡等，属于伊朗系统的中亚古族，操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中的东伊朗语的一支，即粟特语（Sogdian），文字则使用阿拉美文的一种变体，现通称粟特文。粟特本土位于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珊河流域，即西方古典文献所说的Sogdiana（音译作“索格底亚那”），主体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还有部分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在粟特地区大大小小的绿洲上，分布着众多大小不同的城邦国家，其中以撒马尔干（Samarkand）为中心的康国最大，此外，还有安国、石国、曹国、史国、米国等，入华粟特人通常以国名为姓。
这本书中的单篇论文，通过考察粟特文古信札、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多语种文书以及中原各地出土的汉文墓志材料，清晰勾勒出粟特人东行迁徙的道路网络。这条道路从西域北道的据史德（今新疆巴楚东）、龟兹（库车）、焉耆、高昌（吐鲁番）、伊州（哈密），或是从南道的于阗（和田）、且末、石城镇（鄯善），进入河西走廊，经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再东南经原州（固原），入长安（西安）、洛阳；或东北向灵州（灵武西南）、并州（太原）、云州（大同东）至幽州（北京）、营州（辽宁朝阳），或者从洛阳经卫州（汲县）、相州（安阳）、魏州（大名北）、邢州（邢台）、定州（定县）、幽州（北京）可以到营州。
出于安全的考虑，入华的粟特商人往往结成商队一起东行，商队首领便是“萨保”，粟特文叫作s’rtp’w，汉文音译作“萨保”、“萨甫”、“萨宝”等，意译就是“首领”。有关这一官职的来源始终有“粟特文—祆教”与“梵文—佛教”两种说法，多年来聚讼不歇，本书作者在详细爬梳学术史、比勘文献材料的基础上，终结了这一争论，给出了萨宝源于粟特文、且为祆教社团首领的有力证据，并由此进一步呈现了中古时代祆教信徒的聚落形态、婚姻关系和丧葬礼俗。
就像佛教与商业始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样，粟特人的商业贸易与祆教信仰之间也存在着不可或分的联系，由此则得以揭示“安史之乱”背后扑朔迷离的隐情。
“安史之乱”得名于其领导者——安禄山与史思明。今天我们不仅能够以姓氏判断出这两位的粟特族属，而且也找到了其名字的粟特文对应词。
关于安禄山叛乱的物质基础，最关键的一条材料出自唐人姚汝能所撰《安禄山事迹》：“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计百万数。每商至，则禄山胡服坐重床，烧香列珍宝，令百胡侍左右。群胡罗拜于下，邀福于天。禄山盛陈牲牢，诸巫击鼓歌舞，至暮而散。”本书对入华粟特人及其祆教信仰的钩沉爬梳，使得如今我们可以准确理解这条记载的内涵，即安禄山通过扮演祆教祭司的身份，聚拢粟特商人贡献的巨额财富，进而得以雇佣数量庞大的善战骑兵。
安史之乱对中国社会带来极大的影响，此后一百余年中国的北方基本上为这批职业军人掌控，而唐宋之际的五代王朝的建立几乎都出于这一集团武将之手，最著名者，自然是向契丹割让“燕云十六州”的粟特后裔石敬瑭。
除善于经商、征战外，安禄山还与杨贵妃关系不寻常，两人都热爱胡旋舞。白居易的名诗《胡旋女》就有描写：“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以胡旋舞为代表的中亚物质与艺术文明中古时期强势传入中国，大到皇家狩猎队伍中的猎豹、长安当炉的胡姬，小到宫廷贵妇人玩耍的波斯犬、绘制壁画使用的胡粉香料等，这一点很早就引起学界的注意，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薛爱华（Edward H.Schafer）《唐代的外来文明》等名著着墨于此。本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在敦煌壁画、墓葬石刻等视觉材料中指认出这些物质文明交流的承担者——粟特人的形象。这一早已烟消云散的族群，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的漫长历史中，仿佛新时代的“腓尼基人”，秉持着“利之所至、无远弗届”的冒险精神，沟通了东西方文明的往来，使得中古时代的中亚地区，如同十六世纪的地中海世界一样，成为四方文明汇聚、冲突、交融、新生的所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比拟的影响。
然而，若不是大量考古资料的再现和学者悉心的钩沉拼缀，这几乎是永恒失落的一章。
《北京青年报》2014年10月24日
公元313年前后，曾经有一位叫作米薇的外国妇女被丈夫抛弃在了中国的敦煌，几乎是怀着绝望的心情，米薇给自己的丈夫写了一封信：
“我像对神一样双膝跪地，向高贵的老爷，（我的）丈夫那奈德表示祝福和致敬……当我听到你身体安好的消息，我感到自己是永远不会死的。可你瞧，我生活得……很糟糕，很不好，很凄惨，我觉得我自己已经死去！我一次又一次给你写信，却从来没有收到过你哪怕一封的回信，我已经对你完全失去了希望。”
伤心最后转化为愤怒，米薇在信末说：
“我遵从你的命令来到敦煌，我没有听从我母亲的话，也没有听从我兄弟们的意见，一定是我遵从你的命令那天惹恼了诸神，我宁愿嫁给猪狗，也不愿做你的妻子。”
这是一封没有寄出的信。它和更多的信一道被收拢在一个邮包里，永远地遗落在了敦煌西北某个长城烽燧底下，直到1907年被英国探险家斯坦因（Aural Stein）发现。这批信是敦煌、武威等地的粟特商人写给家乡撒马尔干或西域楼兰等地粟特人的，信由粟特文写成，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解读，依然未能全部发表。
如果没有这批古信札的发现，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一千多年前曾有一位粟特妇女不顾家人反对跟随丈夫来到中国，后来却被遗弃在了敦煌，陷入绝境。如此私人性的信件并不多见，邮包里的其他信件则更多的是关于在华商业贸易的汇报与信息。
公元579年，兄弟三人为自己去世的父母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虽然他们也用汉文撰写了墓志，但明显并不娴熟，于是他们用更为自如的粟特文同时写了墓志，文章最后说，“凡生于此世间之人，无一能避免死亡……然而，更难的是在人间，一位丈夫和一位妻子得以相互守望，走过这年年岁岁、日日夜夜，甚至他们还将在天堂携手共度”。
这样的句子，还有它承载的情感，超越了时间与种族，有着某种永恒的价值，足以感动每一位与之相遇的读者。
这是一方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的汉语、粟特语双语墓志。2003年出土于一座规模巨大、等级颇高的贵族墓地，除了大量的随葬品，还出土了一座满布精美浮雕叙事图像的石堂。这座石堂，与1999年出土的太原虞弘墓、2000年的西安安伽墓以及一些流散海外的石质墓葬器具，基本属于同一时代，具备类似的题材和造型，却与中国传统墓葬的视觉符号差异极大。这些墓葬的主人，都是入华粟特贵族，墓中技法高超且贴金彩绘的图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人生前的日常生活和宗教信仰。
能够体认到入华粟特人如此生动的历史细节，都拜偶然的考古发现所赐。这些材料的价值是独一无二的，其作者形形色色，他们无意写下历史，更无意留给后人阅读。但正是其新鲜的、随机的、不加修饰的、未经编辑的状态，给予今人接近历史、体贴历史的难得机会。
《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是一部主要倚重考古材料（文书、图像和墓志等）写就的著作，虽然是论文集的形式，但文章之间彼此联系、互有呼应，一道烘托出公元3至8世纪之间（大体上相当于中国的汉唐之间）粟特人沿丝绸之路东行，并沿路建立殖民聚落，最终形成庞大贸易网络的壮阔图景。
粟特人，在中国史籍中又被称为昭武九姓、九姓胡、杂种胡、粟特胡等，属于伊朗系统的中亚古族，操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中的东伊朗语的一支，即粟特语（Sogdian），文字则使用阿拉美文的一种变体，现通称粟特文。粟特本土位于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珊河流域，即西方古典文献所说的Sogdiana（音译作“索格底亚那”），主体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还有部分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在粟特地区大大小小的绿洲上，分布着众多大小不同的城邦国家，其中以撒马尔干（Samarkand）为中心的康国最大，此外，还有安国、石国、曹国、史国、米国等，入华粟特人通常以国名为姓。
这本书中的单篇论文，通过考察粟特文古信札、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多语种文书以及中原各地出土的汉文墓志材料，清晰勾勒出粟特人东行迁徙的道路网络。这条道路从西域北道的据史德（今新疆巴楚东）、龟兹（库车）、焉耆、高昌（吐鲁番）、伊州（哈密），或是从南道的于阗（和田）、且末、石城镇（鄯善），进入河西走廊，经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再东南经原州（固原），入长安（西安）、洛阳；或东北向灵州（灵武西南）、并州（太原）、云州（大同东）至幽州（北京）、营州（辽宁朝阳），或者从洛阳经卫州（汲县）、相州（安阳）、魏州（大名北）、邢州（邢台）、定州（定县）、幽州（北京）可以到营州。
出于安全的考虑，入华的粟特商人往往结成商队一起东行，商队首领便是“萨保”，粟特文叫作s’rtp’w，汉文音译作“萨保”、“萨甫”、“萨宝”等，意译就是“首领”。有关这一官职的来源始终有“粟特文—祆教”与“梵文—佛教”两种说法，多年来聚讼不歇，本书作者在详细爬梳学术史、比勘文献材料的基础上，终结了这一争论，给出了萨宝源于粟特文、且为祆教社团首领的有力证据，并由此进一步呈现了中古时代祆教信徒的聚落形态、婚姻关系和丧葬礼俗。
就像佛教与商业始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样，粟特人的商业贸易与祆教信仰之间也存在着不可或分的联系，由此则得以揭示“安史之乱”背后扑朔迷离的隐情。
“安史之乱”得名于其领导者——安禄山与史思明。今天我们不仅能够以姓氏判断出这两位的粟特族属，而且也找到了其名字的粟特文对应词。
关于安禄山叛乱的物质基础，最关键的一条材料出自唐人姚汝能所撰《安禄山事迹》：“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计百万数。每商至，则禄山胡服坐重床，烧香列珍宝，令百胡侍左右。群胡罗拜于下，邀福于天。禄山盛陈牲牢，诸巫击鼓歌舞，至暮而散。”本书对入华粟特人及其祆教信仰的钩沉爬梳，使得如今我们可以准确理解这条记载的内涵，即安禄山通过扮演祆教祭司的身份，聚拢粟特商人贡献的巨额财富，进而得以雇佣数量庞大的善战骑兵。
安史之乱对中国社会带来极大的影响，此后一百余年中国的北方基本上为这批职业军人掌控，而唐宋之际的五代王朝的建立几乎都出于这一集团武将之手，最著名者，自然是向契丹割让“燕云十六州”的粟特后裔石敬瑭。
除善于经商、征战外，安禄山还与杨贵妃关系不寻常，两人都热爱胡旋舞。白居易的名诗《胡旋女》就有描写：“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以胡旋舞为代表的中亚物质与艺术文明中古时期强势传入中国，大到皇家狩猎队伍中的猎豹、长安当炉的胡姬，小到宫廷贵妇人玩耍的波斯犬、绘制壁画使用的胡粉香料等，这一点很早就引起学界的注意，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薛爱华（Edward H.Schafer）《唐代的外来文明》等名著着墨于此。本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在敦煌壁画、墓葬石刻等视觉材料中指认出这些物质文明交流的承担者——粟特人的形象。这一早已烟消云散的族群，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的漫长历史中，仿佛新时代的“腓尼基人”，秉持着“利之所至、无远弗届”的冒险精神，沟通了东西方文明的往来，使得中古时代的中亚地区，如同十六世纪的地中海世界一样，成为四方文明汇聚、冲突、交融、新生的所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比拟的影响。
然而，若不是大量考古资料的再现和学者悉心的钩沉拼缀，这几乎是永恒失落的一章。
《北京青年报》2014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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