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脊梁与声音
林贤治，最初是一位诗人，后以研究鲁迅和写作思想散文而活跃于文坛。他以诗化的语言解剖时代的诟病，以言说来抵抗沉默，是一位学者型的现代知识分子。《夜听潮集》秉承林贤治一贯的写作风格，笔涉历史、政治、文化、艺术诸领域，将历史的再现与现实的思索巧妙地结合起来，呈现出明确的问题意识。
通观全书，林贤治关注的依然是黑暗时代的知识分子问题。在历史上，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身上有睿智、独立、正义、自由、担当等精神特质。就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是社会的牛虻，以笔为武器，与恶势力搏斗，也就成了极权统治的敌人。以纳粹德国为例，在1933年至1935年间，就有94名德国作家和37名非德语作家作品被焚毁，100多位作家逃亡国外，只要谁心怀不满而有所表达，势必遭到纳粹政府的清算。在这一点上，苏联知识分子的境遇或许更有说服力。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古米廖夫、曼德施塔姆、巴别尔等人先后遭到镇压；扎米亚京、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等人被开除作协；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扎鲍洛茨基等人的作品被禁止出版或上演，甚至被视为“敌人”送至劳改营。
在极权主义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极其不幸。林贤治认为：“身为知识分子，如果声音被卡在喉咙里发不出来，社会根本无法听到，应当说是不幸的；如果言论发表过后，自己却因言获罪，被监禁，被流放，被‘蒸发’，自然更为不幸。”面对极权主义的淫威，知识分子是说还是不说呢？这是知识分子的良知问题。在极权国家里，书报审查极为严格，写作成了高风险的事业，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人抓“小辫子”。但许多知识分子为了捍卫正义和良知，依然保持独立姿态，不愿意按照国家的指令写作。在这样的背景下，极权国家里极容易出现“地下写作”。上世纪60年代，在苏联出现了一个被称作持不同政见者的作家群体，出版地下刊物“萨米亚特”，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最初就刊登在那里。这些知识分子大都选择了“隐微写作”，其作品带有明显的隐喻性，但又剑指极权统治。扎米亚京的著名小说《我们》，是一本融科幻与社会讽刺于一体的寓言式反乌托邦作品，“把国家奴役设计为一个扼杀个性和自由的集体主义城市乌托邦”。
不可否认，并非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刚直不阿的。在极权国家里，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帮凶，知识分子的脊梁同样也会弯曲。1956年，苏联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自杀身亡，他在遗书中这样描述道：“优秀的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被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至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以想到。”那些被作协豢养起来的作家，实则“死魂灵”，所写的作品多半是“垃圾”。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的原因，林贤治在书中引用了阿伦特《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的两个案例，其一是关于纳粹军官艾克曼，曾负责将300万犹太人遣送至灭绝营；其二是关于犹太居民委员在大屠杀中与纳粹政府合作的事实。这两个案例强调了个人的罪恶是制度性的，但逃脱不了制造恶的责任，因为他们以自私、欺骗、告密、犬儒主义直接腐蚀瓦解社会道德中的爱、诚信、同情心等品质，使整个社会变得冷漠、残酷、贪婪。
遥想鲁迅当年横站战斗，不做帮凶，也不做帮忙者和帮闲者，这对所有知识分子而言，这是脊梁问题，它关涉自由和尊严。
（作者 何贤桂）
通观全书，林贤治关注的依然是黑暗时代的知识分子问题。在历史上，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身上有睿智、独立、正义、自由、担当等精神特质。就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是社会的牛虻，以笔为武器，与恶势力搏斗，也就成了极权统治的敌人。以纳粹德国为例，在1933年至1935年间，就有94名德国作家和37名非德语作家作品被焚毁，100多位作家逃亡国外，只要谁心怀不满而有所表达，势必遭到纳粹政府的清算。在这一点上，苏联知识分子的境遇或许更有说服力。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古米廖夫、曼德施塔姆、巴别尔等人先后遭到镇压；扎米亚京、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等人被开除作协；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扎鲍洛茨基等人的作品被禁止出版或上演，甚至被视为“敌人”送至劳改营。
在极权主义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极其不幸。林贤治认为：“身为知识分子，如果声音被卡在喉咙里发不出来，社会根本无法听到，应当说是不幸的；如果言论发表过后，自己却因言获罪，被监禁，被流放，被‘蒸发’，自然更为不幸。”面对极权主义的淫威，知识分子是说还是不说呢？这是知识分子的良知问题。在极权国家里，书报审查极为严格，写作成了高风险的事业，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人抓“小辫子”。但许多知识分子为了捍卫正义和良知，依然保持独立姿态，不愿意按照国家的指令写作。在这样的背景下，极权国家里极容易出现“地下写作”。上世纪60年代，在苏联出现了一个被称作持不同政见者的作家群体，出版地下刊物“萨米亚特”，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最初就刊登在那里。这些知识分子大都选择了“隐微写作”，其作品带有明显的隐喻性，但又剑指极权统治。扎米亚京的著名小说《我们》，是一本融科幻与社会讽刺于一体的寓言式反乌托邦作品，“把国家奴役设计为一个扼杀个性和自由的集体主义城市乌托邦”。
不可否认，并非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刚直不阿的。在极权国家里，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帮凶，知识分子的脊梁同样也会弯曲。1956年，苏联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自杀身亡，他在遗书中这样描述道：“优秀的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被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至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以想到。”那些被作协豢养起来的作家，实则“死魂灵”，所写的作品多半是“垃圾”。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的原因，林贤治在书中引用了阿伦特《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的两个案例，其一是关于纳粹军官艾克曼，曾负责将300万犹太人遣送至灭绝营；其二是关于犹太居民委员在大屠杀中与纳粹政府合作的事实。这两个案例强调了个人的罪恶是制度性的，但逃脱不了制造恶的责任，因为他们以自私、欺骗、告密、犬儒主义直接腐蚀瓦解社会道德中的爱、诚信、同情心等品质，使整个社会变得冷漠、残酷、贪婪。
遥想鲁迅当年横站战斗，不做帮凶，也不做帮忙者和帮闲者，这对所有知识分子而言，这是脊梁问题，它关涉自由和尊严。
（作者 何贤桂）
有关键情节透露
